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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國恥教育的社會動員力量(1895-1927)

2020-11-25 07:29陳迪雅鄭士璟
中學歷史教學 2020年10期
關鍵詞:國恥教育

陳迪雅 鄭士璟

1840年鴉片戰爭后,伴隨著一系列戰爭失敗和不平等條約簽訂而來的恥辱感與危機感,深深地激發了一些社會進步人士的救亡意識,他們開始試圖將個人和國家的恥辱結合起來,并想要將其變成一種群體認知,以激發民眾普遍的愛國救亡之情。在這一過程中,國恥教育的重要性也隨之凸顯。國恥教育主要是運用中國近代歷史上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與帝國主義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國恥日,對公民進行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教育。本文擬從社會方面對清末民初中國國恥教育的產生和發展作一初步探討,結合這方面的動員力量在推動近代國恥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所得所失,希望對當代國恥教育的有效實施和開展有所借鑒。

一、清末民初國恥教育的社會動員力量

(一)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的社團組織

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來,面對劇烈動蕩的社會環境,想靠個人力量去挽救國家危亡局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社會中一些志同道合的進步知識分子紛紛結成社團組織,其中開展國恥教育成為他們救亡圖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早出現的帶有國恥教育性質的社團,應是1897年康有為、壽富創立的知恥學會。梁啟超為其撰序,稱日本落后可以知恥而維新,如今中國危亡在即,民貴知恥,愿“誦恥以倡于天下”。壽富亦作后序痛陳甲午戰后簽訂喪權辱國條約之恥,提倡“為學”而明恥雪恨。知恥學會希望通過興辦新學使得滿洲貴族子弟能知國恥,開民智,興民族。隨后社會上掀起了國恥教育的風潮。

對日“二十一條”簽訂后,社會上掀起了反日愛國運動的浪潮。1923年7月 17日成立的中國少年自強會預備會上,彭十嚴便陳述了發起中國少年自強會的動機,指出“中國之事業幾無一不在外人之手”,鼓勵青年“急起直追,以圖挽救之”[1]。同年,在國家主義思潮中影響最大的中國青年黨成立,并設有《醒獅周報》?!缎血{周報》采用發行專號的方式,對國恥史實如“五九國恥紀念號”、“外抗強權方法號”、“中俄問題專號”等進行專門的報道和評論,呼吁民眾在國家主義旗幟下團結一致、共抗外侮。

在1925年8月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的第四次年會上,陳啟天提出要“厲行國恥教育,以培植御侮靖難之深厚感情”,經過修改,為教育行政組所采納。[2]會上,初等教育組也通過了司壽山等提出的“小學校施行國恥教育”的議案。[3]同年10月,第十一屆全國教聯會通過的《今后教育宜注意民族主義案》強調:編寫歷史教科書“應多取吾國民族光榮之歷史,及說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兒童教育“多采用國恥圖畫、國恥故事, 以引起其愛國愛家愛種族之觀念”[4]。此時在社團組織的進一步強調下,國恥教育的重要性得到認可并以議案的形式公開發布。

綜上所述,由先進知識分子組成的社團組織通過直接參與社會活動,推動了國恥教育的產生和發展。這些社團組織所參與的社會活動往往與政治掛鉤,因此他們的提議在獲得國家行政組的支持后,更是推動了有關國恥教育議案的施行,使得國恥教育的重要性得以凸顯,國恥教育的實際實踐也有所保障。

(二)以啟發民智為目標的國恥著述

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有關“國恥”和“亡國”的著述內容開始成為知識分子寫作的熱點。這些知識分子試圖通過對國恥史實的寫作,喚醒人們的救亡意識。

1896年王炳耀將外國報刊的有關資料匯編為《中日戰輯》(后被收錄為《甲午中日戰輯》),并在其中寫道:“當思倭之所以勝,吾之所以敗。亡羊補牢,尚未為晚”[5],呼吁人們牢記國恥,自強救國。1897年,姚錫光將自己在甲午戰爭中的所見所聞編寫成《東方兵事記略》,希望國人明國恥,以救亡圖存。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有關“國恥”的分析和論述更是成為寫作的焦點。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國恥著述,部分如下表所示。

時間 作者 著作

1903年 陳天華 《猛回頭 警世鐘》

1905年 沈文浚 《國恥小史》

1906年 黃毅等編 《中國最近恥辱記》

1915年 趙玉森 《國恥小史續編》

孫鑫源 《國恥鑒》

郁慕俠 《國恥小志》

1917年 呂思勉 《國恥小史》

1924年 朱壽因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小史》

1926年 謝彬 《中國喪地史》

其中,沈文浚的《國恥小史》從鴉片戰爭開始,詳細記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歷程,成為此后編寫國恥史的樣板。孫鑫源的《國恥鑒》更為系統地按歷次訂約的損失將國恥分為了割地、藩屬喪失、國疆被侵等八類。郁慕俠的《國恥小志》將內容創新地分為“國恥論說、國恥歌謠、國恥楹聯、國恥詩詞、國恥童經、國恥格言等欄?!?/p>

在當時除了有關于列舉條約、外交失敗的相關書籍外,也有相關國恥小說的流行,如包天笑的小說《國恥記念之一》、張愕臣的《碧玻璃》、七幕劇《胭脂井》等。還有繪制《中華國恥地圖》,旁列畫界條約、租借條約、媾和條約等。[6]

知識分子通過對國恥內容的寫作與記述,不僅加深了民眾對于國家情形嚴峻性的認識,還在潛移默化中對讀者進行了國恥史實的教育,有利于國恥教育的推行,喚醒民眾的愛國救亡之情。

(三)以紀念國恥、開展教育為主題的生活報刊和學術雜志

民國時期,《申報》作為近代報刊的重要代表,大量刊載了關于國恥紀念的內容。1915年5月9日“二十一條”簽訂后,民族情緒空前高漲,深重的國恥感籠罩全國。次日,章士釗救發表《時局痛言》一文,在結尾標明作于“五月九日,即國恥紀念日”[7],是為最先使用的“國恥紀念日”的概念。5月21日全國教育聯合會對上海企業家穆湘玥的致電做出回復,決議設立“五九國恥日”以砥礪國人。[8]同時,《申報》還積極關注并報道了當時社會各界對“五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如1915年5月19日《贛人士紀念國恥》報道,奉新商黃壽彭在售賣的一塊玻璃鏡上刻上“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初七日國恥紀念”十五個字,在日用茶杯飯碗上刻上“五月七日國恥紀念”八個字以警醒世人;新建人張祺慶割破手指寫血書并送交報館,呼吁國人勿忘國恥等。[9]此后,直到建國前,每年的5月9日在《申報》上都會刊載有關國恥紀念活動的報道。

“五九國恥日”的設立后,許多教育家、學者也紛紛在學術雜志中發表國恥教育的相關文章。作為中國近代教育期刊史上的“雙子星”,以《教育雜志》和《中華教育界》為代表的期刊開始收錄刊載大批關于國恥教育研究和交流的文章,如在1915年所刊載的候鴻鑒的《國學國恥勞苦三大主義表例》中明確指出要挽救民族危機,各科教授應注意“國恥”,并具體舉例進行了分析。[10]1923年常道直的《教育評壇:小學史地科中之國恥史實》和1925年徐映川的《小學史地教本中的國恥教材問題》、益三的《自由論壇:有關國恥的史地教材應否酌量輸入以激勵民氣》等也都強調了國恥史教學的必要性并對相關教學內容進行了構思。1926 年,《中華教育界》的第一期還推出了“小學愛國教材”專號,分別介紹了國語科、歷史科、地理科、算術科等科的愛國教材,并就各科如何進行國恥教學分別做出了詳細的介紹。此外,社會上還出現了專門的國恥刊物, 如 1921年出版的《國恥雜志》等。

綜上所述,報紙作為當時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有力地促進了國恥觀念的傳播,在國恥教育的社會動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學術雜志為國恥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臺,學者們在雜志中明確指出了在學校進行國恥教育的必要性,推動了國恥教育和學校教學的進一步結合。

二、對于近代國恥教育社會動員力量的評價

在近代中國民族危亡之際,一大批進步人士率先意識到救亡圖存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面對政府的軟弱妥協、民眾的頑愚麻木,他們不僅聯合建立社團組織,投身“開化民智”的社會宣講和政治洪流中,還以文字為武器,通過寫作形式多樣的國恥著述、報道動態的國恥史實、發表關于國恥的評論以及刊登國恥教育相關學術文章的方法開展國恥教育,從而把握住了當時所能接觸到的最大范圍的受眾群體,使部分民眾能夠及時了解國家的危急局勢,對他們進行國恥史實的普及和教育,以激發民眾的救亡圖存意識,喚醒民眾的愛國情感。

但是,這種基于傳統媒介即以書籍報刊為主的宣傳在當時社會也有一定的不現實性。在戰亂年代,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尚無法保障,何談花錢去購買讀物以享時政之利弊。加之清末以來,傳統封建教育尚存,平民教育也未普遍推廣,普通百姓識字不多,知識分子懷揣救國之心嘔心瀝血的文字,在他們面前也未必有多大啟蒙作用。故進步人士的社會動員對于當時的受眾群體來說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宣傳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近代國恥教育的目標在于培養國人的民族國家觀念。盡管當時社會動員的力量有所不足,但對國恥教育的產生和發展也發揮過巨大的推動作用。進入和平年代,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得到長足發展。但優渥的生活條件使得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無法對過去中國經受的苦難感同身受,因此國恥觀念日益淡泊,辱罵烈士、分裂國家、崇洋媚外的現象屢見不鮮。故希望通過本文對清末民初國恥教育社會動員力量的簡要探析,給當代國恥教育的有效實施和開展稍予啟迪和借鑒。

【注釋】

[1] 吳紹熙:《會務紀要》,《行健》1924年第1期,第198頁。

[2]《分組會議議案匯錄·教育行政組》,《新教育》1925年第11卷第2期,第77頁。

[3]《分組會議議案匯錄·初等教育組》,《新教育》1925年第11卷第2期,第104—105頁。

[4]《今后教育宜注意?族主義案》,《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1926年第2卷第1期,第74?。。

[5]阿英:《近代外禍史》,上海:潮鋒出版社,1947年,第246頁。

[6] 《介紹新圖》,《申報》1916年7月29日,第11版。

[7] 章士釗:《章士釗全集 第3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377頁。

[8]《教育聯合會覆穆湘玥電》,《申報》,1915年5月22日,第10版。

[9]《贛人士紀念國恥》,《申報》,1915年5月19日,第6版。

[10] 候鴻鑒:《國學國恥勞苦三大主義表例》,《教育雜志》1915年第7卷第7期,第2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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