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流通業可持續創新發展機制研究
——基于可持續發展目標

楊萬壽 博士后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 廣東深圳 518000）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流通經濟發展不均衡，“量” 大于 “質” 的情況十分突出，高質量發展目標難以完成。從宏觀角度來看，由于國際保守勢力抬頭，西方發達國家逐步開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國際流通發展受阻，進出口增速放緩。李懷政（2018）研究發現，由于我國流通業市場競爭激烈，市場逐漸觸頂，外部投資水平逐漸下滑；在進出口和投資的經濟拉動作用逐步下降的同時，消費內需潛力發掘不足。在微觀角度來看，流通服務的供應不足、質量不足問題，也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高效率運行。王楠（2018）指出，我國流通領域存在大量道德風險、惡意欺詐和市場紊亂問題，導致市場資源配置無效，經濟發展缺乏效益。從理論上來看，流通經濟的問題不僅是經濟理論的問題，更是管理體制上的問題，進而導致制度性阻滯下的經濟低效化。宏微觀的各種問題也推動我國進行流通領域的制度性改革，實施可持續發展就是實現流通經濟管理機制創新的核心方案（董志學、劉慧，2018）。

聯合國于2015 年提出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這是繼2000 年的千年發展目標（MDGs）后聯合國對2015-2030 年全球經濟發展的規劃總綱。SDGs 規劃中明確指出了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SDGs 第12 條中明確要求確?？沙掷m消費和生產模式，促進資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顯然，我國過高的流通成本和質量偏低的流通服務導致社會各界對流通經濟存有期待，而流通業在經濟循環中的重要作用也促使產業向高質量、可持續方向發展。那么，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指引下，我國流通經濟發展究竟有哪些具體目標？實現流通經濟可持續發展又會遇到哪些困難？針對流通經濟管理機制改革又可以提出哪些對策？這將是本文力圖說明的核心問題。

我國流通經濟的發展歷程

流通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流通經濟則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效益。商品流通過程伴隨著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和流通經濟循環，貨幣媒介在這一過程中歷經了復雜的交換（王海船、張堅，2019）。馬克思曾提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我國流通經濟在40 余年來實現了快速發展，僅從數據角度來看，流通業不僅走向了快速現代化水平道路，也實現了產業管理人才的快速累積。然而，依紹華（2017）認為，中國流通經濟發展 “量” 先于 “質”，偏重于人力資源集聚和流通發展速度，忽視了對產業質量和經濟效益的管理，在保護自然環境、維持生態資源、帶動周邊產業發展等本質問題上關注不足?？偟膩砜?，我國的流通經濟按照時間節點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如圖1 所示。

第一階段為流通經濟發展初級階段（1949-1978 年）。在該時期，受到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我國長期處于 “無流通化” 過程中，盡管再生產進程始終存在，但流通業整體發展速度緩慢，且在1960 年左右還存在明顯的負增長現象，我國流通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37%，中國流通業整體效率極為低下。由于計劃經濟時期的流通經濟是依附于其他工業生產的二級部門，流通業主導力量極弱，政府主導下的流通行為并不普遍，且集中于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流通經濟的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王雨飛等，2018）。

第二個階段為流通經濟發展中級階段（1979-2010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逐漸走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階段，但在改革開放前期，市場動力依然缺失，流通業的重要性并未被正確認知，流通經濟增速類似于初級階段。隨著我國社會流動速度加快，城鄉經濟的壁壘逐漸被打破，區域內流通甚至跨區域流通迅速成為主流，我國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南方沿海地區，實現東北至沿海、沿海至內陸的流通通道變得尤為關鍵，因此我國流通業在2000 年后開始了跨越式的發展，中小流通企業大量出現，成為主導我國流通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但在21 世紀前夕，雖然我國流通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但重“量”不重“質” 的情況十分普遍，流通業的空間結構上也并不完善，呈現出東部密集、西部落后、中部坍塌的空間布局，流通業的空間布局問題導致流通效率無法匹配流通經濟總量，流通服務質量難以保障全國流通環節。沈劍飛（2018）認為，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流通業發展方向，也忽視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特征，并逐漸暴露出諸多問題。

第三個階段為流通經濟發展高級階段（2011 年至今）。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拉開序幕，這也帶動了流通領域的一系列結構性改革，流通業增速上突破至3.12%，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流通企業總資產迫近60 萬億，成為我國的支柱型產業。而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推動流通經濟深入發展的重要抓手，流通經濟逐漸實現與市場經濟的全面接軌，流通產業集群均勻分布在我國重點產業區，包括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下游、成渝、東北等多個流通片區。流通產業規模效應初步顯現，拉動了流通經濟的持續增長。但不應忽視的是，流通經濟的輻射效應和梯度帶動效應仍然較弱，對于周邊產業的促進作用尚未發揮出來，流通空間布局雖然大有改善，但仍不足以覆蓋我國全部地區，中西部大量城市的流通需求得不到滿足，現有流通產業結構無法匹配當地生產環境。流通業的發展離不開人力資源的集聚，而人力資源的大量集中又會導致 “擁擠成本”，甚至突破土地承載能力上限。部分中小流通業的技術效率水平較低，在發展過程中存在極大浪費，這些都與可持續流通經濟發展目標背道而馳，降低了我國流通經濟的整體質量。

圖1 1949-2017 年中國流通經濟發展概況

總的來看，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我國經濟體制要求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從宏觀層面倡導 “無流通化”，各個地區實現自給自足式的資源配置與計劃供應，流通經濟發展完全停滯，再生產無法帶來任何經濟效益；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小微流通企業逐步彰顯發展活力，流通經濟的價值得以體現，并迅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環。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流通經濟及其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1987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理念，實現經濟的高效率循環就是 “可持續發展” 的核心命題，而產業可持續發展也是流通經濟可持續的重要內容。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 “環境與發展大會” 中，明確了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途徑，強調了流通產業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時至今日，十九大報告中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列為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 的核心戰略之一，并從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保障和改善民生、國際關系等多個角度闡釋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貫徹于經濟建設的諸多方面，并取得了全球領先的成果。而在流通領域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也是流通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助力。

可持續發展視角下流通經濟面臨的挑戰

基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規劃，我國流通經濟需要在2030 年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流通業不僅需要實現對全國流通需求的全面覆蓋，而且需要做到流通過程中的低污染和高效率。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每日所產生的流通需求將以千萬件計，實現海量流通下的污染控制，是我國流通經濟所需要面臨的挑戰。同時，如何保障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是我國實現SDGs 目標第12 條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人力資源、土地稟賦、資金缺口和生態環境等四個方向的主要挑戰。

第一，人力資源的過剩供給制約了流通經濟效率。我國流通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核心發展方向，這是由于我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使得用工成本較低，勞動密集發展更有利于企業控制成本。與此同時，國外先進流通產業已經逐步走向信息化、機器化甚至無人化，不僅極大提升了流通業的運轉效率，而且有助于實現企業整體成本控制，隨著我國人力資本的素質提升，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慢慢消退，勞動密集曾經帶來的成本優勢，正逐漸成為我國流通企業的成本負擔。許多流通企業在實施人員清退與人員重組的過程中，又丟失了流通服務的骨干與主力，導致流通企業最終走向破產。對此，流通經濟發展不能僅僅偏重于實現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的過度，而忽視人口資本的質量與提升；不能僅僅重視流通成本的控制，還需要保證流通服務的有效性。因此，如何處理人力資本供應過剩、用工成本逐漸上漲、國際流通無人化趨勢三者間的關系，關系著我國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土地稟賦的過度透支降低了流通經濟效率。隨著流通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土地稟賦的需求也日益上升，不僅僅是流通業眾多從業人員對土地的消耗，而是流通業的周轉中心、倉儲、配送中心等具體設施對土地稟賦的消耗，過度透支土地資源，導致流通經濟的發展受阻。流通業是資源消耗的重點產業，據統計，流通業占我國總體產業碳消費的23.1%，僅次于重工業碳消費比重。由于物流運輸和再生產過程會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導致我國必須加大對相關資源的開采，因此流通經濟間接地影響了其他地區的土地稟賦供給情況。從直接和間接兩個角度來看，流通經濟都需要消耗大量土地資源，而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土地稟賦供給將進一步縮減，更多的土地將用于生態環境建設?，F有流通業需要在現有土地稟賦基礎上優化結構，直面土地稟賦供給不足的核心挑戰。

第三，資金供應的巨額缺口影響了流通經濟效率。隨著我國投資拉動經濟作用不斷降低，國內投資環境趨于理性和謹慎，且2008 年的量化寬松政策仍處在消化期，針對流通業的資金供應將逐漸減少。但與之相對的是，流通業是一個極其依賴投資拉動的行業，由于倉儲、運轉、運輸等必要地點和設施的投入，流通業必須持有較高的固定資產，且在短期內無法快速平衡收益。我國流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尚不足以應對流通業的整體需求，因此持久的軟硬件設施投入也將成為流通業的主要負擔。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依賴增量發展模式，我國流通業依然很難實現投資與回報的對等，當市場投資熱情逐漸消退，流通經濟如何運用多元資金保障持續投入，并維持流通業發展活力，將關系到流通業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情況。

第四，生態環境的承載水平限制了流通經濟效率。除了流通業對土地稟賦消耗而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之外，流通業經營過程也會產生大量污染，影響生態環境的正常運行，甚至突破環境的實際承載能力。批發和零售行業、物流行業等幾個核心流通產業，對產品包裝物的需求較高，而塑料制品產生的污染是對環境破壞力最強的污染之一。一旦換用可降解的生態材質，又會極大提升企業運營成本，降低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當前，我國流通產業規范仍不明確，流通企業實現生態環境保護依然取決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但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政策的逐步強化，流通行業勢必面臨生態環境保護的挑戰，如何在監管全面鋪開之前未雨綢繆，將是決定我國流通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可持續發展視角下流通經濟創新機制管理

由于我國流通經濟面臨諸多挑戰，那么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實現機制創新，就應該以管理機制為重心，逐步解決人力資源、土地稟賦、資金缺口、生態環境等四類挑戰。我國在《中國落實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建設方案》中也提出了推進SDGs目標的具體創新方向，即“創新理念、問題導向、多元參與、開放共享”。對流通經濟而言，實現管理機制上的創新理念，就是要提高流通業整體經濟效率；流通管理機制的問題導向，是解決目前流通業中存在的高污染發展和社會責任不足問題；在流通管理機制的多元參與上，則需要結合市場、政府和利益相關者三個方面，建立投資者、政府監管部門和持股人三位一體的外部監管體系，完善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監管流程；最后，在流通管理機制的開放共享層面，首選要聚焦于流通業的均衡發展上，主張流通經濟持續開放，為流通產業增添發展活力。鑒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就可持續發展視角下流通經濟管理機制創新的步驟提出具體思路。

第一，創新人力資源空間分布，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情況。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持續消退，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已經勢在必行，讓我國流通業擺脫對勞動密集生產的依賴，有助于實現生產角度的可持續性。一方面，國際流通產業所采用的機械化、無人化方案有助于降低運營成本，解決人力資源帶來的 “擁擠成本”，增加企業的環境親和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產業轉移，向 “一帶一路” 的發展中拓展流通業業務，利用當地的人力資源，從而幫助我國淘汰落后產能，輸出過剩產能，在幫助其他國家的過程中，避免庫存帶來的環境傷害。實現人力資源的優化分布，可以極大降低人口集聚超出環境承載力從而引發的生態破壞，并促進產業技術研發和產能升級。

第二，創新土地資源管理機制，提升我國流通經濟效率。對我國的流通企業而言，傳統的土地資源管理機制往往形成了 “圈地自萌” 的競爭機制，流通業的擴展離不開對土地資源的過度消耗。因此，必須轉變思路，改變土地利用目標，包括撤裁合并部分功能重疊的流通部門，例如配送點、倉庫等，以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留出更多生活空間。通過企業整體的戰略規劃，提高不同節點間的信息溝通水平，進而將傳統的點線式流通結構轉變為網絡式流通結構，進一步提升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防止流通業對土地的過度侵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規劃。

第三，創新資金供給配置結構，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目標。在我國當前的流通發展過程中，產業發展方向分散，部門結構復雜，導致資金分配上難以統籌，進而引起資金的無效配置。而在外部資金供給逐步縮小的情況下，流通企業需要重視資本配置的作用，避免因資金鏈斷裂導致的發展問題，甚至引發企業可持續發展無法維系。首先應該引入外部力量予以幫助，包括向評級機構、審計機構、會計機構尋求幫助，通過評估企業信用和資產情況，找到資金配置的癥結所在，以問題為導向，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蚴窍蜃稍儥C構尋求幫助，幫助企業轉變運營思路和公司戰略，扭轉企業整體形象。企業也可以投入技術研發過程之中，通過新產品提升附加價值，實現低消耗下的高產出水平，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第四，創新環境保護監管方案，保障生態環境可持續性。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實現對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尤其是需要避免流通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現象。這就需要政府、市場和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其一，流通業依然需要堅持市場主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根據 “科斯定理” 可知，在明確產權規劃的情況下，“看不見的手” 可以有效調節產業與環境的關系，企業會因為污染的較高成本損失而主動采取環境保護措施；其二，政府需要對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指導，并形成長效監督機制，敦促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謹守秩序，恪守環境保護的底線，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其三，流通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需要實現責任共擔，對于企業不正當競爭、破壞生態環境等非可持續發展行為，要肩負起應有責任，進而主動成為企業內部的調節器，規范企業的日常運營。

結論

當前，我國流通經濟發展處于新舊交替的關鍵節點，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收緊，以投資、進出口為拉動的流通經濟發展舊動力已然不足，而發掘國內需求的新動力，又面臨著疫情的切實影響。因此，推進流通業可持續發展，挖掘流通經濟新動力，對于優化我國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改善生態環境，緩解經濟壓力，具有重要且深遠的意義。我國流通經濟的發展源于市場開放，但也離不開政府的有效管理，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我國大量流通企業缺乏對可持續發展的認知，亟需政府的參與和指導。因此，我國新型流通經濟必須要走市場主導、政府監督、利益相關者責任共擔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市場是企業發展的經濟環境，也是流通業最為依賴的發展環境，一個優良的市場環境將促進流通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監督將幫助流通業找到病根，在偏離可持續發展軌道時及時回調，實現經濟的動態上升；利益相關者則需要從自身利益出發，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進而維護個人的長遠利益。

本文基于SDGs 可持續發展目標，從流通經濟的發展歷程、核心挑戰展開論述，并著眼于流通經濟的管理機制創新之中。SDGs 目標對應了我國流通業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一是通過制度創新，創新流通經濟管理機制，進一步促進商品自由流通，形成公平競爭的流通業市場環境，進而實現經濟的循環發展和自我調節，流通經濟在大經濟循環中形成內部小循環，進而快速協調社會供需關系；二是在 “生產-流通- 消費” 過程中降低能源、資源的浪費，平衡市場的動態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理念下的集約發展目標，平衡供需兩側，完成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推動產業經濟向高質量行進。流通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2020 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顯得更為迫切，疫后復工復產工作導致社會監管成本激增，全球流通渠道受阻使得流通管理成本大幅上升，實現流通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或許是破解經濟問題的關鍵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