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商環境優化與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理論與實證

張語恒

（北京化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北京 100029）

引言及文獻綜述

消費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新發展格局下消費新動能的發揮需要以完善的商貿流通業發展為基礎，但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在我國區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性，其根源在于不同區域營商環境的差異性。近年來，營商環境日益引起廣泛關注，營商環境從本質上講是體現一個地方的競爭力，好的營商環境有利于企業快速成長、高質量成長，這對于我國區域商貿流通業競爭力的提升，繼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更具重要意義。因為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區域商貿流通業之間的競爭已經變得愈發激烈，政府如何發力營商環境優化有形之手的調節作用來賦能本地區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將成為區域經濟啟暖回升的關鍵所在。

在此背景下，有關營商環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日益顯現，研究主要聚焦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營商環境的界定和重要性方面。董彪、李仁玉（2016）將營商環境定義為商事主體在組織經營中面臨的各種境況，張國勇、婁成武（2018）則從營商環境的軟硬兩個層面剖析了內涵，認為物質基礎設施條件是硬環境，而除此之外的政策、文化、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則是軟營商環境。潘向東等人（2005）則提出良好的制度環境會幫助一個國家或地區形成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繼而促進該地區對外貿易和內部消費的發展，助力區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營商環境內涵界定基礎上，提出了營商環境構建指標體系并進行了營商環境發展程度測算，董志強等（2012）利用世界銀行提供的我國30 個省會城市營商環境調查數據指標，測算了城市層面營商環境發展情況，檢驗了營商軟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楊濤（2015）從市場環境、政策政務環境、法律環境等方面構建了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測算了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四個東部沿海省份的營商環境發展情況及其差異性。李清池（2018）則基于中國香港地區、俄羅斯、印度和新加坡營商環境分析基礎上，架構了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提出需要讓市場主體參與營商環境評價的重要性，為構建符合我國改革實踐需要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鋪墊了基礎。婁成武等（2018）則對世界銀行提出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提出異議，認為世界銀行所給出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缺乏評價尺度寬窄、指標適用性以及局限于中小企業等方面的問題。

進一步地，還有一些研究從營商環境的重要性以及對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進行了研究，許志端和阮舟一龍（2019）研究認為，營商環境優化有利于促進企業開展技術研發活動，增加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從而提高企業經營績效促進經濟增長。顧雪芹、李育冬、余紅心（2020）對上海、浙江營商環境發展情況進行評價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營商環境對上海和浙江經濟發展的影響促進效應，并提出了立足區域整體，發揮區域之間的協同效應和信息數據共享作用，構建一流營商環境來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從上述研究來看，現有文獻主要是針對營商環境的內涵界定及其重要性、營商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效應進行研究，缺乏從我國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發展的視角展開研究，進一步地，更沒有從理論層面上剖析營商環境優化如何影響區域商貿流通業發展。從實證研究上來看，關于營商環境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尚存在較大不足，大多只是局限于定性描述的層面，缺乏定量的分析。據此，本文的主要貢獻是，一是通過定性描述的形式構建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同時通過定量的方式測算出區域營商環境發展情況；二是基于商貿流通業企業行為和決策視角從理論上剖析營商環境優化如何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傳遞機制；三是采用實證研究的方式對理論分析進行檢驗并考察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性，給出如何優化營商環境賦能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啟示。

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影響機制的理論分析

營商環境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營商環境的優化來影響商貿流通業企業行為和決策，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助力商貿流通業企業增強市場活力和經濟效益，從影響傳遞渠道來看，主要是通過技術促進效應和成本降低效應來發揮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賦能作用（如圖1 所示）。

（一）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技術促進效應

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通過其內在的激勵機制來影響商貿流通業企業的行為決策，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穩定參與創新的收益預期，能夠確保商貿流通業企業創新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同時，營商環境優化能夠使得政府行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使得企業更能夠公平合理地參與市場競爭，弱化政府激勵的扭曲，充分發揮出政府無形之手的作用，引導生產要素流向市場所需的地方，提高市場主體資源配置的總量和效率，確保商貿流通業企業績效得到有效改善。從當前我國現行體制來看，營商環境優化克服了傳統的以政府直接管理為主的陳舊體制轉向以市場需求為主的監管模式，大大減少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激發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使得商貿流通業企業將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高質量產品的研發和經營上。具體而言，技術促進效應主要會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變革和組織優化的溢出效應來賦能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主要是基于技術進步和應用創新的有機結合，也是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創新活動的最直接體現。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的創新精神能夠推動新技術的商業化、創造出高質量的產品，提高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從而起到賦能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的創新行為會對已有產業進行創新改造，甚至催生出新的產業，實現生產要素在企業間進行優化配置，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帶動產業變革，助力產業和整個商貿流通業運行體系和效率的提高，繼而起到賦能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最后，技術促進效應還表現在通過組織優化來實現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在商業活動中，商貿流通業主體傾向于實現有效交易，繼而會摒棄傳統落后的不利于交易行為發生的框架體系，建立更為高效合理的組織架構體系。這種技術創新行為無形中將起到重塑商貿流通業運行體系和組織架構，提高商貿流通業產業交易效率，從而改善區域商貿流通業發展質量。

（二）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成本降低效應

營商環境優化有利于區域商貿流通業企業成本的下降，一方面，良好的營商環境可以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降低開辦成本，準入門檻的降低為商貿流通業企業（特別是創新型商貿流通業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創業機會，也可以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改善流通運行的成本，順應市場運行規律實現商貿流通業企業的優勝劣汰、市場數量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提高商貿流通業企業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營商環境的改變能夠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得商貿流通業企業能夠更加快速靈敏地根據市場反映做出決策和反應，提高商貿流通業企業運行效率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傮w而言，營商環境優化對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成本降低效應可以歸納為資源配置、知識溢出和信息披露三個層面。營商環境優化有利于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創業動能的釋放，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識別市場上的潛在機會，參與創業活動、市場競爭，引導社會資源流向更為合理的地方，實現社會生產不斷向生產可能性邊界流通，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商貿流通業企業主體的創業行為可能源自于技術創新所帶來的知識溢出，通過外部知識溢出效應發現商機，將新知識充分應用于商貿流通業產業中，實現商業化和產品化賦能，這種知識溢出效應能夠幫助商貿流通業企業降低運行的邊際成本，實現運行效率的提升，促進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最后，信息不對稱是影響商貿流通業企業運行效率的重要因素，營商環境的優化能夠通過政府無形之手的行為幫助實現更為透明的信息披露，讓商貿流通業企業能夠基于這些信息進行更加有效的運行評價和改造，同時也能夠為潛在商貿流通業創業者提供重要的市場信息。顯然，信息披露降低了市場交易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改善市場運行效率和提高經濟績效，最終對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助力作用。

圖1 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傳導機制

營商環境優化與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

（一）營商環境優化指標體系構建

有關營商環境指標體系的構建目前暫無較為一致的結論，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世界銀行每年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二是國務院從企業生命周期、高質量發展和投資吸引力三個維度制定的具有我國特色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三是一些研究機構，譬如普華永道、萬博研究院發布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參照現有營商環境評價研究的基礎上，考慮到指標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從政府服務能力、產業轉型升級情況、地區生活居住環境和人才環境四個維度作為一級指標構建營商環境優化指數，具體細分二級指標如表1 所示。

（二）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

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既要考慮規模效應，又要考慮質量內涵，因此，本文參照現有文獻的基礎上，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從規模效應的擴大、動力效應的提升、網絡化效應的擴展以及連鎖零售發展規模形成四個維度作為一級指標予以刻畫，具體二級細分指標如表2 所示。

營商環境優化指標體系和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均進行無量綱化處理，通過熵權法測度各維度指標和細分指標（二級指標）權重，最后測算得到營商環境優化指數和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

模型設定與相關指標數據測算

為了檢驗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影響效應，考慮數據可得性，本文以我國長三角三省一市（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和京津冀地區北京、天津、河北為樣本，使用2010-2019 年的數據構建省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和營商環境優化指數，架構實證檢驗模型進行驗證。

（一）模型設定

根據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基礎上，建立實證檢驗模型如式（1）所示：

Commidityit表示省域i在t年的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Envirnmentit表示省域i 在t 年的營商環境優化指數，Controlit表示影響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其他控制變量。

（二）變量數據來源及測算

被解釋變量。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根據表2 構建的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進行測度，上述二級指標數據來自于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北京、天津和河北歷年地方統計年鑒，快遞規模和收入、連鎖零售企業門店數量和銷售額來自于wind 數據庫。測算得到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北京、天津和河北2010-2019 年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如表3 所示。

表3 測算結果顯示，區域商貿流通業發展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整體上而言，長三角地區普遍優于京津冀區域，上海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位居第一，北京第二，浙江第三，江蘇第四，天津第五，安徽第六，河北第七。相比較而言，上海、北京與浙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差距相對較小，與安徽、河北之間的差距較大，上海、北京、浙江作為商貿流通業發達地區，在全國商貿流通業發展中起到示范作用，而江蘇制造業發達，商貿流通業發展相對上海、北京和浙江仍存在一定差距，安徽在長三角地區中各方面均處于較弱狀態，河北在京津冀區域處于最后。

表1 營商環境優化指標體系（細分二級指標）

表2 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細分二級指標）

解釋變量。營商環境優化指數根據表1 構建的指標體系，同樣采用熵權法進行權重確定和指標測算，測算所使用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歷年地方統計年鑒。測算得到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北京、天津和河北2010-2019 年營商環境優化指數，如表4 所示。

表3 2010-2019 年長三角和京津冀各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

表4 2010-2019 年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營商環境優化指數

表5 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實證估計結果（基于全樣本）

表6 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性影響實證估計結果

從營商環境優化指數來看，區域之間存在的差異更為明顯，上海營商環境指數遙遙領先，浙江和江蘇處于第二梯隊，安徽、北京處于第三梯隊，天津和河北處于最后，但也存在明顯差距，而京津冀區域省域的營商環境指數則遠遠落后于長三角地區，這表明京津冀雖然也是我國比較發達區域，但在營商環境優化方面與長三角地區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且從數據來看，長三角地區的安徽雖然在2010-2018 年營商環境優化指數上升緩慢，在2019 年則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提升，這可能與2019 年黨中央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使得長三角三省一市之間的協同發展變得更為緊密，安徽需要更為緊密地融入長三角交通、醫療、教育等一體化，不得不加快營商環境優化進程，但存在的差距依然較大。上海作為一線城市，享受得天獨厚的首批自貿區優勢和國際化城市便利，在營商環境優化方面走在長三角前列，乃至全國前列。北京雖然是我國的政治中心，但在政府優化服務等方面仍然并不凸顯，而河北則在營商環境方面更為滯后。

控制變量：選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LnGDPit，采用地區生產總值衡量，取對數）、居民消費水平（LnConsumeit，采用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平均數衡量，取對數）、城鎮化水平（Townit，采用城鎮人口占比衡量）和社會保障情況（Insuranceit，采用參加社會保險的比率衡量）作為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數據同樣來自于研究省市歷年地方統計年鑒。

實證檢驗

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就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模型進行固定效應估計，得到估計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的估計結果顯示，模型（1）顯示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估計結果為1.2537，模型（2）- 模型（5）中逐步加入控制變量進行估計，得到估計結果分別為1.1174、1.2749、1.0237 和1.1175，表明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估計結果都在統計上顯著，僅僅只是系數大小存在一定的差異），驗證了理論分析所提出的營商環境優化會通過技術促進效應和成本降低效應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產生功能性促進作用?？刂谱兞恐?，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城鎮化水平和社會保障覆蓋率均會對我國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促進作用，這一點比較容易理解，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居民消費水平越高、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保障功能越完善，對我國商貿流通業發展必然會提出更高要求，越有利于我國商貿流通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為進一步考察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差異性，將樣本分為長三角（營商環境優化指數先發區域）和京津冀（營商環境優化指數滯后區域）不同區域進行考察，進一步估計得到結果如表6 所示（不再逐步納入控制變量）。

表6 的估計結果顯示，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應依然存在，但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在先發區域（長三角區域）要弱于滯后區域（京津冀區域）。究其原因，可能是長三角區域相對較為完善的營商環境在促進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已經跨越了快速上升的第一階段，已經步入較為緩和穩定的第二階段，而京津冀區域則仍然處于第一階段。區域差異性估計結果也表明長三角區域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邊際效應低于京津冀區域，為后續政府部門進行差異化政策制定來優化營商環境、縮小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差距鋪墊了基礎。同時，其他控制變量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則表現為營商環境先發區域強于滯后區域。

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營商環境優化與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都是政府關注的重要課題，如何實現兩者之間的互動和協同發展更是當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文章基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剖析了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傳遞機制，并基于營商環境優化相關研究基礎上，構建了我國營商環境優化指數和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指數，以長三角三省一市（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和京津冀（北京、天津和河北）2010-2019年經驗數據為例，就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得到：

第一，營商環境優化會通過影響商貿流通業企業行為和決策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助力商貿流通業企業增強市場活力和經濟效益，主要表現為技術促進效應和成本降低效應。技術促進效應主要表現在技術創新、產業變革和組織優化渠道對商貿流通企業行為和決策產生溢出效應進行賦能，而成本降低效應主要表現在資源配置、知識溢出和信息披露來幫助商貿流通企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運行效率實現賦能。

第二，營商環境發展在不同區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長三角地區營商環境明顯優于京津冀地區，且存在較大的差距。

第三，實證檢驗進一步佐證了營商環境優化能夠賦能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結論，同時還表明，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賦能效應存在區域差異性，具體表現在，營商環境優化先發區域，邊際影響效應反而越小，營商環境滯后區域，邊際影響效應反而越大。

第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城鎮化水平和社會保障覆蓋率均會對我國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產生正向促進作用，且同樣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但不同的是，營商環境先發區域，控制變量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正向促進效應更強。

（二）啟示

研究得到兩點啟示，一是政府部門要重視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賦能作用，要深入推進區域營商環境優化進程，通過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效能等手段，真正發揮政府服務企業的理念和行動，助力營商環境不斷優化提升；二是要基于各區域營商環境現狀進行精準化、差異化施策，充分發揮后發地區營商環境優化對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邊際效應強于先發區域的優勢，不斷縮小區域商貿流通業高質量發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