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測度及對消費升級的影響

姜玉婕 王偉青

（河北工程技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91）

引言

當前，我國已進入產業調結構的深水期，通過有效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加速新舊動能轉換，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這不僅要求產業本身高級化，而且還要求產業與產業之間保持高度協同。作為產業鏈上的兩個重要主體，流通業與制造業之間本身存在較強的關聯性，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理論上兩個產業系統之間具有天然的共生協同關系。根據供求關系理論，上游的市場供給也要有與之匹配的下游市場需求，產業的高級化也將通過供求途徑，引導消費高級化，即推動消費不斷提檔升級。而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又是影響兩個產業自身高級化的重要因素或充分條件，因此這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可能對刺激國內消費質量提升，促進消費升級具有重要的作用。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的測度

（一）理論模型

本文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方法，測算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程度。設存在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其發展水平分別用U1和U2表示。于是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的耦合度可以用以下模型計算：

其中S 表示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的耦合度，S ∈[0，1]。若S=0，則表示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之間無關聯且是無序發展的。若S ∈（0，0.3]，則兩個系統之間是低水平互動；若S ∈（0.3，0.5]，則兩個系統之間是頡頏階段；若S ∈（0.5，0.8]，則兩個系統處于磨合型互動階段；若S ∈（0.8，1]，則兩個系統處于高水平互動。

測算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如下：

其中，a和b為對應系統的權重系數，有a+b=1。一般地，取a 和b 的值均為0.5，Z ∈（0，1）。若Z ∈（0，0.2]，則兩個系統之間是極低水平耦合協調，即處于高度失調階段；若Z ∈（0.2，0.4]，則兩個系統之間是較低水平耦合協調，即處于瀕臨失調階段；若Z ∈（0.4，0.6]，則兩個系統之間是中度耦合協調；若Z ∈（0.6，0.8]，則兩個系統是中高水平耦合協調；若Z ∈（0.8，1]，則兩個系統處于高水平耦合協調。

（二）流通業和制造業系統發展的評價體系

首先，對衡量兩個系統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甄選，初步對每個系統的發展水平均分為發展規模、發展效益、發展貢獻、發展潛力4 個類別及若干子指標，具體如表1 所示。

（三）評價結果分析

指標數據去量綱后，采用因子分析法，計算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的發展水平U1和U2。本文采用我國大陸31 個地區2010-2018 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地統計年鑒、國研網統計數據庫。根據式（1）（2），計算得到2010-2018 年各地區的耦合協調度。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2010 年、2014 年和2018 年的耦合協調度結果，具體如表2 所示。

表1 流通業和制造業兩個系統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

表2 耦合協調度評價結果

表3 2018 年各地流通業與制造業耦合協調度與耦合度的匹配性

由表2 結果可知，我國31 個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發展協調度存在較大差異。首先，從2010 年、2014 年和2018 年的變化來看，大部分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是不斷提高的，說明2010 年至2018年我國大部分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之間的協同關系不斷趨優。其次，從區域差異來看，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地的耦合協調度明顯較高，在全國處于第一梯隊，而廣西、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地的耦合協調度明顯較低。同時，計算可知，2010 年以來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上是不斷提高的，2010 年耦合協調度為0.358，2018 年達到0.425，可見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關系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改善趨優的態勢。

耦合協調度模型中涉及到了耦合性，即互動關系。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我國各地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與兩者互動關系的匹配性，以2018 年為例，比較各地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和耦合度，并根據強弱關系將31 個地區分為5 等，如表3 所示。第1 等級都位于東部，包括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這些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之間本身存在較強的互動性，而且兩者的協同關系也是處于高水平階段的。第2 等級包括安徽、福建、山東等6 個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處于高水平互動，但協同發展程度處于中高水平階段。第3 等級包括天津、河北、遼寧等5 個地區，本身流通業與制造業互動尚處于磨合階段，且協同關系處于中等水平。第4 等級包括山西、內蒙古、江西等13 個地區，流通業與制造業互動尚處于磨合階段，且兩者協同關系也是低水平的。第5 等級包括西藏和青海兩地，流通業與制造業互動處于頡頏階段，即雖然互動，但兩者有相互抗衡之勢，同時兩者的協同關系也是低水平的。

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對消費升級的影響

（一）變量確定

被解釋變量。為定量反映消費升級，按照消費趨勢及國家對消費升級的導向，以消費質量來衡量。借鑒戴林送（2017）、朱玲（2018）的方法，構建消費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如表4 所示。

指標消除量綱后，采用因子分析法，可得到各地的消費質量得分。為簡化分析，在歷年對各地區消費質量得分取均值，得到歷年我國消費質量綜合得分，結果如表5 所示。2010 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質量總體上是有明顯增加態勢的，2018年消費質量得分較2010年提高了51.8%。但是，2011 年、2014 年消費質量得分較上年均有所下降。

解釋變量。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程度即為主要研究的解釋變量，本文采用前面測算得到的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作為衡量的指標。

控制變量。從經濟發展、市場需求、政府支持和市場開放四個方面選擇控制變量。經濟發展采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的指標。市場需求采用地區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作為衡量的指標。政府支持采用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作為衡量的指標。市場開放采用地方市場化程度進行衡量，受數據獲取約束，本文采用各地的非國有經濟單位職工人數占地區總職工的比重作為衡量的指標。

表4 消費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

表5 全國居民消費質量綜合得分

表6 回歸結果

（二）模型設定與數據選擇

基于以上變量，可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CS 代表消費升級，Z 代表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關系程度，X（1）、X（2）、X（3）、X（4）分別代表經濟發展、市場需求、政府支持和市場開放，下標i 和t 分別指代地區和年份，β0-β4為待估計系數，ui為面板數據模型的橫截面無法觀測項，vt為時間面上的無法觀測項，εit為模型的隨機誤差項。

本文仍選擇2010-2018 年的時間段，以全國31 個地區橫截面作為研究對象，除已測算的指標外，其余指標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地統計年鑒、國研網統計數據庫。其中，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取對數，以提高數據的平穩性。

（三）影響檢驗

根據式（3）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這里采用了不引入控制變量和引入控制變量兩種回歸，兩個回歸結果最終都選擇了固體效應，變量系數總體上是比較顯著的，擬合度系數都較高，可見模型的回歸結果是較優的。本文選擇回歸結果二進行實證分析。

根據回歸結果二的系數結果，Z 的系數值為0.2060，系數通過5% 的顯著性檢驗，即解釋變量Z 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可以表明，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水平的提高，對于面上消費升級而言作用較為積極的。全國面上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將促使我國消費質量得分上升0.2060個百分點。

從實際發展來看，流通業是作為產品和消費的中間傳遞渠道，對下游消費端的作用是明顯的。而制造業的直接功能就是為消費創造產品，因而也是消費升級的重要導向器，若生產的產品質量不斷提高，產品不斷向中高端邁進，那么長期而言勢必會引導消費向質量高的產品領域延伸，于是就引導消費不斷升級。從協同發展的角度來看，首先流通業對制造業具有很強的產業依賴性，而制造業與下游消費環節的接軌又是離不開流通業的，因此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對于其中任意一個產業系統而言都是有益的。于是，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也能引導消費質量不斷提高，消費不斷提檔升級。

基于前面各地區以及全國面上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變化趨勢來看，總體上兩個產業系統的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即表明協同發展關系總體不斷改善。因此，這一結果也預示著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對我國消費升級的推動力還將有所持續。

加入控制變量之后，模型的擬合度系數有明顯提高。與此同時，對比回歸結果一和二，Z 的系數大小明顯發生變化，這也說明了納入控制變量對模型回歸的重要性。第一，經濟發展變量X（1）的系數為0.5203，系數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可見經濟水平的整體提升，是引起消費升級的一個重要推力。第二，市場需求變量X（2）的系數為0.6715，系數通過1% 的顯著性檢驗，由此可見我國消費的升級，需求的擴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政府支持的變量系數為0.0477，通過10% 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政府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消費質量的提高，從而推動消費升級。第四，市場開放變量系數為-0.1709，且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由此可知市場的開放對消費升級的作用并不明顯。

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依據耦合協調度模型，實證分析了2010-2018 年全國以及各省級單位的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關系特征及變化趨勢，然后實證檢驗了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對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梢缘玫饺缦陆Y論：

第一，2010 年以來我國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上不斷提高，即顯示了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關系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改善趨優的態勢；地區之間流通業與制造業的耦合發展協調度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地不僅流通業與制造業的互動性較強，且在互動關系中表現出中高水平協同，但西藏和青海等地兩個產業系統的互動性和協同性均處于低水平。

第二，2010 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質量得分總體上不斷增加，即表明了我國消費升級的態勢是比較明顯的。

第三，流通業與制造業協同發展，與消費升級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是顯著的，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可以明顯地推動消費提檔升級，而當前我國這兩個產業系統的協同發展關系總體不斷改善，因而對于消費升級而言也是有益的。

（二）啟示

最后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應致力于提高流通業與制造業的發展水平。兩個產業系統的互動與協同，都是建立在產業得到持續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此要以供給側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為指引，加快變革兩個產業的增長方式，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產業規模與層次雙升。

第二，應著眼于增強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以產業鏈為脈絡，積極優化流通業與制造業的分工，可推動制造業生產性服務的外包，夯實流通業發展基礎，同時加快推進兩個產業的信息化建設，推動產業間信息互動共享，促進市場供求信息更加對稱，加速“制造- 流通”的優循環。

第三，應側重于區域之間產業的合作共進。應充分發揮東部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產業影響力及產業協同發展優勢，堅持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市場一體化導向，東部地區發揮好率先帶頭作用，產業欠發達地區應積極探索新發展模式，豐富本地市場功能，增強競爭活力，有效承接東部優質資源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