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文化”初探

于貴軍　徐艷

[摘 要]金源文化是黑龍江地區古代文明的一個高峰，也是中華民族多源多流文化寶庫中的重要支脈與寶貴遺產，與先前出現的渤海文化、契丹文化一同構成了古代東北亞地區三大文明形態。作為金代文化的前導與組成部分，金源文化以其固有的民族特色、地域特點和時代特征對有金一代文化、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清末曹廷杰、偽滿周家璧考定阿城白城為金代早期都城上京城并作初步研究以來，對金源文化的研究一直是東北地方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近年來，學術界對金源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并涌現出一批標志性成果。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學者們在對金源文化的內涵特質、時空界定及影響作用等方面還存有一定的爭議。筆者以為，“金源文化”當指以女真民族為主體，以女真傳統文化為底蘊，廣泛吸納、融匯中原漢文化和東北地區其他民族、部族文化而形成的既具原創性又具模仿性、開放多元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從存續時間看，應確定為11世紀下半葉至13世紀中葉;從空間地域上看，應確定為以今阿什河流域為中心，涵蓋松花江、牡丹江、嫩江等流域的地區。所謂金源文化應指在這一時段、這一地域內所形成、發展并存續的民族文化。

[關鍵詞]金源文化;內涵特質;時空界定;民族特色

[中圖分類號]G1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20）04-0082-09

金源文化既是黑龍江地區古代文明的一個高峰，也是中華民族多源多流、多姿多彩文化寶庫中的重要支脈與組成部分，與先前出現的渤海文化、契丹文化一同構成了古代東北亞地區的三大文明形態。對金源文化的研究既具重要的學術價值，又有著重大現實意義，有助于深化我國境內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有助于提升哈爾濱市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和國際大都市的文化底蘊與人文品位，有助于推動黑龍江省地域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

一、“金源”與“金源文化”概念的提出

“金源”一詞最早見于《金史》，原本為一地域名稱或地望概念，特指上京路會寧府（今阿城）轄區內以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為中心的流域地區?！督鹗贰肪?4《地理志》：“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薄昂９拧币喾Q“海古勒水”，今之阿什河支流海溝河。此為“金源”一詞最初、最基本之語義與用法。隨著女真族不斷南進與入主中原，“金源”一詞的意義開始發生變化或被引申。一是代指“內地”或“故里”。女真遷都燕京后，將原上京地區稱為“金源內地”或“故里”，意即金朝雄起于此，這里是女真肇興之地，是女真族老家，表達了女真人回溯歷史、追思文化源頭的懷舊心境。[1]14《金史》卷46《食貨志》：“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金史》卷2《太祖紀》：“及（天輔）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于內地”，四月，又將“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反映了金初統治者為充實金源“內地”，解決上京地區人力不足問題，將被征服地區漢族、契丹族和渤海族人口大量遷往“金源內地”的情形。二是自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頒行“定封國制”起，“金源”一詞開始與爵位、封號聯系在一起成為地位榮譽的象征，稱“金源郡王”。自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終金一朝計分封了17位女真貴族或功臣為“金源郡王”，以表彰他們在軍事征伐或立國建政中做出的功績，如完顏撒改、完顏斡魯、完顏宗雄、完顏希尹、完顏婁室、完顏銀珠可等。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承繼大統的金章宗完顏璟亦曾因功受封“金源郡王”。三是金亡后，元朝人把有金一代稱為“金源”?！督鹗贰肪?26《元好問傳》載，元好問自謂“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近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余萬言”，這里之“金源氏”即代指金朝或金朝統治者完顏氏。此外，當時生活在金源地區的女真人已有以“金源”為地望加個人姓名以自稱或他稱的習俗，如出土于上京遺址和阿城松峰山的《寶嚴大師塔墓志銘》《曹道士碑》等均刻有“金源”字樣?？v觀“金源”一詞之演化，無論其本義還是引申義，其最深層的用意無非是為了突出和強調金源內地是女真族和金王朝肇興之地的特殊地位。

“金源”與“文化”聯結在一起，復合為一個專用名詞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阿城籌辦首屆金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過程中提出來的。1993年8月在阿城首屆金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李建勛先生提交的論文《論金源文化》，首次對“金源文化”做了界定和論述。[2]此后，這一術語在各種場合被不斷使用，尤其是哈爾濱市在有關學術、經濟、旅游、文化、教育等類活動中頻繁使用，日益深入人心，為社會各界所接受。2000年6月，阿城舉辦首屆“金源文化節”后，“金源文化”更是名揚海內外。

二、“金源文化”的內涵與界定

何為金源文化，金源文化的內涵與時空邊限當如何界定？這是金源文化研究中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對此學界一直存有爭議。[1]15-17首先，應把金源文化放在特定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一則不能割斷歷史，任何文化現象包括金源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歷史文化接續發展中的一環，都有其發生發展和存續的合理性;再則應客觀公正地評價某一歷史文化現象如金源文化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和在中華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與影響，做到不抑不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次，金源文化是特定歷史時段、由特定種族群體、在特定地域內創造的一種特定的歷史文化。界定金源文化，要充分考慮金源文化產生的時代性、區域性和民族性特點。再次，任何文化都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是在已有文化基礎上形成或創造出來的，一方面會因受周邊地區民族、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多源性特點，另一方面又會因創造群體、生存環境、時代特征的不同而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和差異性。譬如，在女真文字創制前后，金源地區通行漢字和契丹字的情況從側面說明了漢文化與契丹文化必然會對形成中的金源文化產生影響并成為其重要來源。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以為：所謂“金源文化”當指以女真民族為主體、以女真傳統文化為底蘊，廣泛吸納、融匯中原漢文化和東北地區其他民族、部族文化而形成的既具原創性又具模仿性、開放多元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從文化淵源看，它一方面深受中原漢文化影響甚至同化，一方面又承繼了契丹、渤海等為代表的東北地區其他古代民族、部族文化，同時引發啟迪了后來的滿族文化;從存續時間看，應確定為自四世祖綏可遷居海古水至終金之世，即11世紀下半葉至13世紀中葉;從空間地域看，應定為以上京所在地今阿什河流域為中心，涵蓋周邊拉林河、呼蘭河、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嫩江、烏裕爾河流域地區。所謂金源文化應是在這一時段、這一地域內所形成發展并存續的民族文化。

金源文化的發展，以海陵貞元遷都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為形成期和高峰期，這與金初女真族在政治、軍事上的迅速崛起相呼應，與上京會寧作為金代早期都城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相適應;后期為持續發展期。文化是對政治、經濟的反映。海陵遷都后，隨著上京地位下降和大批女真貴族南遷，尤其是會寧府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活動中心位置的喪失，其文化發展的黃金期已然過去。世宗繼位后雖大規模復修上京城，恢復上京稱號，倡導女真舊俗和女真文化，但此時的上京已繁華落盡、風光不再。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省親期間用女真文創作的《本朝樂曲》中，曾慨嘆當時的上京城“風物減耗，殆非惜時。于鄉于里，皆非初始”。

有學者把金源文化等同金代文化，認為金源文化就是指有金一代的文化，筆者以為不妥。金源文化只是在特定地域內產生的文化，且有其時限性，作為緣起與發軔雖對有金一代文化有深遠影響，但從文化活動主體、文化本色特質看，都與金入主中原后日趨漢化乃至同化的文化有明顯差異，把金源文化作為金代文化的前導和組成部分論定似更恰當。

還有學者認為，金源文化的空間范圍與上京路統轄區大體相當。金代在地方建制上推行路府州縣與猛安謀克雙軌并行制，路是最大的地方建制，太祖、太宗始設，熙宗時曾做大規模調整，章宗泰和年間，經多次省并全國計設19路?！督鹗贰肪?4《地理志》，金“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金熙宗時，路分兩級，一為京級路，一為總管府路。據《金史》載，諸路中以上京路幅員最為遼闊，轄有一府、三州、六縣、一個統軍司和五個路。轄區范圍幾乎囊括今黑龍江省、吉林省北部、俄羅斯濱海邊區、阿穆爾州、黑龍江下游、圖們江口及朝鮮咸鏡北道一帶。根據史料分析，以完顏部為主體的女真諸部初定阿什河流域時，人口體量并不大，活動范圍亦有限。遼天慶四年（1114年），阿骨打在淶流水（今拉林河）誓師反遼時，所聚女真諸部士卒不過2500人，滅遼伐宋、進軍中原時，其軍隊亦不過十余萬眾，海陵遷都后又有大量女真人口被遷往遼東或中原。以此推知，金建國前后特別是海陵遷都后，留居東北北部的女真人口總量不會太大，活動范圍應不會超出阿什河流域為中心的周邊地區。所以，將金源文化的空間范圍確定為以阿什河流域為中心，涵蓋周邊拉林河、呼蘭河、松花江、牡丹江以及嫩江、烏裕爾河流域地區是合理的，認為金源文化區與上京路轄區大體相當的說法似乎過于宏闊。

三、“金源文化”的特質與特色

“文化”作為人文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和研究的基本問題，至今沒有統一的認識和界定。一般說來，文化有物態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心態文化之分，有傳承性、同一性、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在維系社會運轉和規范人類行為方面具有整合、導向、秩序和傳續的功能。

統觀有金一代近120年歷史，雖然一直伴隨著征伐，但其在文化創制上還是很有建樹、可圈可點的?！耙越鹪词嫌刑煜?，典章法度幾近漢唐?！盵3]2742“金用武得國，無以異于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盵3]2713雖然這種創制帶有明顯的學習模仿、承襲改造痕跡，但無損于它的價值和光輝。

女真族是一個善于學習、開放包容的民族，對先進文化始終充滿著敬畏與仰慕，他們自覺自愿地學習效仿乃至甘愿被同化。史載在滅遼伐宋期間，女真每征服一地都特別注意搜求史籍圖冊、儒家經典、文物書畫等運往上京內地。攻打遼中京時，太祖特別詔令金軍統帥“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文書籍，并先次津發赴闕”。[3]36滅北宋時，太宗吳乞買對汴京所藏圖書典籍、鏤版繪畫等無不盡取之。史載，進入汴京的女真人“索監書藏經，蘇黃文及古文書籍、《資治通鑒》諸書”，“悉收其籍圖，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3]691在學習效仿中，金代帝王、女真貴族迅速漢化。史載熙宗完顏亶自童稚時即能以漢文賦詩作畫，“雅歌儒服”“徒失女真之本態”“宛然一漢家少年也”。[4]熙宗之后的海陵王完顏亮、世宗完顏雍、諳班勃極烈完顏允恭、章宗完顏璟更是自幼研習漢文經典，系統接受儒家教育，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文采學問俱佳。一面是人的迅速漢化，另一面則是制度文化的同化。金代所行政策典制大都依仿遼宋或承襲漢唐。從天眷新政到正隆官制，從皇統新制到定封國制，從禮樂儀制到癢序科舉，女真政權在典章禮儀、國家治理及社會生活諸方面迅速漢化。

金源文化作為金代文化的緣起與發軔，雖深受周邊民族尤其是中原漢文化影響，但就其典章制度、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語言文字、音樂舞蹈等方面來看，仍保留并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點和時代特征，僅舉幾例來說明：

（一）勃極烈制與猛安謀克制

發軔、定制于金建國前后的勃極烈制與猛安謀克制無疑是金代制度文化中最具女真特色的軍政制度。勃極烈制初稱孛堇制，形成于女真社會由部族聯盟向奴隸制國家過渡時期，是一種原始的部落聯盟民主議事制度。由部落聯盟長（都孛堇）為首、各部酋長（孛堇）組成的孛堇議事會，是部落聯盟的最高決策機構?！度泵藭帯肪?44《金虜圖經》：“每有事未決者，會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如有可采者，皆不擇人而用之?！贝酥剖甲跃白鏋豕拍藭r期。金太祖阿骨打將孛堇制與國相制結合，把傳統孛堇制發展為新型勃極烈制，并作為中央官制設為定制。改革后的勃極烈議事會只選定少數地位較高的勃極烈參政議事，并始設各種名稱的勃極烈。職位重要者如都勃極烈（阿骨打稱帝后不再設）、諳班勃極烈（皇位繼承人）、國論勃極烈（相當于國相）、移賚勃極烈、乙室勃極烈、阿買勃極烈等。諸勃極烈各有職掌，平時在朝參理國政，戰時出征擔任一方軍事統帥。勃極烈議事會對皇權既是輔佐也是限制，成員初為4人，太宗吳乞買時在數量名稱上有增損變化。據統計，金初計有12人出任過勃極烈。隨著國家政權初步穩定和強化皇權的需要，天會十二年（1134年），太宗頒布改革詔書，廢除了勃極烈制，中央設三省、三師以代之，至此勃極烈制退出金初政治舞臺。勃極烈制作為一種帶有濃厚原始軍事民主制遺風的決策機制，因其靈活高效、決策雷霆，在完顏氏統一女真諸部、征遼伐宋、建政立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猛安謀克制是金在女真人中推行的一種軍政管理體制，是女真社會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它與金在中原地區設行的府州縣制并立，與中央設行的勃極烈制相輔相成。猛安謀克制產生于女真原始社會末期，原為單純的漁獵生產組織，后逐漸演變為軍事組織和極具民族特色的地方行政組織。阿骨打稱帝后將其與女真村寨結合起來，變為基層行政組織并設為定制。猛安謀克制是一種集生產、作戰、管理于一體的軍政合一、兵農合一制度。成員平時生產訓練，戰時自備武裝出征。首領平時稱孛堇，掌管行政生產，戰時稱猛安、謀克，領兵出戰，職位世襲?！督鹗贰肪?4《兵志》：“金之初年，諸部之民無它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聽以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孛堇征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泵桶?、謀克編戶初無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三百戶為謀克，謀克十為猛安”。[3]992作為金朝最重要的武裝力量，猛安謀克在開疆拓土、屯墾戍邊及對新征服地區的占領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征伐遼宋期間，金一度在中原新占領區推行猛安謀克制，但因遭到漢族人民反抗而改行州縣制。之后，金統治者以武裝移民方式將大批女真猛安謀克遷往中原，以加強對當地的占領。[5]177-178金中期以后，隨著政權穩定、戰事減少和女真封建化的完成，猛安謀克制走向了沒落。封建地主化后的猛安謀克受漢文化熏染，開始舍武逐墨、追求享樂，部眾驕橫，戰無斗志，失去了原來彪悍善戰的習性。章宗時，太傅徒單克寧曾言：“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御之？習辭藝，忘武備，于國弗便?！盵3]2052世宗后的幾代帝王雖厲行整頓，但收效甚微。建政初期充滿生氣與活力的猛安謀克制度無可挽回地走向了崩潰，世襲猛安、謀克成了爵位與榮譽的象征。

（二）女真文字與金源文學

語言文字與文學藝術是彰顯一個民族文明程度與文化特質最重要的載體符號和表現形式。從這一點講，創制于12世紀初的女真文字與金初在文學藝術上取得的成就無疑是金源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標志性成果與亮點。此前，女真有語言無文字。在政令傳達、信息傳播、大事記載方面，一是借助契丹字和漢字，一是繼續采用原始的實物、圖畫、符號記事或“口傳心記”。1115年后，隨著政權建立和女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創制本國本族文字成為迫切需要而被提上日程。天輔二年（1118年），太祖令完顏希尹和耶魯牽頭創制女真文字。希尹仿漢字楷書，用契丹文合本國語，以契丹字和漢字為根，增減筆畫，創制女真字。天輔三年，希尹創制女真字成，并集成《女真字書》向世人傳授，此即女真大字。關于女真字創制，《金史》有如下記載：“令希尹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制女真字頒行之?！盵3]1684可見，以漢字和契丹字為基字而制成的女真字，其本身就是女真文化與契丹、漢文化融合的產物。天眷元年（1138年），為解決女真大字在使用過程中出現的不足，熙宗再制女真小字。有金一代，女真大、小字并用。

文字創制是女真族的一次歷史性進步，開啟了女真族不再借助他族文字記錄本族語言的新紀元，對增強女真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促進女真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女真社會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女真字頒行后，金政權通過開辦女真府學、女真國子學，設立女真進士科等措施在統轄區內大力普及推廣，女真學一時大盛。不但女真人習學，漢人、契丹人等也深受熏染。陸游詩“上源驛中搥畫鼓，漢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記宣和妝，廬兒盡能女真語”，反映出當時中原地區說女真語、穿女真服已成一種時尚。語言文字是交互影響的，有語言學者認為，女真語言文字的出現對豐富漢語詞匯、改變部分漢語語音有一定影響，所謂“漢語胡音”其源在此[6]65。1234年金亡后，女真字仍在東北女真人中沿用，直至15世紀中葉。創制于1599年的老滿文雖在字形上與女真字不同，但其70%的詞匯讀音與女真語完全一致，可見女真語實為滿語之祖語。就目前所見，傳世女真字文獻極少，現存大部分女真字散見于碑刻、印鑒、銅鏡和題記之上。發現于吉林扶余的《大金得勝陀頌碑》是迄今發現保留女真字最多的碑刻之一，計有女真大字1500多個，此碑為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世宗為紀念阿骨打反遼建國之功業而立。成書于明永樂年間的《女真譯語》亦為研究女真文字的珍貴史料。

女真文字的出現對金代文學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金代文學上承唐宋、下啟蒙元，成就蔚為大觀，涌現出了吳激、蔡松年、蔡珪、趙秉文、元好問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文學家。金源文學作為金代文學的前導，在其形成發展中亦精彩紛呈、人物輩出、成就斐然、特色鮮明。通觀貞元遷都前后，金源地區文學藝術的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從文學形式上看，經歷了從口頭文學到書面文學，從實用文體到詩詞散文的發展演變。女真字創制前，女真民間流傳的文學樣式主要以民謠、民歌、“講古”等為主，如思嫁歌、解紛歌、巫歌、兒歌等。[1]31今天流傳下來的女真民謠已不多見，見于史籍記載的巫歌，如《金史》卷65《謝里忽傳》載有：“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薄督鹗贰肪?5《跋黑傳》載有：“欲生則附于跋黑，欲死則附于劾里缽、頗剌淑?！迸婷耖g有“講古”習俗和傳統，這些講古人“凡一聞見，終身不忘”，他們通過“講說”方式傳播女真歷史與神話傳說。20世紀90年代，根據滿族“說部”傳承人馬亞川口述資料整理的《女真譜評》記錄了女真先祖和建國前后的歷史傳說，其史學和文學價值十分珍貴。金滅遼和北宋后，大批遼宋文士進入金源，受其濡染，書面文學勃興，文學樣式與體裁亦呈多元發展態勢。太祖、太宗時，文學作品較少，多為實用性文字，文人以韓昉、吳激、劉敏行、完顏勖、完顏希尹等為代表。史載：“韓昉、吳激，楚才而晉用之，亦足為一代之文矣?！蔽踝?、海陵、世宗時期，金源地區文人匯聚，佳作輩出，作品以詩詞為主兼及史作、筆記、游記等，代表人物以蔡松年、吳激、宇文虛中、紇石烈良弼、張浩、洪皓等最為著名。金初帝王熙宗、海陵、世宗亦為文壇高手，尤以海陵王完顏亮為著，時贊其“一吟一詠，冠絕當時”。被虜至金源的宋徽宗趙佶不僅工于書畫，號稱“鐵畫銀鉤”，且擅長詩文，亦為金源文學代表人物。元好問在《遺山先生文集》中評價金初文學“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文辭清麗，“文筆雄健，直繼北宋諸賢”。金初詩詞兼具南北之長，雄渾質樸、遒勁豪邁，獨具風格，世稱“南風北骨”。二是從金源文學代表群體的來源和民族構成上看，經歷了從“楚材晉用”到“女真為主”，從漢族文人為主到漢、女真、渤海、契丹等族文人平分秋色的發展演變。太祖、太宗時，金源文人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由遼宋入金的漢人、渤海人。其中大部為國家敗亡后被迫降金或自愿仕金者，如遼之韓昉、盧彥倫、張浩、韓企先、虞仲文、劉彥宗、楊樸，宋之蔡松年、蔡珪等;二是出使金朝而被強行扣留任用的宋朝使者，如吳激 、宇文虛中、高士談、王倫、朱弁、洪皓等?！督鹗贰肪?25《文藝上》記載：“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京籍圖，宋士多歸之?！苯鸪踅y治者特別注意對遼宋舊人的網羅和使用，所謂“借才異代”或“楚材晉用”也。金熙宗后期，崇儒重道、士由科第漸成國策。女真科舉既行，庠序日盛，脫穎而出的本族文人粲然可觀。除老一代的完顏勖、完顏希尹、完顏宗雄、阿里合滿外，又有完顏宗秀、完顏弼、徒單思忠、完顏守貞、紇石烈良弼、唐括安禮以及契丹人移剌子敬、耶律恕、渤海人張浩等。女真等族文人在文學、文化上的成就已與漢族文人呈平分秋色之勢。

（三）薩滿信仰與社會習俗

薩滿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獨特社會習俗是女真文化有別于他族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薩滿教是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奉的一種原始宗教，其核心理念是萬物有靈、多神崇拜，天地萬物、日月星辰、自然現象都在其崇拜信奉之列。從宗教的一般屬性看，薩滿教既非一神信仰，亦無系統完備的義理學說和嚴格規范的儀軌儀式，信徒松散、信仰自由。嚴格意義上講，很難算得上一種宗教，而更像一種充滿神秘色彩的民間巫術，其宗教活動主要通過“通神意”的巫師薩滿的“跳神”完成，但女真人卻對此深信不疑。佛教、道教傳入金源地區后，女真人一邊崇奉佛、道，一邊仍頑固地堅守著對薩滿教的狂熱信仰，薩滿教始終是縈繞在女真民族心理上揮之不去的精神寄托。薩滿教不僅深刻地影響著女真人的精神世界，還深刻地影響了女真人的社會生活，并進而形成了女真特有的社會文化習俗，成為金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女真入主中原后，薩滿信仰又影響流播到黃河流域和中原地區。

通觀有金一代，薩滿教對女真社會的影響與功用主要體現在卜筮祈福、消災祛病、施術詛咒、預測吉兇、服務王權等方面。[7]250-253成書于12世紀的《三朝北盟會編》對薩滿教做了最早的記錄?！度泵藭帯肪砣骸柏Ｊ壹榛胁?。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為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必Ｊ壹赐觐佅Ｒ?，被認為是金代第一薩滿。熙宗時，其因被懷疑利用薩滿巫術對皇帝施行了斷絕子嗣的詛咒，而被以“奸狀已萌，心在無君”的罪名處死?！督鹗贰肪?3《完顏希尹傳》：“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僭之?！毕Ｒ欠穹赣写俗锷星也徽?，但在金代薩滿利用自己特殊身份施術詛咒、嫁禍于人卻是一種很普遍的行為。金代史籍中關于薩滿利用巫術為人求子、治病、卜葬的記載有很多。如《金史》卷65《烏古出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边@是女真人請巫求子的最早一例?！洞蠼饑尽犯戒浺弧杜鎮鳌?，女真人“其疾病則無醫藥，尚巫祝。病，則巫者殺豬狗以鑲之，或車載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大金國志》附錄三《山陵》記載卜葬之事：“祖宗以來，止卜葬于護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遷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司天臺卜地燕山之四圍?！贝送?，將薩滿教中拜日禮俗用作祈求神佑、鼓舞士氣的手段亦很常見。如1115年5月，太祖阿骨打與遼兵戰，“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兆，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悅”。[3]26“天會三年（1125年），斡離不率眾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8]381

對古代王朝而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金代同樣重視祭祀活動，其祭天拜日習俗即源于薩滿教?！督鹗贰肪?8《禮制》：“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禮?！苯鸪捞?，初興是望日而拜，后來才設位而祭。史載：“太宗天會四年，始朝日于乾元殿，熙宗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大定、明昌之后禮制更趨完備?！薄洞蠼饑尽罚骸捌涔澬?，元日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庇袑＜铱甲C，位于阿城亞溝鎮劉秀屯東南的宮殿基址即為熙宗時期祭祀日神的“朝日殿”。[2]169金代祭天拜日禮儀與漢族王朝的南向設位、天子北向而拜不同，其施行的是“東向之禮”，[7]233此與女真族“尚東”習俗相吻合。此外，女真族的節日習俗如“射柳捶丸”，喪葬中的“燒飯”“送血淚”習俗以及舞蹈風格等均深受薩滿文化影響。今天在阿城、雙城、五常一帶民間流行的薩滿舞、拜天射柳等舞蹈都明顯留存著薩滿教的痕跡。

四、金源文化遺存與代表性文物

有金一代，女真人在金源地區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存。據考證，在金源地區發現的金代古城遺址有400余座，其中分布在上京（今阿城）及其周邊地區的城址即達170余座。除此之外，還發現了大量的村落、山陵和墓葬遺址。在這些遺址中，出土了數以萬計的金代文物，包括官印、銅鏡、錢幣、玉器、金銀器、碑刻以及生產生活用具和兵器等，這些文物不僅昭示著女真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為我們研究了解金代政治、經濟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線索。在眾多金代遺址、遺物中，最為珍貴者無疑是上京會寧府遺址和在該址出土的國寶級文物“銅座龍”。

上京城遺址位于阿城南郊白城。作為早期都城，該城始建于太宗天會二年（1124年）。1125年夏，北宋賀金太宗登位使許亢宗到達上京時，皇城內正大興土木，許返宋后撰寫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留下了關于皇城建筑的第一手資料?；式y六年（1146年），熙宗“以上京會寧府舊內太狹，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8]174并仿照北宋故都汴京格局進行大規模擴建，進而奠定了上京南北二城形制。今存上京遺址由相連的南北二城和皇城組成，周長22華里。該城初名會寧州，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升為會寧府并始有“上京”稱號。上京會寧不僅是金朝京師所在，亦為上京路治所。貞元元年（1153年），篡弒上位的海陵王完顏亮以“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為由，[8]187實則出于政治需要將都城遷往燕京（今北京）。正隆二年（1157年）下令“罷上京留守司”“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并“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宅第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3]108上京宮室建筑由此受到嚴重破壞。世宗即位后，以毀壞上京宮室為海陵十大罪狀之一，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重新恢復上京稱號，并列為金朝陪都。自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始，復建上京城直至世宗晚年尚未完工，今之所見上京遺址即為世宗大定年間的建筑遺跡。宣宗貞佑五年（1217年），上京行省完顏太平勾結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發動兵變，焚毀上京宗廟建筑，上京城再次遭到破壞。宣宗興定二年（1218年），《金史》中尚見上京行省右副元帥蒲察五斤的奏表，此后便失去了對上京城的記載。元明時期，上京城仍為東北軍事重鎮。明代后期，此城為女真棟鄂部一支所居，時稱翁鄂洛城。1598年，努爾哈赤曾攻占此城。清朝初年，此城磚石砌筑的城墻尚保存完好，“周圍里許尚余宮殿舊址”，但已“不知何代所筑，俗稱古城”，[9]直至清末曹廷杰踏查白城，始認定此城為金上京舊址。作為金代早期都城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上京會寧府遺址無疑是我們研究金源文化和金代歷史最重要的寶庫。

1965年出土于上京皇城遺址的“銅坐龍”，為金代皇帝御輦之飾物，通高19.6厘米，重2100克，為青銅實鑄。有專家認為，此物應為金熙宗至金世宗時期皇室御用器物。[2]177《金史》記載，金代車輦制度始于熙宗時期，“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于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3]969根據文獻記載，這尊坐龍應飾放于大輦頂輪之上，以示皇威。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重新審定皇帝所用金輅形制，決定對以前所用金輅飾物進行改造，“上用輅，軾前有金龍改為伏鹿，軾上坐龍改為鳳”。[3]974在同類文物中，金代銅坐龍造型新穎、構思巧妙、鑄造精美，具有極高的文物和藝術價值。此外，發現于阿城亞溝的摩崖石刻、吉林扶余的《大金得勝陀頌碑》、吉林長春的《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婁室神道碑》，出土于上京遺址的《寶嚴大師塔墓志銘》，發現于阿城新華的大雙鯉銅鏡等都為我們研究金源文化和金代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五、結語

女真族原本僻居東北一隅，經濟文化落后，人口體量不大，卻在立國后短短十幾年時間里，迅速由部族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再跑步進入封建社會，并先后滅掉了遠比自己先進、強大的遼和北宋，入主中原，俯仰華夏，走上歷史前臺。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它有著怎樣的文化，在這文化背后又蘊藏著怎樣的民族精神？長期以來，關于女真文化內涵與民族精神的研究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女真族作為見著史籍記載最早的東北民族，商周時稱肅慎，隋唐時稱靺鞨。唐玄宗時，粟末靺鞨一部曾在仆干水（今牡丹江）流域建立了存續229年的渤海國，因經濟文化發達，被稱為 “海東盛國”。明末改稱滿洲，再次雄起于東北，1644年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后，又建立了存續近280年的封建王朝——清朝。特熠的民族必有其特熠的文化和與眾不同的民族精神。[10]筆者以為，金源文化作為女真民族的“母文化”，其所蘊含的文化特質與精神內核是女真民族從弱小走向強大、從落后邁入文明、從偏遠的東北走入中原大舞臺的關鍵所在。這種文化精神概而言之可歸結為：剛健有為、不畏艱難的奮斗精神，以小博大、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開放包容、善于借鑒的學習精神，兼容并蓄、以我為主的創新精神。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同女真民族的生存環境及由“白山黑水”塑造而成的特殊民族性格有著密切的關聯，正是金源文化哺育了一代雄渾豪邁、孔武睿智、胸懷天下的女真人。

[參 考 文 獻]

[1] 王禹浪.金源文化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

[2] 王久宇，金寶麗.金源文化史稿[M].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8.

[3] [元]脫脫，等.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4]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武玉環.遼金社會與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6] 郭長海.金代名臣名將傳[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7] 景愛.地域性遼金史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8]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6.

[9] [清]阿桂，等.盛京通志（卷31《阿勒楚喀》）[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7.

[10] 洪仁懷.特熠的民族和王朝：金源文化述論[M].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屈海燕〕

[收稿日期]2020-01-02

[作者簡介]于貴軍（1964—），男，黑龍江泰來人，教授，從事中國通史、東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