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末社會狀況及其危機

齊賀同

摘要：明代的主要典章制度在明前期基本奠定，適應了當時的社會實際，有利于維持穩定，推動社會發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因為種種現實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造成了明末社會的種種危機，為之后滿清的崛起乃至取而代之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明末;典章制度;社會狀況

一、明代主要典章制度

首先是政治制度方面。相較于前朝，明代政治制度的最大變化，在于宰相制度的廢除和內閣制度的興起。宰相制度由秦朝建立，歷數千年不變，在中國古代的地位不可謂不穩固。不過，元代的覆滅卻恰恰是因為皇帝賦予了宰相過于大的權力，致使政權動蕩不安，走向末路。因此，經歷了元末戰亂的明太祖從一開始便對宰相制度抱有警惕之心，史載明太祖總結元代的教訓說：“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保?）洪武十三年（1380），中書左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被告發，前后株連者達三萬余人，明太祖借此機會裁撤宰相的中樞機構——中書省，讓中書省下設的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一舉廢除了宰相制度。明太祖對自己此舉洋洋總結道：“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丞相。秦始置丞相，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蓖瑫r為了防止宰相制度復辟，還嚴格規定：“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有敢奏請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保?）至此，中國古代的宰相制度走到了終點。

宰相制度雖被廢除，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不復存在，但皇帝處理政務的負擔也隨之加重，以致出現皇帝“昧爽臨朝，寒暑靡輟”（3）的情況。在此壓力下，皇帝開始設置殿閣大學士，其職責是顧問應對，類似于今天的秘書機構?；实鄯沧鲋卮鬀Q策，均會咨詢內閣大臣，內閣大臣則通過“票擬”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見供皇帝參考和采納。內閣大臣中有一人為首領，稱為內閣首輔，其權力達到全盛時，甚至一度被認作是“準宰相”，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張居正、嚴嵩等均是。

不過，盡管能夠一時權傾朝野，內閣首輔不論是權力還是地位，都依舊無法與宰相相提并論。第一，內閣首輔的議政方式是被動接受皇帝的咨詢，而不能像宰相那樣主動向皇帝提出意見。第二，內閣首輔沒有監督百官的權力而宰相有。第三，宰相的權力由法律賦予，而內閣首輔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受到皇帝個人喜好的影響，地位十分不穩固。另外，從明中后期開始，絕大多數皇帝都十分怠政，甚至有的皇帝十幾年不上朝，此時在皇帝身邊起到傳遞文書的中介作用的司禮監宦官開始發展壯大，攫取了皇帝“批紅”的權力，在政治中上下其手，埋下了明末社會動蕩的隱患。

其次是軍制。明代的軍制是衛所制，《明史·兵志》載：“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保?）同時，“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保?）衛所制以軍屯作為軍糧的來源，士兵農閑時訓練，農忙時耕種，自給自足，帶有亦兵亦農的色彩。明代的衛所制繼承了唐代府兵制的精髓，都是一種寓兵于農、兵農合一的駐防體系，有利于防止武將專兵，戰時也能靈活地調動軍隊參戰。盡管有這些優點，衛所制的缺陷也不能忽略。由于衛所制下的士兵都是單獨開列軍籍，世代為兵，士兵社會地位十分低下，飽受衛所長官剝削，使得大量士兵脫籍逃亡，大大削弱了明代的軍事力量。明末薩爾滸之戰明朝士兵被后金一擊即潰，衛所制的衰退是一個重要原因。

最后談談賦役制度。明朝前期的賦稅制度基本沿襲了唐中后期楊炎主持推行的兩稅法，分夏、秋兩季分別征收錢布與米糧，不以人丁征收人頭稅，而均以貧富為差，是中國古代賦稅制度從稅丁到稅產，從征收人頭稅到征收土地稅的過渡形態。役有正、雜之分，史載：“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保?）總之，明前期各種徭役名目繁多，對百姓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不僅不利于其進行規律的農業生產，也將百姓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無法開展除農業之外的多種經營，不利于社會的建康發展。并且，從明朝中期開始，土地兼并的加劇和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導致上層大戶上下其手地偷稅漏稅，中下層百姓賦稅負擔嚴峻，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財政收入，改革稅法勢在必行。于是，時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開始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它以簡化賦役征發的項目和手續為基本原則，“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保?）可以看到，一條鞭法合并了原來名目眾多的賦稅和雜役，量入為出地進行制定和分攤工作，使百姓知悉納稅的明確數額，有效地防止官員從中貪污的行為，是故使贊一條鞭法“立法頗為簡便”。同時，一條鞭法由于全部征收白銀，也促進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削弱了百姓由于徭役而受到的人身束縛，使役并于賦的進程又向前大邁了一步。不過，由于一條鞭法中各地攤派的數額是由地方自行制定的，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差異，故而役并于賦最終是由清朝康熙時期的“永不加賦”和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實現，中國古代的賦役制度臻于完善。

二、明末的社會狀況及其危機

前文已述，自明代中后期以來，司禮監宦官獲得“批紅”權，極大地影響了明朝的政治，史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于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保?）再者，明代的宦官還出任明朝東廠、西廠的首領，通過控制京師軍隊——京營掌握了軍事力量，以此橫行京師，排除異己，攻訐政敵，更使當時的社會動蕩不安。對于長期駐扎在邊關的部隊，皇帝也常常派自己親信的宦官出任監軍，對其展開監督活動。在明中后期皇帝長期怠政的情況下，宦官還負責協助管理皇帝名義下的各種產業（包括私人田莊、店鋪等），承擔采購皇室用品之責，并且代替皇帝監督各地的財政稅收情況等，在攫取了極大的財富的同時，也加劇了明朝官場的吏治腐敗問題。明末官僚士大夫以萬歷大禮議之爭為起點，黨派之間的斗爭愈發激烈，大禮議黨、反禮議黨、東林黨、復社林立，加劇了統治上層內部的離心離德。這些士大夫為了打敗政敵，又引這些權閹為援，大大增長了宦官的氣焰和勢力?！睹魇贰ら廃h傳》序言總結的很好：“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于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讐，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兇豎乘其沸潰，盜弄太阿，黠桀渠憸，竄身婦寺。淫刑痡毒，快其惡正丑直之私。衣冠塡于狴犴，善類殞于刀鋸。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跡穢簡編，而遺孽余燼終以覆國。莊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學士韓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勝誅?！春踉?，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9）總之，明中后期宦官掌握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方面面的權力，我們對此有理由推斷，他們對明朝中后期所造成的弊端一定是大于利的，這就使得百姓對明朝的離心離德傾向不斷加深，是明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學者指出，除宦官為非作歹的問題外，明末社會的問題還集中體現在由于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土地兼并而導致的賦稅沉重的問題上。（10）自明成祖削藩以來，地方宗室藩王雖不復掌握軍權，但依舊享有極大的經濟特權，加上明朝皇帝逐漸耽于享樂，生活奢靡，揮霍無度，國家財政支出額十分龐大，遠遠超過了財政收入。同時，隨著女真人在東北的崛起，明朝對邊疆的軍事壓力不斷增加，軍費開支年年膨脹，以至于當時工科給事中方有度上書說：“即令東師長伏穴中，不西向遺一矢，而天下已坐敝矣”，（11）可見明朝在當時已經是捉襟見肘，財政早已入不敷出。在此情況下，明朝開始在原來一條鞭法的基礎上，又加征遼餉、練餉、剿餉統稱為“三餉”的賦稅，用于支付軍費開銷。然而明朝廷沒有考慮到的是，當時國家的財富大量集中于統治上層和宦官手中，百姓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根本無法負擔這些沉重的賦稅，國內矛盾不斷激化只不過是時間問題。這樣一來，賦稅的加派，尖銳的社會矛盾最終成為明末各種勢力涌現、群雄逐鹿局面出現的導火索，是壓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過前文梳理史料，分析明代的典章制度以及其末期的社會狀況及其面臨的問題，我們加深了對明代史實和包括內閣制度在內的重要變化的理解，有利于我們以更客觀的角度看待、評價明清兩朝，為之后的進一步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注釋：

《皇明通紀·啟運錄卷之三·甲辰》，中華書局，2008年，第75頁。

《皇明通紀·啟運錄卷之六·庚申》，第220頁。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6496頁。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第2175頁。

《明史》卷九〇《兵志二》，第2193頁。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第1893頁。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第1902頁。

《明史》卷七二《職官志》，第1730頁。

《明史》卷三〇六《閹黨列傳》，第7833頁。

朱永嘉《清初的各項經濟措施和明末社會經濟問題》，《學術月刊》，1962年第3期，第14-22頁。

《國榷》卷八五癸亥天啟三年（1623）條，中華書局，1958年，第5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