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從戰略到實踐

時光無盡萬象奔流，寰宇有容眾生熙攘?！吧锇踩痹诒倔w論意義上始于生物出現在地球之時，其基本意涵是生物處于沒有危險、不受威脅的狀態。隨著生物因子及相關因素給人類帶來的風險與威脅以及造成的焦慮與恐懼的不斷加深、擴大，生物安全的倫理價值愈加受到重視。尤其是自工業社會以來，全球化、人口激增、科技飛速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等因素催化了生物安全問題的跨國性、擴散性、復雜性、高科技性、突發性與不可預見性，使其更具“非傳統安全”特征，引起國際與國家層面的高度關注，也促使相關議題的加速設置。

進入21世紀后，全球各類重大突發疫情等生物安全事件頻發，危害程度、波及范圍和擴散速度持續升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將全球生物安全的嚴峻態勢暴露無遺。生物安全涉及人、（其他）生物和國家三個維度，與科技、軍事、生態、資源、衛生等方面相互促動，同政治、經濟等因素相互交織，既是一國之內的關鍵安全領域，也是國家之間的新興博弈方向。

“必須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環境、形勢和面臨的挑戰、風險，深入分析我國生物安全的基本狀況和基礎條件，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既從國家安全戰略全局出發，對生物安全作出了重大制度安排，又從現實基礎出發設計了實現機制，同時給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體系建設指明了從戰略到實踐的推進方向。

“計熟事定，舉必有功”。生物安全相關議題應立足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戰略全局，以頂層設計為先導，在全面研究并掌握國際國內生物安全環境與態勢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我國生物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與不足，從更廣闊的場域視角認識生物安全在一體化國家戰略體系、總體國家安全體系以及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明確其與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密切關系，進而對其進行全方位、整體性的戰略規劃與設計。要堅持以人民立場為戰略定位，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以總體國家安全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戰略指導，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國內與國際安全，防范和應對生物安全風險，維護國家安全與人類福祉;以生態文明為戰略要求，保護生物資源和生態環境，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謀求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共生和良性發展。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從宏觀生物安全戰略到微觀具體實踐，全方位、多層面、高效能的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體系是推進路徑與實現機制。其中，體制是核心保障，法治是重要依托，協同創新是關鍵支撐，國際合作是必要條件。體制保障方面，要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建立健全國家生物安全領導體制、國家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治理體制以及統一、多層次的監管體制。法治依托方面，2020年10月17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正當其時，為生物安全領域提供了基礎性、綜合性、系統性、統領性的法律規范。在此基礎上，要逐步建立由生物安全管制性法律法規、技術標準體系、特定事項部門規章等組成的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協同創新方面，要明確生物安全科技發展目標與研究重點，加強關鍵核心生物技術的科研攻關，打造堅實的軟件支撐與硬件設施，使人才要素與要素平臺同向發力，共同推動生物科技兩用性的良性發展。國際合作上，一方面要借鑒國際先進生物安全防控與治理經驗，另一方面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取向，構建生物安全國際合作機制，開展國際協同研究與應對。

生物安全作為總體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其實踐工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適應新時代新要求，一手抓當前、一手謀長遠。將生物安全戰略、制度與措施通過國家、地方與基層治理體系逐漸轉化為覆蓋整個基層的執行力與保障力，進而搭建起基層生物安全網絡。同時，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厘清生物安全治理的范疇，自下而上不斷推動其改進與完善。

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內外的生物安全問題也益發嚴峻，在生物安全領域，我們更應保持戰略定力，運用體制優勢，堅定制度自信，把握實踐規律。本期特別策劃，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就“生物安全：從戰略到實踐”這一主題展開多角度、多層次的探討，敬請讀者垂注！

——《學術前沿》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