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文質彬彬”研究綜述

馬曉玥

（濟南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一、由“文質彬彬”到文質論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文本，記錄了孔子的言行，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對后世文藝思想的演變影響深遠?！墩撜Z·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3］89，在后世發展為針對文學內容和形式關系進行討論的“文質論”，成為孔子文藝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對于“質”和“文”關系的認識和運用，一直探討至今。

（一）“文”與“質”之源是否起于孔子

在《論語》中，有兩篇提到有關“文質”的言論，一篇是《雍也》，另一篇是《顏淵》，那么這能否說明孔子就是文與質思想的提出者呢？學界有著不同回答。張清娥和方彬認為，孔子之說雖然是針對君子的個人修養而發，卻有著深刻的美學意義，在中國美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質統一的審美主張［8］。靳新認為，文質關系即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是孔子關于文學批評的首要的和基礎的觀點，也正是由孔子所開創的［9］。

但束景南卻持反對觀點，他認為學界將文質說的文學思想起源歸于孔子或劉勰都是比較片面的，文質說作為中國一種獨特的文化思想，應該全面探究其歷史起源、形成、發展和演變。他還認為，先秦時期，人們已經廣泛使用“文”與“質”的概念，而文質思想的本質是一種文化觀，這種文化觀體現為人和社會的關系，表現為文質相副的倫理道德思想［10］。劉漢林也通過全面了解先秦文獻，去推斷人們對“文”與“質”使用的發展流變，來舉證束景南這一觀點［11］。

（二）孔子是否視“文質彬彬”為文學觀

關于孔子直接創立文質說這一理論，學界大多數觀點是否認的，即認為孔子雖然首次將文質關系并舉，但文質論的形成還經歷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大約起于先秦，直至南北朝時期成型。束景南認為，孔子是第一個提出道德上的文質說，而不是第一個提出文學上的文質說［12］?！墩撜Z》中提出的文質相副說，不是在文學層面的文質關系，而是代表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觀。自漢初董仲舒起，文質說一直被視為一種政治道德觀，并未進入文學領域，直到西漢楊雄作《法言》，才把文質說和文學相結合，提出了文質相副的文學理論。

由此，束景南認為，作為文學理論的文質說是由楊雄提出的，而非產生于劉勰的《文心雕龍》。自楊雄到劉勰，是文質說由產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這是由于文質說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班彪、班固、王充等人都作出了貢獻；在魏晉齊梁時期，曹丕、陸機、沈約等人也豐富了學說。至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文質說理論作了集大成的總結，才宣告了文質說的成熟。劉洪柱同樣認為，孔門學說是在不斷發展中得以完善的，孔子最初所提出的僅僅是針對君子道德的要求，是一種以禮為核心、仁為外殼的倫理觀［13］。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了較多肯定，蔡茂松的《孔子的文質論》［14］、王薇的《先秦言意觀的發展及其對唐前文學的影響》［15］、劉寧的《中古文論中“文質論”的思想淵源與理論旨趣》［16］也表達了相似的理解。

范軍在他的《文質論》里談及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對文質理論的探討源遠流長，具體情況十分復雜，若就其發展演化的大趨勢而言，可把文質論分作萌芽（先秦至兩漢）、形成（魏晉南北朝）、發展和深化（隋唐至明清）三個階段［17］。這一發展觀點得到了后世不少學者的肯定，如楊太在《孔子文藝美學思想綜論》一文中就表示支持這一觀點［18］。

二、文質關系的核心概念探討

“文質彬彬”作為一個重要的美學命題，在個人修養層面，“文”表現為“禮”，“質”表現為“仁”；“文”是“質”的外在化，“禮”是“仁”的外在化。在文藝作品中，“文”與“質”可分別指代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鬃幼非笪馁|兼備、文質適中，是儒家美學文質觀的集大成者，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對于質文之義有必要深入探討。

（一）文、質之義

郭璇在《論“文質彬彬”》一文中，先解讀“文”和“質”的內涵，再去進行文藝理論的論述［19］。同樣地，鄧軍海的《文質爭論所爭何事》亦是這般行文邏輯［20］。對于原典中“文”與“質”的注解，歷代注家的觀點各不相同，對于這一問題，李欣復的《中國美學史范疇略述》［21］和孫欽香的《“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君子意涵》［22］都有所討論和總結。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三種不同的解讀：

在高度密集的環境中，校園建筑需要突破常規的“高塔平面”式空間拓充，用一種非常規的空間思維方式和空間操作尋找解決超常高密度問題的手段[11]，對于高密度環境下的校園設計，從空間布局、交通空間、整體空間、底層空間方面進行了思考。

其一，從朝代更迭這一角度進行討論，主要是以夏、殷、周三代為討論對象。劉逢祿在《論語述何》中指出：“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循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纫叭?，而后君子也?！保?3］也就是以朝代更替為著眼點去解釋“文”“質”循環往復這一現象。清人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也同意此觀點［24］。盡管這種三代的文質說是一種儒家視角下的歷史觀，但是用于解釋“文”“質”這對概念卻有些偏頗，更不能推及對“然后君子”問題的認識。

其二，從質文關系角度進行討論，今人錢穆的《論語新解》中對此的解讀為：“質：樸也。文：華飾也?！保?5］380也就是說，錢穆先生認為“質”即質樸，“文”指華飾，并未作過多闡釋。而后其弟子余英時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補充論說，明確了質樸說的內涵。他指出，“文”含義較廣，在當時可以理解為“禮樂”，但其中也包含學習“詩書六藝之文”，而在今天就相當于我們常說的“文化教養”；“質”則指人的樸實本性［26］122。

其三，從仁禮關系角度進行討論，這種解讀方法與以字訓義不同，是從經典文本出發，以儒家所強調的仁和禮來解讀“質”之內涵?！墩撜Z·衛靈公》篇云：“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篇中也提到了“質”，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此章中‘質’的解釋是‘實質’而不以‘質樸’來解，由此‘義以為質’其意就是‘君子以義為其行事之實質?！保?5］381余英時在《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亦同意這一說法：“‘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一語透漏出‘仁’與‘禮’二者在君子的實踐中決不能分開?！保?6］122他認為盡管孔子未明確指出“仁”與“義”之關系，但我們可以把“義”看作“仁”的發用。由此觀之，“文質彬彬”中的“質”字有著實在的含義，即蘊含著儒家所宣傳的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觀念。但就仁禮關系而言，仁即為“質”，禮即為“文”。因此，不能單純地用“質樸”去解讀“文質彬彬”中“質”之內涵，而應該結合儒家所重視的倫理道德去解讀，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解釋“然后君子”之問題。

（二）文質關系探討

對文質關系的認識，成為厘清文、質之義后最值得關注和討論的問題。針對孔子“尚文”還是“尚質”這一問題，歷代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漢代董仲舒認為：“質文兩備，然后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保?7］近人楊樹達先生也持這一觀點，認為孔子的本意是“以文質兼備為主，萬不得已，則存質而舍文”［28］。這種觀點縱然有其合理性，能夠用于解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1］23和“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1］66這類言論，卻不適合解讀孔子是否“尚文”這一問題。

郭紹虞的《先秦儒家之文學觀》中認為：“孔子把‘尚文、尚用’的矛盾沖突‘能折中調劑以成為儒家的中庸思想’?！保?9］又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指出：“孔門的文學觀是比較尚文的……他同時又是注重實際，著重實用的思想家，……所以又注重尚用，……尚文成為手段，尚用才是目的這兩個觀念，尚文則宜超于實用，尚用則宜忽于文辭，好似有些沖突，但是他卻能折中調劑恰到好處?！保?］21這和宋代理學家朱熹的認識有著極強的一致性，如《中庸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其中一部分）云：“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保?］14也就是說，孔子對于“文、質”二者，并非在一切場合都表現得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這種“尚文”與“尚質”的矛盾，是他所處的劇烈變動的時代的產物，是他頭腦中新舊思想斗爭的反映。綜合觀之，這兩種觀點在“文質彬彬”中得到了一種平衡，同時，這種平衡并非靜止，亦非絕對。李樹志的《中和之謂美——也談孔子的文質觀》［30］、田笑霞和孟慶彩的《以“詩教”為核心的孔子文藝觀綜述》［31］以及劉瓊的《論孔子以“和”為美的思想》［32］，都認可這樣的觀點。

此外，部分學者認為“文質說”即等同于西方文論里的“內容和形式”。張清娥、方彬在《論孔子尚用崇實的文藝美學觀》一文中認為，孔子對于內容和形式的論述是比較全面的［8］，將“文”直接等同于形式，將“質”等同于“內容”。段新桂的《內容美與形式美》則認為，中國古典美學，也就是孔子早就對內容與形式相對立這一西方美學問題給出了解決方式，并結合詩歌進行了分析［33］。

但張懷瑾的《文質辯說》批評了這一觀點：“‘文’與‘質’，作為東方古典美學的特殊審美范疇，有著確切含義及其深刻的歷史內涵，究竟應當作何理解？論者常謂確指審美對象的‘內容’和‘形式’；這就是‘質’謂‘內容’，‘文’為‘形’；‘文’與‘質’的關系直接等同于‘內容’和‘形式’的關系?！⒁姼鞣N文藝理論批評，文學辭典、論文、專著，連篇累牘，達十余種，似乎已經成為定論。然而這種理論觀點是謬誤，日益顯得突出，應該重新探討?！保?4］而后，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文與質如同內容和形式，各有自己的歷史內涵，深深地植根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傳統，不可混同。文與質既以品人，亦以論世，是對中華遠古文化歷史形態的精神把握，代有因革，有無可辯駁的東方特色。內容和形式則是古代希臘以還對于具體事物總的構成和剖析，范疇有別，內涵各異，不可混同?！保?4］

三、文質關系討論之發展與問題

（一）文質關系討論之近年發展情況

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學界對文質觀的認識主要產生了重質輕文和重文輕質兩種不同傾向。張文勛認為，孔子盡管首要提出思想內容之重要，但并非忽視語言文辭等形式方面，并對學界這種單一傾向進行了否定。在歷代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的斗爭中，孔子的文質觀成為有力的武器。他還認為：“孔子對文學的質文關系的見解，雖然還是比較簡單的，但是，它符合文學自身的規律，是創作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因此就是正確的，它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影響也是積極的?！保?5］寇養厚和蔡鐘翔等學者也肯定了孔子的文質觀，寇養厚認為“孔子的這種文質觀，不但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在今天仍有其現實的合理的借鑒意義”［36］。蔡鐘翔等學者認為，孔子已經懂得對文藝作品的評價要從政治和藝術、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衡量，這是文藝批評的一大進步［37］。但蔡鐘翔等學者在肯定之余也指出了其不足之處：“孔子僅僅確立了質文并重的原則，對文藝的審美理論沒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材料，以致后來恪守儒學的文論家往往滿足于政治教化的空談，而忽略藝術規律的探討?！保?7］19

（二）文質關系討論之錯誤論斷

近年來，學界對于孔子文藝觀的認識基本達成統一，認為其中能夠體現出“重實際、尚實用”等特點，但研究者對這些特點的評價卻各抒己見，褒貶不一。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提出“孔子文藝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有很深刻的現實基礎”［4］16，這是因為“孔子文藝觀的核心是詩教，詩教的中心是強調文藝必須緊緊地為政治教化服務?？鬃拥奈乃囉^、文藝的社會作用、文藝批評標準等一系列問題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4］16。吳調公的《從孔子莊子之異看儒道二家文藝思潮》則意識到了孔子文藝觀的不足之處：“因為片面強調實踐而浮想有所不足；因為執著理性主義，結果較多地注意人們意志的表現，相對地忽略了自我情感的抒發；因為過多強調文藝的教化功能，相對地沖淡了審美功能和藝術的特殊規律?！保?8］

馬衍在《對孔子“文質觀”的再認識》中談及了對文質說研究的三個錯誤論斷：其一，對孔子某些話的理解出了偏差，導致后續思想上的理解偏誤；其二，將內容和形式的先后之異理解為重輕、主次之別，內容和形式雖是同等重要，但不是同時產生，在次序上有先有后，且不容顛倒，某些文論家在這里陷入了泥潭，他們想當然地以為，先考慮的一定是重要的，后考慮的是次要的，將次序的先后等同于實質的主次，其論斷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其三，將孔子的思想、政治主張機械地引入“文質觀”中，孔子重視教化，卻并不重質輕文，世界觀與文藝觀有聯系但并不等同［39］。從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某些研究者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而“始作俑”者的荒謬則毋庸置疑。因此，治學時要格外注意甄別論點。

（三）文質論未來的發展方向

文學理論的發展一定是隨著時代不斷被充實和發展的，優秀的理論可以在和新事物的結合中不斷煥發生機。以下僅以三個方面舉例：

第一，孔子的文質說可以和先秦兩漢同一時期的文學作品進行橫向對照。比如劉紹瑾的《周代禮制的“文”化與儒家美學的文質觀》［40］、王悅的《〈論語〉與〈禮記〉中的“文”“質”思想比較》［41］、丁小靜的《儒墨語言理論比較研究》［42］?！拔摹薄百|”的對立與統一體現了社會政治的調整與人我關系的演進，既可以從倫理學角度講述個人的自我修養和各家學派的不同主張，又可以從政治學角度探討社會制度的演進與變化。

第二，在之前的文藝理論研究中，孔子的文藝觀與西方文論、西方美學除了差異性之外，也有著廣泛的對話空間。中西方文論作為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其奠基人如孔子、柏拉圖、賀拉斯等卻在文論形成之初，對文藝美學有著共通的認識，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開始關注這一方向，并準備進行深入討論。

此外，隨著文化交流的加深，我們的經典文本也在不斷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方興、楊延延在《〈論語〉英譯中對孔子文質觀的誤讀》中指出文質觀是孔子倫理思想的重要體現，通過翻譯推動孔子文質觀的跨文化傳播，對解決西方倫理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43］?！墩撜Z》是孔子文質觀的主要載體，然而經典文本的文意跨越時代和文化，難免產生曲解與誤讀。何剛強的《文質頡頏，各領風騷——對〈論語〉兩個海外著名英譯本的技術評鑒》立足文本，通過梳理“文、質”的內涵，對經典英譯本中的誤讀及其原因進行了分析［44］，并提出了對應的解決辦法，這對經典文本的跨文化傳播有著重要意義。

結語

通過對《論語》中“文質彬彬”研究文獻的綜述，可以發現關于“文質論”的研究存在同質化問題，研究者的關注點多集中在“文”和“質”的基本內涵、文質關系的流變以及文質論對創作實踐的影響等方面，也有從創作學、美學、翻譯學、設計理論等多角度結合文質論進行探討的?？偟膩砜?，關于《論語》“文質彬彬”的理論研究已經比較完備，但在現實創作中仍有許多新的視角等待被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