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寧和納博科夫的文學較量

杜 榮 焦智慧

（新鄉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3）

一、1921 至1933 年——布寧和納博科夫相吸相敬之時期

布寧與納博科夫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同歲，并且與他私交頗深，1921 年納博科夫的父親在給布寧的信中附上了兒子同年發表在《魯爾報》上的3 首詩《約瑟的異象》（Видение Иосифа）、《十字軍戰士》（Крестоносцы）、《孔雀》（Павлины）和一個短篇小說《愜意》（Нежить），并拜托布寧和庫普林將它們在巴黎周刊上發表，布寧還贊揚了納博科夫的詩歌。詩歌是納博科夫最喜愛的文學體裁，他也曾經用詩歌贊美布寧。自1921 年3 月18 日納博科夫寫給布寧的第一封信開始，兩個偉大的文學家通信近20 年，這是他們相互熟悉并相互較量的一種媒介。在第一封寫給布寧的信中，納博科夫首先感謝了布寧對他創作的激勵，并高度贊揚了布寧的詩歌之美對人類靈魂的洗滌和對他在無限孤獨的日子里的精神安慰，他感受到布寧的“每一首詩、每一行字中都透著無與倫比的純凈、深沉與明亮”［1］11。并且，納博科夫在寫給布寧的第二封信里，直接將這種贊揚化為詩篇《像山泉一般，你的聲音驕傲而純凈……》（Как воды гор, твой голос горд и чист...）。這個時候，青年納博科夫是作為一個詩人在和自己敬仰而崇拜的導師進行交流，納博科夫最看重也最喜愛布寧的詩歌，因為讀布寧的詩歌能在孤苦的日子里帶給他無盡的安慰和前進的力量，這也促使他在僑民出版物上發表了幾篇評論布寧及其作品的文章。因為納博科夫從童年開始就能將布寧的許多詩歌倒背如流，所以 1929 年布寧的《詩歌選集》（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и）再版后，正在法國小住的納博科夫立即寫信給布寧，指出其中一首詩歌《神》（Бог，1908）中的句子給修改了，并且他還用西林這個筆名在《魯爾報》刊發了一篇評論《伊萬·布寧〈詩歌選集〉》（Ив.Буни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и?），認為“布寧的詩是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幾十年中俄羅斯的繆斯創作出來的最優秀的作品，只可惜在彼得堡時未能被人重視”。1926 年，納博科夫的第一部小說《瑪申卡》出版后，他懷著興奮而忐忑的心情給其視為導師的布寧寄去一本，像學生一樣附信請求布寧不要嚴厲地進行責難，并焦急不安地等待布寧的回信。布寧認真地閱讀了這部被稱作“最布寧式”的小說，甚至在空白處寫下評語，不過卻認為小說在風格上較為失敗，這部兼具屠格涅夫和布寧的田園詩式描寫的小說在當時也沒有引起布寧的格外重視。

20 世紀20 年代末，納博科夫已成為俄僑界冉冉升起的文學明星，開始在巴黎的青年一代俄僑作家中大放異彩，持續引起布寧的關注和贊賞，布寧極有先見之明地認為納博科夫的文學創作在俄羅斯文學中開啟了一個最具原創性的文學世界。美國評論家馬克西姆·Д·什拉耶爾認為，布寧的《幽暗的林間小徑》（Темные аллеи）是對納博科夫最優秀的俄語短篇小說《皮爾格拉姆》（Пильграм）、《完美》（Совершенство）、《菲特爾塔的春天》（Весна в Фиальте）、《云、湖、塔》（Облако,озеро,башня）等的一次回應，是兩位作家在其文學較量終極階段的一次純粹的痛快淋漓的搏斗。不能否認，布寧對納博科夫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根源性影響，尤其是在詩歌中的重復手法和色彩運用，納博科夫在自己的詩中自如地運用布寧在多首詩歌中運用的紫丁香顏色，并效仿布寧出版詩歌集和短篇小說于一書的作品集《喬布歸來：短篇小說與詩歌》（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 Рассказы и стихи）。這一時期年輕且懂多國語言的納博科夫博采眾長，對各種文學流派傳統去粗取精，不斷嘗試詩歌創作的新方式，將生活中的新現象用新穎的語調來表現，但年長的布寧仍舊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上墨守成規。布寧認為，這一時期納博科夫的詩歌比無韻文寫得好，不過，仍舊將其視為自己真正的文學對手，尤其是在納博科夫的長篇小說《盧仁的防守》（1929—1930 年）、《榮耀》（1931—1932 年），以及短篇小說《皮爾格拉姆》（1930 年）和《完美》（1932 年）等在巴黎出版后，布寧對納博科夫作品的興趣日益增長。隨著納博科夫聲名鵲起，他和布寧的作品經常同時刊登在《魯爾報》和《當代札記》等俄僑刊物上。自1929 年《盧仁的防守》出版后，納博科夫已步入巴黎俄僑一線作家之列，此后的3 年，納博科夫仍舊持續給布寧寫飽含崇敬和溫情的書信，在贈給布寧的《盧仁的防守》的扉頁上，寫的贈言是“勤勉的學生致偉大的導師”，納博科夫這種以布寧為榮的態度，讓布寧及其夫人非常喜歡。布寧在家里經常朗誦和閱讀納博科夫（西林）的作品。1930 年秋，布寧和納博科夫通過信件交換了照片。納博科夫的聲名大噪引起了布寧的家人及好友的排斥情緒和挖苦言論，這也許是擔心納博科夫的風頭蓋過布寧，但此時的布寧仍舊對納博科夫很贊賞，而納博科夫同樣在熱情地發文——《紅掌之上》（На красных лапках,1930） 和《 論 叛 逆 天 使》（О восставших ангелах,1930）——評論布寧的詩歌，抵抗一些無禮的青年僑民詩人對布寧的抨擊。

1931 年，納博科夫受布寧之托，積極地聯系俄英翻譯家馬克斯·伊斯門（Макы Истман），但頗費周折，為此，他給布寧寫了三封信。1931年，納博科夫的那篇題詞獻給布寧的短篇小說《委屈》（Обида）刊登在巴黎的《最新消息》報上。1930—1935 年納博科夫有14 個短篇小說在這個頗有影響力的俄文報刊上發表，因為布寧的作品也不斷地發表在該報紙上?！段分械耐昝理嵚膳c風格源于對布寧無韻文的寫作技法的成功借鑒，其中，打獵的場景和大自然的描寫、些許異域風情以及紫丁香色，都能看出布寧短篇小說《遠方》的影子甚至是對一些短句的直接引用，在短篇小說《O 小姐》（Мадемуазель О）中，納博科夫在塑造普佳遇到一個法國女教師時，說著法語和俄語雜糅體的雙關語，意在用此凸顯主人公普佳與整個節日的喜慶氣氛格格不入。這一時期，納博科夫的一系列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可以說是與布寧小說的對話。

1932 年，納博科夫應邀到巴黎演講，這次令人難忘的演講讓巴黎的讀者十分歡喜?？上н@次巴黎之行，納博科夫未遇布寧，但納博科夫在阿爾達諾夫家里與扎伊采夫、霍達謝維奇、馮達明斯基及維什尼亞克等人討論了當時的流行話題——布寧是否能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些著名俄僑作家還為納博科夫的演講舉辦慶功會，朗誦他的詩歌和短篇小說，這更引起了巴黎俄僑界對這位冉冉升起的文學明星的熱情關注，甚至“從倫敦到華沙，從貝爾格萊德到里加，從上海到圣弗朗西斯科和紐約。他都成為讀者關注的焦點”［2］。

二、1933 至1939 年納博科夫趕超布寧之時期

納博科夫的耀眼光芒日漸讓布寧黯然失色且心理失衡，兩人成為文學對手。

1933 年，布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納博科夫非常高興地給布寧寫信祝賀，認為他的獲獎讓俄羅斯人感到驕傲并體現了評獎的公正，這一事件成為當時俄僑界的盛事，極大地鼓舞了巴黎的俄僑作家們，文學界在這一時期洋溢著歡樂的氣氛。這一年的12 月，布寧和納博科夫在柏林舉辦的慶祝布寧獲獎的晚會上初次見面，納博科夫不僅作了關于布寧詩歌的深情演講，而且朗讀了自己最喜愛的布寧詩歌，他的朗誦準確傳達了自己對布寧詩歌的理解，獲得了大家的好評。雖然這次見面后，兩人幾次打算在巴黎見面，但直到3 年后才如愿以償。

1934 年，納博科夫在巴黎發表的短篇小說《Л.И.希加耶夫的回憶》（Памяти Л.И.Шигаева），塑造了一個俄僑知識分子的形象，這是作者在悼念一位亡故的友人。這篇小說的開篇與布寧的短篇小說《阿列克謝·阿列克謝耶維奇》（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都是開門見山地寫出篇名主人公的死訊，然后是回憶與主人公相關的逸聞趣事，看似拼湊，但都與闡釋主人公的命運密不可分，并且都將主人公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不過，對于主人公的死亡，納博科夫用的是善意諷刺的評價，而布寧則用的是滿含眷念的語調。這種把死亡作為結局的手段是納博科夫的一種自圓其說的敘事手段，也是在小說中與布寧進行“死亡的美學成分與形而上學成分”［1］70之爭辯，這種爭辯在納博科夫的《皮爾格拉姆》和《完美》等小說中初見端倪，到20 世紀30 年代末達到高峰，在納博科夫遠渡美國后陡然停止。納博科夫和布寧的創作中都貫徹了藝術形式是表現日常生活概貌之觀點。1934 年，《當代札記》的編輯馮達明斯基直言，在該雜志中他情愿只留下布寧、阿爾達諾夫和西林（納博科夫），這也說明納博科夫在巴黎俄僑界已與布寧齊名。而20 世紀30 年代的前幾年布寧的詩歌和小說都極少問世，并且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兩年，心緒難平且經濟上的魯莽行事讓年邁的布寧陷入絕望茫然，他的這種創作狀態就難免被一直筆耕不輟的納博科夫趕超，無論在僑民報紙《最新消息》上，還是在雜志《當代札記》上，納博科夫發表文章的數量都遠超布寧。

1936 年，納博科夫開始第二次巡游巴黎，他在抵達巴黎半小時后，就與布寧進入餐館就餐，雖然此時他們還像朋友一樣見面聊天，但兩人在人際交往方面卻格格不入，納博科夫還是有些不適應巴黎燈紅酒綠的時尚生活，而久居巴黎的布寧身心怡然。并且，兩人在創作和思想方面亦有異同：納博科夫的創作力圖掙脫俄羅斯文化的束縛，而布寧的創作一直飽嘗俄羅斯文化的甘露，兩人都不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神論者布寧在作品中并沒有斷然回避宗教問題，他是關注人類存在的哲學家。這一時期的納博科夫和布寧已經顯現彼此的相吸相斥：雖然納博科夫從布寧那里學過一些東西，但兩人在精神和本質上差異巨大，這時的納博科夫的寫作手法已經登峰造極，俘獲了眾多讀者，而布寧有些不能容忍這種納博科夫現象，許是自己在俄僑界的權威受到了小輩的絕對挑戰。

1937 年，布寧在貝爾格萊德報紙的采訪中特別提到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年輕一代僑民作家”——西林（納博科夫）、加茲達諾夫和別爾別羅娃。不過，納博科夫在自傳以及采訪和書信中，總是有意識弱化了俄羅斯僑民文化環境對其文學命運的影響，尤其是布寧的創作在其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性，這時的納博科夫不再是布寧的學生，而是一名成熟的俄僑作家。作為巴黎俄僑文學翹楚的布寧，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并推動著納博科夫取得新成就。隨著納博科夫的作品在俄羅斯境外日漸走紅，將契訶夫的作品視為文學參照物的納博科夫越來越趕超布寧，呈現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趨勢，受到俄僑文學界編輯和讀者的關注，這一情形讓布寧對納博科夫有了些許怨氣，但他并不氣餒，繼續向自己的文學高峰攀登：自1937 年開始著手創作自己的傳世杰作《幽暗的林間小徑》，并于這一年完成了《托爾斯泰的解脫》（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олстого），而在他精神郁悶的僑居之初也是在研究托爾斯泰的作品，持續不斷地從中汲取文學創作的靈感和精神寄托。

納博科夫作為年輕一代的俄僑作家則能快速適應僑居生活，并隨文學創作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創作策略。1938 年，納博科夫的劇本《大事》（Событие）在巴黎的俄僑雜志《俄羅斯札記》（Русские записки）上發表，之后該劇本在巴黎、布拉格、紐約等地巡回演出。布寧出席了該劇在巴黎的首場演出，但劇中那位知名作家彼得·尼古拉耶維奇的形象讓同時代人都看出來是對布寧的戲仿。雖然布寧在看戲時很憤懣，但后來他表示看不出也不承認自己是這個喜劇人物的原型。伴隨著戲劇的巡演，這場戲劇風波被人炒作而斷斷續續地綿延了兩三年，這種荒謬的猜測無疑加深了布寧和納博科夫的嫌隙。這期間納博科夫還給布寧寄去了寫有問候之語的新作《斬首之邀》（Приглашение на казнь），但布寧卻沒有像以前閱讀納博科夫的小說那樣，在空白處作批注，而是不置一詞。兩人也彼此通信幾回，卻鮮有見面?！稊厥字返娘L格創新和大膽試驗使布寧大受刺激，不能理解其作品為何用羅馬數字進行各部分編號，兩位作家在創作精神和作品本質上的差異更加顯著。通過對比納博科夫和布寧各自創作的愛情小說，可以看出：納博科夫在俄文創作時期的小說中有關性愛的描寫忠實于契訶夫的傳統，他和布寧論戰的核心是如何在敘事結構中論述死亡與性欲的關聯，他的俄文小說采用形而上學的手法，隱晦地描寫愛情中的性維度，主要是體現愛情超自然的本質，而這是一個幾乎用語言無法描寫的維度。布寧和納博科夫一樣，在愛情小說中會以女主人公的死亡來加深讀者對小說故事的強烈印象，只是納博科夫喜歡用開放性的故事結局，而布寧常用封閉性的愛情結局。納博科夫和布寧這兩位新老兩輩俄僑作家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較量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死亡在小說中的敘事角色、形而上學、愛情和命運的非理性以及記憶在作品中的意義［1］156-1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個月，納博科夫為了家人的安全，開始在英美兩國的大學里尋求講授俄羅斯文學、語言及思想史相關科目的講師職位，他寫信請求布寧給他寫封推薦信，畢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推薦很有分量，最終，英語欠佳的布寧在納博科夫寫好的推薦信上簽下了自己的大名，納博科夫如愿以償地僑居美國。為此，納博科夫在倫敦給布寧寫了一封誠摯的感謝信（這也是兩人的最后一封通信），信中將在春風中搖曳的多色蝴蝶花比喻成希特勒的臉頰，從信中可以體會到納博科夫為能遠離希特勒政策的迫害而欣喜，預感自己人生的又一春開始了。而在二戰時期，布寧卻沒有離開被法西斯軍隊占領的法國。

三、布寧和納博科夫的文學成就并蒂開花之時期

從1940 年納博科夫舉家遷往美國到1953 年布寧逝世，布寧的創作呈現出“老樹新枝又一春”的飛躍，納博科夫更是名震世界，布寧和納博科夫的文學成就并蒂開花，他們也成為新老兩代俄僑作家的杰出代表。

霍達謝維奇在《流放文學》一文中，通過對世界文學史上的一系列文學家的事跡說明僑民作家不僅創作出了本身優秀、而且成為民族文學一部分的作品，由此來反駁俄僑文學批評家馬·利·斯洛尼姆提出的“僑民文學的末日”的觀點，并強調受到末日威脅的那些文學作品，其本質上并不是僑民文學。大多數老一輩巴黎俄僑作家堅持在境外傳承俄羅斯文學傳統，但這一做法讓俄僑文學走上了一條不正確的道路，因為任何一種文學只有保持永恒的內在運動，“有點類似于新陳代謝和血液循環的進程，它才會具有活力并保持其生命力”［3］。布寧和納博科夫的創作正是如此，尤其是納博科夫的創作超越了俄羅斯經典文學的傳統，賦予俄僑文學以新的情感和思想，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的文學形式，在文學界樹立了自己的鮮明地位，而不是像一些老一輩的巴黎俄僑作家那樣墨守成規，不善于甚至是不愿意展示自己的文學才華，這時的納博科夫已經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俄羅斯文學的傳統和流派，而是創作風格自成一體。20 世紀90 年代，蘇俄學者安德烈·貝托夫認為，在俄羅斯作家契訶夫、勃洛克與歐洲作家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之間，蘇聯文學和僑民文學都未能提供杰出的過渡性或精神上相一致的作家，而納博科夫則在俄羅斯文學與20 世紀西歐文學的銜接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這一時期，納博科夫仍舊在關注布寧的作品，但只是作為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教授給學生分析布寧及其作品。關于布寧和納博科夫的友誼與較量，Г.В.阿達莫維奇曾在1969 年的一次文學對話中回憶說，布寧盡管承認納博科夫的才華，但有時卻無法忍受他。但納博科夫通過自己的卓越寫作天賦，已將自己載入俄羅斯文學史冊。當《洛麗塔》位居美國暢銷書榜首半年之久，給納博科夫帶來巨大的財富和聲譽之時，納博科夫卻對自己的文學命運自我調侃：“是洛麗塔出名，而非我出名。我不過是一個寂寥無名、并且連名字的音都難被發準而倍加寂寥無名的小說家?！保?］但事實上，納博科夫因為這部作品至今還被世人稱頌。

納博科夫在美國的輝煌刺激著年邁的布寧，布寧像個關注自己叛逆離家而成才的孩子一樣對待納博科夫，怒其不遜又欣慰其成就，他時常會讀讀自己珍藏的納博科夫的作品，重讀自己的札記以及二戰前巴黎俄僑出版物對納博科夫的評價。這時的他在重讀納博科夫的作品時依舊為納博科夫的天賦感到震驚。1946 年，布寧讀到《當代札記》上納博科夫的俄文小說《菲雅爾塔的春天》時，發現這個作品應用了契訶夫的寫作手法，因而他依舊帶著批判的眼光進行一番語氣不善的評論，一如他對俄羅斯現代主義持有的否定態度。

結語

總而言之，布寧和納博科夫的文學較量持續幾十年，他們之間的關系體現出在“影響的焦慮”下激發彼此的創作潛力和激情，彼此都達到了自己文學事業的新高度，獲得了舉世聞名的文學成就。在二人接觸的過程中，納博科夫對布寧的態度是從遠距離的通信崇拜，到近距離的深入接觸，再到遠隔重洋的清晰認知，最后向著布寧作品本身回歸；布寧對納博科夫的態度則從提攜到欣賞，到被晚輩趕超的焦慮，最后坦然接受：總的來說，文學讓他們的命運相互交織而燦爛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