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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的救贖:《媽媽走了》中的女性身份認同

2021-01-02 19:37張濤琪
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 2021年3期
關鍵詞:克萊爾女性主義身份

張濤琪

(哈爾濱師范大學 西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出生于1938 年,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被譽為“女??思{”。歐茨是一位多產作家,自1963 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說集《北門邊》(By the North Gate)以來,一直活躍于美國文壇。她勤于筆耕,不斷有作品問世,迄今為止已發表長篇小說40余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說、詩歌、戲劇、隨筆、文學評論等文集,同時致力于時事議論文與偵探小說等通俗文類寫作。歐茨不僅作品多,還獲獎頗豐,曾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歐茨的作品觸及美國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反映不同階層的生存現狀。她特別善于描寫女性角色,盡管她說自己并不是女權主義者,但她的作品始終圍繞女性問題展開論述。歐茨抨擊了美國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和重壓,指出當代美國婦女面臨的困境,并對否定女性的傳統觀念進行反抗。

之前,國內就有少數學者關注了《媽媽走了》這本小說,對其進行了分析,如趙麗分別分析了《媽媽走了》中的家庭關系和女性心理,重點討論歐茨筆下女性的不同角色在家庭中的影響與作用[1]。金銘更關注的是小說中的女性主義倫理關系,表達了要關注女性精神與情感世界的需求[2]。胡靜和楊劍運用了拉康的理論分析了《媽媽走了》的主題,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討了美國人的生存狀態[3]。以上這些學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對于小說主題、家庭、母女關系的研究,而對于小說中女性的身份問題卻很少提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媽媽走了》中女性的身份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當代女性更好地認識自我提供借鑒。

一、文本回顧及身份認同簡介

《媽媽走了》的主人公尼基是一個裝扮夸張、行為叛逆、追求另類的年輕女性。不幸的是,她的媽媽在2005 年母親節遇害,盡管案子很快偵破,罪犯鎖定,但媽媽的離去使得尼基家人各自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尼基在母親遇難后明白正是柔弱溫順的媽媽用寬容和愛心支撐著家庭,媽媽走了,這個家分崩離析。最終媽媽的女兒們帶著善良和愛意走出了低谷,樹立信心,生活漸漸回歸了正規。尼基剪斷不倫之戀、重拾親情、重獲新生;克萊爾擺脫束縛,獲得獨立的人格。

身份(Identity)認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4]465。女性身份認同指的就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中,女性試圖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父權文化是以男性為整個社會文化中心的文化,女性被看重的只有生育能力,常淪為男性的附屬品,在這樣不平等的社會文化中,女性經常會遇到身份認同的困境,即自我與他者,個體與社會的矛盾。女性主義主張追求男女社會權利平等,為女性在男權社會爭取權利,尋找身份認同。

二、《媽媽走了》中女性的身份認同

(一)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他者”身份

在這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中,大女兒克萊爾原本是一名教師,可是因為覺得“媽媽尤其希望我早點安頓下來”[5]142就離開了學校,沒有完成碩士學位,嫁給了自己并不愛的羅勃,雖然她也痛苦地說“和羅勃結婚是我犯的大錯,辭職也是我犯的大錯”[5]142,但她還是選擇了結婚,放棄了事業。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認為:“性別是一種政治行為,是霸權和支配等因素組合成的權力結構關系。但由于女性內化了男權社會的價值體系,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應該的和自然的,以至于不能認清壓迫的實質和根源?!保?]克萊爾的價值體系就是被男權社會內化了,導致其認為女性結婚并相夫教子才是正確的選擇,同時,母親的做法也無形中成為克萊爾的“榜樣”,使其正在離“自我”的道路越來越遠。小女兒尼基是一名報社記者,她從小就覺得媽媽的生活沒有價值。因此,她主張另類,頭發剪成“朋克的尖頂式,并染成了深得發黑的褐色,在某種陽光下呈彩虹色,沒有一綹頭發長過一寸的,鬢角和后腦勺都剃得光光的”[5]6。不僅如此,尼基穿著暴露性感,還和有婦之夫產生了感情。女性主義發展的后期,即“后女性主義”階段,女性的“他者性”又有了新的內涵,由于種族、地獄、階級等因素的介入,女性主義變得復雜,從群體回歸到了個體。尼基的怪異打扮和“越軌”行為,是對中產階級虛偽的反叛,也反映了她內心作為一名“他者”主體性的缺失。

(二)母親離世后女性身份的探尋

小說從尼基的母親戈文去世起發生轉折。戈文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女性,樂于助人,經常去教會做義工,鄰居幾乎都吃過她做的烘焙面包。盡管戈文從小就經歷了母親自殺、父親出走,長大后又被初戀拋棄,嫁給尼基的爸爸后也遭到丈夫和兩個女兒的不理解(大女兒覺得她缺心眼,小女兒覺得她沒有價值),但她還是會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維持家庭的幸福感。母親面對生活的態度,也深深地影響了兩個女兒。

女性主義主張的不僅是男女社會地位的平等,更要追求獨立的人格,一種精神上的獨立,改變女性的“他者”地位。母親遭遇兇殺案之后,給了克萊爾當頭一棒:她對著自己的妹妹尼基痛訴自己根本不愛自己的丈夫,他們的生活并不幸福,就連婚姻都是一個“大大的錯誤”;她后悔當時離開學校,沒有去紐約市讀書,繼續自己的教師事業。母親的離世讓克萊爾發現自己一直是按照別人所希望的那樣生活,但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開始重新審視自我,認為被禁錮在毫無感情的婚姻里是不幸的,婚姻是一種無形的枷鎖,所以,她決定離開家庭,甚至離開自己最愛的兒女,去追尋自己的教師夢??巳R爾的做法體現了在女性受壓抑的社會中,她最終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人生價值,實現了人格上的獨立。

母親死后,小女兒尼基在整理媽媽的遺物時,也突然理解了媽媽的人生,明白了媽媽慈祥的微笑背后有多沉重,進而感受到媽媽的偉大,不由地產生了一種認同情緒:在內心深處,在無意識中她渴望與媽媽一致。陶家俊在區分身份認同時提道:“個體身份指在個體與特定文化的認同過程中,文化機構的權力運作促使個體積極或消極地參與文化實踐活動,以實現身份認同?!保?]465尼基放棄了以前怪異的發型,夸張前衛的打扮。以前的尼基討厭見到朋友、親戚,甚至不跟他們打招呼,覺得他們麻煩媚俗,現在想到母親的教誨“對所有客人都要以禮相待”[5]201,她開始對親戚朋友主動問好,甚至對惹她心煩的朋友也能微笑相待。尼基還主動學習面包烘焙技術,即使她“并非生來就是個會做糕餅的人,也從來不曾對烹飪感冒”[5]209,但她還是學會了烤面包,還代替媽媽去老年游泳班,深深地體會到了母親的不容易。尼基在一步步探索母親原來的生活中感受到媽媽的寬容和慈愛,這幫助尼基重新構建了積極的生活態度,也慢慢找到了自我。尼基從另類叛逆的女青年轉變為開始主動參與社交,與親戚來往,和母親一樣積極面對生活的新女性,這種轉變體現了尼基正在實現身份認同。

(三)愛的傳遞——自我價值的認同

母親去世以后,姐妹倆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姐姐克萊爾到費城開始了全新的生活;妹妹尼基則一直在整理媽媽的過往,不斷感受到媽媽的善良、純真和積極的生活態度,這一切都影響著尼基的生活。母親的愛是改變姐妹倆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這種愛使她們走出迷霧,忘掉痛苦,擺脫困境,并幫助她們重塑自我,找到生命的意義。在母親案件的庭審中期,姐夫羅勃曾帶著兒子和女兒“飛到費城去看望過老婆”[5]300,羅勃很希望克萊爾回到家中,兩人重歸于好;尼基也徹底與斯采拉劃清了界限,重新尋找屬于自己的幸福。母親去世一年后,克萊爾選擇回歸家庭,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生活的妥協,而是在母親愛的“教育”下,學會了如何去愛別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以及與這個社會好好相處,并找到了自己的價值。而尼基更是學會了用愛和善意去面對這個世界,最終她找到了最愛她的斯特拉巴恩,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母親在世時,她用愛和寬容支撐著家庭的親情網絡;去世后,她的愛繼續傳遞到兩個女兒內心,幫助兩個女兒走出了低谷,建立了信心,學會了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愛心和寬容充實、豐富人生,體驗幸福、快樂。

結語

歐茨的小說以獨特的女性視角塑造了多個弱小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往往處于被男性壓抑的地位,渴望在男權社會中找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獲得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在歐茨筆下,有些女性的反抗失敗了,永遠沉淪在男權主義社會中,成為男性的附屬品;而有些女性成功了,如在《媽媽走了》中塑造的母親形象通過寬容和慈愛讓迷失的女兒走出痛苦,并用積極的生活態度面對人生。這正是女性獲得身份認同,走向身心解放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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