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時期調節社會心態的中國經驗

曾勝 伍麟

[摘 ? 要] 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在挑戰人們日常生活秩序的同時，也給人們的社會心態造成嚴重的負面沖擊。從社會表征來看，消極社會心態主要表現為政治信任偶發降低、社會信心階段動搖、社會歧視局部顯現、盲目從眾稍顯抬頭和社會焦慮普遍感染等。為防止消極社會心態持續發酵帶來的次生災害，在國家艱苦卓絕的努力和英勇頑強的奮斗下，消極社會心態得到明顯緩解，并由此積累了社會心態抗疫的中國經驗，具體包括：堅持國家主導、化解信任危機;發揮優勢力量、提振社會信心;堅持全面布局，突出分類機制;優化心理服務、拓展反應機制。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逐步形成了“事前預防、事中調控和事后救濟”的過程論思維，對社會心態應急管理體制的完善貢獻了中國方案。

[關鍵詞]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社會心態;消極社會心態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1）01-0029-11

一、引言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敲響了警鐘。疫情告誡人們應慎重對待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社會風險，現代性總是伴隨著風險。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曾言，“在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我們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們從短缺社會的財富分配邏輯向晚期現代性的潛在威脅邏輯轉變”[1]。雖然現代性產生穩定性，但現代性的過程卻產生不穩定性[2]?，F代社會從來都不是自我成就的天堂，它在給人們提供機會和發展的同時，也毫不吝嗇地將人們置于風險叢生的境地。當今世界的風險是復合、多變和衍生的，一個事件可能會引發一系列關聯性風險和次生風險[3]?，F代化發展越深入，社會聯系越緊密，風險對個體和社會造成的危害就越大。新冠肺炎疫情毫無疑問是現代化發展進程中衍生的重大社會風險，它打破了人們“例行化”的社會生活，并將幾乎所有人都卷入這場無硝煙的戰爭中。但從初期人們對疫情發生的反應來看，很明顯人們低估了重大社會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并高估了自身應對和處置重大社會風險的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臨近春節，春節意味著與家人團聚，每年的這個時候是全國人口流動的高峰時期，“回家過年”是所有國人的核心議程設置。其實在2020年1月初或更早些時候，網絡上就有關于不明肺炎事件的傳言，但由于缺乏對它的認識，加上媒體辟謠和傳遞的“可防可控”信號，導致人們并未將這一事件放在自己的議程設置范圍內，依然像往年一樣乘坐各類交通工具從天南海北趕回家跟家人團聚，直到鐘南山院士宣布病毒存在“人傳人”風險之時，尤其是在武漢果斷采取“封城”之后，大眾才真正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在本體性安全受到威脅的刺激下，人們的社會心態瞬間急轉直下，繼而出現社會恐慌、社會焦慮、社會信任和社會歧視等消極社會心態。一段時間里，消極社會心態在社會上不斷蔓延，并在網絡媒體的加持下呈現“心態極化”態勢。不過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扭轉。2020年3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指出“病人心理康復需要一個過程，很多隔離在家的群眾時間長了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心理問題，病亡者家屬也需要心理疏導。要高度重視他們的心理健康，動員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強心理疏導工作”。在國家和社會艱苦卓絕的努力和英勇頑強的奮斗下，人們社會心態呈現積極向好態勢，消極社會心態逐步得以緩解甚至化解，并由此積累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消極社會心態疏導的中國經驗。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心理行為表征也趨于合理和正常。但放眼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仍處于危險階段，疫情防控尤其是心態防疫任務仍舊十分嚴峻。因此，筆者認為梳理和總結疫情發生以來我國疏導消極社會心態的獨特經驗尤為必要。除了能為國際社會心態抗疫貢獻中國力量之外，也能為我國將來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消極社會心態提供寶貴經驗和財富。

二、應急時期易發的消極社會心態

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廣泛存在于整個社會和各類社會群體中的，由社會情緒、社會認知、社會價值觀和行為意向構成的宏觀的、動態的、突發的社會心理態勢[4]。消極社會心態的滋生既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心態危機的集中爆發。社會心態研究既離不開社會本土文化環境，也離不開社會轉型具體實踐。在研究疫情時期的消極社會心態時，既應將消極社會心態的發生與演變與社會轉型牢牢結合在一起，又要基于疫情發生的當下社會現實把握消極社會心態的獨特性?？偟膩碇v，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大體表現為以下五種態勢。

（一）地方政府信任的偶發降低

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之一是“政府信任的偶發降低”。所謂政府信任，就是公眾與政府交往過程中的一種心理預期，同時也是對政府信譽和形象以及政府是否履行職責和契約的一種主觀評價或價值判斷[5]。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政府信任都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是衡量政府公共政策實施成效的基本標尺以及完成社會合作的替代性保證。政府信任不是千篇一律或一成不變的。政府信任因政府層級差異、地區差異、人口特征以及社會階層差異而呈現信任水平的差異性特征[6]。同時，政府信任會在社會要素多元化、復雜性、未知性、不可控性和難以預計等實際狀況下呈現出不定期的波動。區別于西方國家，中國社會特殊的權力結構和與其交織的權威文化成為中國政府信任產生的重要力量[7]。雖然歷經傳統文化解體和現代社會重組，但根植于文化內核的威權信任仍得以完整保留并延續。這一文化現實反映出人們對政府的政治依賴性和信任親和性，相信政府能在第一時間有效解決當前社會中出現的所有問題。然而，一旦民眾對政府的高期望和高信任與社會現實產生較大差距時，就很容易滋生并爆發威脅社會穩定的政府信任危機?？梢?，除了社會文化因素之外，政府績效也是影響政府信任的核心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剛發生時，在疫情形式還不明朗的情況下，武漢市政府并未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出于對政治關系和社會發展的考量，未在第一時間將核心注意力分配到疫情防控中，導致疫情出現一定程度地蔓延和擴散。雖然疫情初期出現的政府回應不及時和信息披露不準確不全然是政府的責任，但民眾更多是基于“結果感知”來主觀判斷和評價政府行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低政府績效感和高期望落差使民眾對政府官員能力和政府組織產生普遍懷疑，尤其在問題暴露出來后，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還出現了一些較為明顯的失誤，如紅十字會物資分配問題、黃岡衛健委負責人“一問三不知”和政府主要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口罩錯戴”等，使民眾對政府的態度由懷疑轉向憤怒。另外比較關鍵的是，疫情時期出現的“信息轟炸”使民眾對每個事件的持續關注時間較短，常常是前一個事件還未結束，后一個事件又浮出水面。當這些事件疊加在一起時，就會產生“模糊”的影響政府信任的錯覺。尤其當事件持續不斷時，早先的事件就會被重新盤點，從而形成新一次“加深印象”[8]。當這種感知在網絡上持續蔓延時，民眾對政府的態度就會從憤怒轉變為失望，進而對政府的信任出現難以挽回的傷害。但值得肯定的是，雖然民眾對地方政府存在模糊的信任，但他們對中央政府是絕對信任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青山區某小區居民向中央指導組喊話“都是假的”這戲劇性的一幕。整體來講，疫情時期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有升有降，但政府信任無論在哪一時間和情境下發生波動，我們都不能忽視。

（二）社會信心的階段動搖

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之二是“社會信心的階段動搖”。社會信心作為人們某種主觀態度的總體性體驗，主要是指人們對國家經濟發展形勢等社會事項及個體的發展機會、收入狀況等個體事項的未來判斷與預期[9]。社會信心不是虛假表象，它是基于某些社會事實對社會是否良性運行與發展進行評估與判斷的客觀實在。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低估社會信心對社會結構是否整合有序、社會環境是否安定團結以及社會方向是否順應民意的預測作用。一般來講，社會信心從兩個維度來衡量，一個是人的自我實現的程度，另一個是社會為人提供的福祉。當個體的收入、住房、工作、健康和發展機會等個體事項受到影響而導致人的自我實現遭受阻礙時，或者物價、教育、社會保障、治安、食品安全、社會公平公正、就業和社會風氣等社會事項遭遇風險而導致社會無法為人提供相應的福祉時，民眾就會對社會失去信心。社會信心作為個體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實際感知和彌散在社會群體中的集體心理表征，與集體記憶、歷史表征和社會變遷相互嵌套和勾連。它既與人們當下現實體驗息息相關，也與民眾的過去時間洞察力緊密相連。過去時間洞察力指個體對過去時間的認知、情緒體驗和行動上表現出來的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征[10]。研究表明，過去消極對社會信心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而過去積極對社會信心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11]。因此，疫情期間民眾低迷和動搖的社會信心成為他們認識自我和社會后的直觀感知和反映。在疫情肆虐的時候，民眾即便擁有強大的內心也無法抵擋新冠病毒的侵蝕和威脅。起初民眾基于過去成功的抗疫經驗和武漢雄厚的醫療資源對疫情防控抱有極大的自信和信心，但內心的擔憂和恐懼隨著后期病毒的蔓延 “一路向下”。民眾或許可以克服病毒感染帶來的身體上的病痛和折磨，但卻難以克服生活日漸脫離掌控的恐慌感。一方面，民眾無法確證是否依靠自己就能防止病毒的感染和傳播;另一方面，民眾無法確證疫情的傳播對自己工作、學習和生活帶來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無形間，過去下行的經濟壓力為本已低迷的社會信心加入催化劑，抑制了民眾對未來生活抱有的期望和想象。同時，網絡媒體上蔓延的輿情事件消磨著民眾的公正體驗（如傳言湖北一退休官員確診，以無廳級檔次病房為由拒絕入院）。缺失的幸福感、消逝的公正感、受阻的生活感、不適的隔離感和受限的發展機會使民眾的社會信心不斷動搖。在國家集體行動和共同感召下，全國疫情的向好局面使初期“一路向下”的社會信心不斷“回升”。但隨著國際疫情形勢的急劇向下和全球經濟形勢的低迷和萎縮，民眾剛剛恢復的社會信心又出現徘徊的跡象。與疫情初期的社會信心低迷和動搖不同的是，人們逐漸從關注自我實現和滿足向關注社會福祉轉變。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憂慮病毒傳播和隔離措施對自身安全和發展的威脅和束縛，更多是擔心疫情不斷蔓延對自我發展和社會發展帶來的阻礙。

（三）社會歧視的局部顯現

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之三是“社會歧視的局部顯現”。社會歧視是行為化的偏見，通常是指僅僅因為他人的特定團體成員的身份就對其做出不公正的負面評價[12]。其中不平等和不公正是社會歧視的核心內涵，它既可以表現為一種行為，也可以表現為一種制度，更可以表現為一種態度[13]。社會歧視不僅會使個體遭受偏見、排斥和拒絕等直接作用于自身的外部影響，而且還會進一步消極影響被歧視個體的人際互動和行為反應?？梢哉f，社會歧視不僅是社會行為特征的動態化過程，也是行為意向性結果。如同社會風險一般，社會歧視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催生和演化出的在一段時間內難以避免和根除的社會問題之一。在社會結構調整、經濟利益分化和勞動分工細化過程中，一部分社會成員或成為“社會犧牲品”，或被直接、間接地列入某個具有“受損身份”的群體中，不斷遭受外群體在語言和行動上的貶損和偏見。常見的社會歧視包括地域歧視、就業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性別歧視和疾病歧視等。社會歧視成因復雜，通常在一個時間段或歷史時期內會出現多種歧視并存的局面。有學者認為，以偏見和刻板印象為表現形式的社會認知偏差是解釋歧視現象及其原因的關鍵[13]。它不僅與個體生物特性所帶來的情感體驗息息相關，也與后天社會化過程中的文化習得緊密相連。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衍生出的社會歧視主要是地域歧視和疾病歧視的疊加。疫情初期由于缺乏科學有效的防治信息，出于對保護自身生命健康的本能反應以及對死亡的恐懼[14]，民眾逐漸累積的負性情緒體驗猛烈爆發導致群體之間發生尖銳的對立和沖突，比如疫情發生之后有外地執法人員泄露武漢返鄉人員的個人信息，刻意與武漢人、湖北人保持較大的空間距離以及不和武漢人、湖北人交往和聯系等行為。民眾在焦慮和恐懼的支配和體驗下，往往傾向于對疫情進行簡單信息加工和解讀。這極易導致“群體極化”現象，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的地方和民眾將新冠肺炎病毒與武漢人等同起來，從而對武漢人妖魔化的行為。從本質上講，地域歧視還是由疾病歧視導致的。我們的身體除了受到我們所屬的價值觀的影響之外，也深受我們所歷經的社會經驗的影響[15]。疾病早已抽離生理意義上的疾病而成為關系的代名詞。它早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嵌入個體歷程，并嘗試將自己同有病或曾經有病、或帶病的個體區分開。無論基于個體信仰還是基于文化傳承，身體潔凈和污穢成為截然對立的認知符號指導著現實生活中的每個個體。疫情發生后，民眾知曉第一時間與感染者保持安全距離并防止過度接觸，即便感染者康復了，普通民眾仍在短時期內對其抱有偏見和排斥，也正是因此才出現了某地新冠肺炎感染康復女性為社區送菜反被鄰居歧視的一幕。這無不表明，民眾對疾病的認知早已被刻畫到身體中，并形成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符號暴力。雖然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發現社會歧視的比例明顯減少，但零星的反例仍會激發民眾的社會歧視。民眾理性化程度提升在減少社會歧視的同時，也應提防社會歧視在個體間、組織間乃至個體和組織間來回出現的局面。

（四）盲目從眾的顯現抬頭

“盲目從眾”也是疫情時期出現的較為明顯的消極社會心態。早在1935年，美國心理學家謝里夫（M.Sherif）就利用光點游動錯覺研究了個體如何受到其他多數人反應的影響，并在實驗中證實了社會中存在從眾行為。1951年阿希（S.Asch）也做了著名的從眾實驗。實驗結果顯示，當被試者發現自己的判斷與多數人的判斷不一致時會感到很大的壓力，往往會放棄自己的想法而選擇遵守團體的規范。從眾是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社會現象，它既是一個心理過程，又是一種行為表現。結果表明，從眾并沒有隨現代化和理性化程度的提升而隨之減少。比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所見到的追星整容、食品搶購、從眾投資、購房浪潮甚至聚眾旁觀等行為表現無不與從眾心理息息相關，其中群體壓力和引導是從眾行為產生的關鍵。一方面，群體會對個體的信息判斷和意見形成產生影響。由于經驗證明了多數人的意見往往是正確的，因此是否和大多數人的意見保持一致成為人們評價自己的判斷和行為正確與否的依據[16]。另一方面，群體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會逐漸形成共同的判斷標準和行為依據，從而對群體成員產生一種在心理上難以違抗的壓力。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現盲目從眾現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當客觀事件愈加模糊和判斷難度日益加大時，民眾極其容易依賴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而不是基于個體的理性判斷，從而產生盲從行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處理和應對涉及專業的醫學領域，普通民眾在缺乏專業醫學知識的條件下只能借助過去的經驗（如常識、宗教或習俗）或機構專家的意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真實信息的缺乏使民眾難以調動理性判斷的資源和科學參考的標準，當社會中出現“刺激信號”時，個體就會基于直覺判斷和群體認知來展開行動。比如疫情時期出現的云南某地政府攔截重慶口罩的事件，市場上哄搶口罩和酒精甚至是雙黃連，以及網絡媒體中出現的一系列輿情事件都說明民眾在自身健康安全受到威脅、信息失真、謠言漫天以及治理失靈的情況下會出現以認知偏差、決策偏差和行為偏差為主要特征的從眾行為。疫情防控過程中，隨著民眾對新冠肺炎的了解程度日益加深以及政府對社會的積極干預，社會心理積極程度隨之提高，從眾現象也日益減少。但國際疫情形勢不明朗使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民眾對經濟發展的信心也隨之發生不定期波動，這導致投資和消費領域的盲目從眾并未明顯的減少或降低。

（五）社會焦慮的普遍感染

社會焦慮是社會成員當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緊張不安的心理狀態。區別于個體焦慮，社會焦慮有其獨特的存在論基礎和價值論意涵。它不僅與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和社會風險息息相關，也與社會文化、社會信仰和社會時間緊密相連?，F代化進程是自身不斷尋求本體安全和追尋價值意義的過程，也是自身本體安全和價值意義在技術主導和消費邏輯解構下不斷碎片化的過程?，F代社會生產邏輯制造的極致化生活極容易使人們在其偽裝下產生碎片化的體驗和感悟，并形成需求多樣與能力有限的真實感受。心理失衡也是社會焦慮產生的關鍵。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與過去的經驗感受和此刻的掌控和把握息息相關，過去的消極體驗和當下的不確定性都會讓人產生心理失衡，從而對未來產生不確定和不可預期的體驗。很大程度上講，社會焦慮是社會變遷的結構化產物。社會變遷除了意味著社會利益結構調整之外，也意味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目標追求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人們為了在現實生活中體驗極致歡愉的生活和目不暇接的消費，就必須在市場和社會預設的軌道上不斷加速勞動與流動。在這種社會預設和自我追求下，非常容易造成身體與心理的二元分離，即人們在生產方式變革和信息技術裹挾下創造了“價值丟失”或“有價值而無意義”的生活。近些年社會上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生存焦慮、年齡焦慮、心理恐慌和精神迷茫，表明了“焦慮現象”在我國不容忽視。社會焦慮不分階層、不分時間、不分地點在整個社會蔓延。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出現的社會焦慮與以往出現的焦慮相比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以往的社會焦慮更多是由于社會加速帶來的心理失衡導致的，而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出現的社會焦慮更多是由于社會流動受阻帶來的緊張感和不確定感所導致。社會流動是現代社會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個環節有效運轉和聯動的前提和基礎。雖然信息技術的革新使信息流動在疫情時期暢通無阻，但人流和物流顯然在當下面臨較大的考驗。殊不知，社會流動在當下已經潛移默化刻畫在人們的身體中，突然的流動停滯或受阻會造成身體的不適以及對未來的不安。尤其是民眾居家隔離那段時間，社會焦慮情緒普遍上漲。雖然當前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國內流動有所松緩，但大部分人在流動過程中還是感覺明顯受到束縛。當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勢依舊不明朗，這給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蒙上了一層深深的陰影。在社會信心低迷和社會壓力的擠壓下，民眾依舊會出現生存焦慮和發展焦慮。除此之外，對于那些正感染或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來說，在恢復正常生活秩序和融入社會過程中遭遇的拒絕、歧視或排斥也會成為產生社會焦慮的關鍵。

三、化解消極社會心態的有效策略

（一）堅持國家主導，化解信任危機

國家是指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在一定范圍內合法壟斷暴力的使用權，而對居民進行強制性管理的種種組織機構及其體現的強制性等級關系的綜合體[17]。與美國或德國那種聯邦制國家不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自己獨特的組織結構、制度基礎、政治訴求和文化意涵。由于不同的國家存在不同的國家組織結構和社會組織形式，因此每個國家不僅對社會的動員、組織和協調方式存在差異，同時社會與國家的聯系程度和參與方式也各不相同[18]。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在家國同構、倫理本位和差等有序等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和感召下，國家和社會之間并未形成明晰的邊界。因此，一旦社會上發生難以預料和控制的突發性事件時，國家與社會之間這種模糊的關系就會使國家能非常及時靈活地介入社會替代性行動以化解突發事件。當然，除了受到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外，社會參與不足也是國家主導解決突發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顯示，2003年，上海的“抗非”工作幾乎由國家主導，居民僅被動配合，自發參與度極度有限[19]。通常來說，每個組織機構都身負常態管理和應急管理兩種職責，需要他們平戰結合，做好應急準備。當發生突發事件時，每個組織機構都應是第一響應人及時開展自救互救。例如武漢發現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時，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就率先向醫院院長、醫院院感辦和醫務部匯報了工作，醫院也立即上報給了江漢區疾控中心。但是，地方從常態管理向應急管理轉變往往需要做出大量決策并耗費一定的時間，有時候甚至會錯過疫情阻隔的關鍵節點。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形成大流行趨勢時，單靠地方政府和社會已經無法有效救治病患和阻止疫情傳播，這時國家高位強力介入就顯得非常迫切和必要?？梢哉f，國家主導解決非常規突發事件既有其文化價值意涵，又有其制度基礎。它不僅是成功抗疫的關鍵，也是化解消極社會心態的不二法寶。由于前期地方政府能力有限和決策遲誤導致新冠肺炎疫情感染和傳播風險持續加大，因此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受到民眾質疑，政府公信力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隨后國家果斷采取史無前例的“封城”舉措和前所未有的“戰時”狀態，使不斷惡化的疫情局面得到緩解和控制。國家在“戰時”狀態成為代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疫情初期，國家果斷采取流動限制（如人員流入限制、交通限制和社區封閉）和社交距離限制（如取消小型聚會、減少大規模聚集和關閉學校等）措施阻斷病毒的傳播和蔓延。在疫情暴發階段，由于醫療物資緊張，國家緊急派出處級以上級別政府工作人員赴企業督促口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質生產，開設綠色通道保障物資供應順暢。在疫情后期，國家又牽頭組織企業復工復產，為企業和工作人員提供政策上的便利，幫扶困難和小微企業渡過難關。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始終傾聽和關注群眾的聲音，無論通過何種渠道反映的問題，國家都一一核實并予以解決。有研究表明，政府舉措是營造積極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20]?？梢哉f，疫情時期國家主導施行的一系列針對性舉措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和滿意度，同時也緩解了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

（二）發揮優勢力量，提振社會信心

當今世界形勢瞬息萬變，變化波詭云譎，基本上每個身處社會中的個體無形中都陷入了由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因素構筑的藩籬或陷阱中?？梢哉f，在社會轉型縱深推進和利益格局加速調整的當口暴發百年未遇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對于人們形成、構建和維持對自我、社會和國家的信心是相當不利的。信心是社會心態最寶貴的資源，只有增強信心才能真正凝聚社會力量，同心抗擊疫情[21]。簡單來講，除了集中力量全力救治病患、阻止疫情傳播和蔓延以及最大限度恢復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之外，提防社會信心持續低迷對自我發展、社會團結和國家穩定的負面沖擊就成為疫情防控的應有之義。通常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人們對某一社會事實進行價值評判或是非判斷常常是依照科學的邏輯從經驗事實或實踐效果中予以考察。不可否認，民眾的社會信心在疫情期間經歷過一段時間的波動和起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疫情防控的效果和社會經濟恢復的效率和速度。但在我國快速反應、果斷決策、全程指導和全面落實的基礎上，充分調動各方優勢資源和力量，以力挽狂瀾之勢創造了抗擊疫情的偉大奇跡，民眾對自我、社會和國家的社會信心也隨著持續向好的疫情防控局面加速回升。雖然社會信心的快速恢復與個體強大的自我調試能力和環境適應能力緊密關聯，但更多是由于我國在國家制度、治理體系、經濟體制和文化價值等方面具有的顯著優勢所導致。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成功戰勝疫情和重振社會信心的最顯著的優勢力量。用通俗的話來講，“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從成立到成為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的過程中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奇跡。比如過去40年間中國創造了最大的減貧奇跡、經濟發展奇跡和人類發展奇跡[22]。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而，黨的領導也成為民眾恢復社會信心的最大底氣?？箵粜鹿诜窝滓咔檫^程中黨中央全程研判指導和全面領導落實，緊急調集軍隊馳援武漢，同時調動基層黨組織的積極性，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給全體中國人民注入了戰勝疫情的強大底氣和信心。其次，堅持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是提振社會信心的優勢力量?？箵粢咔檫^程中，全國人民以最快速度集中優勢力量投入到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中。人民解放軍臨危受命，全國4萬多名醫務人員奔赴抗疫前線，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武漢市外的16個市州及縣級市。同時對重要物資實行統一調度，優先保障湖北和武漢。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上下一盤棋，形成了強大的合力，讓民眾看到了“眾志成城”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決心和勇氣，堅定了早日戰勝疫情和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決心和信心。最后，我國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和我國人民共同擁有的共同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念也為民眾提振社會信心注入了強心劑?；旌纤兄平洕刮覈纬闪硕鄻踊パa的生產關系，其最大的好處在于能適應中國和世界復雜多變的的生產力要素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即便是全球經濟形勢因疫情出現下行壓力，中國也有足夠的底氣和決心守住中國民眾的“錢袋子”。這也從根本上保證了民眾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基本預期和判斷，即便出現短暫的困難和失意，也會相信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將國際和國內需求迅速轉變為生產力，從而刺激生產和消費。另外，中華民族百折不撓，久經磨難，在槍林彈雨和重大風險的洗禮下，塑造了昂揚向上和同舟共濟的時代風貌。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廣大醫務人員“不畏生死、主動請纓”，解放軍戰士“身負使命，果敢向前”，無數公務人員、工人、農民和各行業的志愿者也奮戰在疫情防控第一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和愛國情懷在抗擊疫情過程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疫情防控過程中展現出來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以及普通民眾的自豪感和榮辱感構建起巍峨的鋼鐵長城，成為守住民眾底氣和信心最堅強的堡壘。

（三）堅持全面布局，突出分類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不僅考驗著國家應對和處置重大突發公共衛生安全風險的水平和能力，也檢驗著國家的社會治理水平和應急管理效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涉及面極為廣泛，因此很難說僅僅依靠某個領域或部門就能達到疫情防控的目的和效果。疫情防控不僅需要各級政府、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和普通民眾的相互配合，更需要政府部門的全面統籌和干預。自疫情發生以來，國家就依法將新冠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采取甲類防控措施嚴格管理，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相繼啟動了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中共中央于2020年1月25日緊急成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隨即建立聯防聯控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軍帳中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盵23]疫情防控的實踐經驗表明，黨中央的全面領導、統籌和干預是疫情防控取得先機并實現全面勝利的關鍵。但是，疫情防控中，由于不同地區和部門存在不同的結構形式、社會基礎、文化偏好或行政任務，也因此常常會導致相同的政策或指令推行過程中出現實施效果不一的情形。同時，全面統籌和干預并不意味著“眉毛胡子一把抓”。由于不同群體成員面對的處境和需求不一，因此政府常常會分階段分類別有針對性地予以化解和滿足。一直以來，“摸著石頭過河”都是黨和國家應對和化解重大風險的寶貴經驗和重要砝碼。事實上，疫情初期的政府行為并不都如當下這般順暢、合理。疫情暴發初期，地方政府尚未能形成“有效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各層級部門之間還存在較為嚴重的溝通壁壘和對接障礙，導致信息傳達和資源分配過程中出現不及時、不到位、不透明和不合理的情形。除此之外，形式主義作風依舊存在，疫情防控一線的基層工作人員因疲于應付各種重復的統計工作，在一段時間內造成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急劇下降。但這種情形并未持續太久，政府意識到這些問題后很快調整了策略和行為。社會心態恢復除了與進一步加強黨對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領導和布局有關之外，也和各領域各部門各司其職、信息聯通、手段互通和分類干預緊密相連。首先，國家加強了對輿情信息的正面引導。很大程度上講，消極社會心態的出現與輿情信息未得到及時引導和回應息息相關。由于信息溝通的不對稱和信息傳播質量的參差不齊，使人們容易借助網絡媒體發表“情緒化”的言論甚至出現“群體極化”現象。因此，科學有效披露事件信息，并通過政府和官方媒體予以解釋和辟謠以便防止錯誤信息的“搗亂”，是穩定人們情緒和減少消極社會心態的關鍵。在國家和相關部門迅速反應和果斷處置下，輿情信息得到有效引導，提升了人們對政府行為的滿意度和疫情防控措施的理解度。其次，國家提升了對民意事件的反應速度。中國的抗疫之路并非一馬平川、一帆風順的，疫情防控過程中也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民情民意事件，包括“尋找零號病人”和“某女士在武漢封城期間離漢返京”等事件，這些事件借由媒體披露后迅速激化了群體情緒和社會矛盾。隨后，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快速反應和處置下，及時掌握了民意話語權，第一時間調查清楚事件始末并主動向民眾公開透明地交代調查結果和處置意見，及時維護了政府的公信力并妥善化解了極化的社會情緒和社會矛盾。再次，國家主動吸納了民間意愿。民間意愿的及時歸納和回應是應急管理時期社會發展和穩定的定心丸，能極大程度地減少社會矛盾和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換句話說，應急管理時期民眾的身體需求、心理需求和社會需求都需要政府和社會的慎重對待與回應。比如患者的就醫需求、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心理壓力宣泄、喪親者家屬的安撫工作和災后心理創傷修復等。從某種程度上講，消極社會心態得到明顯緩解與國家合理回應民眾訴求和傾聽群眾意見緊密相關。最后，社會經濟秩序及時恢復也是社會心態恢復的關鍵。雖然“戰時”狀態及時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和傳播并保證了疫情取得階段性重大成果，但是它也容易使人們由于個體活動空間受限、生活體驗缺失和社會調節能力削弱和社會經濟秩序失衡而顯得手足無措、焦慮慌亂甚至恐懼害怕。因此國家在疫情進入常態化管理階段時第一時間組織復工復產，有序恢復公共交通和消費娛樂場所，并分級分類組織學校開學，有效緩解了人們的恐慌和懼怕心理，并開始自主調節社會心態。

（四）優化心理服務，拓展反應機制

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在黨的文件中從提出到現在不到四年時間，但在實踐探索中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當前，國家衛健委已經牽頭在全國開展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試點，目的是使社會心理服務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獨特和關鍵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不僅是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對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的全面檢驗。社會心理服務不同于心理健康服務，它主要是針對社會心態培育、社會心理疏導、社會預期管理和社會治理的心理學策略運用等，核心目的是解決社會宏觀層面的心理建設問題[24]。但是在過去各地的試點建設中，存在明顯的“心理健康”傾向，導致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與社會治理間關系錯位，致使社會治理的成效大打折扣。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社會心理服務進入疫情防控過程中仍存在些許短板和不足。一是社會心理服務指向社會治理的目標不突出，依舊固守個體化思維。社會治理的核心目標是促進社會團結和社會和諧，關鍵在于維持個體、社會和國家的有序運轉。社會心理服務更應該從大局或全局出發，將社會心理服務融入社會治理過程。但從疫情期間社會心理服務的做法來看，更多是運用心理學思維對患者、患者家屬、醫務人員、基層工作者和志愿者等群體作團體心理輔導和個體心理咨詢等服務，雖然能在短時間內化解民眾緊張、焦慮和恐慌的情緒，但離促進社會團結和社會有序運行還存在較大差距。二是社會心理服務指向全過程服務的意識不顯著，依舊固守事后救濟的思維。社會心理服務應當樹立“過程”導向而非“結果”導向。雖然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已經積累了較多經驗，但面對全國性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暴露出前期準備不足，出現手足無措和手忙腳亂的局面。尤其是對于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尚不健全的城市來說更是如此（如武漢市）。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負面情緒高漲，個體心理問題凸生。為了應對和解決這一局面，許多地方采取亡羊補牢式的心理援助和救濟，缺乏條理性和計劃性。三是社會心理服務指向國家行動的力量薄弱，依舊存在社會動員和組織滯后。區別于其他疫情防控舉措，社會心理服務并未能與國家的疫情防控步調保持一致。雖然社會心理服務也進入到疫情防控體系中，但更多是某一機構或組織自發參與，缺乏國家的全面領導和統籌。四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指向社會心態引導的能力不足，依舊存在狹隘邊界。社會心理服務作為心理學進入社會治理的實踐并不是一句空話，而是需要心理學與社會學、政治學和公共管理等學科密切配合，并共同在社會治理中起到智囊、參謀和評估作用。從疫情時期社會心理服務的表現來看，社會心理服務依舊是心理學自家的主場，缺乏跨學科合作和多領域合作，存在較為明顯的“心理學化”傾向，社會心態的引導能力不足。但是，不能否認社會心理服務在疫情防控中的獨特作用，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依舊對化解民眾消極的社會心態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應急管理時期，社會心理服務的開展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恐慌、焦慮、無助和信心缺失的人群比例。尤其在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政府和學界開始系統反思和思考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到底應該如何服務于常態化疫情防控以及如何改進現有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問題。一方面，湖北省武漢市作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亟需開展相關社會心理服務工作，因此國家衛健委和中央政法委等10部委出臺文件在原有64個試點的基礎上增設湖北省武漢市，為更好地在武漢開展社會心理服務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經費保障。另一方面，各地紛紛反思現有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并開始完善“事前預防、事中調控和事后救濟”的過程論思維，樹立“大心理服務觀”。簡言之，無論從何種層面講，社會心理服務對疫情時期消極社會心態的疏導都起到十分關鍵且非常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疫情后期不斷優化的社會心理服務，更是保證了民眾社會心態朝著積極向上的方向推進。

四、結語

現代社會是風險頻發的社會?，F代化越發展就越可能發生一些意想不到或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及其后果[19]。由于突發事件往往發生概率小、可預見性低、破壞性強，因此當面對日常生活中很少見的突發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風險時，人們往往由于無經驗依循或準備不充分而陷入嚴重的心理危機中。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在挑戰人們日常生活秩序的同時，也給人們的社會心態造成嚴重的負面沖擊。隨著事件的次生、耦合、變異和擴大以及社會比較、社會分類和社會渲染等機制的相互作用，人們逐漸形成彌漫于整個社會的消極社會心態。實際上，近20年來中國內已經刊發出大量與社會心態相關的文章，這不僅反映出社會心態研究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一直占據較高的比重和關注度，也反映出社會心態隨社會轉型所發生的微觀嬗變值得學界不遺余力地探索和挖掘。通常來講，常規和非常規突發事件中所形成的消極社會心態雖然表現很相似，但一般適用于常規性突發事件中消極社會心態疏導的思路、手段、策略和方法都不太適用于非常規突發事件中消極社會心態的疏導。很明顯，由于新中國自成立以來至今還未遇到過諸如新冠肺炎疫情這樣影響如此巨大和深遠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此年初暴發并且現在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很難從過去我國應對和處置突發事件的經驗中汲取到可復制的適用于疏導疫情時期消極社會心態的有效經驗。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消極社會心態與其他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相比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但無一例外的是，消極社會心態對社會團結和社會和諧以及社會經濟秩序合理有效運行是極為不利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當下，更是會影響疫情防控的大局?！拔『涂偨Y經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之一。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心態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但新冠肺炎疫情也是系統反思和總結消極社會心態疏導方式的重要時機。這不僅有利于常態化疫情防控的順利開展，也有利于國家汲取應對和處置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消極社會心態的寶貴經驗，更有助于為全球貢獻疫情時期消極社會心態疏導的中國經驗。雖然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有過短暫的起伏和波動，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政府與社會的協同合作下，疫情時期出現的消極社會心態得到明顯緩解和降低，向世界貢獻了疫情成功防控的寶貴中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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