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窺山西音樂文物

劉素華

摘要：山西自古便是人類繁衍發展的重要地區，也是華夏民族的發源地，堯舜都城所在地。諸多文物的挖掘中，許多音樂文物的發現給音樂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很高的研究參證。故此，梳理存見山西音樂文物勢在必行。

關鍵詞：音樂文物? 樂器? 圖像? 歷史悠久

中圖分類號：J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24-0168-04

中華民族擁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和歷史，是世界上擁有最悠久歷史的國家之一。而山西自運城垣曲縣“世紀曙猿”的遺址被發現時，便將類人猿在歷史上出現的時期向前推進了1000萬年。三皇五帝傳說中的堯舜城邦都城，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考古佐證，都足以說明擁有豐厚文化內涵的山西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東周時期，春秋五霸之一晉國以及戰國的韓、趙、魏三國，更是將山西文化發揚光大。正是因為這樣深厚的文化底蘊使得山西擁有燦爛的音樂文化，音樂文物挖掘才屢屢驚現，文物之豐富居全國前列。迄今為止，山西出土音樂文物約三千余件（尚不包括近千座明清時代的戲臺、樂樓），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之高令人嘖嘖贊嘆。

一、樂器

從現有出土樂器來看，山西音樂使用樂器最多的是敲擊樂器，其次是吹奏樂器。根據迄今的考古發現，我國古代樂器的可考歷史已經追溯到新石器早期。而山西的音樂文物出現的歷史時期多集中于春秋戰國以前，目前所發現最早的樂器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主要的樂器類型為擊樂器和吹樂器。如五臺陽白特磬，于1987年秋出土于五臺縣白村西墩臺梁（東距五臺縣城約15千米）的一處古文化遺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測定以及對H111的陶片標本分析，得出這枚特磬的年代應屬龍山文化早中期。此磬的保存十分完整，并且已具備后世石磬的一部分主要構成因素，現藏于忻州地區博物館;聞喜南宋村特磬與1976年村民搞農田建基建時被發掘，亦屬龍山文化;襄汾特磬具體的出土時間、地點不詳，但其通常138厘米，是目前全國出土同類特磬中最大的一個;侯馬喬村陶塤出土于1989年侯馬市喬村遺址，現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萬榮荊村灰陶塤以及太原義井的塤年代最早，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此外還有襄汾大崮堆山1、2號石磬坯、垣曲豐村陶塤等。

從這些出土樂器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樂器呈現出以下特征：

第一，從使用材料上來看，主要以石制樂器和陶制樂器為主。20世紀60年代初在山西芮縣西侯度村附近發現的石核、石片等經過加工的32件石制品，足以反映當時的石器工藝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另外在新石器時期，人們已能燒制精美的陶器，故這一時期的樂器多為石制和陶制樂器。

第二，從制作技術上來看，主要以“打制”“磨制”為主。在舊石器時代，最初的原始人所用的石器都是打制而成，后隨著石器工具的改進，至新石器時代才逐漸出現了磨制石器和陶器。如上文所列舉的屬龍山文化石器的五臺陽白特磬，中陽谷羅溝特磬等均為“打制”石器。

陶寺遺址是一處位于現今中國黃河流域中游一帶的文化遺址，是以龍山文化為主的遺址，還包括了廟底溝二期文化及少量戰國、漢代和金、元等多個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目前在陶寺文化遺址發掘出土的各類古代音樂器物大致主要有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總計出土類似樂器約26種。據王子初先生在《山西音樂文物大系》一書中提到，“在26件出土的樂器中，根據保存狀況，實取標本19件，現今收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弊阋娞账逻z址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性。

陶寺遺址中出土的鼉鼓和特磬是迄今為止所知產生最早的同類樂器。鼉鼓共出土8件，由于墓地多年受自然和人為因素的破壞，今人無法窺其全貌，根據鼓腔的實際保存狀況，取型保存3件;特磬約4件，現有3件完整，1件殘器。陶寺土鼓約6件，在出鼉鼓的5座墓中各伴有土鼓的一件以及出土的特磬旁側有鼉鼓或土鼓，足以反映其與鼉鼓、特磬的關系。且土鼓的出土讓這種失傳已久的樂器再次被大家們所熟知，這在中國器樂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使人們重新認識到土鼓這個樂器。鈴在史前音樂樂器中起源較早，陶寺所保存和出土的鈴約有6枚標本，是出土陶鈴的諸多史前文物遺址中最多的，并且所出土的銅鈴從音樂史的角度來看是中國目前所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此發現在音樂史乃至整個歷史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此外還有銅鈴、陶塤各1件等。陶寺遺址中諸多樂器的發掘和出土對于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文化歷史、探索中華文化的起源、以及佐證文獻記載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夏商時期的樂器在山西只有零星的發現，夏時期的樂器僅出土夏縣西下馮特磬。商代所出土的樂器較多一些，如陽城靈泉寺特磬現藏于陽城縣博物館，具體出土的時間地點不詳，且該特磬已具備后世磬的形式。此外還有潞城魚形特磬、平陸前莊特磬、石樓曹家垣銅鐸形器、林高紅銅鈴（商晚期）、柳林高紅鈴首劍（商晚期）、石樓諸家峪蛇首嶺匕（商晚期）、靈石旌介1號鼉鼓（商晚期）等。從所出土的樂器便可以看出商時期已出現銅制樂器，同時標志著我國已進入青銅時代。

到了西周時期，樂器的種類依然以“金石”樂器為主。曲村晉侯墓地遺址就出現了大量西周時期的甬鐘和編磬，如曲村晉侯8號墓編磬（10件），此編磬出土于1992年曲沃縣北趙村的晉侯墓地，現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還有產生于西周晚期的樂器，如聞喜上郭的210號墓和211號墓出土的鈕鐘、洪洞永凝堡墓所出土甬鐘等以及晉侯邦父墓楚公逆編鐘、洪洞永凝堡鑾鈴等。這一時期所呈現出來的樂器特點與西周的禮樂制度有關，占主導地位的亦是金石之樂。

東周時期，由于春秋晉國及三晉分家后的趙、魏、韓三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具有重要的地位，所出土的文物樂器也較其他時期更多。山西已發掘的墓群均已經有大量古代金石不同類型的樂器出土，數量之龐大令人嘆服。如目前所知已發掘出土的臨汾市曲沃縣曲村晉侯墓群考古遺址中的有土鐘、磬樂器作品多達80件。長治分水嶺的春秋晉侯墓群、戰國晉侯墓群已發掘出土的金石樂器多達104件;運城臨猗程村春秋晉侯墓群已發掘出土的鐘、磬樂器多達63件;侯馬縣上馬家崖墓群;太原金勝村墓群等。除以上列舉的古代墓群之外，山西的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有鐘磬樂器的遺址和出土，如長治分水嶺127號墓編磬（20件）、聞喜邱家莊磬（4件）等。這些樂器文物的出土進一步反映了山西作為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五國爭霸之一的晉國，青銅文化的歷史悠久，同時音樂的繁榮發展也印證了晉國當年的強盛。

秦漢時期的出土樂器較少。由于秦朝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較短，目前山西境內并未發現秦代樂器;漢代目前僅聞喜七里店銅鈴、交城安定銅鈴兩件樂器的出土，其他樂器的發現還有待發掘。

弦樂器的出土自隋唐時期才有，如隋唐五代時期發現的雷氏造七弦琴，其屬唐開元三年的作品，1956年由山西省文物委員會收藏，后1959年撥交省博物館，至1963年定為館藏一級品，由此可見其研究價值之高。據有關資料顯示，此七弦琴雖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如今依舊擁有較強的表現力及廣闊的音域，這主要與其制作材料及工藝有關，其為木質音箱，由整木掏空而成，箱壁厚，彈奏出的音響深沉、渾厚，且具有古樸的神韻，耐人尋味。此外還有清角遺音琴（唐宋）;宋元明清時期的鳳鳴枚琴、明琴、黑漆七弦琴、八寶灰漆七弦琴等。

二、音樂圖像

山西是我國現存古代建筑最多的省份，素有“中國古代建筑博物館”之稱。與音樂表演場合相關的建筑，戲臺、舞樓、咽喉祠在山西這座文物廣博的省份比比皆是。如出現在翼城武池的喬澤廟舞樓是元時期的音樂文物以及明清時期的翼城樊店關帝廟戲臺、蒲縣東岳廟明清戲臺（4座）、晉城玉皇廟等，并且這些古建筑上的壁畫、伎樂磚雕、伎樂石刻等圖像類音樂文物也是極其豐富。王子初在《山西音樂文物大系》中將山西所出土的音樂圖像類文物整體分為五類：伎樂磚雕、伎樂石刻、樂俑陶戲樓彩塑、壁畫、器皿飾繪。

目前所出土的伎樂磚雕大約17余件，經考古學家鑒定主要屬于遼、金時期的產物，除靈丘覺山寺塔伎樂磚雕是遼時期外，其余均出自金時期。聞喜小羅莊、峪堡金墓、寺底村就出現了大量金朝不同時期的伎樂磚雕，共計30余件，還有稷山、代縣、垣曲、新絳等地均有出土。出現在這一情況的原因與北魏以來佛教文化在山西的發展有關，也可以從以上文物中看出金代音樂文化在山西范圍的發展脈絡。

伎樂石刻的圖像文物大約20余件，分布與山西各地的寺廟中。其中屬北魏時期的伎樂石刻有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伎樂人石棺床和石柱礎，榆社伎樂人石棺等;唐時期的伎樂石刻有高平高廟山石窟飛天伎樂石刻、浮山天圣宮樂舞人經幢、五臺佛光寺伎樂人經幢、潞城辛安原起寺伎樂人經幢德等。宋時期的伎樂石刻繁峙伎樂人石堂、沁縣南池1、2號伎樂人經幢。金時期的伎樂石刻特賜廣濟大師之塔線刻伎樂圖、高平西李門二仙廟線刻奏樂圖。元明清時期各有一件伎樂石刻的圖像文物，分別為洪洞廣濟寺迦陵鳥伎樂經幢、翼城胡樂伎石獅、晉城府城關帝廟伎樂圖檐柱。以上所列伎樂石刻中的音樂圖像，反映出各個時期的音樂現象，以及各民族樂器的交流融合。如高平高廟山石窟飛天伎樂石刻其出土于高廟山石窟，此石窟位于高平縣城西南10千米唐莊鄉南陳村高廟山腰，窟內浮雕有佛、飛天、伎樂，所呈現的畫面內容為8人奏樂，所奏樂器分別為篳篥、豎箜篌、法螺、大鼓、腰鼓、曲項琵琶、笙、排簫。此飛天伎樂石刻可佐證漢唐以來，外國的樂器如篳篥、琵琶等大量外來樂器逐漸為中國音樂采納，顯示出中原樂器與外來樂器并置交融的局面。

樂俑、陶戲樓、彩塑一類現有出土文物約15件，其中在我國山西所發現的在漢、北齊、隋、唐、元、明、清等各個歷史文化時期均有出現，如山西夏縣司馬村樂俑，其為1994年司馬村民在農田耕作時出土的一套漢代樂俑，現由夏縣博物館收藏;太原北齊婁睿墓樂俑其為太原南郊王郭村村民于70年代初期整地時發現，后于1979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發掘，此樂俑為南北朝時期上層貴族儀衛隊伍的寫照;此外還有壽陽厙狄回洛墓樂俑、長治唐代樂俑等，雖然上述的樂俑品種較少，數量不多，但足以真實反映當時的音樂社會和實際音樂生活，真實再現了當時豐富多彩的音樂文化和當時的音樂藝術生活。陶戲樓目前有位于運城樂舞百戲陶樓（2件）以及平陸樂舞伎陶樓。山西音樂現存的彩塑文物約1200余尊，其中關于音樂的彩塑有山西太原關帝廟伎樂彩塑（10件）、定襄洪福寺觀音堂、隰縣小西天長治梁家莊觀音堂的懸塑伎樂。

壁畫在山西圖像類音樂文物中發現的較多，約30幅，主要保存于墓室和廟宇中。其分布年代較廣，除漢、北齊、宋、遼、金、元時期有少量出現外，大部分都屬于明清時期，如原婁睿墓奏樂壁畫、太原劉廷斌墓樂舞壁畫等。壁畫保存了當時大量杰出的藝術作品，其生動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音樂生活，充分展現出當時的音樂盛景。

器皿飾繪目前僅發掘4幅。戰國時期的襄汾大張銅壺、水陸攻戰紋銅方壺、長治分水嶺的大麂禮圖青銅鑒，以及明朝時期的蘭釉罐伎樂圖。古代的工具和器皿上常?？讨P于各種音樂內容的文字、畫像和雕塑等裝飾作品，可以通過其看到各個歷史時期及地方的特色，如襄汾大張銅壺于1994年在襄汾縣南賈鎮大張墓地出土，目前收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銅壺上所紋采桑紋表現了士大夫們春天與妙齡女子會于桑林，歌舞說愛。

云岡石窟享譽國內外，是目前為止中國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始建于北魏，于2001年被聯合國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咧刑N藏著豐富的內容，并且獨具風格。在這個石窟中，雕刻著大量古代樂器和樂伎圖像。據統計在云岡石窟中有涉及近30個樂器種類、69組樂器組合，可辨認的樂器圖像約496件。王子初在《山西音樂文物大系》中將所發現的樂器按三個種類進行總結：氣鳴式的樂器主要包括橫笛（50余件）、義觜笛、異形笛、篳篥、排簫（60余件）、吹葉、塤、笙簧、螺、角等;弦鳴樂器主要包括琵琶（50件）、豎箜篌、五弦直項、阮咸、琴、箏等;膜（體）鳴的樂器主要包括腰鼓、齊鼓、檐鼓、魏鼓、兩杖鼓、手鼓、銅鈸等。除了發現的樂器之外，云崗石窟目前22個洞窟雕刻樂器，可辨識的伎樂雕刻作品已經達近600件，其中包括天宮伎樂、飛天伎樂、故事圖伎樂、化生伎樂、七寶樹、幢倒伎樂、龕楣伎樂等。云岡石窟中豐富多彩的音樂文物給我們認識北魏時代的音樂文化提供了一份細致、詳實、生動的材料。

山西古建筑商的壁畫、磚塔上的伎樂等雕塑都因佛教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一番天地，從以上列舉出來的各種圖像和文物中便已經可以清楚看出很多都是出自于各個朝代寺廟的遺跡和墓室中，為我們研究各個朝代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可靠依據，全方位準確地反映了古代社會在音樂和生活各個方面的發展，其所產生的信息量也是遠遠大于樂器本身的。

三、結語

在中華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山西有著絢麗多彩、燦爛輝煌的歷史文化。正所謂五千年中華文明看山西，在這片土地上所產生的音樂文物也并非是本文可以囊括的。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文物古跡問世，而山西也在向世人彰顯著晉文化的博大精深。

參考文獻：

[1]方建軍.中國上古樂器的發現和種類[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6（02）：29-32.

[2]陳克秀.雁北笙管樂的調查與研究[J].中國音樂學，1994（03）：46-64.

[3]趙昆雨.云岡北魏伎樂雕刻探微[J].中國音樂，1988（03）：73-74.

[4]劉玉華.吉金光華——光耀三晉的青銅時代[J].藝術市場，2021（01）：44-49.

[5]吳巧云.大同云岡石窟樂器圖像的統計與再校訂[J].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5（02）：49-62.

[6]霍文琦.陶寺 堯帝之都 中國之源[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06-05（A04）.

[7]李健民.陶寺遺址的早期發掘[J].中國文化遺產，2004（01）：64-65.

[8]王子初.山西音樂文物大系[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