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山林中的思辨

梁盼

有一回，莊子和弟子們在山林行進，當然也可能是迷路了，正在這時，他們見到幾個伐木者停在一棵茂盛的大樹旁，于是就有弟子問莊子，為什么伐木者偏偏沒有將這棵樹砍掉？莊子答曰：因它材質一般，便逃過了被砍伐的命運。

不久，師徒一行人走出山林，來到一位老友家中。老友盛情，正要殺鵝烹菜時，老友家的童仆問道，一只鵝呆呆的不叫，另一只卻叫個不聽，該殺哪只呢。老友很肯定地說殺那只不叫的。結果第二天，弟子又問莊子：老師啊，昨天那棵樹無才得活，今天那只鵝無才得死，您老人家怎么看，或者您本人到底是無才，還是有才？

以上是《莊子》外篇《山木》中打頭的一則故事?！肚f子》諸外篇一般被認為是莊子的門人所作，非莊周本人之親筆，而這則故事似乎也說明，這不是莊夫子本尊口氣，因為那個徒弟隔了一天的再次發問，明顯帶有刁難和調侃的意味，甚至略含挑釁。

莊子開始接招，他先嬉笑著說：我莊周處于有才和無才之間。這一聽仿佛是理屈詞窮的狡辯。不過這個問題的確太刁鉆。且看那棵樹，它若材質一流，肯定早就被人砍死做了木材。這毫無疑問是很樸素的辯證法。而那只被殺的鵝，只因它不會叫，便斷送在菜刀之下，反而那只會叫、姑且算作有才的鵝，卻逃過一劫。這看似也是辯證法，實則為一個偶發事件，不能作為辯證法的案例。

莊子的老友選擇殺那只不會叫的鵝，只是他個人之喜好，不具有普遍意義，甚至連個人好惡都不是，有可能是他臨時起意，隨口一說。顯而易見，那棵樹的案例蘊含著普遍性的規律，而選擇殺那只不會叫的鵝，只是偶發事件，無法歸納總結。

但莊周的徒弟硬要把這兩者混在一塊來發問，讓老師總結出規律——這是典型的挖坑。且看莊子如何應對，在調侃自己處于才與不才之間后，莊子調轉馬頭，痛斥“才”與“不才”這樣的概念。他說，人就是太看重這種才華或功名利祿，才受其侵擾，為其所累——最嚴重的后果，應該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物欲橫流”。隨即莊子認為，能駕馭功名利祿這些 “身外之物”，而不是被其操控，才是道家的處世之道。

由此及彼，莊周最后列舉諸多為名利所累的情形：“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第三種情形中的“廉”，是有棱角之意，不是指“廉潔”。倒數第二對矛盾談及“賢能”之人會遭至小人的暗算——妙哉，儒家所推崇的“賢者”，居然是一種很危險的存在狀況。

最后，莊周教育弟子們，只有“道德”才是唯一的歸宿啊。換言之，在思辨中領會福禍相倚、損益互成，并隨時隨地自問自省，才是心靈的歸宿，更是人類的歸宿。至于才與不才，就絕對不能認定為一端排斥另一端了。

這樣的道理，其實兩百多年前的老子早就有過諄諄教導。

談起莊周和思辨哲學，當然得從老子說起。公元前551年，也就是孔子誕生的這一年，老子來到周王室擔任“守藏室之史”一職。這個職位是國立圖書館的館長，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守藏室”只是周王室的倉庫，即老子實為倉庫的管理者。老子在周王室做著多大級別的官，還有他到底是上層的貴族，還是一介平民，這些都是一個謎團。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老子是一個博學的名人，至少大名鼎鼎的孔子曾兩次當面向他討教學問。

而且，《道德經》極其抽象，能省去的地點、人物、時間和事跡，老子絕不多寫一個字，仿佛他有意為之，不把這些東西隱藏得干干凈凈，他絕不罷休。這就造成《道德經》絲毫不像《論語》那樣具有某種人物傳記的性質。

再者，就連司馬遷在為老子寫傳時，也搞不清楚老聃、老萊子、太史儋這三個人名究竟是老子的三個別稱，還是原本就是三個人——司馬遷只是讓讀者自己去猜。如同“玄之又玄”的《道德經》那樣，其作者本人也是玄之又玄。不過，這種“極簡主義”，倒與道家“自隱無名”的追求倒是不謀而合，或曰這本身就是老子及其門人蓄意謀劃的結果。

但司馬遷有些記載是言之鑿鑿的，譬如老子原籍陳國苦縣，即今河南省東部周口市的鹿邑縣。陳國始封于公元前1046年，是西周分封較早的諸侯，后來孔子如喪家之犬、七天七夜沒吃飯的地方，便位于“陳”蔡之間。有意思，當年陳國的國君不歡迎孔子，將其困在路上，差點讓孔子自生自滅，而出生于陳國的老子，其思想也幾乎就是與儒家針鋒相對的。

陳國雖得封久遠，但后來時運不濟，在“戰國時期”即將到來之際被楚國滅掉。如果按照諸多歷史記載所言，老子長壽達百余歲，甚至兩百歲，那么陳國滅亡時，他還活著，所以老子又成了楚國人。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老子故里在安徽省西北部的渦陽縣，而這個渦陽距河南東部的鹿邑縣不足百公里，又同在渦河流域，春秋時期恰好都屬陳國。

因陳國并入楚國，故不管老子是鹿邑人，還是渦陽人，最終他都算做了楚人。事實上，老子的樸素辯證法、“無名無為”和那種“水滴石穿”的至柔又至剛，都與楚文化有莫大的關系。

楚國早年的都城位于今河南省西南部的淅川縣，即南水北調中線源頭丹江口水庫一帶，起初為小國，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到春秋戰國時期，不斷向南方和東方開疆擴土的楚國，終成南方唯一的超級大國，一度與秦國并稱，被視為可統一天下的強國。

但即便如此，楚國在文化上長期遭到北方諸國的歧視，被呼為南蠻。西周以來，除秦國之外的北方諸侯國才有資格被稱之為華夏，或“諸夏”，而遠居南方的楚國就算國力蒸蒸日上、版圖遠超北方諸侯，也不是華夏。

姑且不論北方諸夏對南方楚文化的偏見，單說兩者的差異的確很明顯。諸夏重禮，講人倫，已進化到宗法社會;楚國重巫，講天意，尚遺存氏族社會之風氣。諸夏喜龍，得威嚴;楚國好鳳，求飄逸。諸夏強調人與人的和諧;楚國沉思人與大自然的統一。諸夏的第一意象是土和山，體現著穩與仁;楚國的第一感覺是水與河，流淌著趣與智。諸夏有人的聚集和相互砥礪;楚國呈人的獨處和內心追問。諸夏立于俊朗的平原，是熠熠生輝的遼遠;楚國行在逼仄的山林，是霧靄沉沉的迷惘。正因此，儒家學說才發軔于諸夏，而南方的楚地，就毫無疑問乃道家勃興的天然熱土。

在公元前六世紀，老子與孔子能學習與借鑒的文獻，幾乎無異，但兩者消化之后吐出的新絲卻恰好相反?？鬃訄远ǖ匮刂艽Y儀文化的整體脈絡進一步向前，展露出“仁者愛人”的博大進取心。而在周王室任職的老子，卻猛然回頭，義無反顧地朝南看，再朝南看，朝著比他的故鄉陳國更南的楚國看去，朝著南方魑魅魍魎的山林看去，朝著南方的大江大河大湖看去。

這一下，老子豁然開朗，發現“小國寡民”的隱與柔，才是人最強大的存在方式。誠然，周代禮儀宗法的“大”，可將渺小的人類個體碾壓得連渣滓都不剩，但也許在仰頭觀望蒼穹時，老子猛然發覺，禮儀宗法的“大”也不是最大的，于是他有了一種強烈的不安情緒，生怕自己的雙眼被某種表象給蒙蔽住了，于是也有了屈原在《天問》中那種“冥昭瞢暗，誰能極之”的彷徨。但好在，他最終在某個時刻豁然開朗：所謂大與小、顯與隱、剛與柔，都是相對的，且是相互倚持的，只要耐心等待時機——或曰天機——的到來，便可順勢轉化。正如水，咋一看誰都可以擋住它，實則給它一點時間，它便可穿透萬物。

老子在這樣的思辨中領悟到人生真諦，在與宇宙和大自然的溝通中獲得心安。老子的心安，甚至愜意，總叫人想起云蒸霧繞、有意象萬千的南國楚地，叫人想起后來那個對天狂問的屈原，想起楚人在山林中跌跌撞撞、又怡然自得的畫面。老子真是人在周朝，心在楚。

關于道家的源頭，還有人認為其為楚文化與古印度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甚至得出老子曾在古印度求學并成佛的驚人結論?？尚排c否，姑且不論。按司馬遷的記載，老子晚年離開周王室所在地洛陽，接著西出函谷關，最后不知所蹤。其具體時間不詳，后人根據周王室當年的王位爭奪戰推斷大約為公元前516年前后。消失之前，老子應函谷關關令尹喜之求，寫下一篇五千余字的“文章”，這便是叫人解讀至今并常解常新的《老子》——到西漢初年尊崇黃老思想時成“經”，始稱《道德經》。

此后，世間無老子矣。再過一百多年，即公元前369年，道家的第二號人物莊子誕生于宋國都城商丘附近的蒙地，而宋國就朝南緊挨著老子的故鄉陳國。宋國為商人后裔聚集地，商丘曾為商都。商人善經商，宋人傳承之光大之，使宋國成為聞名遐邇的富庶之地，而且其國際影響力曾一度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公元前七世紀中葉的宋襄公心懷大志，也得償所愿，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在春秋時期，宋國的存在感強于老子的故鄉陳國。從出身來看，莊子也應該比老子更優渥一些，因為莊子是宋國貴族，其先祖為宋國第十一任國君宋戴公，莊子本人也曾擔任過“漆園吏”一職——此為專門管理“漆園”的官員。不過有人認為“漆園”就是一個地名。

不過《史記》并未明言莊周的籍貫，而且從宋代開始就有人主張莊周為楚國人，還是那個“不飛則已、一飛驚人”的楚莊王之后裔。這又是一個歷史之謎，反正莊子“鯤鵬”一般的豪放，還有夢見蝴蝶卻懷疑是蝴蝶在做夢的浪漫，倒是與他差不多同時代的楚人屈原極為相似，也總讓人想起那個還保留著許多巫鬼文化和原始自然崇拜、且與北方諸夏之宗法社會格格不入的南國荊楚大地。

只是屈原活得太憋屈，想做官卻沒得做，浪漫得不徹底，而莊子不愿做官，連楚國聘其為相的邀約，他都以一貫的講故事、說寓言的方式給任“性”地拒絕了。仿佛他擔任“漆園吏”一職，也只是為體驗生活而已。他最后的結局與老子一樣，都是隱居起來，以身體的“隱、獨、無”踐行了自己的主張。

同樣是道法自然，順應自然，老子的思辨哲學是言簡意賅，樸素深沉，但莊周是借文學談哲理、澆塊壘、罵人間，譬如文章開頭所引的那則“山木”故事，便是莊子與徒弟在山林內外的相互調侃之中，將思辨的復雜性深入淺出地講出來，再將辯證法輕輕松松地傳授給徒弟——在莊周所營造的氛圍中，我們也若有所悟：原來那片山林在楚國，在那荊棘叢林玄之又玄的南方。

編輯/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