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螺旋理論與產教融合的實踐困境

郎永峰

(南京審計大學，南京 211815)

一、引言

產教融合是在以創新驅動和產業轉型升級為特征的新時代背景下，為推進創新型和應用型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戰略舉措。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中指出，深化產教融合對“新形勢下全面提高教育質量、擴大就業創業、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在“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新時期發展“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將創新定位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戰略。如何通過深化產教融合以實現人才培養、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能力提升等戰略目標，三重螺旋理論可以給予我們新的啟迪。產教融合的實踐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實踐困境，厘清當前產教融合中存在的關鍵問題，如何突破其實踐困境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二、三重螺旋理論的內涵與運行機制

三重螺旋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由埃茲科維茨所提出的區域創新理論，通過借鑒生物學中的三重螺旋概念，將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聯系起來。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三者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并螺旋上升，從而形成一個三重螺旋關系。

(一)三重螺旋理論的內涵

當代創新日益復雜, 通常都有多種起點和途徑，創新活動的影響相互交織，既有網絡節點又有輻射作用區域，已遠遠超出了線性模型和鏈式模型對創新過程的描述[1]。當前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的關系出現了相互交叉和趨同的發展趨勢，創新系統中出現了制度力量的新結構，這種制度網絡化并形成一個由科學鏈、生產鏈和行政鏈互相纏繞的螺旋狀聯系模式[2]。在三重螺旋模型中，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共同創造出一個有助于知識生產與轉化的創新環境。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之間在職能上存在交叉重疊的同時，每個螺旋都具有“內核區”和“外場域”的機構范圍。例如大學有它的“內核區”，使其與其他機構保持相對獨立，同時大學所具有的“外場域”使其與產業、政府部門進行充分的相互作用。如果某機構范圍不能保持相對獨立性, 那么它將失去自己的本質特征[1]。

三重螺旋理論的內涵是研究大學、產業和政府三者間的關系。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在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同時，形成良性互動以驅動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創新三重螺旋。

(二)三重螺旋理論的運行機制

三重螺旋理論從內涵上闡明了大學、產業和政府部門如何生成一個促進創新發展的三重螺旋機理，但沒有闡明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的機制。三重螺旋的循環可以區分為“微觀循環”和“宏觀循環”兩個層次[1]。其中，“微觀循環”是指每個螺旋內部的循環，而“宏觀循環”則指發生在三個螺旋之間的循環。宏觀循環產生合作政策、合作項目及合作平臺，微觀循環通過單一螺旋內部的循環生產出相應的產品，三重螺旋的循環由人員、信息和產品的循環組成。人員循環有助于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和溝通；信息循環有助于連接和支撐創新區域；產品循環保證三者的利益一致性。

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大學—產業、大學—政府、產業—政府等雙螺旋模式，克服了因忽視政府部門在創新中的作用而導致的產學合作、產學研合作等模式的缺陷，因而在創新研究學界備受推崇?；凇叭芈菪崩碚撗芯扛咝?、產業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有助于厘清產教融合中高校、產業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及彼此的職能，進而有助于高素質人才培養，有助于推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三、產教融合的實踐困境

高校、產業和政府三者合作的理想狀態是形成三螺旋模型所闡述的合作各方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協同效應，但在產教融合過程中也面臨著諸多實踐困境。

(一)目標錯位困境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合作者間的資源相互依賴是合作的內在動力。通過與產業部門合作，大學可以獲得人才培養所需的資金、場地等要素，以及教學內容、技術要求和優秀企業文化要素等新的資源。企業在與大學的合作過程中可以獲得人才、技術、信息、聲譽和政策等相應資源。產教融合實踐中形成了大學與企業之間以資源獲取為目標的資源獲取型合作。合作主體更加關注資源獲取，輕視甚至忽視資源提供方的有效參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以及資源使用的合理性，導致了產教融合中大學與企業間的形式化合作。同時，我國大學的辦學資源由政府控制，為獲取充足的辦學資源，大學需要依賴政府資源投入。因此，大學有動力為滿足政府關于產教融合的考核指標而積極迎合政府的政策導向[3]，可能進一步誘使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化。

大學要實現人才培養、科研成果轉化等目標需要產業部門的深度參與及合作。盡管大學也存在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目標，但其與企業合作的首要目標是利用產業部門的資源來實現其育人、科學研究等長期目標。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動力源于對提升效益和獲得更多利潤的短期目標。企業的短期目標與大學的長期目標之間明顯存在的錯位，導致大學與企業的合作必然會面臨矛盾和沖突。因此，只有滿足參與主體利益目標，產教融合才是可以自我維系和自我發展的。

(二)產權及集體行動困境

三重螺旋理論中包含了產品循環機制。產權理論認為，明晰的產權有助于不同產權所有者之間進行交易時獲得可預知的收益，為合作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提供了基本法則，有助于合作者之間形成穩定的內在利益機制[4]。大學、企業等產教融合的參與主體在投入相應的資源后，必然要求其投入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和收益權等。產教融合是要建成一個資源共有、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企業根據產權歸屬必然要求掌握部分管理權限，如果大學不愿讓渡一部分管理權限，就會使企業失去積極性，產教融合只能停留在由產業部門提供實習場地或僅在名義上簽訂一個校企共建實習基地的協議，最終產教融合只是一個虛化的合作[5]。清晰界定產教融合的參與主體所投入的資源的產權，是各參與主體對利益共同體控制權分配的前提。實踐中，在清晰界定產權的前提下，大學與企業的合作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可以通過契約來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利益分配的規則。同時，應當注意到，由于在大學、企業在相關資源稟賦的轉讓、獲取時都會產生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存在，決定了產權的不完全性。這使得產教融合各參與主體間難以真正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和風險分擔機制，進一步降低了合作各方參與平臺構建的意愿。

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合作各方難以就未來合作的所有或然事件進行預測，或即使能夠預測也無法在簽訂契約時達成一致，或者即使雙方都能觀察到，但卻無法向第三方證實。所以，契約總是不完全的[6]。首先，在產教融合過程中，大學、企業和政府都是有限理性的行動主體，各參與主體的集體行動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并且難以預測，由此產生了收益不確定性的結果。對產教融合的參與主體而言，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是其機會主義行為的邏輯起點，最終導致各參與主體集體行動的非有效性。其次，完全契約條件下，產教融合中參與主體間的關系需要基于一個完全信息對稱的理想條件。然而現實中，產教融合各參與主體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了參與主體的行為不確定性非常嚴重。第三，產教融合過程中需要投入實驗實訓場地、儀器設備等專用性資產，由于這些專有用途的資產難以轉做其他用途，經常會誘發相關合作方的道德風險、敲竹杠和違約等問題，最終使得完全性契約被消解。產教融合的各參與主體間契約不完全性會導致契約“失靈”，這就會使得關于產教融合平臺建設項目的目標設定權、契約預算分配與控制權等的配置問題難以完全解決。

由于產權界定成本、不完全契約等的存在，誘發了參與主體之間對產教融合的控制權爭奪問題，最終導致 “集體行動”的困境。

(三)制度困境

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需要通過多個政府部門間的博弈、配合來實現。在產教融合相關政策制定過程中不同政府部門間存在利益上的沖突。為了實現培養創新人才的目標，教育部門對產教融合相關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積極主動，但稅務、財政、國資等部門對產教融合相關政策的制定與推行缺乏動力，如國資部門對于大學在產教融合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風險更為關注，通常不愿在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方面給予政策方面相應的制度供給。稅務部門則更加關注稅收收入的增加，對于企業參與產教融合時所期望的免稅政策通常持保留態度。同時，各政府部門根據自身的職責范圍，向大學、企業提出差異甚至矛盾目標和要求[7]。最終的結果就是，產教融合在政策方面存在相互沖突的情況，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灰色地帶。雖然政府部門出臺了多份文件，但產教融合所面臨的制度困境仍然未能有效突破。

按照三重螺旋理論的邏輯，產教融合有助于大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合作并產生協同效應，提升創新能力。但現實中存在的大學與產業部門之間的目標差異、實際控制權的沖突和制度困境等因素使得目前的產教融合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

四、對策與建議

(一)目標共識與風險分擔機制的建立

解決大學與企業在產教融合中目標錯位的困境，首先，需要雙方在創新驅動和產業轉型升級為特征的新時代背景下，服務于創新驅動發展、人才強國的國家戰略這一目標上達成共識。大學與產業部門要擺脫部門利益的桎梏，將服務于國家戰略、經濟社會發展與自身發展目標有機統一起來。其次，在大學與企業之間建立風險分擔機制。風險分擔機制可以明確大學與企業雙方之間的責任和義務，有利于提高應對市場環境變化或政策制度變化等所引致的風險與挑戰的能力。再次，發揮大學主體作用，將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與社會需求相結合，真正建立起需求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

(二)明晰產權、建立契約調整制度

對產教融合過程中大學和企業所投入的知識、人力、創意、科研成果、實習場地和資金等各類資源稟賦的產權進行清晰界定，并在法律和政策等層面給予保護，以此作為對參與主體的正向激勵，減少“搭便車”現象和“機會主義”行為。同時，明晰的產權也是大學和企業在產教融合中達成具有可執行性契約的前提條件。

現實中，大學和產業部門參與產教融合的過程往往還存在著產權不完全性的情況。依據不完全產權理論，產權的不完全狀況的存在為其他主體非法攫取產權效用提供了可能性。雖然產權難以完全界定，但產權界定有助于降低對剩余控制權的爭奪，有助于規避掌握主導權的參與者攫取不當利益。因此，在產教融合實踐中，大學和產業部門需要就投入的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進行持續界定。其次，由于信息不對稱性的存在是引致契約不完全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技術研發、創新創業、產業培育過程中的權益、資金、風險等信息的對稱性，有助于解決實踐中產教融合困境的一個重要方面。再次，由產權不完全導致的不確定剩余效用，無法依靠正式合同來確定相關利益的歸屬。因此，在正式合同之外還需要通過非正式合同解決利益糾紛。產教融合過程中大學與產業部門間對于控制權沖突困境的解決，需要通過對產權明晰部分進行正式合同進行約定，對于難以清晰界定的產權部分則可以通過非正式的合同來進行約定。

(三)制度建設

首先，產教融合需要政府的引導和相關政策支持，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統籌規劃、協調指導，將產業和教育發展同步規劃，為產教融合平臺構建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提高大學和產業部門參與產教融合的積極性及主動性。其次，改變當前產教融合參與主體的博弈結構，并轉變治理方式。政府必須正視產教融合過程中存在的制度不兼容甚至相互抵觸的現實，從制度改革入手，從根本上破除制度障礙。構建兼容政府、大學和產業部門的目標和利益訴求的制度環境。第三，政府對參與產教融合的主體在準入、審批等制度性程序環節實現透明。程序的不透明將帶來相應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會影響產教融合的參與主體尤其是相關產業部門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