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的東亞文化觀

龍瀟

摘 ?要：內藤湖南作為近代著名的漢學家，對中國史學有著精湛的認知，在《中國史學史》等書中對于中國歷史的發展進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東亞史學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文章首先對內藤湖南文化思想進行解讀，其次對內藤湖南中心移動學說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然后對文化中心移動學說進行敘述，最后闡釋文化中心移動學說的實質。

關鍵詞：內藤湖南;文化移動中心說;本質

中圖分類號：G13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5-0050-03

一、內藤湖南文化思想

（一）民族文化是由民族道德組成

內藤湖南的史學思想主要包括主張中國近世始于宋代的“宋代近世說”、文化中心移動說等理論等學說。在這些文化思想中，內藤引經據典、根據自身對于中國歷史的解讀，通過考辨實證等方法，力圖向人們呈現一個與傳統史學相“背離”的史學觀。不可否認，內藤湖南嚴謹的經世致用的治學態度，使其在漢學尤其是東亞史學的研究領域中獲得極大的成就，并據此開創了京都學派的學術，對于中國和日本學風都具有一定的影響。

對于一個民族的組成，出于認知角度的不同，諸多學者都有著不同的認知，內藤也是如此。在他看來，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構成是由這個民族的道德修養、道德情趣以及民族知識組成的。內藤認為民族文化不一定要具有一種寬泛化，也就是說民族文化有時并非一定要吻合某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人民群眾的大眾要求。不能因為在某一段歷史時期因為民族文化對于現實社會沒有太大用處就對其加以摒棄，或者干脆杜撰全新的民族文化。為此內藤湖南認為，對于傳統文化、民族文化要抱著客觀的態度來看待。對民族文化的起源和發端要正確認知，要尊重歷史，不能對民族文化認知弄虛作假，這是內藤湖南研究史學一貫的態度，其嚴謹的史學觀值得人們贊賞與敬重[1]。

（二）中國史就是東洋文化發展的歷史

對于中古歷史發展大勢，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著詳細的論述，書中內藤湖南非常注重從當時所處的氛圍和文化背景對中國史學進行研究。尤其是他極為重視對于中國諸地山川地勢、風土人情、時運轉移所造成的差異。并非簡單地以史學而論史學，而是通過更為廣闊和深邃的視野來對史學文化的變遷進行研究，并著力考察不同時代史家在學術發展與交融上的淵源關系。

對于中古歷史的起源，內藤湖南通過研究和分析，得出結論：中國歷史文化的發源地為黃河流域，之后伴隨歷史的發展移至長江流域，最后中華文明逐漸成為一股雄厚的力量，且終于一統南方和北方，融為一支人口眾多的民族。此即漢代，漢族也在這一時間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周邊的民族被漢族所逐一漢化，反而是北部的一些少數民族，如匈奴在漢朝的刺激下也開始逐步興盛起來，并開始建立自己的國家。朝鮮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也在漢族的刺激下開始逐步興盛與強大。尤其是大和民族不僅在漢朝時期開始興盛起來，甚至在明朝和過往的匈奴民族一樣開始變得“彪悍”和“反彈”。內藤湖南在這里之所以用“反彈”一詞來執意刻畫大和民族的優越性，是說日本大和民族原先是一個弱小的民族，婉如一根纖細的鐵絲。但是在漢文化的刺激之下，這根鐵絲開始變形，在外力和內力的影響下，鐵絲轉化為彈簧，并據此進行一種后續力量的勃發。在內藤湖南看來，外力顯然是來自漢文化的施壓，大和民族文化的“反彈”首當其沖就是彈向中國。而支持內藤湖南“文化論”的另外一個要素，即接受母文化的由來與作用[2]。

二、內藤湖南中心移動學說產生的原因

（一）維新運動后日本的崛起

內藤當時是日本政府最重要的一名學者，致力于分析中國制度，數次前往中國東三省進行調研，分析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作為史學專家，對中國國情非常熟悉?；蛟S就是由于這個原因，內藤湖南可以對當時的中國政府進行提議，并付諸實踐。內藤湖南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進行提議。他對當時中國的局面給予了改革的提議，且表明了贊同改革的立場，證明其不妄為一名專家，實事求是、有文化、有見地，能夠切中要害。

（二）晚清社會的日益衰敗

1840年以前，中國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的制度。規定外國商人只能在廣東經商，而且需要經過中國政府的特別許可，在規定的區域從事貿易行為，進口需繳納高額稅款，出口則限定產品的類型與數目。此為滯后的傳統經濟制度下產生的事物，對晚晴時期的中國進步產生了巨大的阻礙。

清政府采取閉關鎖國制度，此為自然經濟造成的。自力更生的自然經濟下，大家互不往來，政治方面則形成鎖國政策。隔絕的小農經濟，不需要與其他國家通商，清政府卻引以為傲。英國人亦發現了這個問題，指出，“于生活必備的物品方面——盡管并非奢侈品方面——能夠自足，所以清朝統治者完全不在乎和其他國家通商，覺得能夠隨便予以制約?！?/p>

滿清政府對漢人嚴加防御，擔心其在別國勢力的幫助下從事反對滿清統治的行為。因此，滿清統治者多次聲明中國和外國具有嚴格的區別，始終禁止其他國家的公民任意進入中國國界。滿清統治者出臺了許多防御外國人的規定，意在阻斷華人和別國公民的所有往來。滿清統治者對出海經商的華人亦出臺了各種規定，不論是船舶的規模、出海的時間，還是進出口商品的類型與數目，都嚴加管制。

滿清統治者采取閉關鎖國制度，筑起了阻斷中國與外國的高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由于對海外通商的嚴格控制，極大地阻礙了經濟的進步。而且，亦導致華人對國際整體形勢的無知，滿清政府則對其不聞不問，導致對其他國家的情況一無所知[3]。

三、文化中心移動學說內容

（一）中國文化發源于黃河、轉移于長江流域

對于中國文化發源于黃河這一點內藤湖南沒有否認，并在《中國史學史》進行詳細了的敘述：黃河滋養了中國文化，于原始社會初期便產生了最初的原始文化，包括藍田猿人文化、仰韶文化產生于渭水;大汶口文化產生于山東。六千余載之前，黃河流域已逐漸產生農業行為。四千余載之前，黃河流域出現了部分具有親緣關系的組織群體，當中最具實力的為炎黃二個部落。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政經及文化中心始終位于黃河流域。該區域為中國科技與文藝最初形成的地方。

對于中國文化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內藤湖南認為是東晉滅亡以后北方的漢人衣冠南渡，來到江南，并將漢族文化廣泛的傳播到長江流域。這也和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脈絡相吻合[4]。

（二）中國文化明治時期轉移到廣東

上文分析了內藤湖南對于中國文化起源于黃河流域，并逐步轉移到長江流域的史學論斷，其也符合中國史學的事實，在這一階段中國文化的發展上，內藤湖南的觀點還是中規中矩的。但在晚清時期中國的走向上，內藤湖南基于為日本國內政治發展服務，有了全新的觀點。在他看來，到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中國文化在長江流域已經開始衰落，并逐步開始南下，慢慢轉移到廣東。如果單純從文化轉移的視角來看，晚清時期廣東的新思潮的確較為發達，新學思想較為濃郁，但是僅憑此就認為悠久的長江流域文化在短短的數十年間便轉移到廣東，還是頗為牽強。不過內藤湖南“歷史性”地將中國文化于日本明治時期轉移到廣東并非是一種簡單史學觀念，而是對其中國史是所謂的東洋發展史的詭論，是為服務日本國內政治所做的陰謀的史學替換。

四、文化中心移動學說的實質

（一）“曲解”中國發展

內藤湖南的文化論，主張中國社會業已進入衰退階段，文化中心要從中國移至還處在成長時期的、極具生命力的日本;內藤湖南從史冊當中搜索理論依據，提出了唐宋變革論。在《中國史學史》一書中內藤湖南以“宋代近世說”為基礎，對于中國歷史的起源與發展進行詳細的闡述。其非常注重所謂的歷史分期體系，從長時段上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行自身的認知，并在這個認知體系下很好地將宋代和清代相互貫穿起來。在《中國史學史》一書中，內藤湖南對于清代史學進行重點論述，據此來體現出其經世致用的治學意識。

毫不夸張地講“宋代近世說”是內藤湖南研究中國歷史的核心理論之一。按照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理論，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勢是按照波動大勢來進行時代的劃分。其指出，從開辟華夏到東漢中期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上古時期，從六朝到唐代是中國歷史的中古時期，從宋代到清代為中國近代時期。內藤湖南認為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和制度文化都有著極大的不同。

此后，內藤湖南又將該順序進行顛倒敘述，文化中心于中國從古代到中古到近代的歷史變遷中日益從北向南移動，最后從中國移至日本，此為上蒼給予日本的歷史任務，所以，日本一定要肩負起“挽救”中國運數的重大任務。然而，通過上文的論述能夠發現，其學說的形成步驟為結論在先，存在著明顯的主觀性。而且，文章中“自然的”三個字屢見不鮮，卻沒有對任何歷史現象的改變與進步的內因進行論述。如中國古代的權貴家族不是由于政治體制才從君主手中取得封地與百姓，而是自然地成為當地的名門望族，源于永恒存在的關系當中。無疑，這是因為這樣的家族幾代以前均有人當官的原因。

他把以上社會現象當成順其自然的發展結果，無視宋朝皇權的拓展是因為“杯酒釋兵權”的統治策略和各類“祖宗典制”的延續實施，也未能基于經濟等各個方面進一步研究探討出現此類情況的根本原因?？赡苁且驗樗牖诒容^宏觀的方面對中國歷史進行觀察的原因，內藤湖南在打造其學說時很多具體內容不夠清晰，無法消除嚴重的主觀主義傾向[5]。

（二）為其政治觀點服務

1910年，日本侵略他國的欲望持續增長，內藤的學說亦逐漸露骨，他指出，中國于面對危難與滅亡的時候，說什么“保衛主權”與“不容侵犯”均毫無用處，中國是不是獨立存在，和百姓是不是幸福毫無關聯。一戰開始以后，中國和日本針對毀滅中國的《中日民四條約》展開磋商時，他表示，日本掌管山東鐵道，正好為對中國進行多國共同管理的有益的開始。內藤湖南向日本當局提議，“于解決山東問題的時候，應當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否認中國為獨立自主的國家。事實上因為到目前為止中國亦非獨立自主的國家，所以日本需要以亞洲東部的穩定為目的，將解決中國問題的事情肩負起來”?！皩χ袊枰褂玫拇胧?，應當進一步深思熟慮，全面且仔細的思考可以為日本創造幸福的中國的幸福，否則即無法徹底解決問題”。換言之，內藤湖南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結果應當有益于日本，不然如果有益于中國卻不利于日本，甚至盡管對日本沒有好處亦沒有壞處也無法認同，從上述赤裸裸不加掩飾的敘述已經可以看出，內藤湖南的“文化移動中心學說”從一開始醞釀開端，就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一方面打著對中國史學要本著經世致用的研究態度，另一方面卻通過牽強地炮制所謂的“宋代近世說”和難以自圓其說的“中國文化從廣東轉移到日本”為其大和民族文化的優越性進行鼓吹，為日本侵略中國進行“合理”解釋，這種將個人學說綁架為政治服務的行為深刻地揭示出內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動學說”的虛偽性。

五、結論

以上關于論內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動學的論述中，可以感知內藤湖南對于中國史學的研究是具有一定造詣和深度，這對于研究中國史學也具有一定借鑒意義。但其為日本陰謀侵略中國而提出的種種史學詭論，服務于日本國內政治而提出的虛偽、主觀的史學理論和治學目的，又是極其險惡的。

參考文獻：

[1] 單磊. 內藤湖南“唐宋史學變革”說闡微[J]. 史學月刊，2015（03）：5-16.

[2] 楊棟梁. 在學識與良知之間：國策學者內藤湖南的“支那論”[J]. 史學月刊，2014（07）：100-110.

[3] 胡天舒. 內藤湖南的中國觀——以《燕山楚水》為中心[J]. 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3（11）：47-52.

[4] 李欣，趙俊槐. 論內藤湖南的“文化論”[J]. 教師，2010（19）：127-128.

[5] 萬書言. 內藤湖南的中國之行與漢學研究[J]. 教師博覽（科研版），2021（03）：13-14.

（薦稿人：王獻志，湖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