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獻學的“六書”發展淺論

陳文亮

“六書”之名始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逼渲胁]有對“六書”的詳細說明，只是作為“六藝”中的一門學科，用來教“國子”。西漢劉歆《七略》：“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眲㈧α鶗木唧w名稱進行了說明，而后諸家借鑒前人的理論，又對其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討論，從而使“六書”的理論研究歷時長久而不輟，至今已經經歷了創立期、中興期、鼎盛期、發展新時期的五個階段。在不同時期產生了許多以六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論著。本文擬從四個時期對六書研究論著成果進行目錄學梳理。

一、東漢——創立期文獻

“六書”之名提出后，在東漢時期得到了諸家相繼不懈的總結和研究，將六書理論做了進一步的闡發。

在東漢時期，對“六書”做過論述的，有不少學者，史學家、經學理論家班固應為其首，他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以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彼詣㈧А镀呗浴窞樗{本，“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盡管在稱名上與許慎有所差別，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而且都把“轉注”“假借”作為造字法中的兩個條例。東漢末年的經學家鄭玄引用了鄭眾的說法在其《周禮·地官·保氏》中指出六書的具體名稱和次第：“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备陌喙讨跋笫隆睘椤疤幨隆?、“象意”為“會意”、“象聲”為“諧聲”，名稱的改換說明了鄭眾、鄭玄對班固的“六書”之法的定義內涵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反映了對“六書”的研究與探討更加深入與清晰。

東漢許慎受劉歆的啟發，集漢代諸家研究之大成，花費20多年心血完成漢字學經典巨著《說文解字》，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標志著“六書”的創立，所論“六書”的層次清晰、明了，它開創了我國后世字典編排、查檢之先河。全書共分540個部首，收字9353個字，為“六書”規定了界說，列舉了例字，使“六書”成為漢字學的核心理論。在《說文解字·敘》中，所論“六書”的層次清晰、明了，并做了明確的定義：“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痹S慎對六書的說解順序與班固、鄭眾、鄭玄有所不同，但許慎關于六書的基本學說仍來自于劉歆之說。對六書名稱的解釋代表了當時文字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因而可以說，從許慎開始，對漢字學的研究有了一套比較完備的理論系統——六書理論，此時期成為六書研究的創立期，特別是唐人李陽冰和南唐宋初的徐鉉、徐鍇對《說文》的整理，為后代“六書學”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二、宋元明——中興期文獻

宋元明時期是中國文字學史上的變革時期，從事六書研究的學者眾多，以“六書”為研究對象的著作陸續出現，其特點在于不少學者拋棄舊章，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創立新說，“六書”文學蔚然成風。他們對六書理論問題進行詳加闡發和論述，開辟了“六書”研究的中興期。主要文獻有：宋代，鄭樵《六書略》《六書證篇》、倪公《六書本義》、張有《復古編》、王柏《正始之音》、戴侗《六書故》等。鄭樵是歷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他的《六書略》收錄于其《通志》之中，主要是對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的9000多個字作了區分，舉例詳析，梳理細目，約12類，首創“六書”分類之學。在《六書略·六書序》里說：“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笔埂傲鶗毖芯扛?、深入了一步，后來的倪公、張有、王柏、戴侗等人的著作，也對“六書”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研究。例如，戴侗的《六書故》共33卷，語言學界公認為是對我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理論和實踐做出杰出貢獻”的一部著作。它把“六書”的次第排列為：指事、象形、會意、轉注、諧聲、假借，援引鐘鼎文來說明字形，又能明辨字義的引申不同于文字的假借，特別是對于音義關系的分析尤為其多。比較深入地論述了“六書”各個細目之間的關系。正如作者本人說的“書學既廢，章句之士因言以求義矣，未知因文以秋義也;訓故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義。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諧聲，莫變于假借。因文以求義，而不知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泵魑怂麄冎g的相依相存的辯證關系。戴侗是一位出生于宋末，成就于元代的一位文學家，但他后來繼承父兄遺志，繼續“六書”研究，一反《說文解字》《玉篇》的體例，不依小篆而據鐘鼎（金文），對“假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但在選字、訓詁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杜撰和臆測的弊端。據此，元時期有周伯琦《說文字原》《六書正偽》（有的寫成《六書正訛》）、楊桓《六書統》、何中《六書綱領矣》、吳正道《六書原》、杜本《六書通編》、倪鏜《六書類釋》、牟鍇《六書辨疑》等，也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補遺、繼承和完善。例如，周伯琦的《六書正偽》，就是一部辨證俗字的字書，他提出的文字子母衍生說的理論價值被學界所公認;到了明代，學術研究受到冷落，字學更是首當其沖，很少有人涉足。但是，總有那些哲人賢士堅守志趣，振興《說文》研究事業，因而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六書”的研究?？梢哉f明代字學研究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清代字學研究的大好局面。大略說來，明時期的字學研究成果主要有趙撝謙《六書本義》、楊慎《六書索隱》、涂觀《六書音義》、吳元滿《六書正義》《六書總要》《六書溯原直音》、魏?！读鶗N》、朱謀瑋《六書本原》、趙宦光《六書長箋》《子母原》《說文長箋》、王應電《同文備考》等等。從書名可以看出，對于“六書”理論的研究著作，有的以“六書”冠名，而有的雖不以六書冠名，但其內容仍是以研究“六書”為核心。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依然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例如，趙撝謙的《六書本義》基本上是循鄭樵之說，對《說文》540部定為360部，“不能生者附各類后?！毕旅鎸@一時期的部分文獻再作簡要闡述：

鄭樵《六書略》，為《通志》二十略之一。鄭樵將六書分為三類，一類是文，即象形和指事;一類是字，即會意、諧聲和轉注;一類是統括文和字，即假借;認為假借是補五書之不足;其次提出了“子母相生”的文字孳生理論，為漢字孳生理論提供了有力依據。

戴侗《六書故》，以六書明字義。全書包括自序、部目（包括例言）、通釋和正義四大部分。戴氏發展了“文、字”的父子相傳理論，“由文生字，由字再生其他字，如同由父生子，子再生孫，而每一代的孳生按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方式排列?！边@種代代相生相傳的文字演變歷史，也是我們使用六書理論去推求漢字演變歷史的重要探索。

楊桓《六書統》大旨承襲戴侗《六書故》，故有“凡象形之例十，會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轉注之例十有八，形聲之例十有八，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大致因戴侗《六書故》門母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則桓以意鉤稽，自生分別。所列先故，大篆，次鐘鼎文，次小篆?！钡膶哟畏置?，理據有因，以其義名曰《六書統》，即以“六書”統諸字，旨意見矣。全書共二十卷，按“以類相從”原則創立部首，分部編排文字，然后將“六書”說解分部在單獨文字里。據文中論述，楊桓將六書的形成過程總結如下：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五個階段，把它看成是一個漸變的不斷滿足人們的需要，豐富文字之用的歷史過程。

周伯琦《說文字原》成書于元順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周氏在總結、繼承前人文字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見解和認識。在周氏看來，“文”中象形、指事為主，而以象形為最先;“字”中以諧聲、會意為主。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四者為文字，轉注、假借都是文字之變，補文字之不足?？陀^上，從文字學方面提出了轉注、假借與四書的不同，為清人“四體二用”之說提供了借鑒。

趙撝謙《六書本義》本著“承物載道”的原則，詳述六書之義，將六書理論和漢字結合起來研究文字。書前有趙撝謙《序》，次之是“凡例”九則，之后是《六書綱領》，分“六書總論、象形論、指事論、會意論、諧聲論、假借論、轉注論”等七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六書思想。如在《六書本義·六書綱領》中說：“六書初一曰象形，文字之本也;次二曰指事，加于象形者也;次三曰會意;次四曰諧聲，合夫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轉注，侘夫四者之中也……諧聲，字之純，會意，字之變也。假借轉注，則文字之俱也?！卑l展前人學說，但認為會意乃為文字之變，指出四書之不足，假借以通其聲，聲有未合，而又轉注以演其聲。

楊慎《六書索隱》（嘉靖本）收錄在《四庫存目叢書》經部一八九冊。書前有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自序一篇。序中稱“取說文所遺，諸家之長”，對六書理論的研究有了新發展，并創“四經二緯”說。在《六書索隱》中這樣陳述：“六書，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轉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睏钌鞯牧鶗浘曊f，使“四體二用說”呼之欲出，是六書理論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對后世學術發展的影響較大。

對六書理論的研究，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很多開創性的研究成果。鄭樵《六書略》將“六書”確定為自學的根本，對“六書”及其次第緣起進行了比較精致的論述，提出了“子母相生”的孳乳理論;隨后戴侗《六書故》開漢字詞義系統研究之先河，并對假借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見解。在這里，我們應該著重提一下楊慎提出的“經緯說”理論，是一次對傳統觀點的突破，這種突破正是表現出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繼承和創新，既循傳統的基本要義又不墨守成規。所謂的“經緯說”是對楊慎的“四經二緯說”的簡略，即把“象形”“象事”“象意”“象聲”稱之曰“四經”，他認為這“四經”是造字法，而“二緯”是指“轉注”和“假借”不屬于造字法之列。他的這個觀點與宋明時期的“轉聲說”和班固的“四象”之名的觀點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對后來的戴震的“四體二用說”有很大的影響?？梢娺@個時期的字學研究已經趨于高峰，呈現出“六書”之學蔚然成風之勢，展現出全面中興的局面。

三、清代——鼎盛時期文獻

經歷了長達1400多年的字學研究，到了清代“說文學”研究達到鼎盛，名家輩出，成果累累，學派林立，據統計就有數十家。大多數學者以為象形、指事為漢字發展的第一階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遵循班固和遵循許慎兩大派別，其次是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于“六書”體用的概念給予了支持。例如，清代學者萬光泰就明確提出“‘六書四為體二為用，體不可離乎用，用不可離乎體”的觀點。而萬光泰（公元1717—1777年）要比戴震（公元1724—1777年）年長幾歲，他提出“四體二用”應該在戴震之前。據丁福?！墩f文解字詁林》書中所附之統計，整個清代，治《說文解字》并有傳世著作者200余人，其中不僅有總論“六書”者，還有一些專治“一書”者。隨著說文學的興盛，六書理論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進入了六書學的鼎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對六書理論研究成績斐然，影響較大的著家文獻有：戴震《戴震集》（其中有對六書理論的研究）、王鳴盛《說文解字正義》、黃以周《六書通故》、許宗彥《六書轉注說》、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朱俊聲《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江聲《六書說》、鄭知同《六書淺說》、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廖平《六書舊義》、岳森《六書次第說》、程棫林《六書次第說》、徐紹楨《六書辨》、蔡金臺《六書三偶說》《六書假借說》、饒炯《六書例說》、葉德輝《六書古微》、胡蘊玉《六書淺說》、徐嘉言《六書指事說》、曹仁虎《轉注古義考》、黃氏三《對朱氏轉注問》、饒登逵《六書轉注說》、許篤仁《專注淺說》、許瀚《轉注舉例》、吳俜《說文假借例釋》、孫孝楷《說文假借說》、孫詒讓《與王子莊論假借說》、劉昌玲《說文假借轉注說》等等。其中，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俊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桂馥的《說文解字義證》和王筠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稱之為“說文四大家”。下面我們將具有突破性研究成果著作文獻進行目錄學簡要分析：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三十卷）（以下簡稱《段注》）?？胺Q“說文學”之經典。在《說文解字注·敘》中明確了段氏采用許慎的“六書理論”（四體二用）的說法，運用語言學的系統觀，互求文字之形、音、義。段氏繼承和發揚了戴震因聲求義的方法，將訓詁建立在音韻學的基礎上，將宋人發明的“右文說”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王筠《說文釋例》（二十卷）、《說文句讀》（二十卷）。文中所闡述的六書理論同樣采用“四體二用”之說，指出“知老注考，以考注老，其義相承，故轉互為注，遂為轉注之律令矣”的互訓說;并采擷諸說文字學大家的著作，辨其正誤，刪繁舉要，參以己意，集語言文字之大成。

朱俊聲《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清代學者在宋代提出的“右文說”啟發下，發明了“以聲為義”“聲近義通”“因聲求義”等訓詁方法。朱氏使用這些方法寫成專書。并創“詞義引申說”，認為所謂轉注，就是“體不改造，引意相受?！睂嶋H上是對《說文》的“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說的進一步發展和創新。

江聲《六書說》（一卷）。創“立部屬子說”。書中云：“《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首，即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同意相受也，此皆轉注之說也，此轉注統于義也?！蓖瑫r提出轉注為造字之法而非訓詁，使轉注研究走向深入和拓展。

黃以周《六書通故》。書中對六書進行一一論述，在推闡班固、鄭眾、許慎三家的六書次第中體現出自己的六書觀。認為假借和轉注也為造字之法，打破了戴震等人“四體二用”的六書說。

胡蘊玉《六書淺說》。全書先對六書理論作總論，而后詳細論述六種造字方法，同時在論述每種造字法時，一般都是先總論，再對其分類，最后討論其正例、變例，其論證系統，全面而有說服力。

綜合來看，清代“六書理論”的研究更加深入細致。這一時期產生的文獻對“六書”性質、互訓聲、右文說、詞義引申說等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討論和研究，使“六書”理論研究在清代達到了鼎盛。

四、近代以來六書理論發展新時期文獻

近代以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六書理論研究思想更加活躍，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呈現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局面;同時，研究隊伍、研究成果各具特色，可謂專家眾多，著作豐碩，觀點新穎。這一時期的著作成果文獻有：

有關文字學方面的著作（一般包含了六書的內容）主要有：馬敘倫《說文解字研究法》（1929）、《六書解例》（1931）、《說文解字六書疏證》（1957），蔣善國《漢字形體學》（1959）、《漢字學》（1987）、賀凱《中國文字學概要》（1931），容庚《中國文字學形篇》（1932），唐蘭《古文字學導論》（1935）、《中國文字學》（1949），楊樹達《文字形義學》（1943），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1959），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1963），高明《古文字學通論》（（1987），裘錫圭《文字學概要》（1988），王鳳陽《漢字學》（1989），黃建中、胡培俊《漢字學通論》（1990），李大遂《簡明實用漢字學》（1993），何添《說文解字形聲字探原疑義例釋》（1993）、《王筠說文六書相兼說研究》（2000），王寧《說文解字與漢字學》（1994），范進軍《說文解字古今音讀》（1995），劉志誠《漢字與華夏文化》（1995），李國英《小篆形聲字研究》（1996），石定果《說文會意字研究》（1996），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1997），《比較文字學初探》（1998）等等。

有關記載六書學史的著作主要有：姚孝遂主編《中國文字學史》（1995）、張其昀《“說文學”源流考略》（1998），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2000），劉志成《中國文字學書目考錄》（1997），宋均芬《說文學》（1997），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1937），羅君惕《漢文字學要籍概述》（1984），黃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1990），孫鈞錫《中國漢字學史》（1991）等等。

有關《說文解字》通論方面的論著主要有：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1981）、姚孝遂《許慎與說文解字》（1983）、蔣善國《說文解字講稿》（1988）、王世賢《說文解字導論》（1993）、余國慶《說文學導讀》（1995）、古敬恒《徐鍇說文系傳研究》（1995）、潘天烈《說文解字導讀辭典》（1995）、鐘如雄《說文解字論綱》（2000）等等。

這一時期出現的眾多文獻，對傳統六書性質和“六書”中的各“書”的研究更加深刻、廣泛。對“六書”的總體分類研究，除“四體二用”說之外，還將“六書”分為“形系”和“聲系”或“尚形”和“尚聲”的?！靶蜗怠被颉吧行巍卑ㄏ笮?、指事和會意;“聲系”或“尚聲”包括形聲、轉注和假借。隨著歷史的不斷前進，諸家提出了一些和“六書”相反的看法。如唐蘭首提“三書說”，即“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聲文字”;繼而陳夢家也提出“三書說”，即“象形”“假借”“形聲”;同時裘錫圭也提“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三類。在“三書說”之外，從現代構形學角度對漢字形體結構類型研究，詹鄞鑫提出“新六書說”即象形、指示、象事、會意、形聲、變體。

根據上述的大概脈絡，我們可以預測未來的“六書”研究還會有新的觀點、新的突破，因為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為“六書”的研究打開了更加廣闊的前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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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青海民族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