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狄爾泰思想研究的綜述

張麗娜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一、前言

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被譽為“19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思想家”、“現代哲學的鼻祖”和“現代解釋學之父”，是生命哲學、解釋學和現象學等哲學發展過程中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他對精神科學的存在論和認識論奠基，對體驗、表達、解釋等解釋學概念的深刻闡釋，以及在批判康德的先驗哲學時對理性的歷史性（歷史理性）和影響人的意志和情感因素的強調等，均面向探討和解決自身所處時代的現代性危機，體現出強烈的實踐性特征。這也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和德里達等現代哲學家重視和研究狄爾泰哲學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梢哉f，不深入研究狄爾泰的哲學思想，就很難真正把握西方哲學由近代向現代轉變的內在邏輯。

作為一名百科全書式的哲學家，狄爾泰一生筆耕不輟，涉獵廣泛。但是，狄爾泰的思想在其生前及死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生前出版的著作數量稀少，只有《施萊爾馬赫傳》（第1卷）、《精神科學導論》（第1卷）和《體驗與詩》三本，無法展現其思想全貌。他的大量以草稿形式存在的遺稿被收入了自1914年開始出版的《狄爾泰全集》（共26卷）中，但這一出版工作卻因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而長時間停滯，直至2006年才最終完成，其著作的翻譯和傳播情況就更為滯后了。此外，狄爾泰思想自身的零散性、復雜性以及傳播過程中遭遇新康德主義、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存在論等主流思想沖擊的窘境，也極大阻礙了狄爾泰思想的傳播。

由于狄爾泰生前只出版了其作品的一小部分，且缺乏體系性，因此狄爾泰思想的整體性和融貫性的展現與《狄爾泰全集》的出版進程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由于《狄爾泰全集》的出版時間跨度前后超過90年，且每一卷有特定主題，因此狄爾泰思想研究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下面，將就國內外狄爾泰思想研究狀況進行綜述。

二、國外研究概況

德國是最早開展狄爾泰思想研究并且最富有成果的國家，早期的狄爾泰研究專家多為他的學生，如米施（Georg Misch）、諾爾（Herman Nohl）、格勒圖森（Bernhard Groethysen）和博爾諾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等，同時也是《狄爾泰全集》第1-14卷的主編?！兜覡柼┤返?-14卷均為狄爾泰學生出版，其中第1-9、11和12卷出版于二戰前，第5-6卷同年出版于1924年，第7-8卷分別出版于1927和1931年，第10卷《倫理學體系》出版于1958年，第13卷《施萊爾馬赫傳》（第1卷，副標題為“基于1870年第一版和遺稿中的補充”）和第14卷《施萊爾馬赫傳》（第2卷，副標題為“遺稿中的施萊爾馬赫哲學和神學體系”）先后出版于1970年和1966年。他們為各卷撰寫的導論，深刻影響了狄爾泰思想數十年內的研究走向。尤其是第5-8卷的主編米施和格勒圖森，他們在導論中廣泛征引了狄爾泰未出版的手稿和寫作計劃，第一次向人們展現了狄爾泰眼中精神科學間的融貫性，還凸顯了他早期描述心理學進路和晚期解釋學進路間的斷裂。但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1927）恰好與這4卷出版于同一時期，他“將狄爾泰生命哲學根本極端化”，造成了“這種生命哲學同時被看作通向其釋義學（注：Hermaneutik一詞，中文譯為解釋學、闡釋學、釋義學或詮釋學。上述三種譯法在本文中通用。）現象學的驛站”，令人們的注意力直接轉移到了生存哲學上。[1]博爾諾夫在《狄爾泰哲學導論》（1936）中首次提出將狄爾泰的哲學解釋為“生命釋義學”，強調了狄爾泰和尼采之間的生命哲學關聯性，1967年的再版對二戰后數年內狄爾泰思想研究有深遠影響。[2]二戰后初期，狄爾泰思想仍處于海德格爾存在論的陰影中，并未引起學界的關注。盧卡奇（《理性的毀滅》，1967）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探討也往往聚焦于從意識形態角度分析狄爾泰思想和納粹思想的淵源關系，頗有歪曲和誤解之意。

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1960）的出版，重新激發了人們對狄爾泰思想的研究熱情。在這本書中，伽達默爾將狄爾泰視為浪漫主義解釋學走向哲學解釋學的重要節點人物，肯定了他“從歷史學派的歷史經驗和唯物主義遺產間建立一個新的認識論上的可行的基礎”[3]的做法的意義，也批判了他借助于黑格爾意義上的“客觀精神”以及自然科學標準為精神科學奠基的做法[4]。隨著《狄爾泰全集》后續第19卷的出版，伽達默爾對狄爾泰思想的觀點有所變化。他高度贊揚了狄爾泰歷史學批判的全面性和高超的表達技巧，也提出了重視狄爾泰晚年思想中“自省”概念的實踐性內涵。[5]同一時期，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則是從對抗工具理性的類似出發點，關注了狄爾泰哲學中對實證主義和精神科學規范性的問題的批判。[6]

伴隨著《真理與方法》掀起的解釋學研究熱潮，《狄爾泰全集》恢復出版，第15-17卷相繼出版于1970年、1972年和1974年。從第18卷開始，建于1976年的德國波鴻大學狄爾泰研究中心接手了《狄爾泰全集》后續9卷的全部編輯工作，主要編者羅迪（Frithjof Rodi）和萊辛（Hans-Ulrich Lessing）也成為了目前狄爾泰思想研究的絕對權威。在《狄爾泰全集》第18-19卷導論中，羅迪基于遺稿中整理、編輯出來的最新資料，闡明了自己反對早期狄爾泰研究者認為狄爾泰早期描述心理學進路和晚期解釋學進路間存在斷裂的觀點，這一觀點目前已被德國狄爾泰研究者們廣為接受。德國波鴻大學狄爾研究中心于1983-2000年間編輯出版的12卷本《狄爾泰年鑒》，有兩大常規主題：一是20世紀20-30年代聚集在哥廷根和柏林的狄爾泰學生們形成的學術圈的“精神科學教育學”（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dagogik）研究，二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與狄爾泰學術思想間的淵源。該學術圈主要由米施、諾爾以及他們的朋友和學生構成，包括博爾諾夫、柯尼希（Josef K nig）、里普斯（Hans Lipps）、普萊斯勒（Helmuth Plessner）和維尼格（E.Weniger）。萊辛作為《狄爾泰年鑒》的主編，還在年鑒中搜集整理了1969-1998年間關于狄爾泰的研究文獻，包括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1969-1973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74-1978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79-1983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 (1984-1988年)，Bibliographie der Dilthey-Literatur(1989-1998年)。此外，他還補充了赫爾曼之前編纂的1969年之前的目錄[7]，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狄爾泰研究文獻目錄?！兜覡柼┤返?8-23卷的出版，極大推動了國外的狄爾泰研究，博士論文和研究著作大量涌現出來，但仍以德國為主，美國并不多。這些研究主要以狄爾泰的美學思想，狄爾泰作品中的歷史性以及狄爾泰和現當代哲學的關系為研究主題。[8]2016年出版的論文集《作為科學哲學家的狄爾泰》（Dilthey als Wissenschaftsphilosoph，2016）明確指出了近年來狄爾泰研究的新趨勢：不再將他視為“大陸生命解釋學”的代表，而是“更多從整體和廣泛的經驗概念來看待他對科學的理解”。他從來“不是將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對立起來，而是從經驗角度探討學科哲學”。[9]納爾遜（Eric S·Nelson）于2019年主編出版的論文集《闡釋狄爾泰》（Interpreting Dilthey，2019），堪稱目前為止內容最為全面的狄爾泰思想研究指南，囊括了歐美學界狄爾泰研究學者的最新成果并指明了當下研究的發展趨向。

霍金斯（H·A·Hodges）是二戰后較早開展狄爾泰研究的英語國家學者。他出版的《狄爾泰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Wilhelm Dilthey，1952）和里克曼（H·P·Rickmann）的《狄爾泰——人文科學的先鋒》（Wilhelm Dilthey.Pioneer of The Human Studies，1979）以及馬克瑞爾（Rudolf A.Makkreel）的《狄爾泰：人文科學哲學家》（Dilthey:Philosopher of The Human Studies，1975；李超杰中譯本名為《狄爾泰傳》）都以傳記性質的內容介紹為主，后者已成為狄爾泰研究入門的核心二手文獻。值得一提的是，馬克瑞爾（Rudolf Makkreel）與羅迪合作主編的六卷本《狄爾泰選集》（Selected Works.Wilhelm Dilthey，1985—2019），徹底改變狄爾泰英譯本匱乏的狀況，并且引入了德語版《狄爾泰全集》出版的最新研究資料，打開了英語世界狄爾泰研究的新局面。英語國家學者多從解釋學、歷史和文化角度開展狄爾泰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約斯·德·穆爾（Jos de Mul）的研究專著《有限性的悲劇——狄爾泰的生命釋義學》（The Tragety of Finityde: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2004）。作者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作為始點，在狄爾泰所處的時代語境下重新建構了他解釋學進路下的生命存在論，其中闡釋狄爾泰有限性釋義學和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德里達等人的釋義學之間關系的章節尤為精彩。

其他國家的狄爾泰研究工作也基本遵循了“先譯介，后研究”的經驗。法國正在著手翻譯馬克瑞爾和羅迪的《狄爾泰選集》，可以期待不久后打開研究局面。意大利和日本的狄爾泰研究者已經是第二代，每年都會有訪問學者到波鴻大學的狄爾泰研究中心做研究。

三、國內研究概況

我國學術界最早的介紹狄爾泰思想的文獻可以追溯到1937年3月陳銓在《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發表的書評《狄爾泰與當代德國哲學》[10]，此后近乎空白，真正意義上的狄爾泰研究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逐步開展起來。

目前，我國已出版的狄爾泰著作的中譯本主要有：《精神科學引論（第1卷）》（艾彥，2012，譯林出版社），《歷史中的意義》（艾彥，2016，譯林出版社），《歷史理性批判手稿》（陳鋒，2012，上海譯文出版社）和《精神科學中歷史意義的建構》（安延明，201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其中，《歷史中的意義》實際上是譯自里克曼的一本狄爾泰選集（Meaning in History:Wilhelm’s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1961），除陳鋒的譯著外，其余均譯自英文本，安延明的譯著對應的是馬克瑞爾和羅迪的《狄爾泰選集》第3卷。目前，我國國內已出版的國外狄爾泰傳記及重要研究著作的中譯本，主要有：《狄爾泰》（[英]H·P·里克曼著，殷曉蓉、吳曉明譯，198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狄爾泰傳——精神科學的哲學家》（[美]魯道夫·馬克瑞爾著，李超杰譯，2003，商務印書館）和《有限性的悲劇——狄爾泰的生命釋義學》（[荷]約斯·德·穆爾著，呂和應譯，2016，上海三聯書店）?？偟膩碚f，國內相關譯著稀缺，狄爾泰著作很少譯自德語原著。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狄爾泰的關注度明顯提高，涌現出一批研究專著和論文?！独斫馍覡柼┱軐W引論》（李超杰，1994，中央編譯出版社）和《生命洪流的奔涌——對狄爾泰哲學的敘述、分析和批評》（陳鋒，2010，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側重于對狄爾泰思想做總括性介紹，后者比前者內容更為全面、詳細?！兜覡柼┥忉寣W與西方解釋學本體論轉向》（田方林，2009，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走向精神世界——狄爾泰哲學思想研究》（謝地坤，2003，江蘇人民出版社）和《狄爾泰教育學研究》（陳鋒，2007，甘肅教育出版社）都是對狄爾泰思想的一個片段進行評述和介紹，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研究深度和創新性不足。國內博士學位論文主要有四篇：《狄爾泰的生命認識論》（李超杰，1992，北京大學），《作為整體的精神科學及其認識論與邏輯學》（陳鋒，2002，復旦大學），《歷史、理解與真理——狄爾泰歷史解釋學探微》（孫玉良，2008，復旦大學）和《狄爾泰生命解釋學探微》（付德軍，2010，復旦大學）。前兩篇論文都是從精神科學方法論角度進行的介紹和探討，后兩篇是從解釋學角度探討了生命/歷史解釋學的淵源、影響和歷史命運，論述較為系統，但缺乏研究深度和創新之處。國內重要研究論文，如謝地坤的《狄爾泰與現代解釋學》（哲學動態，2006年第3期）、張汝倫的《從心理學到釋義學——狄爾泰描述心理學的啟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和《狄爾泰與歷史哲學》（復旦學報，1993年第2期），張慶熊的《描述心理學對先驗現象學——兼談狄爾泰和胡塞爾在哲學思想上的聯姻和爭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和《狄爾泰的問題意識和新哲學途徑的開拓——論精神科學的自主性及作為其方法的詮釋學》（復旦學報，2007年第3期），張世英的《“本質”的雙重含義：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黑格爾、狄爾泰、胡塞爾之間的一點鏈接》（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倪梁康的《現象學的歷史與發生向度——胡塞爾與狄爾泰的思想淵源》（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9月）和《海德格爾思想中的黑格爾-狄爾泰動機》（學術月刊，2014年1月），高樺的《狄爾泰生命釋義學的起源》（浙江學刊，2014年第6期）、《狄爾泰的意義概念》（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以及《“內知覺”,“意識事實”與“現象性原理”——論理解狄爾泰“體驗”概念的基本前提》（現代哲學，2018年第2期）。這些研究論文或是以“狄爾泰與XX”為題，研究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所代表的客觀精神、現象學和現代解釋學與狄爾泰思想的源流關系，或是以歷史哲學和心理學等狄爾泰早期思想源頭和晚期闡釋學轉向作為探討的對象，論述較為系統深入，但基本都停留在各自以往的研究領域，沒有實現根本性突破。

四、小結和啟示

綜上可知，和德國、英美等國相比，我國的狄爾泰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缺少高水平的譯著和研究成果?，F有論文和專著多談及狄爾泰思想的某一部分或將其作為參照系進行他人思想的研究，論述缺乏針對性、融貫性和理論深度。今后，我國不僅需要加強狄爾泰原著和重要二手文獻的譯介工作，捋清狄爾泰的思想淵源，明確核心概念和主要思想內容，認清其哲學的歷史地位，更應關注國際狄爾泰研究前沿動態，對社會學、倫理學和語言學等領域進行深度挖掘和拓展研究。尤其是新興的對“狄爾泰學派”思想的研究，對狄爾泰手稿的整理和再認識以及與國內當下流行的實踐哲學研究相結合的實踐倫理維度的思考，都是值得國內學者關注的新的研究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