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的早期探索
——以中央蘇區工農通訊員運動為例

林 棵，王建華

（南京大學a.馬克思主義學院；b.政黨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210023）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文化反貧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群眾擺脫貧困的重要主張。習近平指出，“擺脫貧困首要并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7）。[1]“激發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引導他們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使脫貧具有可持續的內生動力”（習近平，2020）。[2]值建黨100周年之際，我國已成功消除了絕對貧困，使脫貧群眾精神風貌煥然一新，而這離不開宣傳工作的有效開展?；仡櫺旅裰髦髁x革命的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在蘇區以報刊為傳播理論的重要載體，使馬克思主義融入群眾日常生活（張宏卿和肖文燕，2019）。[3]在此基礎上，根據地宣傳部門依托報刊開展工農通訊員運動，帶領群眾解放思想。按照寫稿要求，無產階級以通訊員的身份在稿件中反饋鄉村社會的改造進程，表達觀點與提出建議。當群眾以自己的方式在根據地建設中展現積極性與創造力時，群眾也在逐漸開始提高政治覺悟，走出思想文化上的貧困狀態。不難看出，工農通訊員運動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思想的貫徹實現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借鑒作用。

目前學術界有關文化反貧困的成果并不多見，主要是強調自上而下建立相適配的教育機制。李海金（2020）主張通過道德教育等形式強化思想引導，使低收入人口樹立起脫貧的自主意識。[4]蔣和勝等（2020）認為，應創新農民培養模式，鼓勵脫貧人口進入農校學習，提升文化水平。[5]向雪琪（2020）則分析我國教育扶貧的動態過程，總結其中的政策意蘊。[6]

關于工農通訊員運動，現有學術研究主要分兩類。其一，以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總結宣傳技術的工作經驗。黃偉迪（2019）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以延安《解放日報》等抗日根據地黨報為例，揭示如何為黨群關系構建高效的溝通機制。[7]李海波（2019）指出，借助工農通訊員運動，共產黨人深入農民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凸顯了延安新聞工作技術的細膩性。[8]戴利朝和王麗華（2017）通過考察史料發現，工農通訊員在鄉村構建立體化的通訊網絡，這提高了信息傳遞效率，鞏固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9]其二，分析黨報的組織動員功能。周峰（2017）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宣傳部門如何激發工農群眾的革命熱情，以寫稿來鞏固黨的組織基礎等。[10]田中初（2011）則聚焦“知識分子工農化”與“工農分子知識化”的議題，指出工農通訊員運動能夠幫助革命政權整合社會各群體。[11]

上述研究一方面從國家戰略層面出發詮釋文化教育制度以脫貧為導向的運作過程，另一方面揭示工農通訊員運動有助于革命動員自上而下地有效開展。然而，如何引導人民群眾走出文化貧困，在實踐中展現作為歷史創造者的能動性，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間。此外，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通訊員運動為之后各階段的宣傳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但現有成果對此關注尚不充分。工農通訊員運動的邏輯指向在于以寫稿解放個體思想，將勞動者的智慧經驗融入鄉村社會改造中。其蘊含的方法論，有利于培養群眾自主脫貧的奮斗意識，為反貧困工作提供內生動力，對完善與鞏固具有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具有理論與現實意義。因此，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的創新點主要為：（1）依托《紅色中華》等革命時期史料，分析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的早期探索的歷史與理論基礎；（2）詮釋工農通訊員運動在鄉村建設中激發群眾創造力的實踐邏輯；（3）立足國家戰略需要，歸納工農通訊員運動為文化反貧困思想所提供的方法論意義。本文以土地革命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中央蘇區為例，分析中國共產黨人如何領導群眾參與新聞寫作，在革命中發揮自身能動性，煥發群眾解放自我、文化脫貧的內生動力，使無產階級走出思想觀念的貧困狀態，并為新時代的鄉村振興總結歷史經驗。

二、工農通訊員運動在中國的發軔

中國共產黨學習蘇俄的宣傳經驗，組織工農群體參與新聞寫作，帶領群眾擺脫舊社會的思想束縛。但在建黨初期，因為缺乏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宣傳部門難以廣泛接觸群眾，所以參與者多為各地黨員。但這也在黨內豐富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溝通聯絡方式，為革命隊伍分享經驗、討論問題構建了信息交流平臺。

（一）列寧主義報刊的理論設想

工農通訊員運動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首創，旨在引導無產階級加入辦報行列，在實踐中培養革命意識。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前，人民群眾往往是政治參與體系的“局外人”。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列寧曾指出，由于“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9）[12]27。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帶領群眾走出貧困，首先要以革命理論武裝群眾的頭腦，擺脫思想觀念的貧困，進而力求破除階級貧困現象的現實束縛。

將革命帶入群眾的觀念世界，需根植于現實生活。不可否認，通俗報刊能廣泛傳播先鋒隊政黨的政策綱領，但革命理論只有在轉化為群眾的實際行動時，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形成對舊秩序的有力批判。1910年，在《工人報》的出版通告中，列寧鼓勵各地黨組織與工人小組積極參與辦報，“寫評論，寫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況和發表意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7）[13]407。同時，《工人報》開設“黨的生活”與“各地來信”等欄目，刊登工人和地方黨組織的來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7）。[13]485

新經濟政策時期，為進一步清除舊制度中保守、落后觀念的影響，列寧主張引導群眾參與蘇維埃國家建設。他認為，“老式的宣傳方法是講解或舉例說明什么是共產主義”，應當“使農民有可能用讀寫本領來改進自己的經營和改善自己國家的狀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09）。[12]177，264隨著新經濟政策被全面推廣，工農通訊員運動在蘇聯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工作在一線的勞動者通過投稿表達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個人觀點和看法，同時反饋政策執行存在的偏向與不足。按照俄共（布）的設想，工農通訊員運動的開展目標，在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使無產階級走出舊秩序所造成的觀念貧困，自發推動革命政權的鞏固與發展。

（二）蘇俄辦報經驗的中國實踐

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蘇聯工農通訊員運動具有解放思想的實際效能。1926年7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召開，并發布關于宣傳工作的議決案，標志著工農通訊員運動在中國的正式展開。文件列出四種組織方法：其一，宣傳部門在工人群體中選出具有撰寫信件能力者，鼓勵其記錄生活的實際情形、工作條件、家庭狀況等，并表達對政治問題與社會事件的個人見解；其二，宣傳部門選派學生黨員接觸工人、農民，記錄談話內容；其三，宣傳部委托工委、農委相關負責人，開展通訊工作；其四，在罷工抗租抗稅等事件發生后，深入工農群體，收集群眾的意見與感想（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編研部，1996）。[14]736-737中國共產黨此時尚未建立革命政權，想要廣泛組織動員工農群眾參與寫稿，并非易事。因此，黨員主動聯系群眾，引導其表達自身的觀念看法，成為工農通訊員運動在中國的早期雛形。盡管群眾此時并非嚴格意義上為報刊撰寫稿件的通訊員，但也在客觀上為黨報提供新聞素材與信息，以另一種方式參與革命意識的傳播。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群眾的難度日漸增加，通訊隊伍的人選多為黨內擬定指派，并由地方黨組織進行培養與領導。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宣傳工作決議，要求各黨支部指定專人作為工農通訊員，訓練其能夠迅速、準確地將群眾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反饋給黨報。同時，黨報委員會協同黨部定期召集通訊員會議，檢閱指導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5]53

值得一提的是，工農通訊員多由黨員組成，因此寫稿內容便需要涵蓋黨內工作。作為黨報了解各地輿情的信息源，工農通訊員開始在黨內的通訊網絡中發揮信息樞紐的作用。周恩來曾在黨的六大上指出，過去中央與各省的聯系渠道被阻塞，并不通暢，導致“各地區完全由各地區自行處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2011）[16]340?？梢?，完善黨內信息傳遞方式，指導各地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經迫在眉睫。1928年，中央黨報的編者要求各地黨員為《布爾塞維克》《紅旗》提供稿件，發表批評意見，協助黨報的推廣發行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7]33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的內部刊物《黨的生活》發布啟事，列出寫稿主題，鼓勵黨員發表意見。

“為引起同志們討論的興趣起見，我們不獨只是希望同志們自動的來稿，并且提出下列兩個題目，希望同志們盡量發表各方面的意見，來〔供〕大家討論。

（一）有人說，現在國民黨的統治階級，已經逐漸走入“‘暫時穩定’或‘穩定’的局面中了，這種觀點究竟對不對？如果是對，或是不對，于我們黨之中心任務，有什么樣的變更？

（二）在我們黨之組織中，有什么樣的缺點？各同志對于中央在組織上所采取的路線，是否認為可以戰勝這些缺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7]19-20

各地黨員通過黨報反映實踐中的問題，討論、交流革命的實際經驗，而中央也能根據黨報的反饋，指導各級基層工作。中央黨報委員會1929年發布的通訊員條例指出，中央黨報不能反映全國的局勢及群眾斗爭進展，是因為沒有在各省、各重要區域之間組織建立通訊隊伍。為此，該條例要求，各省至少要有1名通訊員，負責搜集當地關于時政的社會輿情，為黨報提供參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5]62-6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通訊員運動源自蘇俄，自然受莫斯科方面的影響。1930年5月，《真理報》編輯部與共產國際宣傳部門組織會議，召集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強調，黨報編輯部必須有專人負責教育通訊隊伍，例如征集訓練新的通訊員，召開會議，組織訓練班、演講會等。編輯部應與通訊員保持聯系，分配具體任務，答復工作中提出的意見，指出其存在的錯誤（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5]66主要由黨員組成的通訊員群體，在一定意義上有利于加強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聯系，調動各地革命隊伍的創造力，幫助中央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斗爭策略。此時期對通訊員的組織領導與培養方式，同樣被應用于之后的鄉村根據地。

作為先鋒隊政黨發揮戰斗力的堡壘，基層黨組織的建設至關重要。在文化反貧困工作中，無產階級政黨想要引領社會公眾解放思想，離不開黨員隊伍的創造力與戰斗力。不難看出，工農通訊員運動既豐富了政黨—社會的溝通機制，表達人民群眾的觀點與提出建議，也在黨內鞏固了討論問題、交流經驗的信息傳遞網絡，有利于煥發基層黨組織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的內生活力。

三、鄉村通訊隊伍的組織化路徑

隨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開展工農通訊員運動所需的政治環境得到改善。將原子化的社會個體組織起來，是中國共產黨改造鄉村的既定模式。在初步提升群眾的寫作能力后，宣傳部門成立通訊員協會，提高通訊隊伍的組織化水平，從而將群眾寫稿納入以文化反貧困為目標的軌道，克服可能出現的實踐偏向。

（一）報刊編輯明確寫稿主題

反對階級貧困，首先要保障無產階級的受教育權，提高工農群眾的識字率。1931年11月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提出，蘇維埃政權應保證工農群眾擁有受教育的權利，盡可能實施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2011）。[18]652到1934年初，中央蘇區的文化教育運動取得顯著成效。僅興國縣便有561個村的識字運動分會，3387個分會下的識字小組，22529名識字組成員。[19]

在初步掌握基本的文字讀寫能力后，工農通訊員應以何為寫稿主題？中國革命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后，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很難為根據地建設提供指導。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而言，政策綱領應當與鄉村現實情況相結合。為制定符合革命發展規律的政策綱領，這一時期通訊稿件的主題也就從黨員討論工作、搜集輿情，擴大到鄉村社會改造的各領域。

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黨報要指示地方黨組織如何執行政策路線，介紹實踐經驗，糾正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全體黨員，尤其是干部，應負責為黨報提供相關材料與文章（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2011）。[20]184812月，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紅色中華》發布征稿啟事，表示稿件可以是論文、時評、社會調查，與工農運動、紅軍斗爭相關的新聞，以及對政府與群眾運動等各項工作的批評等（方漢奇，2018）。[21]618次年4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要求在工廠作坊、村莊中創辦墻報，鼓勵群眾在黨與團組織領導下自己投稿，注重描寫鄉村生活，并強調不能由外人代辦（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2011）。[20]2159如時任少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魏挺群（阿偽）所言，應使工農通訊員以通俗話語反映各地群眾的實際生活及斗爭情況，在文章中展現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阿偽，1933）。[22]群眾加入新聞通訊寫作的行列，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認識理解中國革命的實踐邏輯，并逐漸學習如何發揮作為歷史創造者的能動性。

群眾參與寫稿，離不開黨報的技術指導。在中央蘇區，工農通訊員教育者的職責主要由報刊編輯部承擔?！都t色中華》鼓勵讀者，只需要用質樸的語句有條理地表達新聞事實，便是一名稱職的工農通訊員。寫作內容應聚焦不同時期革命建設的中心問題，從多方面反映革命斗爭的展開過程，避免公式化詞句。如積極采訪，認真閱讀黨的文件，了解各種會議主旨，記錄基層革命工作的實際開展情形，“發現群眾的新的斗爭情緒，以及新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23]考慮到鄉村環境的特殊性，報社在稿件的形式上適當調整對工農通訊員的要求，不追求字句的修辭，而是要求投稿人在內容上注重調查，實地搜集新聞素材，從而引導工農群體在實踐中認識與理解革命。

但另一方面，通訊隊伍仍缺少組織性，這直接對稿件質量產生了影響?！都t色中華》報社指出，許多通訊員雖填寫了登記表，但寫稿積極性并不高，甚至并未實際參與。此外，同一地區或單位的通訊員之間缺乏聯系，導致報社所收到的稿件常常主題重合，沒有進行有計劃的分工合作（紅中通訊社，1933）。[24]戰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根據地的各項建設自然注重工作效率。相比之下，通訊隊伍的低組織化顯然難以及時、高效地反饋政策綱領在基層的執行情況。對于黨員，各級黨組織與蘇維埃政府也許能以黨內法規和行政指令約束，但如何組織工農群眾，還需以其他形式實現。

（二）宣傳部門成立通訊協會

學習蘇俄經驗，中央蘇區宣傳部門成立通訊組織，增發專業刊物，將通訊隊伍組織起來，統一領導。曾任黨報委員會書記的瞿秋白在抵達中央蘇區后，提出建立工農兵通訊協會，將能寫通訊的士兵、貧農、工人組織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7]164而《紅色中華》本身為中央機關報，宣傳任務繁重，難以騰出過多篇幅為通訊員提供指導。面對逐漸增多的基層稿件，報社決定出版不定期刊物《工農通訊員》，專門組織培養寫稿（洪榮華，1993）。[25]203重視對通訊員隊伍的組織領導，既是提高其寫稿水平，也是為了確保工農通訊員運動不偏離原初目標?！都t星》報曾指出，通訊員對于擴紅工作的新聞報道存在虛假現象，必須在“鐵錘”專欄中給予嚴肅批評。為此，該報“通訊員”專欄定期刊登文章，并明確新聞報道真實性的原則（洪榮華，1993）。[25]2431933年，張聞天指出工農通訊員運動所取得的成效。在他看來，《紅色中華》組織起通訊隊伍，刊登各地動員消息，發揚了群眾的積極性，并在一定意義上推動革命的各項工作（張聞天選集編輯組，1990）。[26]419

中國共產黨借鑒蘇俄經驗，在根據地打造了一支成長于本土的新聞隊伍。組織化的培養方式，使工農通訊員群體成為根據地新聞宣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起適用于鄉村的政黨—社會互動機制。群眾參與其中，既能推動蘇維埃政權建設，也使群眾逐步擺脫觀念上的貧困。

四、寫稿解放思想的實踐邏輯

基于反“圍剿”斗爭的復雜形勢，工農通訊員稿件在數量與質量上均存在非穩定性。但需強調的是，工農通訊員運動的目標并非是將群眾培養成為報刊的專職記者，而是引導其在寫稿中走出思想文化的貧困狀態。在此意義上，無產階級參與新聞寫作，本身便是在蘇維埃政權建設中發揮能動性。與其說工農通訊員運動是宣傳教育的方式路徑，不如說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主張的目標本身。

（一）強調通訊員組織群眾的任務

隨著革命的深入開展，黨內的通訊員隊伍存在投稿數量不多的現象。中央蘇區的中央局、中央政府等部門曾規定各級機關要指定黨員同志寫稿，該通知發出后近1個月，響應號召者寥寥。報社編輯表示理解：“同志們的工作很忙，但是從百忙中抽出一些時間來為“紅色中華”寫稿，對于每個同志是幫助革命戰爭所必須做的工作的一部（分）?！盵27]然而，之后的新聞通訊工作仍未達到預期效果。曾任《紅色中華》主筆的李一氓指出，參與寫稿的黨員并不多，且即便是黨組織、蘇維埃政府指派者，也未能發揮較大作用（氓，1933）。[28]工農通訊員若沒有認識到新聞宣傳的重要性，即便要求其積極投稿，也難免流于形式。黨員的參與度尚且如此，一般群眾的積極性可想而知。

關于個體寫稿消極的原因，確實有著反“圍剿”斗爭的任務壓力以及資源匱乏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戰爭動員直接關系黨的發展空間，相比之下，新聞宣傳工作并不具備時間上的緊迫感，未能引起足夠重視。但更為深層次的因素，還是由于黨內存在將宣傳教育和組織動員工作割裂看待的觀點，沒有正確認識到二者間的內在聯系。中國共產黨人發現，部分黨員認為只有組織斗爭才算是實際工作，宣傳只是“說白話”“做文章”。在分配任務時，甚至指派能力較弱者負責宣傳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編研部，1996）。[14]879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認為，由于黨報宣傳側重解釋理論與策略問題，難以發揮應有的指示作用，導致讀者認為報紙“空談理論”。而實際參與各項革命工作的黨員，也沒有向黨報反饋自身所總結的實踐經驗。這使黨報難以回答實際中存在的問題，更難以將理論聯系實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2011）。[18]29

報紙若無法為黨員提供具體的現實指導，寫稿、投稿在讀者眼中自然不具備實用性，黨員對新聞宣傳不夠重視也就不足為奇。曾任中共中央局黨校副校長的楊尚昆發現，“負責宣傳工作的同志，每天所忙的也只是寫宣言，發宣傳大綱，寫標語等”（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編研部，1996）。[14]1097戰爭環境下，宣傳工作如果只是停留于文本信息的記錄與傳播，先鋒隊政黨的理念將難以轉化為群眾的實際行動，個體思想的解放便無從談起。

如何激發對新聞寫稿的重視？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要回到鄉村社會改造的實踐中。革命情境下，報紙的任務不僅是介紹革命綱領，更要實現組織動員的效果。按照張聞天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宣傳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組織工作的一種”（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編研部，1996）。[14]1096工農通訊員不僅參與報刊稿件的文字撰寫，更要行動起來，以寫稿來推動革命的現實發展。為此，中國共產黨人轉換思路，開始將工農通訊員運動與報紙的推廣發行工作串聯。1933年2月，《紅色中華》發布關于通訊員工作的通知。文件指示，必須建立有效的通訊與發行網絡。包括省與縣一級的地方蘇維埃政府在內，均要為《紅色中華》選定通訊員，負責為報紙搜集關于擴大紅軍、反映官僚主義等相關信息（中共蘇區中央局等，1933）。[29]此外，通訊員還應將廣大識字困難的工農群眾組織起來，并為其讀報（洪榮華，1993）。[25]318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將革命引向勝利的重任，其新聞宣傳工作既要傳播革命的文本，更要重視將理論的思想力量轉化為建立新世界的實際效能。

（二）賦予通訊員監督政權的職能

工農群眾寫稿不僅能完善無產階級政黨的宣傳體系，還能引導個體成長為推動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革命力量。如楊尚昆所言，宣傳鼓動工作需以各種方式進行，不能僅偏重文字，而是應當吸收廣大群眾，“訓練和組織群眾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和中央檔案館編研部，1996）。[14]1098，11001933年4月，中央蘇區的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發布指示，要求省、縣、區等各級工農檢察部設置專門崗位，負責管理與指導工農通訊員工作（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2013）。[30]674同時，廣泛組織通訊隊伍，“凡是各機關各群眾團體各圩場各村莊，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到當地群眾團體的人員，機關中的職員，工廠中的工人，農村中的農民，街道中的工人及貧民等好的分子加以委任，來擔任通訊員，作為工農檢察部的眼目，要他們經常作書面通訊和口頭報告”（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2013）。[30]675工農通訊員屬于群眾性的義務監察人員，但仍接受各級工農檢察機關的指導。關于稿件與報告的具體內容，主要是調查收集各級政府部門在職權、工作、生活上存在的不足，以及政府法令與中心工作，如戰爭動員、擴紅、稅收春耕等政策在執行中的偏向，或是消極怠工、貪污腐敗以及脫離群眾等問題（彭勃和龔飛，2019）。[31]按寫稿要求，群眾從革命的觀察者逐漸成為推動者，以通訊員的身份參與蘇維埃政權的監督系統，進入鄉村社會改造的實踐場域。

根據地群眾對革命宣傳工作的認同感逐漸提高?！都t色中華》的通訊員隊伍曾一度達到數百人的規模（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7]183根據統計，中央蘇區報刊的發行量大大提高。其中，《紅色中華》一度躍至4萬份，《青年實話》2.8萬份，《紅星》1.73萬份（洪榮華，1993）。[25]320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農群眾并非如同西方學者所說的那樣，只是機械服從動員的“烏合之眾”，而是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與號召，在思想上開始成為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革命階級。

作為工農通訊員運動的首創者，俄國布爾什維克認為，工農通訊員是“對廣大勞動群眾實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影響的執行者”（人民日報總編輯室，1954）。[32]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通訊員”作為隨現代報紙一同舶來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使新聞通訊工作突破了原有的功能邊界。從幫助黨報的傳播發行，到豐富政黨與社會的互動路徑，再到完善社會監督制度，群眾都在新聞寫作中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至此，“通訊員”被賦予解放個體思想的內涵，在根據地建設中形成了彰顯人民力量的革命敘事。群眾意識到自己作為歷史創造者所具有的偉力時，也就逐漸擺脫思想上的貧困，成為能推動鄉村社會改造的主體。

五、文化反貧困思想的方法論意義

如恩格斯所言，“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馬克思和恩格斯，2018年版）[33]?；仡欀袊伯a黨百年發展歷程，實現個體的思想解放，調動群眾能動性，使其在觀念上從“要我革命”走向“我要革命”，始終是既定目標。

分析工農通訊員運動開展的行動邏輯，群眾在先鋒隊政黨的領導下參與新聞寫作，觀察宏大革命敘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觀呈現，并將自身的政治覺悟轉化為參與根據地建設的實際行動。無產階級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掌握了與保守、落后觀念決裂的思想武器，從“自在”走向“自為”。當群眾深刻認識到自身作為歷史創造者的能動性后，無產階級便開始具備擺脫思想貧困、解放自我的內生動力?？梢钥吹?，工農通訊員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思想的生動實踐，其蘊含的方法論為構建與鞏固中國特色的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提供了歷史經驗。

（一）破除階級貧困的思維定勢，傳播社會平等的價值觀念

論及工農群眾時，普遍較低的文化水平，往往是觀者心中的第一印象。誠然，舊社會的基層勞動者處于文化教育體系的邊緣，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論是在工廠生產線忙碌的工人，抑或是在田間扛著鋤頭的農民，其姓名都有機會以鉛字形式公開印刷在報刊上。工農群眾署名的文章，本質上是無產階級解放自我的宣言書。報刊不再是舊社會專屬于權貴群體的輿論場，而是體現人民意志的革命舞臺。群眾既是坐在臺下感受革命宏大敘事的觀眾，也能成為登臺展示自我力量、建立新社會的革命者?？偨Y革命的歷史經驗，貫徹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扶貧工作的開展應從反對階級貧困的角度入手，摘除貼在鄉村群體身上的觀念標簽，傳播人人皆可通過自我奮斗來創造美好生活的價值觀念。

（二）調動人民群眾作為歷史創造者的能動性

在工農通訊員運動中，當個體按照寫稿要求被組織起來，通過實際參與鄉村建設來認識政策綱領的正確性時，群眾響應革命號召的內生動力也就被充分激發，從而展現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新時代以來，精準扶貧脫貧的反貧困政策逐漸得到貫徹執行，其中既有各級黨組織的科學領導，也離不開鄉村群眾在思想上的進步。國務院新聞辦2021年4月發布的《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指出，改進扶貧方式，應引導群眾樹立“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觀念，發揮貧困群眾在脫貧致富中的主體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34]誠然，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延續千年，伴隨而生的價值觀嵌入鄉村社會，保守、落后的思維難以在短時間內被徹底消除，但群眾的觀念并非一成不變。當先鋒隊政黨融入鄉村日常來開展動員工作，帶領群眾在實踐中認識到反貧困工作能夠切實提高其生活水平時，公眾的思想覺悟也開始轉化為加入脫貧攻堅戰的自覺行動，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思想的實現提供來自勞動人民的智慧經驗。

（三）激發基層黨組織的內生活力

從俄國布爾什維克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為報刊撰寫稿件，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信息傳遞方式。在這通訊網絡中，各地黨員一方面為黨報黨刊收集、整理與反饋社會輿情，另一方面也是群策群力，加深對具體問題與抽象理論的認識，總結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我國領土幅員遼闊，資源分布在空間上呈現不均衡性。這就意味著各地人文環境、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復雜多樣，基層黨員隊伍需要因地制宜，將扶貧政策的指示精神與現實相結合，領導當地群眾開展反貧困工作。其中，黨員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是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的關鍵。鞏固與完善黨組織的通訊網絡，構建高效的信息互動機制，不但能夠及時反饋群眾的建議與訴求，使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完善機制更加多樣化，更有助于各地黨員隊伍交流、共享各地區的扶貧工作經驗，進一步提高地方鄉村治理的科學化與現代化水平。

（四）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提供本土化方案

工農通訊員運動構建了另一種政黨—社會的雙向溝通平臺，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反貧困思想的貫徹落實提供本土化方案。歷經百年發展，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鋒隊政黨，始終堅持帶領群眾與貧困作斗爭。在2021年2月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注重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轉化成脫貧攻堅的強大動能”“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把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發出來”（習近平，2021）[35]。這表明，文化反貧困應將群眾的能動性融入國家政策的執行過程。如馬克思所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2）[36]。脫貧攻堅既是帶領群眾改善生活條件的物質革命，也是推動社會觀念進一步現代化的思想革命。要貫徹實現文化反貧困的思想主張，新聞宣傳工作就不能局限于理論的傳播，既要培養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奮斗精神（高宇航和衛建國，2021）[37]，更要引導群眾于實踐中認識到政策綱領的正確性，使其思想覺悟轉化為推動脫貧攻堅政策的行動力與創造力。

展望未來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將鄉風文明提升至新高度，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建黨百年之際，通過學習黨史來總結經驗，是為了觀照現實，形成能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效能。思考中央蘇區工農通訊員運動的實踐邏輯，宣傳工作的目標并非是要求群眾機械地理解綱領文本，而是要引導群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難、出現疑惑時，首先想到的便是向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尋求幫助與解答。這一過程，不僅是群眾主動擺脫落后保守、落后觀念束縛的思想解放，更是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活動中的生動呈現。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要堅持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以工農通訊員運動為代表的文化反貧困實踐，使群眾發現自身在鄉村建設中所具有的能動性，意識到其貧窮狀態絕非是無法改變的命中注定，從而帶領群眾形成不畏艱難險阻、崇尚勤勞致富的奮斗精神。當群眾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理念武裝頭腦時，其也就逐漸成長為能夠參與推動反貧困各項政策的主體。這將為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更高目標提供來自人民的內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