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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與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2021-04-17 02:13范根平
江西財經大學學報 2021年5期
關鍵詞:恩格斯城鄉馬克思

范根平

(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875)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梳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視野考察了城鄉關系的變遷,科學預判了城鄉關系的未來走向,提出了“城鄉融合”的命題,形成了具有科學性和實踐性的城鄉融合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習近平,2017),[1]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城鄉關系的積極探索,進一步深化了對城鄉發展規律的認識,由此開啟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代。近年來,國內學者圍繞“城鄉融合”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具體來說,學界對城鄉融合的研究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是關于城鄉融合的理論分析。楊志恒(2019)認為,城鄉融合不僅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而且是原有城鄉空間再造的過程。[2]張暉(2018)認為城鄉融合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的規律所決定的。[3]徐宏瀟(2020)列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城鄉關系發展的階段劃分,試圖從理論依據、價值意蘊、現實動因等方面闡述城鄉融合思想的主要論域。[4]鄔巧飛(2014)揭示了城鄉融合蘊含的唯物史觀意蘊,認為城鄉融合就是把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實現兩者的優勢互補。[5]何仁偉(2018)認為城鄉融合是基于空間結構優化和制度供給創新基礎上的經濟、社會、環境全面融合,其重點在于城鄉互動,促進城鄉均衡發展。[6]李紅玉(2020)認為馬克思所預設的城鄉融合具有生產力空前發達、地域界限消失、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自由轉換等基本特征。[7]郭彩琴(2010)從本體論角度出發,認為城鄉融合是“社會整體各子系統之間優勢互補、協調統一的存在狀態和發展態勢”。[8]

二是關于城鄉融合的方法論探討。韓文龍和吳豐華(2020)認為實現城鄉融合的核心是處理好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農民與市民之間的關系。[9]李邦銘(2012)認為城鄉融合的實現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制度條件和社會條件。[10]宋迎昌(2019)認為實現城鄉融合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要嚴格遵循城鎮化規律。[11]張鳳超和張明(2018)提出了城鄉融合的“三步走”戰略,即實現勞動過程、勞動決策和勞動價值的深度融合。[12]涂圣偉(2020)提出,推進城鄉融合要堅持以法治、市場、信用為導向,避免走“城市興、鄉村衰”“先城市、后鄉村”的老路。[13]吳寧和馬瑞麗(2013)認為城鄉融合的過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主張從產業結構入手,通過產業一體化推進城鄉一體化。[14]劉春芳和張志英(2018)認為在城鄉融合的所有組成部分中,要素融合是基石,基礎設施融合是載體,空間融合是保障,生態融合是目標。[15]

三是關于城鄉融合的中國方位。穆克瑞(2021)剖析了當前中國在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建議從要素配置、服務供給、產業發展等方面破除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16]杜啟平(2020)認為人的雙向流動是城鄉融合的關鍵,要求加強對農村居民的職業培訓。[17]王桂芹和鄭顏悅(2020)認為必須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人居環境和農民收入水平,縮短城鄉發展勢差。[18]許經勇(2020)認為解決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突破點在于構建新型城鄉關系。[19]王春光(2021)認為新科技既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也可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提出應從深化農村改革、培育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農村金融服務等方面著手。[20]趙德起和陳娜(2019)對近十年全國各大城市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最后得出東部沿海地區的城鄉融合水平整體優于中西部地區的結論。[21]林聚任和劉佳(2021)基于空間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對城鄉關系進行了探討,強烈要求大幅度優化我國城鄉之間的空間結構,實現城鄉聯動發展。[22]譚明方(2020)探尋了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機理,指出城鄉全面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前提。[23]余孝東和王琦(2021)主張從農村基層建制入手,合理統籌鄉鎮級和村居級建制,實現城鄉一體化規劃。[24]袁莉(2020)認為城鄉融合具體體現在生產、生活、生態、社會治理等眾多領域,需要充分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搭建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平臺。[25]

四是關于城鄉融合的國際鏡鑒。范毅等(2020)認為法國實施的“政府引導、市場承接”的農地運作模式加速了城鄉資源的雙向流轉,為我國深化土地改革提供了對策參考。[26]張永強等(2019)列舉了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發展都市農業來加快城鄉融合發展的舉措,建議我國應大力推廣都市綠色農業,加快培育新產業新業態。[27]薛晴和孫懷安(2014)介紹了德國推行的“城鄉等值化”理念,其目的在于使城鄉在保留各自特色基礎上實現更高層次的協調發展。[28]王曉東(2014)系統總結了國外在促進城鄉養老保險一體化方面采取的模式,認為我國可以綜合運用區域擴散、統分結合、上下帶動等方式實現城鄉養老并軌。[29]

總體來看,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深入探討城鄉融合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破解城鄉發展難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然而,學界關于城鄉融合的研究大多是從學理層面切入,既缺乏對城鄉融合進行歷史性考察,也沒有對城鄉融合的內涵進行詳盡剖析,尤其是沒有澄明城鄉融合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筆下的“原初語境”。同時,對城鄉融合核心問題的分析還不夠深入、透徹,多數研究基本處于局部分析和嘗試論證階段,未能從整體上認識問題。不可否認,學者們對城鄉融合的闡釋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必須承認,他們都是從各自的視角出發,是基于個人的主觀看法而非事實,因而難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實際上,無論站在哪一種角度,都是學者們基于自身知識背景而呈現的“一家之言”,很難達成普遍的共識。根據唯物史觀原理,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的階段性特征,而城鄉關系是一個不斷變遷的歷史過程。只有充分了解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從宏大的歷史視野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城鄉融合思想,進而更好地將其運用于指導社會主義城鄉建設實踐。除此之外,學界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與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之間的關聯性研究寥寥無幾,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影響城鄉事業的全面健康發展,并且極有可能陷入對經典理論進行庸俗化、抽象化、片面化解讀的窠臼,不僅會遲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而且不利于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和提升中國話語力量。

有鑒于此,本文擬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嘗試對城鄉融合進行全方位審視,著重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挖掘關于城鄉融合的思想資源,力圖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展開系統梳理和翔實剖析,努力揭示其內蘊的核心要義和價值旨歸,探賾城鄉融合之原初概貌,切實回應時代關切。與此同時,秉承“守正創新、行穩致遠”的原則,對當代中國城鄉關系的演變歷史進行階段劃分,充分認識每個階段的重要特征,并從三個方面論證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發展與創新,不斷推動理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二、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形成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不是停留在頭腦中的抽象思辨,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逐步解構城鄉關系的結果。為此,對城鄉融合進行系統研究,首先必須明確城鄉關系的“前源續果”,如此才能從整體上、宏觀上理解和把握城鄉融合。

(一)西方早期城鄉關系思想的重要啟示

自從城市脫離了鄉村“母體”之后,城鄉關系就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自然經濟占據著統治地位,城市與鄉村緊密連在一起。進入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較快發展,使得城市的作用日益凸顯,引起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關注。斯密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分工不同,“農村以生活資料及制造原材料供給城鎮,城鎮則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給農村居民”(斯密,2015年版),[30]359彼此有著相互的利益關系。在斯密的理論體系中,“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后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斯密,2015年版),[30]363城鄉之間應保持同等的增長比例,這樣有利于實現城鄉協調發展。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觀點,通過對農業的深入研究,他發現隨著土地的反復耕種,土壤的肥力下降明顯,由此必定帶來農業收益的遞減,而以工業(工業的收益呈遞增趨勢)為主要產業的城市將變得更加繁榮,所以城鄉之間的差別不可避免。為盡量縮小城鄉差別,李嘉圖力主把城市的一部分產業轉移至鄉村,形成城鄉產業交叉、分工協作的發展態勢,以維持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良性關系。

事實上,早在16世紀初,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莫爾在目睹西歐社會的悲慘現狀后,痛斥了統治階級對底層人民的殘酷壓榨。當時西歐正處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封建領主將大批田地圈占起來養羊,把農民從原有土地上驅逐出去,刻畫了一幅“羊吃人”的社會場景。為了擺脫現實的苦惱,莫爾將其對美好社會的憧憬寄托在“烏托邦”中。在那里,所有人都居住在城市,待到農業耕作或者收獲季節,人們才輪流下鄉勞作,以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所需。農業生產是每個人的職責和義務,從事生產所需的勞動工具由社會統一分配,鄉村無固定職業的農民,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鄉村,人們之間的地位平等,整個社會和睦相處。這種城鄉一體、城鄉無差別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8世紀末,機器大工業在西歐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城市因其“虹吸效應”吸引了各類生產要素集聚,從而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斷被拉大。當時,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城鄉對立的弊端,提出未來社會實行城鄉結合的設想。例如,傅立葉認為,解決城鄉矛盾的關鍵是“在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之間建立互相適應的關系,從而使這兩種勞動互相促進”(傅立葉,1982年版),[31]這樣就可以避免城鄉逆向發展。歐文則主張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農業新村,“新村將保持鄉村的一切優點,但又沒有目前偏僻地區所具有的種種不利條件”(歐文,1979年版),[32]實現鄉村城市化和農業機械化,以此消解城鄉之間日益加劇的矛盾。然而,由于嚴重脫離了那個時期的生產力水平,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觀點和計劃帶有明顯虛幻的成分,因而注定只是一種空想,無法真正實現。但是,莫爾、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終究是屬于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3]其天才地預示了城鄉關系的未來走向,為解決城鄉發展問題提供了參考價值。

任何偉大思想都是立足于前人的肩膀,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也不例外。早期西方學者對城鄉關系的有益探索,為城鄉融合思想的創立提供了寶貴的理論素材。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對前人思想和觀點進行揚棄的基礎上,揭示了城鄉關系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科學指明了城鄉發展的未來趨勢,逐漸形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

(二)城市化的蓬勃發展激發了城鄉矛盾

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大量資源和人口流入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這里就越有利,因為這里有鐵路、運河和公路;挑選熟練工人的機會越來越多”(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406-407一批新興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加速了城市的發展。隨著城市生產規模的擴大,城市開始向鄉村延展,大批土地被城市無償侵占,城鄉關系持續惡化。在沒有使用機器生產以前,許多簡單的手工活都是在工人家里完成,這些工人普遍居住在城市周邊的農村,“他們和城市完全隔離,連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從來沒有進過城,直到最后機器剝奪了他們的生計,迫使他們到城市去尋找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389如此一來,鄉村被迫淪為城市的原材料基地和廉價勞動力輸出地,鄉村開始屈服于城市。從社會形態上來看,一邊是城市的繁榮興盛,另一邊是鄉村的凋敝萎縮,城鄉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城鄉對抗愈演愈烈。

在城市化過程中,廣大工人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為了加強對工人的控制以及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價值,工廠主普遍將工人集中安排在同一個工廠或同一片區域勞動,一些規模龐大的工廠逐漸形成了工業區,里面匯集了成千上萬的工人,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工業無產階級。與此同時,“工廠城市把所有的水都變成臭氣熏天的污水”(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5]313且由于城市人口數量龐大,住房十分緊缺,很多工人只能蝸居在狹窄、嘈雜、臟亂的工人街區,“那些原來寬敞清潔的街區,現在也同從前最聲名狼藉的街區一樣,房屋密集、污穢、擠滿了人”(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6]303就連“最污穢的豬圈也經常能找到租賃者”(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6]276而這些地區往往成為滋生一切城市流行病的土壤和溫床,損害了人的身心健康。此外,為了維持生計,工人被迫長時間從事繁重而瑣碎的工作,儼然變成一臺“會說話的機器”。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工廠主之間的矛盾不斷被激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

從上面可以看出,工業革命的興起加快了城市化進程,使得城市宛如一塊“磁石”,吸引了“那些‘自由’的一無所有,只能依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為生的人從鄉村涌入城市”(吳寧和馬瑞麗,2013),[14]從此人們被迫屈從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社會分工而成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和“鄉村動物”,最終形成了城市剝削鄉村、鄉村依附城市的城鄉對立格局。

三、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主體建構

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城鄉融合問題作過系統而明確的論述,其城鄉融合的思想火花散落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反杜林論》等系列經典著作中,通過仔細梳理文獻,逐步理清了內蘊其中的邏輯主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關系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城鄉關系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城鄉關系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對立,導致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分裂,其日益成為一切進步、發展的桎梏??v然如此,城鄉對立并不會自動消失,而是必須滿足一定的條件。唯有如此,才能盡快結束城鄉對峙局面,推動實現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終極追求的美好夙愿。

(一)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

在原始社會,由于生存環境惡劣,人們群起而居以抵御自然災害和野獸的攻擊,整個社會是一個高度的聚合體,也就沒有所謂的“城鄉之別”。此后,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手工業與農業相分離,出現了專門販賣商品的集市。隨著集市交易規模的擴大,逐漸形成了城市,“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556城市與鄉村從此分離。到了近代,工業革命使得物質生產力空前提高,“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405受資本驅使,資產階級瘋狂擴大生產,建造了數量龐大的工廠,為補充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力,他們從鄉村招募了大批破產農民和無業游民,使得城市人口暴漲。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城市病”,如交通擁擠、資源緊張、環境污染等。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隨著大量青壯年從鄉村流入城市,使得本就落后的鄉村經濟長期得不到改善,致使城鄉發展呈現兩極分化。

在馬克思看來,“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184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憑借其統治地位無償地占有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價值,這種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勞動分工造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在城市,由于飽受生存壓力困擾,城市居民每天不得不超額地工作,幾乎沒有閑暇時間與他人溝通交流,人際關系趨向冷漠化、世俗化、功利化。同時,城市居民因從事不同職業所帶來的收入不同,進而產生了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落差。在鄉村地區,廣大農民被束縛在田地上,過著清苦的鄉野生活,他們每天起早貪黑地勞作,無法享受基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至其身心發展受到極大損害。由此看來,城鄉之間的對立使得城市居民被其賴以謀生的技能所奴役,鄉村居民則被自身的愚昧所奴役,“破壞了農村居民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肉體發展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5]308消滅城鄉對立成為一種現實需求。對此,恩格斯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樣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需要”(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5]313只有消滅城鄉對立,“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過這種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眾的糞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5]313只有消滅城鄉對立,人們“才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6]326在城鄉對立消除后,“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689意味著城鄉之間的界限已經消失,城市與鄉村實現了全面融合。

(二)城鄉融合的實現必須具備一定條件

盡管城鄉關系最終將走向全面融合,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具備成熟的條件?!跋麥绯青l之間的對立……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557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城鄉融合是一個漸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依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辯證邏輯,在城鄉融合的所有前提條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城鄉融合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才能徹底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其一,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俺青l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184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體制下,資產階級利用其資本優勢,把人口、土地、技術等生產資料集中起來,最終產出的勞動成果卻據為己有,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在鄉村地區,農業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支出,絞盡腦汁壓低勞動人民的工資水平,甚至不惜克扣勞動人民的血汗錢,導致田地大量荒蕪,經濟陷入貧困、孤立、分散困境。資本主義不僅不能彌合城鄉差距,反而使城鄉差距愈加懸殊,無法從根本上消解城鄉矛盾。因此,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摒棄以往那種以犧牲鄉村為代價換取城市快速發展的短視行為,實現城鄉互利共贏。

其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上所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是城鄉對立產生的根源,要結束這種對立狀態,就必須鏟除私有制。但是,資本主義絕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臺,必定會做各種垂死掙扎。為了“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8]必然要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充分利用無產階級暴力機器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一切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不僅使工業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而且使農業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馬克思和恩格斯,1965年版)。[39]那么,人們就可以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利用一切生產資料。那時候人們將不再屈從于城鄉地域分工,勞動不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手段,而是成為促進自身解放與自由發展的途徑。同時,擺脫了資本主義生產局限的大工業將組成跨區域聯合生產,把生產水平提高到能夠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求,實現城鄉全面共享。

其三,實行工農業結合。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7]422城鄉對立使得城市居民只能在城市從事工業生產、鄉村居民只能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這種舊式勞作分工造成了人的異化。要想打破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封閉隔絕狀態,就必須使所有從事工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實現自由往來,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潛能和創造力,促進資源雙向流動,推動工業與農業深度融合,實現城鄉發展互補。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工農業結合可以帶動工業化技術下鄉,從而使鄉村充分利用城市的先進技術,加快農業生產現代化,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實現城鄉互利共贏;另一方面,工業與農業相結合,有助于強化城鄉之間的聯系,破除城鄉原有的舊式分工,改變傳統鄉村封閉落后的面貌,使鄉村居民擺脫愚昧落后狀態,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其四,發揮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以蒸汽為動力的產業革命,極大地釋放了社會生產力,使得以城市為代表的生產力水平開始超出同期鄉村所代表的生產力水平。城市作為現代社會活動的中心,是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集散地,它可以依托自身的區位優勢和發展優勢,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滿足城鄉居民多樣化、層次化、個性化的需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于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689如果推動城市工業向鄉村拓展,能夠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組合,實現人口、資源、產業等在全國范圍內均衡分布,這樣就為城鄉融合的實現創設了條件。因此,要著力發揮城市對鄉村發展的輻射帶動功能,切實改善鄉村居民生活水平,有效彌合城鄉差距,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格局。

(三)城鄉融合的本質內涵在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

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鄉融合構想以來,學者們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解讀,但究竟何謂“城鄉融合”,基本是見仁見智,各執一詞。在這種情形下,正確認識和理解城鄉融合,就必須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中,努力從浩瀚的經典文獻中剝離出關鍵信息,廓清城鄉融合的本源。

通過仔細查閱文獻得知,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城鄉融合時曾多次提及“共同體”這一概念,他們指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185“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308等等。在他們看來,“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571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城鄉對立造成勞動和人的雙重異化,形成了資產階級“不勞而獲”、勞動人民“勞而不獲”的實然狀態,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因此,城鄉關系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對“現實的人”予以深切關懷的基礎上詳細考察了城鄉關系的演變歷程,犀利抨擊了資本主義社會把人分割成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機器”的滔天罪惡,進而提出未來社會實現城鄉融合的要求??v觀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城鄉關系演進的路線圖,從“城鄉同一”→“城鄉對立”→“城鄉融合”的過程,符合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這與“自由人聯合體”的建構過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即從“自然共同體”→“虛幻共同體”→“真正共同體”的演變過程同樣遵循這一歷史規律,最終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僅從這點來看,城鄉融合的本質在于構建“真正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它是合乎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

“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科學揭秘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未來社會的基本設想,也是他們為之奮斗一生的價值追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城鄉關系將擺脫資本主義異化邏輯的束縛,實現對城鄉關系本質的真正復歸,它是城鄉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霸谀抢?,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422換言之,城鄉之間已經相互構建為一種互為前提的高度和諧的關系,從根本上消除了限制城鄉全面融合發展的禁錮。那時候,作為城鄉融合主體的“人”,將掙脫各種束縛和枷鎖,充分地占有現實世界中的各種關系,全面恢復人的自由自在發展的個性,積極參與到能夠實現自身價值和本質屬性的勞動實踐中,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使一切創造性的源泉充分涌流。從這層意義上說,“自由人聯合體”理應是而且必然是對未來城鄉理想狀態的最為“恰當的表達”。

四、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當代中國創新實踐

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城鄉融合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始終以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為指導,“堅持從國情出發,從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二元結構的現實出發,從我國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傳統、制度體制出發”(習近平,2015),[40]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具有本國特色、時代特點的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一)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的演進過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通過頒布《土地改革法》,徹底廢除了封建土地剝削制度。此后相繼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較短時間內使城鄉生產生活秩序得到恢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初步回應了馬克思主義城鄉融合思想的核心宗旨。鑒于我國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著眼于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和鞏固人民政權,盡快建立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持續繁榮城市經濟自然成了新中國成立后迫切而首要的任務和選擇。在這種背景下,黨和政府著重培育發展工業與城市,加速了資源從農業流向工業、從農村流向城市,促進了工業和城市的勃興,同時也抽空了農村的發展資源,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陀^地講,黨和政府做出這樣的戰略抉擇,既符合當時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也是十分必要的??蓡栴}在于,這種制度安排在此后幾十年逐漸演變為“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慣性思維,不僅阻隔了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且削弱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后勁,最終造成并固化了城鄉二元格局,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歷程,其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在改革開放以前,城鄉關系嚴重失衡。如上所述,由于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逐漸走上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實施“以農補工、以鄉養城”的政策,城市從農村剝奪過多,致使農村長期積貧積弱、城鄉矛盾重重。甚至客觀上助長了城市居民的自我優越感和對農村、農民的偏見與歧視,以至于“逃離農村”和“脫離農業”成為那個時代眾多農民和農村家庭寄予自己和子女的希望,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趙秋成,2020)。[41]

第二個時期是在改革開放后,城鄉關系趨于改善。中國改革的偉大實踐肇始于農村,由此推動了城市生產關系調整,促使城鄉之間的聯系變得日趨緊密。在20世紀和21世紀新舊世紀之交,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并且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支農惠農舉措,從而使我國城鄉關系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然而,從國家政策導向上看,基本上突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說明城市仍然居于主導地位、鄉村處于弱勢地位,城鄉地位依舊不平等,“重城輕鄉”的定勢思維遠未根除,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消解。

第三個時期是進入21世紀以來,城鄉關系呈現良性態勢,開始邁向融合共進階段。2017年,黨的十九大首次將“城鄉融合發展”寫入黨的文獻,標志著中國步入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期。2018年,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四十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應該通過鄉村振興,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習近平,2019)。[42]44從此,城市和鄉村將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人面前,有利于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中共中央國務院,2021)。[43]這一時期的城鄉關系有了實質性的突破,不再是以往那種鄉村支持城市,抑或城市反哺鄉村的“單向輸入”模式,而是突出城鄉作為平等主體所具備的內生發展動力,更加強調城鄉互利共贏與包容發展。應當說,在經過第一、第二時期的艱辛探索后,我國終于迎來了城鄉關系發展的新時期,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融合發展新征程。

(二)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創新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融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城鄉關系發展的高級形態。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實現城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融合發展新路子,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

首先,從理論層面看,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進一步回答了關于城鄉關系的發展目的、發展動力、發展方式、發展路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理論寶庫。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一貫思想,城鄉融合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物質基礎上,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F階段,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總體還不夠高。從這層意義上說,我們國家尚未達到實現城鄉融合的物質條件。然而,任何一種思想都無法擺脫時代的限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城鄉融合構想時,正值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囿于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他們提出的許多對策已明顯不適于今天城鄉關系的發展。但從整體上看,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必須用發展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以便更好地指導中國實踐。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2017),[1]其中尤以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表現得最為突出。黨中央在科學審視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及時對現階段城鄉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鮮明地提出“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習近平,2018)的戰略部署。[44]這樣有利于發揮城市輻射鄉村的“涓滴效應”,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城鄉又好又快發展,不斷提升綜合國力,建設一個更加強盛的中國。一言以蔽之,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巧妙地解決了在生產力欠發達條件下怎樣實現城鄉協調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課題,奮力書寫了世界城鄉發展歷史的中國篇章,為后發國家破解城鄉發展難題提供了重要借鑒。

其次,從價值層面看,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旗幟鮮明地高揚人的價值,深化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人本內涵。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城鄉關系的異化發展暗指城鄉居民的畸形、片面發展,反映了他們對勞動人民的體恤與同情,從中透視了馬克思主義鮮明的“人民”底色。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開宗明義地把增進民生福祉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人民至上,恪守為民情懷,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緊緊依靠人民謀發展、促改革、創偉業,竭誠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這方面,可以從黨和國家出臺的一系列加快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針得到具體體現。2019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特別強調“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保護農民權益,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中共中央國務院,2019)。[45]2020年10月,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同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最大限度改善人民生活。202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舉全黨全國全社會之力,讓億萬農民群眾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和恩格斯,2009年版)。[34]287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主動回應人民期盼和關切,心系人民冷暖安危,深刻體現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習近平,2021)的千鈞分量,[46]以此凝聚起奮勇前行的磅礴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匯集群眾智慧和力量,生動詮釋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

再次,從實踐層面看,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破譯了現代化的“關鍵密碼”,實踐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中蘊含的現代化理念。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資本主義固有矛盾和尋求擺脫現代性困境的過程中提出了實現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機制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理論。一方面,他們肯定了現代化帶來的社會進步;另一方面,對現代化的運行方式進行了批判。在他們看來,要想克服資本邏輯造成的貧富差距、金融危機、通貨膨脹、戰爭與動亂、道德淪喪等問題,必須打破現代化的路徑依賴,科學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馬克思敏銳地覺察到城鄉發展即將帶來的影響,斷言“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37]237從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現代化既是一個國家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內在要求,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國家現代化在空間上一般表現為城市現代化與鄉村現代化的統一??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習近平,2018)。[47]

縱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歷程,許多國家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現象,比如城市化建設過程中頻頻出現的貧民窟問題,這些地方普遍“臟亂差”,治理起來十分困難,很容易成為黑惡勢力的滋生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卻沒有出現貧民窟問題”(賀雪峰,2019)。[48]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善于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以城鄉治理為例,黨根據各時期城鄉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不斷對現行城鄉關系予以調整,使之最大限度地促進城鄉生產力發展,同時又注重維護城鄉居民的核心利益,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改善民生的關系,讓全體人民平等地參與現代化進程。當前,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城鄉空間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0.6%,標志著千百年來的“鄉土中國”正日益發展為“城鎮中國”??墒?,“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百分之七十,農村仍將有四億多人口”(習近平,2019),[42]44意味著農村依舊是很大一部分人“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地方,農村仍然大有作為。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欠賬較多等因素制約,我國農村發展與城市相比存在諸多短板和弱項。為此,國家專門出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習近平,2019),[42]42并且發出了鄉村建設的“動員令”。如此一來,有利于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與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統籌銜接,協同推進城鎮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對此,習近平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是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并聯式”的發展過程,“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民日報社,2021)。[49]總之,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揭開了現代化的神秘面紗,能夠引領中國成功跨越“現代化陷阱”、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目標。

五、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之上,是對前人城鄉思想的系統性總結和批判性繼承。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城鄉對立漠視人的尊嚴和生命,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危害,不利于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必須消滅城鄉對立,實現城鄉融合共進,最終致力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取決于諸多條件。

城鄉融合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關于未來新社會實現城鄉融合的一系列方案,對于中國城鄉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下,我國迎來了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時期,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道路,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創造性運用,同時也是對這一思想的創新性發展。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是對我國城鄉關系、城鄉變化趨勢、城鄉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有利于從根本上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不斷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牢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從實際出發,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就一定能夠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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