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間與媒介權利

摘要：作為城市文化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力量，本文討論的城市廣電媒體限于地級城市的廣電媒體，立足于媒體融合理念，并試圖對其產業發展的內部環境與外部條件進行分析，呈現出城市廣電媒體當前面臨的風險與挑戰，并探討其在理論轉變后所具備的文化認同與價值實踐。

關鍵詞：媒體融合;城市廣電媒體;實踐與價值;文化空間;媒介權利

中圖分類號：G2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3-00-03

就現實層面來說，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網絡生態的沖擊下，城市廣電的轉型之路必然會“摸著石頭過河”，機遇與挑戰合謀，成就與問題相生?；诖?，本文以城市廣電媒體的生存發展為出發點，借助“媒體融合”理論著重探討以下問題：一是城市廣電媒體在新媒介生態環境下的現實價值;二是城市廣電媒體作為生產符號在文化傳承中面臨的困境與焦慮;三是城市廣電媒體如何更好地適應生存，發揮效用。

1 媒體融合共享之舉：城市廣電媒體在現實下的內涵與趨勢

“媒體融合”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起初是用來描述計算機與印刷業和廣播電影行業之間的彼此連接，指代“各種各樣的技術與媒介都在逐漸匯聚到一起”[1]。之后，美國學者伊契爾·索勒·浦爾在《自由的科技》中首次提出“傳播形態融合”這一觀念?，F實文明隨著信息科技不斷變革，媒體融合成為與時間博弈的長河中得以匯聚的重要產物。作為一種基礎文化實踐的構成，媒體融合一方面為現代個體的自由發展賦能某種審美偏好上的主體性與娛樂性，另一方面也為現代傳播媒介提供各種整合與引導意義，指明實現現代傳播動態化演進的基本路徑。

因此，在媒體融合時代，城市廣電媒體應主張更加人性化的大眾媒介的推進，既是幫助受眾獲得足夠圓滿的媒介信息服務業務，優化用戶體驗感的前提，也是一段塑造多元性城市文化景觀的必由之路，更是關乎提升信息傳播價值，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新型傳播模式的價值與選擇。

就國內目前的媒體融合發展趨勢來看，城市廣電媒體面臨的生態環境也在悄然改變。學者胡正榮曾說：“電視人熟悉的、單向的、點對面的、廣播式的、大水漫灌式的節目傳播方式行將就木，取而代之的是我們不熟悉的、雙向的、點對點的、互動的、噴灌（甚至是滴灌）式的節目傳播方式全面興起?！盵2]

作為一種城市基礎性的文化力量，廣電媒體以傳統音視頻的生產為主要業務，融合多種信息渠道，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多元化的傳播機制，使各種文化空間得以共存，從而形成聚合，并在有組織的基礎上使其能夠有機地參與到交流平臺的信息互動當中。此時，城市廣電媒體就不再是自成一體的單一的生產者，而是在某一具象化的維度內兼具傳播效力與市場價值，追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于一體的有機整體。

2 文化符號生產之殤：城市廣電媒體在發展中的阻力與危機

在實現媒體融合的過程中，城市廣電媒體的發展不僅關系到廣電全媒體的轉型命運，更與整個廣電行業的前景興衰休戚相關。在一定程度上，兩者同根同源，即探討的都是媒體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個體與城市空間的共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積極投身全媒體領域的建構過程中，城市廣電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發展困境與戰略瓶頸：一是內容的同質化，二是傳播技術的單一化，三是體制環境下運營模式的刻板化。該如何在鞏固自身節目生產策劃的優勢前提下，消解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的命運難題，是城市廣電媒體亟待思考的問題。

2.1 內容同質化

面對冗雜龐大的受眾群體，城市廣電也曾通過調研對受眾加以細分，以期滿足用戶多元化的個性追求。文化研究學者約翰·費斯克曾提出“文化偷獵”的觀點，他認為受眾在對話語進行解碼的過程中，并不受到內容生產者的約束，也就是說信息的供給與產出并不對等，受眾通過對文本的“再解讀”形成具有深層次意義的話語邏輯，激發出另類的文化生命力與文本創造性。但隨著科技的不斷更迭，就目前的網絡信息傳播來看，現有的傳播模式與視聽內容都不再與受眾的需求相匹配，各城市廣電媒體的專業化類型日趨模糊，無論是電視還是廣播，其在視聽語言、形態風格、內容編排上或多或少均具有相似性。專業性、類型性的節目定位不夠明確，發展模式雷同，特別是當一檔節目成為“爆款”，引起共鳴，深受大眾喜愛時，同類型的節目便如雨后春筍般相繼涌出，無數“似曾相識”的節目被投入市場，兜兜轉轉后又草草收場。加之日益民主化、商業化的傳播趨勢，部分城市廣電原有的“地域性+播出渠道”的策略模式與受眾之間發生割裂，大量不再受時空限制的移動終端使廣電媒體的市場占有率和收視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廣電媒體收編、采集信息的生產機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受眾的話語自主性與文本生產力都在下降，原本借助媒介相聚集的社群和文化空間的創作力與認同感都變得難以維系。

長此以往，廣電媒體天然具備的輿論影響力也會受到波及。因此，城市廣電媒體有必要轉變自身的態度和立場，保持文化符號產出的主觀能動性，避免碎片化、同質化的節目信息過度剪裁。

2.2 技術單一化

城市廣電媒體在逐步向全媒體轉型發展的進程中，媒體融合環境下資源的相對稀缺越發成為其短板因素。究其根源，作為一種物質文化的傳播產品，即便是自誕生之初就天然具備優良基因的傳統廣電，技術資源的短缺與所需的不匹配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級問題。

廣播電視業務是我國廣電全媒體的核心行業與優勢資源，它既包括對內容生產制作的無限可能，也隱含從傳統媒體時代聚集而來的精品人才與定向影響。這與媒體融合時代衍生出的新媒體行業從一開始就緊抓時代戰略與機遇，引導技術資源和社會資本為市場化注入新的力量的方式有所不同：兩者涇渭分明的運作理念直接割裂出廣電媒體眼下的生存困境。當受眾已然習慣更加高效迅捷的互聯網社群的雙向傳播方式時，城市廣電媒體作為生產信息、促進信息流動的實踐作用便已弱化，固定單一的節目矩陣生產播送模式對于受眾多層次的交流體驗不再有效。長此以往，城市廣電媒體話語主體的內在邏輯會受到更深的桎梏，將不利于媒介平臺新產品、新服務業務的推進與發展，也意味著城市空間的互動與城市文化意義的匯集與傳承方面——傳統城市廣電媒體將在與各種力量的博弈中不斷被解構、重組，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以期滿足發展中不斷增加的新訴求。

此外，受節目固定播出時段與體制內規整文化傳承的影響，城市廣電媒體對于即時信息的裁剪，尚不能滿足市民群體對現實文化的再次構建。在海量的議題內容中如何維系傳播與價值的平衡，如何在規則管制的前提下發揮廣電媒體關于信息價值的把握？引導大眾的規范認知，通過對節目的前沿與后續進行深度挖掘，避免自身資源產品受到沖擊，仍然是根植于大眾傳播環境中的城市廣電媒體的思想議題。

2.3 運營刻板化

各級城市廣電媒體面對迅猛的全媒體浪潮，紛紛成立了電視廣播媒體融合新媒體的運作模式，以其形式多元化達到利益的最大化，是這一理念承載的初心。但從近幾年的實際狀況來看，城市廣電對于全媒體運營模式的具體內涵仍缺乏專業的、統一的認知：在不改變媒體原有品牌優勢的情況下，僅從技術上進行不同媒介的疊加，以此希望形成資源合力。而從運營人員的形式方面來看，一邊是不斷從廣電媒體向網絡新媒體市場進軍的人才轉移現象;另一邊是老牌從業人員的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傳統的思維方式致使媒體的市場影響力、廣告號召力都明顯窄化，忽視了商業群體的需求，形成的固化社群不具備全面、客觀、民主的媒介環境。

人員的變動加之受眾思維態度的轉變，造就了目前城市廣電媒體在市場收視與廣告創收兩方面的被動，而因此形成的螺旋式運營閉環又進一步導致廣電媒體優質傳播力的萎縮和綜合影響力的稀釋。一方面是運營人員結構化的不合理，另一邊是經營成本化的不容樂觀。所以，在媒體融合時代，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傳播效果與市場認可并行的運營模式，以其迅捷高效的資源空間組織起全面的營銷概念，仍是廣電媒體持續努力的方向。

3 實踐策略推進之路：城市廣電媒體在構建中的價值與選擇

城市廣電媒體是作用于受眾心靈并通過其在認可與支持傳播的基礎上實現自身“信息透明”價值的文化類載體，在錯綜復雜的新媒體時代，需要站在思想的高緯度，于公眾話語之下，尋求一種持續對事態進行關注、梳理、引導、解釋的關注機制。

3.1 堅持多元理念的本土關照

多元理念的本土關照是城市和城市廣電在文化領域共同推進的互動延伸，它關涉城市景觀文化、市民文化權利、廣電媒體慣性輸出的占有與比例問題。城市廣電媒體作為構建城市文化形象、實現文化生產價值的媒介表現，需要從符碼的提供到傳播層層遞進，更有效地使用與規劃代表性符號表征的傳播權利。這就要求城市廣電媒體：一是要從固有的傳播形態中剝離出來，找到新的呈現形式，市民群體創作出具有廣泛認可度的文化形象，如搭建起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傳播空間。利用優勢信息資源與開放的服務體系提升城市廣電媒介資源的傳播率，也提供了更多消費場景，轉化既定的經營模式。二是要堅持構建本土認知框架。城市廣電媒體一方面要根植于當地的民風民俗、生活習性，依靠視聽系統維系當地城市記憶的延續與傳承，將其作為弘揚城市文化的真實載體，引發群體接受類似帶有意識表征的關聯符號。如蘇州廣電集團推出的“城市信息云平臺”項目，就對蘇州城市信息網絡實現了全面覆蓋，打造城市綜合服務平臺[3]。

另一方面，也要從宏觀上合理把控城市文化傳播中存在的“擬態環境”的價值尺度，堅持從信源處關注話語內容的主體性塑造，摒棄“博眼球”式的不良話術。在一個健康的文化體系中，既要保障受眾和信息對等的權利價值，也要維系好城市文化空間的迥異性、特殊性，以及城市文化權利的公正性、有效性，這是廣電媒體實現文化正義的考量路徑。

3.2 堅持受眾本位的文化價值

按照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觀點，媒體是公共領域的“突出機制”，整個社會通過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懷疑或者形成共識，推動社會進步與民主制度的構建[4]。在此階段，一個成熟的廣電媒體既是參與者，也是守望者：它需要始終將受眾的利益放在媒體產業鏈發展方向的首位，尊重每一個群體的不同話語性與傳播力，他們既是信息生產的延伸，也是主動消費的渠道，真誠、有效、公正地與其展開對話，保障他們在城市文化中的生存權益與社會狀態，讓他們具有充分的主體性，并在平等、包容的人文精神中實現對城市文化空間的構想與實踐。

借用陳力丹學者的觀點來總結，他認為“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最深刻的表現是在媒體與用戶的關系上”[5]。其次，在富有用戶情懷的同時，城市廣電要注重輿論引導與修復，媒體融合帶動廣電資源與社交平臺的交匯，在為受眾分享更多網絡意見與咨詢空間的同時，也反映在民眾對社會議題空前高漲的熱情中。對于媒體與城市相輔的關系來說，城市的發展歷經歲月的邏輯，不僅體現在物質上，還顯示在文化層面上。本土與外來碰撞、精華與糟粕同在，是否會擾亂原本的接納認知，打破城市發展原本的秩序？

對以上問題的回答需要城市廣電在文化空間的構建當中，在尊重受眾的前提下，盡可能地保護不同階級、種族人群對媒介使用與接收的權利，需要讓人們平等參與到文化空間的共享程序當中，提供多種方式的獲取渠道，并使其能夠體現市民群體意見的滿足。在共享權益的基礎上確保共擔成本，防止一部分人的文化空間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擠壓與侵占，導致他們被局限在破碎的傳播框架中，破壞傳播氛圍的民主性。

3.3 堅持一體化發展的資源擴展

關于全媒體時代與媒體融合發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提出媒體融合縱向發展策略，對廣電媒體在融合中的轉型發展提出了簡明的深層指導。要建設城市廣電與媒體融合相適應的文化視野，需要在新的產業環境中締結各環節下的資本、內容、技術、營銷等要素為信息聚合生態平臺，進行內部字眼的優化組合，提升自身隊伍建設能力，創造出順應當下更有效率的信息生產與信息傳播機制。

同時，合理對待城市廣電在媒介市場中的境遇與轉折，建立起面向市民用戶訴求的統籌能力，提升媒體話語編輯與管理決策能力，因為這關乎媒體經營與規模擴張的方向，也關乎整個產業發展的趨勢、潮流乃至歷史命運。在媒體融合的新時代，看似地位動搖的城市廣電其實并非日薄西山，其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引導人們接受，并自覺參與提升媒介產業的具體行動，從直面現實的社會視野與創新多元的文化關照的實踐中探索城市廣電的理想價值。

4 結語

在這樣的環境下，城市廣電媒體通過不同層面的調度與統籌，整合出符合空間的文化意義與語境規則，實現內容共享與城市權利的雙重構建。這種價值的實現，就需要擔任起本土符號化的多元宣傳理念，建設受眾“使用與滿足”的傳播機制以及闡述一體化下的媒介信息的發展意義。

這便是廣電媒體作為媒介平臺的責任擔當，即對社會化行為進行合理表達的同時滿足城市市民對信息共享、本土資源的需求擴展。為了平衡城市廣電在發展過程中對諸多不明確因素的迷茫認知和錯位關系，現階段，需要尋找合理路徑和涉及的發展方向，自覺參與到梳理城市廣電文化的具體行動中，在實現城市文化傳播的實踐中尋求媒體發展的精神活力與社會利益的格局空間，做到文化空間與媒介權利的雙重構建。

參考文獻：

[1] 宋昭勛.新聞傳播學中Convergence一詞溯源及內涵[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6（01）：51-53.

[2] 胡正榮.我們需要思考的媒介人[M]//即將消亡的電視（序）.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2.

[3] 鄧本奇.“無線蘇州”：蘇州廣電的App之路[J].視聽界，2013（06）：31-33.

[4] 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M].三聯書店，1998：39.

[5] 陳力丹.用互聯網思維推進媒介融合[J].當代傳播，2014（06）：1.

作者簡介：陳越琦（1996—），女，江蘇揚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廣播電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