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認知、開放式創新與企業成長
——兩職合一的調節作用

李云健，張振剛，李 莉，沈 鶴

(1.廣州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華南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1；3.廣東金融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1)

0 引言

開放式創新是指企業整合內外部資源并利用外部商業化途徑進行價值創造與獲取[1]。研究表明，開放式創新雖然有利于提升企業績效[2]，但也存在搜尋成本、整合成本及知識與技術泄露風險[3]，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鑒于創新的“雙刃性”特征，管理者常會陷入“創新是找死，不創新是等死”的兩難困境?，F實中，企業管理者往往渴望創新又害怕創新[4]。

關于開放式創新促進作用與成本風險權衡問題目前尚無統一定論，企業可能會基于自身實際情況而選擇不同的開放策略[3]。研究發現，企業開放式創新受企業研發能力、資產專用性、環境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影響[5]。Alexy等[6]發現，當開放式戰略能夠降低企業成本或比原來的非開放模式獲取更多價值時，企業傾向于更加開放。由此可見，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除受內外部環境因素影響外，還可能受到決策者對開放式創新收益與成本風險等認知評價的影響。然而，很少有研究從認知視角探究企業開放式創新[7]，特別是缺少個體決策邏輯對企業創新決策方面的實證研究[8]，開放式創新模式如何被管理者采用亦未得到充分論證。事實上，開放式創新引入企業并在企業中實施，與管理者認可程度和執行力度密切相關，管理者認知對開放式創新采用程度具有重要影響?；诖?，本文從認知評價理論出發，探討管理者認知對企業開放式創新和企業成長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旨在為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并從中獲益提供指導。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 管理者認知與企業開放式創新

管理者認知是指管理者對關鍵決策要素認知所形成的圖式特征[9]，是管理者基于自身知識結構對決策信息進行篩選、編碼、解釋和評價的過程。根據認知評價理論，管理者對特定事物的認知評價影響其決策判斷與行為反應[10]?；诖?，本文將管理者基于自身知識結構與所處情境對開放式創新屬性進行的解釋與評價界定為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的認知評價(簡稱“管理者認知”)[11]。在此基礎上，以認知評價類型為依據，從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評價3個方面，將管理者認知劃分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3個維度。其中，感知有用性是指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企業創新產出的認知評價[12-13]，是對開放式創新意義與價值的一種綜合感覺；感知易用性是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實施難易程度的評判[12-13]，是從針對性、操作性、可行性等方面對開放式創新進行的綜合評判；感知合法性是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一致性、接受性、適宜性、正確性的評價[14]，即管理者對政府部門、企業組織、內部員工等鼓勵倡導、普遍采用、認可支持開放式創新的綜合評判。

當管理者將注意力集中在開放式創新上，其會在搜尋決策信息時更關注與開放式創新相關的信息、知識等資源，并對開放式創新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等作出評價。學者普遍認為個體或組織對某事物的有用性、易用性等認知評價因素決定其是否接受該事物的使用[12]。只有被人們認可與使用，該項事物才能體現出其潛在價值[15]。換言之，某事物能否起作用首先取決于決策者感知到的易用性和有用性[16]。同理，企業是否采納開放式創新模式，一定程度上受管理者對該模式有用性、易用性等認知評價的影響。此外，管理者感知合法性也影響企業合作創新[17]，進而影響企業開放式創新模式的采用。當管理者認為實施開放式創新是外部倡導與內部認同且實施開放式創新能夠給企業帶來收益時，管理者才會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推行開放式創新上，進而促使企業增加對開放式創新的采用。換言之，企業開放式創新采納與實施受管理者認知的影響。

根據構型理論觀點，3個自變量交互組合比其加總與獨立效應更能準確預測[18]。換言之，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可能會作為一個“構型”組合影響開放式創新。具體來看，當管理者感知到實施開放式創新較易操作時，其感知到的有用性會增強。反之，如果管理者感知到開放式創新難以操作或難以推廣，那么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模式有用性的感知就會降低；其次，當管理者感知到開放式創新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接受性、適宜性、正確性且不會威脅企業生存與發展時，才會對開放式創新持積極態度。反之，當管理者認為開放式創新不合法時，就會懷疑其有用性和易用性；再者，當管理者感知到開放式創新作用、價值與意義很高時，實施開放式創新的困難和風險會被人為低估。由此可見，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它們有可能作為一個“構型”組合對開放式創新產生影響。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管理者認知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

H2：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交互效應。

H2a：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兩兩組合有助于促進企業開放式創新；

H2b: 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三者組合有助于促進企業開放式創新。

1.2 兩職合一的調節作用

領導權結構配置是影響企業決策與成長的關鍵治理安排。近年來，學者逐漸重視企業領導權結構對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特別是企業CEO與董事會主席兩職合一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兩職合一有利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并幫助企業增加研發產出[19]，能夠強化CEO開放性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20]。從對創新決策的影響看，吳建祖等[21]研究發現，高管團隊對創新的關注并不意味著企業一定會實施某項創新戰略，其還受到總經理與董事長兩職合一的正向調節作用。根據管家理論觀點，兩職合一使得CEO在作出創新決策與組織變革決策時擁有更大自主權[20]，能夠提升CEO創新風險承擔能力進而提高管理層對創新決策的通過率[22]，進而促使企業采納開放式創新模式。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兩職合一在管理者認知與企業開放式創新間起正向調節作用。

1.3 開放式創新與企業成長

在VUCA時代，企業需要更新知識庫以保障其創新取得成功[23]，而開放式創新恰好是企業快速、廣泛、多樣化更新知識庫以獲取成長的重要途經。開放式創新是企業在價值創造與獲取過程中整合內外部資源并利用外部商業化途徑的過程[1]，包括內向型、外向型與雙向型3種類型[24]。研究表明，多樣化外部創新主體與創新績效密切正相關[25]，而多用途性資源使得企業可以重組資源以創造新增長途徑，進而幫助企業獲得更高水平的成長[26]。內向型開放式創新能夠為企業獲取外部信息、知識與技術等創新稀缺資源[27]，甚至是互補性創新資源，進而有利于企業成長。企業創新資源共享、輸出對創新績效提升具有積極作用[28]，即使是免費技術也能提高企業績效[29]。除內向型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外，企業更可能受益于雙向型開放式創新[30]。研究表明，聯盟是企業獲取新知識的重要途徑，企業向知識相似的聯盟伙伴學習能夠深化現有知識，而向知識不相似的聯盟伙伴學習能夠拓展自身知識[31]。聯盟組合越多樣，組織績效越好[32]。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開放式創新對企業成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文構建如下理論關系模型，見圖1。

圖1 理論關系模型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方法與樣本選擇

考慮到研究內容涉及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的認知評價，屬于個體認知層面構念，難以通過觀察和企業財務統計指標反映，因此采用主觀測量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鑒于珠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與創新的先驅地，孕育著一大批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并且技術交易與產學研合作活動活躍，因此，本文主要通過政府科技部門及事業單位發放問卷，被試均來自于珠三角。由于管理者認知對開放式創新的影響屬于企業戰略決策，因此，本文問卷由中高層管理者填寫，同時設置填答者崗位級別作為題項進行篩選。本文共發放問卷230份，剔除填答者非中高層管理者的樣本，有效問卷173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75.217%。其中，63家屬于新興產業，110家屬于傳統產業；成立8年以內、8～20年、20～30年、30年以上的企業分別有28家、67家、59家、19家；國有企業12家，民營企業133家，其它企業28家；員工人數在20～299人、300～999人、1 000人以上的企業分別有67家、48家、58家；近3年平均營業收入10億元以上企業34家、1億～10億元企業71家、5 000萬～1億企業23家、1 000萬～5 000萬元企業36家、少于1 000萬元企業9家；近3年研發經費與營業收入比值大于16%的企業17家、11%～16%的企業17家、7%～11%的企業43家、4%～7%的企業43家、1%～4%的企業38家、小于1%的企業15家。由此可見，樣本企業大多屬于中大型企業，且比較重視創新投入。表2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樣本企業開放式創新均值為3.762，表明被試企業擁有中高度水平開放式創新，因而適合作為內容分析對象。

2.2 變量測量

本研究對企業成長的測量參考杜運周等[33]的方法，從銷售收入增長率、市場占有率、稅前利潤增長率3個方面進行衡量，包含“公司平均銷售收入增長率更高”等3個題項，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度量。①管理者感知有用性與易用性參考Davis[12]、Jiao & Zhao[13]的做法，從外部知識、外部商業化途徑、合作研發與推廣3個方面衡量，包括“外部知識和技術源是對公司技術研發和產品開發的有益補充”、“由外部組織進行技術商業化有利于提升公司研發績效”、“與外部組織聯合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或商業化推廣有利于提高公司競爭力”3個題項；②感知易用性從企業獲取外部創新資源、利用外部商業化渠道、找到合作創新伙伴難易程度衡量，包括“公司能夠輕易獲得外部組織知識、信息、技術、產品創意等”、“公司能夠輕松利用外部組織將自身技術進行外部商業化推廣”、“公司能夠容易找到聯合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或商業化推廣的合作伙伴”3個題項；③管理者感知合法性主要參考俞園園和梅強等[34]的測量工具改編形成，基于管制、規范與認知合法性設計3個題項，從開放式創新模式被國家鼓勵、行業慣用、內部認可程度進行衡量，包括“公司實行開放式創新是國家政策與各級政府鼓勵和支持的創新發展模式”、“公司選擇開放式創新行為是行業與產業內倡導和常用的創新方式”、“公司開展開放式創新活動能夠得到組織內部一致認可和支持”3個題項；④開放式創新測量主要借鑒Gassmann & Enkel[24]、張振剛等(2015)的研究結果，包括內向型、外向型與雙向型開放式創新3個維度。其中，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包括“購買外部知識產權應用于技術研發或產品開發”等4個題項；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包括“出售知識產權以獲取商業價值”等4個題項；雙向型開放式創新包括“通過政產學研合作、供應鏈合作、跨行業企業合作等方式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研發或商業化”等4個題項；⑤兩職合一測量主要借鑒黃慶華等[19]的做法，采用CEO與董事長是否為同一人測量，當CEO同時兼任董事長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此外，本文將企業年齡、產權性質、員工總數、行業屬性、近3年年均營業收入與研發強度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產權性質分為國有、民營與其它，近3年年均營業收入分為少于1 000萬元、1 000萬～5000萬元、5 000萬～1億元、1億～10億元、10億元以上5個選項。研發強度是指企業近3年研發經費占營業收入總額的平均比重，分為小于1%、1%～4%、4%～7%、7%～11%、11%～16%、16%以上6個選項。另外，筆者還邀請3位相關領域學者、兩位企業管理人員對概念內涵外延、問卷內容進行修正，形成最終調查問卷。

2.3 量表信效度

變量信度檢驗結果顯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開放式創新、企業成長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00、0.819、0.804、0.886、0.807，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其次，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開放式創新、企業成長因子載荷均介于0.556～0.886之間，并且P值均小于0.001，達到顯著性水平，表明量表有較好的聚合效度。此外，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見表1)，與單因子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擬合度最好，其卡方自由度為1.545(介于1～3之間)，CFI、TLI、IFI均大于基準值0.9，RMR為0.038(小于標準值0.05)、RMSEA為0.056(小于標準值0.08)，PCFI為0.769(大于標準值0.5)，說明五因子模型能夠較好地代表測量構念，量表間區分效度較好。此外，各潛在變量AVE平方根均大于變量間相關系數(見表2)，再次表明各核心變量間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1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2.4 同源性偏差檢驗

為降低同源性偏差的影響，本研究參考彭臺光等[35]的建議，在設計調查問卷時降低被試顧慮，并排除填答前后矛盾的樣本。為檢驗同源性偏差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本研究通過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進行檢驗，探索性因子分析基于特征值共抽取5個因子，因子一解釋18.964%的變異，總變異量為65.094%，因子一未占到總變異的一半，表明同源性偏差問題不嚴重。

3 實證檢驗

3.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2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相較于感知有用性與合法性，感知易用性均值較低。由此可見，大多數企業管理者認為開放式創新有用且合法，但實施起來有難度。此外，企業成長、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開放式創新間顯著正相關，假設H1、H4得到驗證。

表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結果

3.2 多元回歸分析與假設檢驗

為進一步探討管理者認知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機制，本文采用SPSS 22軟件進行層次回歸分析，依次分層投入控制變量、管理者認知、兩職合一等解釋變量及其交互項。結果顯示，在標準化處理后計算交互項的基礎上，所有回歸模型的VIF值介于1～4之間，表明多重共線性問題得到較好的控制，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1)管理者認知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由表3模型M2可以看出，感知易用性(β=0.397，P<0.001)與感知合法性(β=0.191，P<0.05)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但是感知有用性對開放式創新的影響作用不顯著，假設H1獲得部分支持。

表3 管理者認知與開放式創新回歸分析結果

模型M3、M4顯示，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交互項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負向影響(β=-0.360，P<0.01)，感知有用性與感知合法性交互項(β=0.224，P<0.05)、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的交互項(β=0.196，P<0.1)均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三階交互項(β=0.214，P<0.1)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及易用性均與感知合法性互補，感知有用性與易用性對開放式創新存在替代效應，且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存在三階交互效應，假設H2a獲得部分支持，假設H2b獲得支持。

參考Dawson & Richter[36]的做法，繪制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三階交互效應斜率圖，見圖2。結果顯示：①在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三者均高的情況下，企業開放式創新程度最高，并且對于高感知易用性管理者而言，即便其感知有用性較低，企業開放式創新程度也較高，進一步表明感知易用性對感知有用性具有替代作用；②在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三者均低的情況下，企業開放式創新相對較低，并且當管理者感知到易用性與合法性均較低時，此時提高感知有用性對促進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的作用較弱；③當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易用性的認知評價較低且合法性認知評價較高時，此時提高感知有用性對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最明顯。但是，當管理者擁有高感知易用性和低感知合法性時，此時提高感知有用性不僅不能促進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反而還會產生抑制作用。

圖2 感知合法性、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三階交互效應

本研究進一步按照Dawson & Richter[36]提出的斜率差異性檢驗方法檢驗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三階交互效應的各種組合差異。簡單斜率對比差異t檢驗結果顯示，在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有用性認知評價差異下，除高感知易用性和高感知合法性組合與低感知易用性和低感知合法性組合間斜率差異性不顯著外(t's = 0.333, p>0.1)，其它組合間的斜率差異性均顯著，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不同組合間均對開放式創新存在顯著差異化影響。

(2)兩職合一在管理者認知對開放式創新影響過程中的調節作用。表4模型M6顯示，感知合法性與兩職合一的交互項對企業開放式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β=0.146，P<0.1)，而感知有用性與兩職合一的交互項、感知易用性與兩職合一的交互項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作用不顯著，表明CEO與董事長兩職合一有助于增強感知合法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假設H3c獲得部分支持。

表4 t-test of slope檢驗結果

3.3 結構方程模型與假設檢驗

考慮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開放式創新與企業成長均為潛變量，且3個自變量通過開放式創新影響企業成長的過程存在多條作用路徑，使用結構方程模型能夠更好地分析多路徑概念模型，并且能夠修正概念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開放式創新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與企業成長間的中介作用，并通過AMOS軟件進行統計檢驗。理論模型檢驗結果顯示，卡方自由度為1.540，介于標準值1～3之間，RMR為0.039，小于0.05，RMSEA為0.056，小于0.08，CFI 為0.939、TLI 為0.927、IFI 為0.941，均大于基準值0.9，說明模型具有較好的適配度。表5路徑系數結果顯示，感知易用性、感知合法性與企業開放式創新顯著正相關，而感知有用性與企業開放式創新相關關系不顯著，假設H1獲得部分支持。此外，開放式創新對企業成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假設H4獲得支持。實證結果表明，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易用性與合法性的認知評價，有助于促進企業開放式創新，并推動企業成長。

表5 理論模型路徑系數

4 結論與展望

4.1 研究結論

(1)管理者感知到開放式創新易用性與合法性能夠促使企業采用開放式創新。根據回歸結果，雖然管理者大多數都認為開放式創新有用，但他們并不一定會在企業中采取開放式創新行動。這與Davis等[12]發現的感知有用性能夠促進員工技術接受結果不同。本文發現，雖然管理者感知有用性與企業開放式創新顯著正相關，但同時考慮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時，感知有用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表明感知易用性與合法性影響管理者感知有用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感知有用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影響不顯著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管理者在采用時更看重開放式創新模式合法性與易用性，當管理者感知易用性得分較低時，其不會在企業中推廣開放式創新模式。原因之二可能是管理者創新決策思維過程較復雜。一是管理者在基于有用性進行決策時可能受不確定性的影響，即當未來具有不確定性時人們偏好于當下[37]，進而較少采用開放式創新模式；二是不確定性給管理者帶來焦慮，高管工作焦慮會強化其實行低風險戰略[38]，進而不會采用開放式創新模式。

(2)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組合效應。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對開放式創新的影響存在替代效應，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感知合法性存在互補效應，且感知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對開放式創新的影響存在三階交互效應。首先，感知易用性與感知有用性交互項對開放式創新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管理者感知有用性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會被感知易用性激活并逐漸弱化甚至替代。這與Davis[12]的研究結果不同。不同之處在于，本文發現感知易用性能夠激活感知有用性對企業采取開放式創新模式，但是這種激活作用隨著感知易用性的增加而降低。首先，當管理者感知到開放式創新有用又較易操作時，管理者更可能采納開放式創新。而如果管理員感知到過于容易時，說明這種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和復制，管理者對其價值和作用的判斷隨之降低，反而不利于企業采納開放式創新；其次，管理者感知到國家政策、行業組織和企業內部對開放式創新認可與接受程度越高，其越認為開放式創新對企業而言合法合規，此時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對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越強；再者，在管理者對開放式創新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認知評價不同組合下，企業開放式創新水平不同，并且在不同感知易用性與合法性組合下，提升感知有用性對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強度不同。

(3)總經理與董事長兩職合一能夠增強感知合法性對開放式創新的促進作用，但兩職合一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與開放式創新間的調節作用不顯著。一方面，感知合法性實質上是管理者對外部組織與員工針對開放式創新模式“看法”的認知評價，這種“看法”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因而管理者對他人“看法”的“看法”達成統一意見很難，所以對領導權結構配置要求較高。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實質上是管理者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對開放式創新模式本身的認知評價。由于管理者對企業實際情況非常了解，很容易就能夠判斷開放式創新是否具備可行性與操作性，管理者較容易達成共識，因而對領導權結構配置要求較低。另一方面，管理者會基于合法性資源和職業生涯考慮而追求外部合法性[39]，即管理者基于感知合法性作出創新決策是為與外部組織保持一致，進而獲取創新合法性，這是由外部合法性信號驅動產生的開放式創新決策。而管理者基于感知有用性與易用性作出的創新決策是基于內部需求與能力，其更契合企業發展，因而具有較低風險水平。風險水平不同對管理者決策權力要求不同，決策風險水平越高要求管理者具備的權力越大[20,22]；反之，風險水平越低則對管理者權力要求較低。

(4)實施開放式創新能夠促進企業成長。開放式創新具備內增、外借與并購3條企業成長路徑功能。首先，開放式創新并不意味著放棄內部自主研發，開放式創新強調廣泛獲取外部知識并將其整合到內部知識中，進而高效實現內增式發展，蘊含著“內增之路”；其次，開放式創新強調借助外部大學、高校、聯盟伙伴以及戰略并購等方式實現績效快速增長，體現著“外借之路”與“并購之路”。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企業通過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即對外技術擴散方式也可以實施績效增長，即“擴散之路”。

4.2 實踐啟示

本文對厘清管理者認知影響企業開放式創新及企業成長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研究發現，企業創新模式選擇受管理者對創新模式認知評價的影響，進而影響企業成長。管理者認知對企業創新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決定企業創新發展方向，因而有必要對管理者認知進行干預管理。具體來看，可通過個體控制、制度控制與組織控制3個層面強化管理者認知。一是加強管理者應變能力與認知判斷能力訓練，可通過在職學習與脫產學習等方式提高管理者信息使用能力與決策力；二是建立科學的信息資料收集、加工處理與反饋管理制度，使管理者獲得結構化、完整化、準確化、簡明化、形象化的信息資料，保證管理者作出正確的認知評價；三是構建完善的組織溝通機制，拓寬組織中上行溝通、平行溝通與下行溝通渠道，通過雙向溝通糾正錯誤認知，避免管理者決策差錯，并快速達成共識。

4.3 理論貢獻

首先，本研究從認知視角探討企業開放式創新，發現管理者認知有助于企業開放式創新發展，有效明晰了管理者認知影響企業開放式創新及企業成長的內在機理，不僅將認知理論拓寬至創新研究領域，還為企業開放式創新研究提供了一個新分析視角；其次，與以往基于人口特征進行管理者認知衡量的研究不同，也不同于技術接受模型僅關注有用性及易用性感知，本研究一方面注重測量管理者在決策時的心理反應，另一方面也注重考察發展中國家企業管理者在決策時對制度情境所傳遞合法性的關注。實證研究表明，從有用性、易用性與合法性3個維度衡量管理者開放式創新認知評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本文還發現，除感知有用性、易用性、合法性與開放式創新正相關外，它們還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開放式創新，即不同管理者認知評價組合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影響作用不同，這一發現有助于引導學者系統、全面考察多種認知評價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再者，與以往關注開放式創新影響企業績效不同，本研究探討并發現開放式創新能夠推動企業成長，拓展了開放式創新作用效果，豐富了企業成長領域研究。

4.4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鑒于企業層面與高層管理者大樣本跟蹤調查困難，本文采用截面數據進行分析，未能體現開放式創新投入到產出的時間滯后性。未來可通過案例追蹤方法探討管理者認知變化對企業開放式創新變化及績效變化的影響，以準確推斷其因果關系；②本研究測量變量均由同一個體主觀填答，同源性偏差問題雖不嚴重，但仍難免存在偏差。因而，未來可采取主觀數據與客觀數據相結合方式，由不同管理者填答，以確保數據更加客觀和準確；③未考慮管理者開放式創新認知評價變化，未來應追蹤管理者認知變化，并與員工認知一起探討認知變化與認知匹配對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