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語境下互文文本《紅樓》的外宣啟示

曾圣潔 高懷勇

（1.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 四川 成都 610100；2.四川農業大學 四川 雅安 625014）

國家一直以來呼吁中國文化“走出去”，各界學者也積極開展包括中國民俗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優秀文化典籍在內的外宣工作。在翻譯理論與實踐方面，我們不難發現，諸如《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優秀文化典籍經由翻譯手段宣介海外，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傳播方式之一。其中，《紅樓夢》這一經典著作一度在國內掀起“紅學”研究熱潮，其譯文底本研究和早期譯文（片段）研究也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國內外翻譯界學者還對《紅樓夢》譯本的內容、翻譯策略、翻譯模式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與探索。從“中國知網”的搜索引擎中以“篇關摘”為篇章信息，輸入“紅樓夢”“翻譯”，可檢索出4300余篇關聯文獻，其中研究主題大多圍繞翻譯策略、翻譯技巧和方法、譯本語料對比分析等。結合當代譯論發展軌跡，翻譯研究經歷了多次“范式變遷”，影響翻譯研究方法從語文學翻譯方法到語言學翻譯論再到文化翻譯論等。此處“范式”可理解為“在學術研究的成果中建立起的一套富于啟發性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規范，這些東西來自并又加強著某種價值觀念、意識形態……”[1]，由此反思翻譯研究的范式更迭并不單純受到語言因素的影響，同樣應受制于社會文化環境下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等潛在因素。盡管如此，“社會文化語境”“紅樓夢翻譯”詞條關聯文獻不足50篇，大部分學者對《紅樓夢》譯本的分析熱點較為集中，創新性不強，以社會文化語境視域展開分析《紅樓夢》譯本的文章鮮少。此外，作為中國優秀文化典籍，《紅樓夢》對外推介受國家政府機構支持，翻譯語種涵蓋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讀者群既有西方普通群眾，也有專業學者群。從相關研究資料及西方讀者真實反饋來看，傳播力和影響力卻堪憂。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部分學者將中國翻譯文學與國家話語體系構建聯系在一起，探究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徑，這種話語體系研究的切入點更多是從對照中外文本入手，較少從翻譯文本衍生產物入手。

美籍華裔作家陳佩玲（Pauline Chen）受《紅樓夢》霍克斯譯本啟發，創作出互文寫作產物The Red Chamber（《紅樓》）。2012年7月，The Red Chamber由英國Virago Press和美國Alfred A.Knopf公司同時出版發行，在美國受到廣泛關注，具有較高海外讀者接受度。[2]然而，輸入“陳佩玲（Pauline Chen）”“The Red Chamber”，發現相關消息不足5條。盡管The Red Chamber（以下簡稱《紅樓》）從嚴格意義上翻譯成分不多，屬于互文寫作，但其母體仍是《紅樓夢》英譯本。從互文性角度出發，《紅樓》引發超越文本之外的價值不可忽視，對中國文化典籍外宣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基于以上數據分析與材料顯示，本文以社會文化語境視角為切入點，以互文性方法對比分析《紅樓夢》英譯本和互文寫作產物《紅樓》中隱藏的社會環境、社會主體與文本生成之間的關系，挖掘意識形態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典籍外譯在宣介方面的影響，并嘗試探索中國翻譯文學的多渠道宣傳模式。

一、社會文化語境下的典籍外譯宣介

當前，隨著國際化發展的步伐日益加快，國際合作與交流也日趨頻繁，社會文化的交流也隨之增多。中國典籍翻譯研究實則亦是一種社會文化的交流活動?！都t樓夢》這一優秀文學經典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在創作中借用《西廂記》《莊子》等文本，引用不少古典詩詞，故事情節、人物關系等盤根錯節，體現特定創作背景下的社會文化因素，翻譯道路可謂關山阻隔。為進一步推介中國傳統文化，楊憲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婦的譯本（以下簡稱“楊戴譯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克斯（David Hawkes）和女婿閔福德（John Minford）合作的譯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簡稱“霍譯本”）應運而生，譯本創作動因和影響因素卻大相徑庭，后人對兩部譯作的評價莫衷一是。翻譯界學者對兩個譯本展開了翻譯文本、翻譯策略、翻譯模式、語料對比分析等研究，但鮮少有人從辯證視角出發，跳出單一翻譯研究模式，結合社會文化語境從“意識形態”對譯本深入剖析，探究引起不同譯本外宣效果差異的潛在關聯因素。

“意識形態”一詞源于18世紀，其概念也有較多解釋?！霸谖ㄎ锸酚^視域下，馬克思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正確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積極與肯定性本質，闡述了意識形態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具有現實根據而非空想?！盵3]因此，意識形態不是虛無縹緲之物，而是反映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無論是群體意識形態還是個體意識形態，都或顯性或隱形地滲透在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樣影響翻譯實踐活動。因此，楊戴譯本和霍譯本是在群體意識形態和個體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任何翻譯實踐實則屬于社會活動，而社會活動總會映射出意識形態的影子，特別是在翻譯事業蓬勃發展的現今社會，意識形態既可在有形的外部環境、社會主體中得以捕捉，亦可在無形的語篇文本翻譯策略和方法中若隱若現。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在翻譯實踐與分析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社會環境影響下的譯者動因

20世紀末，國家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籌劃出版《大中華文庫》，向海外讀者宣介《水滸傳》《紅樓夢》等優秀文化典籍。結合不同時代背景，《紅樓夢》原著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內容，語言具有豐富文化內涵，普通中國讀者閱讀尚且不易，翻譯難度不言而喻。在此背景下，楊憲益先生受外文局委托翻譯此著作，一是基于他對翻譯事業的熱愛、對中國文化傳播的責任；二是體現當時國家意識層面的決策。1978年到1979年，我國外文出版社陸續發行了楊戴譯本《紅樓夢》三冊，這是集個人意識與主流意識形態共同作用下的產物。

相較而言，霍譯本的創作動因受個人意識影響更甚?；艨怂故敲绹鴿h學家，曾在中國留學期間表達出對《紅樓夢》原著的喜愛，因深諳原著遣詞造句之艱深、文化底蘊之深厚，毅然辭去工作潛心翻譯。盡管霍克斯翻譯的最初動因是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但其翻譯過程同樣受到目的語國家社會環境影響。在英美文學中，中國文學處于邊緣地位。當邊緣文學想要進入英美文學體系時，兩個體系中的語言、文化會產生碰撞和摩擦，中心體系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在方方面面滲透著該圈層主流意識形態，這對霍譯本的翻譯活動產生一定影響。

對于《紅樓》這樣的互文寫作產物，其翻譯占比雖然不多，但作者的創作動因依然無法脫離相應社會環境的影響與制約。作者陳佩玲（Pauline Chen）是美籍華裔，在其《紅樓》筆者按中提到，她的創作靈感來源于曹雪芹《紅樓夢》原著，創作理由主要基于兩點：一是《紅樓夢》英譯本接受度不高。由于原著情節復雜，涉及人物數量高達400多人，令不少西方讀者望而卻步。二是曹雪芹所著原作未留結局。本著對原著的喜愛，陳佩玲希望能簡化故事情節，緊扣主要人物，以西方讀者熟知的社會主題續寫故事結局。[4]受到西方社會文化環境影響，陳佩玲描寫的女性形象與曹雪芹筆下感情含蓄的中國女子形象描述差異甚大。

基于不同社會環境對譯者的影響，在楊戴譯本、霍譯本以及《紅樓夢》衍生作品的創作動因分析中引發三點思考：一是從翻譯學的社會研究視角來看，任何翻譯活動都屬于社會實踐活動，而社會實踐活動是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開展的。因此，譯者著手翻譯《紅樓夢》之前需將不同社會環境中真實存在的社會、文化、教育等因素考慮在內。二是洪堡曾說過“語言是位于經驗世界的現實和內化意識結構之間的‘第三宇宙’”[5]101。語言作為翻譯活動的介質，不僅反映現實世界，同時也體現了個體和群體的意識形態?！都t樓夢》兩個英譯本以及衍生作品的創作，不僅反映出譯者個體意識形態，同時也反映不同社會環境影響下不同群體的意識形態。因此，在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的過程中需要明確翻譯目的，并清楚認識到目的語群體的意識形態特征，針對性采取翻譯決策以達到譯文在目的語國家具備高度適切性。三是楊戴譯本、霍譯本和《紅樓》之間的互文關聯。雖然長期以來中外翻譯界學者對于“翻譯”的定義各執一詞，但譯文始終不能脫離原文存在?！都t樓》一書的問世被廣大翻譯學者詬病，認為其嚴格意義上不屬于翻譯，對于翻譯實踐無指導意義。然而，進一步剖析該書內容和作者按可發現其創作來源仍舊離不開《紅樓夢》原著，這當中體現的互文性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引用”或“借用”，而是一種積極互文性（active intertextuality）。[5]289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保持其文本與前文本關系，借助霍譯本在英美國家文學體系中發揮的余熱，引發超越文本以外的價值，使《紅樓》一書在美國受到廣泛關注。

三、社會主體與文本生成之間的關系

翻譯活動是社會實踐活動的有機組成，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結構中，翻譯活動的實施受到翻譯規范的制約，而翻譯規范進一步制約譯者翻譯過程的抉擇。[5]308在《紅樓夢》翻譯實踐中，將翻譯活動的社會主體分為譯者、讀者、出版商（贊助人）。

對不同譯者而言，其所處社會有著特定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結構，而在此結構框架中實施翻譯活動必然受到翻譯規范的制約。由于不同規范主要體現“差異”而非“同一”，因此，譯者在各自社會環境中遵循相應的翻譯規范，翻譯過程中選擇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不盡相同，生成的文本也各具特質。面對不同譯本海外接受度反饋及部分微詞，學者需站在研究倫理（research ethics）[6]角度結合翻譯研究加以考量。

通過表1可以看出，楊戴譯本和霍譯本采取的翻譯策略有所不同?！都t樓夢》原著中存在大量古文詩詞借用，而中國古代詩詞飽含不少修辭與意象，有助于人物角色塑造。楊戴譯本更傾向于異化策略的使用。從國家主體意識層面而言，翻譯《紅樓夢》的主要目的是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因此，原著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更多傾向于異化策略，信息的整體傳遞也更緊貼原文，歸化策略背后也反映出譯者所在源語國的社會文化語境和群體意識形態，而霍譯本更傾向于歸化策略?；艨怂棺鳛闈h學家雖能較為深入理解原著經典所在，同時他也深刻意識到中西方文化差異給讀者帶來的文本理解障礙。他的翻譯目的更多是基于個人喜好向西方讀者展示中國文化，因此在選詞方面會更加考慮西方讀者在接受“異質性”上的適切性。特別在文化負載詞翻譯中，原著作者借用的一些古代詩詞承載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文化性和歷史性，是一種特殊文化產物，在翻譯過程中很難在目的語中找到對等?；艨怂篂榱俗屪g本更好為西方讀者所接受，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原著詩詞意境，對部分意象進行替換。盡管如此，從文學闡釋學角度而言，霍譯本對原作采取了某種程度的補償，使原作在目的語文化領域能繼續生存下去。

表1 《紅樓夢》原著與楊戴譯本、霍譯本部分詞條英漢對照

整個翻譯活動中，除了譯者的積極參與，譯文的最終延續與讀者和出版商（贊助人）的關系也密不可分。中國優秀文化的傳播還需考慮推介對象和傳播媒介。以譯本傳播媒介來看，霍譯本和陳佩玲衍生作品《紅樓》的出版商都是西方本土出版商，在西方讀者群中占據一席之地；而楊戴譯本的出版商是中國政府支持下的出版社，無論從權威性還是接受度，都很難融入西方主流市場。而從推介對象而言，三個文本的受眾都是西方讀者，因此，西方讀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主體意識形態、閱讀習慣等方面都是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因素。

有西方讀者反映，楊戴譯本文字冗長，內容生澀難懂。由于原著高度體現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文化、宗教等內容，且遣詞造句頻繁借用古代詩詞，對于缺乏背景知識的西方讀者造成一定困擾，在內容和文化的傳遞過程中很難達到與普通讀者共鳴。雖然霍譯本接受度比楊戴譯本高，他在處理譯本時通過對“異質文化”進行隔離轉而采用文化替代，旨在喚起西方語讀者共同聯想語境，但由于原著內容扎根的大背景使霍譯本對于普通讀者仍顯晦澀難懂。陳佩玲深諳原著故事情節復雜、語言文字艱澀，結合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喜好，對原著人物的數量進行刪減，對原著人物的細致刻畫和人物間關系化繁為簡。她曾表示，自己寫作初心是想盡量保留原著精髓，但無奈其間人物關系復雜、內容情節交織繁雜，若在此基礎上進行節譯或再創作都易出現“斷層”現象，引起西方讀者不適。對于中國社會文化知之甚少的英語讀者而言，簡化的人物關系和似曾相識的故事情節更易觸發共鳴。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參與中國翻譯文學宣介的實踐中，除了考慮文本選擇和譯文質量，整個活動的譯者、讀者、出版商（贊助人）也占據重要位置。我們需要辯證看待不同譯本在西方世界的傳播效力，明確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語言發揮的具體功能。與此同時，翻譯活動不是簡單的編碼與解碼，而是作者、譯者、讀者在言語層面間產生的復雜交際行為。在此過程中，作者、譯者的話語語境和讀者的聯想語境與社會環境、主體意識形態、主體社會經驗不可分割。

四、啟發與思考

以譯者身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出發，對《紅樓夢》原著的楊戴譯本、霍譯本及衍生作品The Red Chamber中涉及的社會環境、社會主體與文本生成之間的關系展開梳理，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文化“走出去”在翻譯層面上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外宣形式多樣性。盡管《紅樓夢》楊戴譯本、霍譯本珠玉在前且The Red Chamber的問世被歸入不倫不類之列，后者依舊無法脫離原著母體羈絆，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依舊參考了原著和霍譯本，三者構成互文關系?！都t樓》的互文式寫作雖然“保真”程度不高，內容上做了大量刪減改動，但其寫作策略同作品受眾緊密相連，在進入西方讀者視野時中西價值觀碰撞產生了積極的宣傳效果，體現出積極互文性。二是意識形態對翻譯/寫作活動的影響。翻譯活動是一種社會文化活動，譯者作為社會主體之一要積極主動挖掘文本潛藏的意識形態因素，避免機械傳遞文本信息。三是跨學科意識。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有意識地發現文本背后的意識形態，并明確其中的要素涉及事件、作者/譯者及讀者；從社會傳播學角度可知傳播模式五要素包括誰（Who）、說什么（What）、對誰說（To whom）、通過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7]。結合跨學科思維，翻譯活動過程中可積極實踐如何有效聯結社會主體（作者、譯者、讀者、出版商）、社會客體（譯本）和媒介（語言、傳播途徑）。四是多模態視角下的外宣活動。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盵8]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中國文化“走出去”不僅要依靠文字形式的輸出，同時需要其他模態的互補來改善文本的生動性、趣味性，以更加多元化模式吸引西方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