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智能手機成癮與抑郁的關系

王鑫，劉鐵榜

( 安徽醫科大學深圳精神衛生臨床學院，深圳市康寧醫院，廣東 深圳 518000)

0 前言

隨著社會壓力的增加、心境障礙診斷標準的修訂以及國人對精神疾病更深入的認識，近30年來中國抑郁癥發病率呈增長趨勢。

據工信部《2019年通信業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移動電話用戶達16億，移動電話普及率達114.4部/百人。據Statista統計，中國用戶使用手機的時間位于世界第二，每日平均手機使用時間超3小時，中國社會已面臨巨大的手機成癮問題。研究發現，每天手機通話時間超1小時會導致用戶產生煩悶、注意不集中、記憶下降、疲憊等不適[1]。這些表現與抑郁的癥狀重合很高，由此推測，手機的過度使用可能與抑郁情緒有關。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一些研究，張媛媛等人[2]以及王偉等人的研究[3]均表明手機過度使用與抑郁間存在正相關關系。Visnjic等2018年[4]及Coyne等2019年[5]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但目前國內的研究對象絕大多數局限于學生及未成年人，未推廣至廣大成年人群體，也缺乏對具體手機使用習慣、使用偏好與抑郁的相關研究。針對以上不足設計了本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的方法，使用現場回收及問卷星網絡回收的方式對490名中國成年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474份。被試年齡在18-54歲之間，平均（27.866±9.156），男性227人(47.9%)，女性247人(52.1%)。

1.2 工具

（1）自制的一般情況問卷自行編制，內容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收入水平等，采用標準化提問將生活/學習壓力及人際關系按1-5分評分，分數越高壓力越大、人際關系越好。

（2）手機成癮量表本研究采用陳歡等人編制的《成年人智能手機成癮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hinese Adults）[6]。量表包含26個條目和App使用、App更新、戒斷反應、突顯性、社會功能受損、生理不適6個因子?？偡执笥?1.4，且“戒斷反應”因子分大于3.0的被試即存在智能手機成癮，得分越高，智能手機成癮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928。

（3）手機使用偏好問卷本問卷對姜永志等人編制的《大學生手機移動互聯網服務使用偏好問卷》[7]進行修訂，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3-45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將問卷條目擴充至18項。對這些條目進行因素分析，KMO值為 0.826，Bartlett球度值為1992.320，P＜0.01，根據旋轉后的矩陣分為五個因子，分別命名為購物及即時通訊、社交及公共論壇、生活服務、娛樂服務、信息服務。本研究中，手機使用偏好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792。

（4）抑郁量表采用SDS抑郁自評量表（Self - Rating Depression Scale）。本研究中，SDS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821。

（5）手機使用習慣問卷自制問卷，包括4道單選題及2道雙選題，內容包括手機使用總時長、最常用的手機使用時間段、心情不好時最常選用手機的哪類APP等。用于調查被試的智能手機使用習慣。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 22.0 進行數據分析。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比較被試在智能手機成癮評分上的人口學變量差異以及不同抑郁程度分組智能手機使用偏好差異。對單選題和雙選題分別使用卡方檢驗、多重響應分析結合交叉表卡方檢驗的方法比較組間差異。使用Pearson相關探索手機成癮與抑郁之間的相關性，使用回歸分析方法建立二者間的方程模型。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智能手機成癮現況分析及成癮評分在人口學資料上的差異

474名被試的成癮率為45.4%，成癮量表平均（73.64±18.03）分。結果表明，智能手機成癮分在不同年齡層、職業、文化水平、月收入及婚姻情況上表現出統計學差異，而在性別、是否吸煙飲酒以及精神疾病家族史上的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 不同抑郁評分分組手機使用偏好的差異

按SDS評分標準將被試分成四組，不同抑郁程度分組的手機使用偏好在購物及即時通訊（F=2.823，P＜0.05）、社交及論壇（F=3.128，P＜0.05）、信息服務（F=4.731，P＜0.01）三個模塊上有統計學差異，在生活服務和娛樂偏好上無明顯差異。事后多重比較表明：抑郁評分正常組與中度抑郁組在購物及即時通訊偏好上有統計學差異，與輕度抑郁組在社交及論壇偏好上有統計學差異，并且正常組與輕、中度抑郁組在信息服務偏好上均有統計學差異。

2.3 不同抑郁評分分組手機使用習慣的差異

不同抑郁分組在手機使用總時長上存在顯著差異（F=6.725，P＜0.01）。不同抑郁分組在睡前最后使用的APP種類上有統計學差異，其中社交通訊類在正常組別中占比20.40%，輕度抑郁組占比12.80%，中度抑郁組僅占比3.10%，音樂播放器類占比從低分組到高分組則呈遞增趨勢，分別為7.00%（正常組）、13.60%（輕度抑郁組）、21.90%（中度抑郁組）。雙選題中最常使用智能手機的時段（P=0.020）和地點（P=0.014）的P值也均小于0.05。

2.4 智能手機成癮與抑郁評分的相關性

成癮量表的6個因子及總分均與SDS標準分兩兩正相關，即成癮評分越高抑郁評分越高，生活/學習壓力和人際關系評分也與抑郁標準分及成癮總分在0.01的置信度上顯著相關，見表3。

表1 能手機成癮現況分析及成癮評分在人口學資料上的差異

表3 智能手機成癮與抑郁評分的相關性

2.5 線性回歸分析

將一般資料進行t檢驗或單因素分析后發現，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對抑郁有顯著影響，此基礎上進一步采用線性回歸分析，以抑郁評分為因變量，智能手機成癮分作為自變量，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壓力水平、人際關系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線性關系模型。結果顯示：在排除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壓力水平、人際關系的干擾因素后，手機成癮對抑郁情緒仍有正向預測作用（β=0.31，P＜0.01），見表4。

表4

3 討論

3.1 手機成癮現狀

本研究手機成癮率達45.4%，成癮量表平均（73.64±18.03）分，與使用該量表的既往研究相比成癮率偏高，這可能與研究年份相關，隨著手機的普及和功能的完善，人們對手機依賴也越來越嚴重，越是近年的研究手機成癮率越高，與抑郁的關系也越密切[8]。

3.2 手機使用偏好和習慣在不同抑郁程度組中的差異

（1）不抑郁組與中度抑郁組相比對購物和即時通訊類更加喜愛，與輕度抑郁組相比，對公共社交論壇類APP表現出低偏好?？梢姷鸵钟粼u分的被試喜歡通過微信、QQ等即時通訊工具和現實中的朋友建立聯系，抑郁評分高的被試則喜歡通過公共論壇、微博等軟件與陌生網友交流。抑郁程度低的樣本也更傾向進行手機購物、外賣等與現實相關的活動。這種現象可能與孤獨感有關。研究表明，社交網絡使用強度與孤獨感呈正相關,與線上積極反饋（指正向評論、點贊等交互）呈負相關[9]。社交網絡的過多使用會使個體與朋友、家人的現實交流減少, 社交質量降低[10]，因為在社交網絡用戶傾向于呈現積極、優秀的一面,當個體進行上行社會比較時會增加其妒忌、焦慮等負面情緒[11,12]。同時，如果個體無法得到線上的積極反饋，個體焦慮、抑郁的情緒體驗也會提高[13]。但這些研究并未詳細區分社交網絡類型，或大多是針對公共社交論壇的研究，而本研究發現個體對即時通訊和公共社交論壇的偏好對抑郁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可能是因為即時通訊類應用的交互對象大多為同事、朋友、家人，可以增加現實交流，利于進行社會資源累積，在此類應用中也更易得到好友的線上積極反饋。而公共社交論壇的交互對象則大多為陌生網友，個體在此類應用中則更易接觸到上行社會，也因網絡的隱匿性，更易接收到交互對象的消極反饋，同時網絡社交降低了現實世界中的社交質量。

同時，不抑郁組相較于輕度、中度抑郁組對信息服務類（包括新聞和搜索引擎）APP更喜愛，這說明低抑郁評分的被試對新聞和信息獲取更感興趣。積極心理學中性格優勢理論包括興趣好奇、熱愛學習、洞察悟性等24種性格特質，性格特質與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是影響個體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4]。傾向信息服務類的個體由于具有興趣好奇、熱愛學習等認知層面的性格優勢，所以具有較強的主觀幸福感和較少的抑郁等負性情感。

（2）中度抑郁組手機使用時長顯著長于不抑郁組和輕度抑郁組。與既往研究一致，手機解鎖時長（即手機實際使用時長）已被證明與抑郁水平呈正相關[15]。該結論還具影像學支持，智能手機屏幕使用時間和扣帶回膝下部(sgCC)與腹內側前額葉皮質(OFC)之間的靜息態功能連接(RSFC)存正相關關系，即增加手機屏幕使用時間這些腦區的靜息態功能連接也增強，而sgCC和 OFC正是與抑郁癥和抗抑郁治療反應有關的重要腦區[16]。

（3）中度抑郁組和不抑郁組在睡前最后使用的APP種類上具有統計學差異，不抑郁組有7.00%的被試睡前最后使用音樂播放器類APP，中度抑郁組達21.90%，但不抑郁組與輕度抑郁組無明顯差異。目前很多研究表明音樂治療對抑郁和睡眠障礙具改善作用[17]。因此，可能是由于達中度抑郁水平的個體比輕度抑郁個體更能意識到自身存在的情緒問題并有解決不良情緒的需要，因此選擇在睡前聆聽音樂以尋求情緒及睡眠的改善，輕度抑郁組需求不迫切，與不抑郁組未表現出明顯差別。

（4）不抑郁組和輕度抑郁組在最常使用手機地點一題中差異顯著，不抑郁組選擇最常在路途中（如走路、等車）使用手機的頻率有12.1%，輕度抑郁組高達20.4%。不抑郁組僅6.5%的被試選擇最常使用手機的時段為學習或工作時，中度抑郁組做出同樣選擇的比例達15.6%，二者差異具統計學意義。在路途中使用手機有安全相關的隱患，說明被試對手機具有更強的依賴性，也更缺乏自控力。根據心理資源理論，個體對壓力事件的評估受自控能力影響，會進一步誘發消極情緒產生[18]。本調查還發現，當個體必須完成的學習和工作活動與手機使用掛鉤時，個體也表現出更強的抑郁傾向，這可能是由于學習和工作需要而被迫延長手機使用時間所致。

3.3 本研究表明，手機成癮以及成癮的各個因子都與抑郁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手機成癮的評分可以預測抑郁程度，該結論不僅在學生和青少年群體中適用，在成年人中同樣適用。

綜上，手機成癮與抑郁關系密切，且不同抑郁程度的個體在手機使用偏好和手機使用習慣存在明顯差異。但二者間的作用機制仍需進一步探究。未來利用手機程序所收集的手機使用偏好和使用習慣等數據有望成為預測被試抑郁情況的新工具，這種數據比個體的自我癥狀描述更加客觀化、可視化、標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