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中華絨螯蟹育繁推產業一體化發展和營養品質調控研究(上)

成永旭，吳旭干，楊筱珍，楊志剛，孫云飛

(上海海洋大學，上海 201306)

一、我國中華絨螯蟹養殖概況和發展趨勢

我國中華絨螯蟹(以下統稱為河蟹)養殖發展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由于江河建閘，阻斷了河蟹天然蟹苗(大眼幼體)洄游通道，河蟹年產量急劇下降，只有數千噸。之后通過長江口蟹苗汛期規律研究，在長江口捕撈蟹苗，運回內陸湖泊進行放流增殖，取得了極高的經濟效益，回捕率在3%～5%，投入與產出比在1∶30左右。由此，中國的河蟹業進入以采運天然蟹苗進行人工放流為主的增殖期(1950－1985年)。這一時期的河蟹產業的特點可歸納為：充分開發利用了長江口蟹苗資源，湖泊人工放流取得顯著效益；蟹苗資源迅速下降，促使人工育苗技術研究并取得突破，為河蟹養殖業發展打下了科學基礎。

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現在，我國河蟹養殖業處于快速發展時期。根據養殖規模、養殖方式及技術發展水平可將河蟹養殖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養殖初級階段(1985－2000年)，即“大養蟹”階段：養殖產量急劇增加，從1993年中國河蟹養殖產量僅有1.75萬噸，到2000年產量達23.3萬噸。河蟹從大水面粗養發展到圍欄精養，從大水體發展到小水面的池塘養殖。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以湖泊圍欄精養為主，河蟹的人工育苗和蟹種培育技術逐步成熟。

養殖中級階段(2001－2006年)，即“養大蟹”階段：此階段的特點是以湖泊圍欄精養為主，開始精養投喂(主要是野雜魚)，河蟹規格明顯增大，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湖泊水環境污染和水草資源破壞；河蟹人工育苗普遍采用土池生態育苗，育苗地區主要是江蘇如東和射陽沿海地區；池塘扣蟹養殖、成蟹池塘養殖和稻蟹種養得到了發展，形成了不同的養殖模式，如池塘生態養殖的“高淳模式”、河溝生態養殖的“當涂模式”以及進行稻蟹種養的“盤山模式”等。

養殖高級階段(2007至今)，即“養高品質蟹”階段：中國河蟹養殖產業仍發展迅猛，截至2014年，年產量為79.65萬噸，比1993年的1.75萬噸增加了45倍。近年來河蟹產量穩定在80萬噸左右，但養殖河蟹的品質下降，主要原因是2007年太湖藍藻暴發事件，逐步引發河蟹養殖模式發生重大調整和改變，即由以湖泊網圍養殖為主逐步過渡到以池塘養殖為主。而在以池塘為主導的河蟹養殖中，多沿用傳統養殖模式，主要表現在投餌的不科學，采用低質飼料或原料和大量使用冰鮮魚，極易導致池塘水質惡化，且投飼隨意多變，從而造成河蟹養殖的低品質，已成為河蟹產業健康發展的主要瓶頸。針對這一制約產業發展的主要問題，科技人員以全程投喂配合飼料和品質調控為主線，全面構建了“基于全程配合飼料和營養調控的高品質河蟹生態養殖技術體系”，并全面推廣。培育的河蟹新品種如河蟹“光合1號”、河蟹“諾亞1號”、河蟹“長江1號、2號”等，在養殖中開始應用。此外，養殖的智能化、設施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促進了河蟹池塘生態養殖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出現了以常州金壇為代表的“小精高”模式和陽澄湖地區為代表的“池塘863養殖模式”。

二、我國中華絨螯蟹育繁推產業一體化和營養品種調控方面存在的問題

水產業所謂的育繁推，“育”就是品種選育和保育(保種培育)，通過品質選育，培育具有優良性狀的新品種，并通過商業化管理，保持或維持優良性狀，防止遺傳漂變帶來的種質退化；“繁”即良種繁育，保障優良的苗種提供；“推”即良種和配套養殖技術推廣。目前我國水產業育繁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審定具有較大市場開發價值的新品種比較少，商業化的水產優良品種的保育沒有很好解決，特別是原良種保護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種業商業化育種機制尚未健全，供種規模和質量不能完全滿足養殖需求(李明爽等，2013；李巍等，2014)，所以水產業育繁推發展的方向必須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推進養殖品種產業化發展。

我國中華絨螯蟹育繁推產業發展除了存在上述問題外，還有如下兩個重要問題，其一，良種覆蓋率低。盡管科研單位已經育成河蟹良種，但目前河蟹養殖的良種覆蓋率還不高，良種苗種質量保障得不到重視，質量堪憂。其二，河蟹池塘養殖中配合飼料使用率低，多使用野雜魚和低質飼料，營養不平衡，河蟹品質難以保證。

今后，針對高品質河蟹養殖，科技人員還要從分子營養及其基因調控方面，研究和評估河蟹營養品質的遺傳控制因素，進行相關營養品質特征的選育和育種，構建速生、抗病、早上市和晚熟的大規格良種繁育技術，解決均勻上市問題，提高良種覆蓋率；在河蟹養殖的技術推廣方面，研制和推廣環保、營養均衡的全價配合飼料，全面替代冰鮮魚，穩定和提高養殖品質，形成育繁推一體化標準生產格局。

三、我國中華絨螯蟹遺傳選育情況

由于河蟹養殖產業快速發展和相關研究工作滯后等原因，導致河蟹養殖種源存在種質來源混雜和種質退化等問題，嚴重影響了河蟹養殖產業的健康發展(Zhang等，2018；Jiang等，2020)。一方面，由于不同水系和品系河蟹種質缺乏可靠的分子標記和鑒別方法，存在種質混雜和近親繁殖等問題(李曉暉等，2009)；另一方面，部分河蟹育苗單位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選擇育苗成活率高的小規格親本進行人工繁殖，這種在遺傳上的逆向選擇導致河蟹養殖群體在扣蟹養殖階段早熟率高、抗逆性差、商品蟹平均規格小和成活率不穩定等缺點(Cheng等，2018)。因此，根據產業需求對河蟹養殖群體進行遺傳改良，培育具有不同經濟性狀的新品系(新品種)顯得十分迫切(成永旭等，2016；鄧燕飛等，2017；Li等，2018)。

我國河蟹遺傳選育工作始于2010年，以生長速度和體重為主要選育指標，通過群體選育先后培育出河蟹良種(鄧燕飛等，2017)。但由于優良品種的保育在生產中沒能很好解決，在連續應用多世代后易出現近親交配、遺傳漂變和經濟性狀退化等缺點(楊翠華，2007)，因此雜交育種(配套系育種)、誘變育種和家系育種引起了科研工作者和產業界的關注。盡管家系選育可以有效分析河蟹遺傳規律和親權鑒定，但存在河蟹同池混養鑒定成本高和周期長等缺點，通常每個河蟹家系需要單獨的育苗池、苗種培育池和成蟹養殖池，導致實際育種成本較高，目前尚難以在產業界進行規?；茝V應用；故開發便捷、廉價和精確的大規模家系鑒定技術是河蟹家系育種的突破口(肖起珍等，2017)。誘變育種包括物理誘變和化學誘變兩種方法，是動植物獲得多樣性后代的有效手段(鄧燕飛等，2017)，盡管國內有學者對河蟹化學誘導多倍體和核輻射誘變突變體進行了探索(陳立僑等，1994；崔朝霞等，2003；張成松等，2009)，但是目前河蟹誘變育種僅限于科學研究階段。上海海洋大學成永旭教授團隊根據河蟹養殖產業“上市時間過分集中”和“大量依賴冰凍野雜魚和螺螄投喂”的實際，以“不同成熟時間”和“全程接受配合飼料”為主要選育指標，選育可以提前上市的二齡早熟品系(暫定名“申江1號”)和推遲上市時間的二齡晚熟品系(暫定名“申江2號”)，到2020年，基本完成了早上市和晚上市的河蟹新品種選育工作，二齡早熟品系可以提前20天左右上市。河蟹二齡晚熟品系選育，目前偶數年選育世代已經選育到G5，二齡晚熟品系可以推遲15天左右上市(王少兵等，2020；王海寧等，2020)，不僅可以錯開上市時間，且可以全程投喂飼料(成永旭等，2016；Jiang等，2020)。團隊還針對在河蟹品質方面重要營養素如長鏈多不和脂肪酸、類胡蘿卜素等遺傳力開始進行遺傳力的研究(Li等，2021)，為河蟹品質育種做好準備工作。

(待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