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影響研究
——基于函數型數據的實證檢驗

王乾宇

引言

近10 年來,伴隨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招商引資工作的逐步深化,國內營商環境日漸成熟、優化,外商直接投資(FDI) 發展勢頭良好,2003 年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規模達561.4 億美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外商引資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利用外資的金額已經從2007 年的783.39億美元增加到了2017 年的1310.4 億美元,比2007 年增長了將近70%。2017年,我國外商企業注冊數為35 652 家,同比增長27.8%;來源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外商投資規模達71 億美元,同比增長34.1%,占比5.41%。按產業內部結構分析,2016 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其中制造業占總投資金額的28.16%,房地產業占總投資金額的15.59%,外商投資行業結構的集中化特征比較明顯。

從北京市的外資發展情況來看,近些年,北京地區外商投資規模和外資企業設立數目上升速度顯著,投資行業分布呈現多元化和集中化特征,招商引資“引力”不斷增強。依據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北京市外商投資規模已由2003 年的21.46 億美元上漲至2016 年的130.2858 億美元,企業數目由1360 家增加至3764 家,分別增長約5 倍和2 倍。截至2017 年,北京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243.3 億美元,同比增長86.7%,新設立外資企業數目達1309 家,同比上升22%,投資領域涵蓋農林牧副漁、建筑業、制造業、信息傳輸、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和房地產等行業,其中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分別占比33%和25%,成為北京地區吸引外資最多的兩個行業。在北京地區外資投資不斷成熟和優化的過程中,產業結構變遷也在逐步產生,呈現出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保持平穩、第三產業比重穩步提升的發展趨勢,其中信息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現代制造業和服務業等新興業態發展勢頭迅猛,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 年北京市地區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0.5%、19.3%和80.2%,文化創意產業、高技術產業、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比重達13.95%、22.72%、14.7% 和 59.85%,同比上升 10.05%、11.88%、6.53%和10.85%,北京地區的產業變遷和行業結構升級工作穩步展開。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北京地區要進一步改善外資企業營商環境,統籌協調優化對外開放格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機遇,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充分釋放外商投資對北京地區行業結構優化的潛在能量,并以此來帶動周邊經濟轉型升級,推進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和經濟結構升級,進一步緩解“特大城市病”的不良影響,保障社會經濟穩健運行。

一、國內外研究成果回顧

(一) 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赫伯特-G.格魯伯,邁克爾·A.沃克(1993) 經過研究發現FDI 對東道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主要通過兩個途徑:FDI 的資本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東道國國家政策導向和國內企業的自身特點有利于東道國的生產資源通過引入FDI 而進入國際市場,走向國家化。Barry (1999) 將引入英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四國的FDI 與其相應的產業結構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FDI 在這些國家發展經濟過程中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促進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Edward M.和Graham (2001) 利用相關數據研究了FDI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結果顯示FDI 對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沒有明顯的作用,不能發揮FDI 的產業關聯效應。Markusen 和Venables (2013) 通過對跨國企業和東道國國內企業的研究發現,跨國公司可以給國內企業提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指導,也能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FDI 的關聯效應,促進東道國國內產業的發展。Camiila (2012) 利用1989—1996 年波蘭的出口數據進行FDI 與波蘭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實證表明FDI 對波蘭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即FDI 能促進波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Hunya(2012) 通過研究流入羅馬尼亞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發現,跨國公司投資的行業與該國出口行業一致,外資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出口產業。FDI 并不影響該國的傳統優勢產業,而是對其起到了促進發展的作用。

Choong C.、Yusop Z.和Soo S.(2014) 加入金融因素研究FDI 對東道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顯示東道國的金融體系的完善程度影響其FDI 的吸收能力,進而影響FDI 的技術效應以及關聯產業效應。Zhou、Li 和Tse (2012)從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國內企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有競爭關系的同行業企業具有抑制作用,會占用國內的一部分市場和資本,但對不同行業的企業有促進作用。Akbar 和Bride (2014) 以匈牙利銀行為研究對象,分析了FDI 對東道國企業的經濟影響。研究表明在市場導向下的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引導國家產業結構合理調整,促進經濟發展,而在資源導向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阻礙國內企業技術吸收,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Paitoon 和Kraipomsak 以泰國為研究樣本,發現FDI 的流入提高了泰國的勞動生產率,改善了該國的經濟發展現狀,促進了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 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國內學者對FDI 與我國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從不同角度考察FDI 對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影響。郭克莎(2010) 分析了FDI 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他通過研究FDI 在我國三次產業中的分布特點,總結出由于FDI 的結構性傾斜,進一步加大了我國產業的結構性偏差,擴大了不同產業之間的發展水平。FDI 能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但是在引入過程中應該合理引導和利用。王洛林、張小娟等(2015)選取在華投資的500 家最大跨國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分析這些大型外資企業在我國投資的特點和影響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能夠有利于國內的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資本,從而促進三次產業的發展。趙晉平(2011)利用最小二乘法研究FDI 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選取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合同金額和三次產業的工業增加值為變量進行分析,結果表明FDI 對我國不同產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對第一產業的影響最小,對第三產業影響最大。李雪(2005) 通過中國1983—2003 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運用格蘭杰(Granger) 因果檢驗和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 協整關系檢驗,研究認為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產業結構效應,但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之間的變動關系并不是長期存在。陳麗籍(2016) 以東北為研究樣本,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擴大了當地制造業的集群效應,加快了東北老工業的工業化進程,促進當地的產業結構的優化。但是拉大了產業間的發展水平,擴大了不同產業的結構偏差。因此,他提出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應該合理引導,保證三次產業的平衡發展。蔣靚波(2016) 利用浙江和上海1985—2004 年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研究,結果得出FDI 對上海市產業結構調整有顯著的作用,能引導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發展。但FDI 不能促進浙江省產業結構升級優化。黃志勇、許承明(2008) 以1999—2006 年的數據為基礎研究了FDI 對上海三大產業貢獻的影響。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上海市產業結構調整影響顯著,而且從外商直接投資的流量觀察,其對三次產業的作用大小相同。但是從存量看,對不同產業作用不一致,FDI 和第二、三產業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和第一產業呈現負相關關系。王湘君(2014) 在產業經濟學、國際直接投資學等理論基礎上,分析四川省利用外資和產業結構現狀,并模仿產業結構偏離度公式,通過計算外商直接投資偏離度分析FDI 對四川省產業結構的影響。通過計算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三產業的投資遠離最佳邊際投資水平,即投資過度,而對第一、二產業投資不足。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過多投入房地產所引起。賴艷麗(2015)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描述了廣東FDI 和產業結構的現狀,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恩格爾-格蘭杰協整關系檢驗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有效地促進了廣東產業結構的升級。引進FDI 后,廣東省的產業結構比例發生了轉變,由原來的“一二三”結構轉變為現在的“二三一”結構,尤其是第二產業發展速度迅速,符合產業結構演變規律。李慧(2016) 以中東歐為研究樣本,將制造業附加值占社會總附加值的比重和服務業附加值占社會總附加值的比重兩個為研究指標,對外商直接投資與中東歐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說明,FDI 的流入提高了第三產業的產出比重,同時降低了第二產業制造業的相應比重。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度化。姜倩倩(2018) 選取1985—2015 年時間序列數據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FDI 能有利于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同時從FDI 在三次產業中的分布以及在不同地區的分布闡述了第三產業引入FDI 能拉動我國經濟的發展。邢新(2019) 選取1990—2014 年的數據建立分布滯后模型(DLM),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廣西產業結構所帶來的不同調整效應,結果表明由于FDI 在三大產業間的結構性偏差,導致其對不同產業間的作用影響不同,但是它總體上促進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第一產業的影響為負效應,因此擴大了不同產業間的差距。

(三) 研究成果綜述

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先驗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從研究數據選取方面來講,已有研究基本上是以時間序列數據或面板數據研究為主,考察全國視角下的外商投資對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在研究數據選取與運用方面缺乏突破。二是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將視角定位于省域范疇,即考察全國或省份外商投資的情況,缺乏基于直轄市或是地市級單位的考察,此外從研究方法方面來講,VAR 模型估計、格蘭杰因果檢驗、面板數據模型以及一般回歸模型成為研究本選題的傳統方法,在機理辨析、定性分析等方面的研究還不多,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創新性不足,僅僅是切換了研究數據和對象,并沒有實質的創新。三是從研究的系統性來講,已有成果將研究直接定位于外商投資對于產業或行業結構的影響,對于影響因子、作用機理以及現實狀況缺乏具體的闡述,造成整體研究的系統性不足。四是指標變量選取方面,已有研究多數將三次產業結構作為因變量納入分析框架之中,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三次產業內部還可以進行具體的行業劃分,如以三次產業來替代行業,未免有欠合理與科學。

綜上所述,本文擬嘗試在如下幾個方面展開創新:第一,從研究視角方面,本報告將研究對象定位于北京市外商投資,增強研究的具體性和針對性,突破先驗研究以全國和省份為研究視角的傳統方法。第二,從研究方法方面來看,本文將突破原有研究方法的限制,從統計學分析方法出發,運用主成分分析、函數型數據分析方法來講綜合考察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的基本情況以及對具體行業結構產生的不同影響。第三,從研究內容來看,本研究報告涵蓋現狀解讀、機理辨析、影響程度檢驗以及因素考察等幾個關鍵部分,從整體和系統性方面來考察北京市外商投資對于具體行業結構的影響程度。第四,從數據選取與指標變量構建方面,本研究報告一改以往研究以三次產業結構為因變量的研究方面,選取北京地區三次產業所涵蓋的8 個具體行業為研究對象,考察北京外商投資對于每個具體行業的影響,而不將研究視角僅僅停留在三次產業方面。

二、北京市外資發展水平與影響因素分析

鑒于研究分析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完整性,本部分樣本選取全國各省市(港澳臺除外) 2005—2016 年外資實際利用金額數據作為主要考察指標,單位統一為億美元,同時選取產業結構層次系數、區域生產總值、對外開放程度等指標作為輔助研究指標,其中,產業結構層次系數公式為:

其中,gj代表地區第j個產業增加值占同期生產總值的比重;各省份對外開放程度指標由公式獲取,其中,Tradei、OFDIi、IFDIi和GDPi分別代表同期i地區的貿易總值、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外商投資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上述基礎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相關各省份歷年《統計年鑒》。

(一) 北京市外資發展水平與影響因素概述

1.北京市外資發展水平變遷

從時間演變范疇來看,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呈現出規模不斷提升,投資行業日趨優化的演變歷程,北京市外商投資存在以下幾點主要的演變發展態勢:第一,北京市外商投資規模在2005 年、2010 年以及2016 年間呈現出上升的發展態勢,三個年度投資規模分布達35.26 億美元、63.63 億美元和130.3 億美元,這與北京市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優化營商環境和加強招商引資力度密不可分。第二,從全國各省市階梯分布來看,三個考察期中北京均位于第二階梯,處于東部沿海省份和西部內陸省份的中間地帶,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面,盡管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勢頭顯著,但與沿海省份還是存有差異和發展空間。第三,外商投資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特征,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外資規模較大,發展成熟,西部內陸地區規模小,發展相對滯后,對于北京地區來講,位于東部非沿海地區,憑借政治中心、成熟的金融體系、優越的營商環境、開放的發展理念以及堅實的外資發展基礎,其外商投資發展水平始終較為平穩,長期發展態勢良好,這一點在上述圖中也得以體現。

2.北京市外資發展影響因素探析

上文主要闡述了北京市外商投資的演變態勢情況,從中得知,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態勢良好,在全國屬于外商投資發展成熟區域,但與沿海省份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和發展空間,據此,本部分將分析進一步深入,從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三個視角來考察外商投資的發展影響因素問題。

(1) 經濟總量。在經濟總量方面,呈現出由東部、中部向西部的逐步遞減的態勢,東部沿海地區,如山東、福建、上海、江蘇等地區的經濟總量在2005 年和2016 年位于第一階梯,北京、河北、河南以及遼寧等省份居于第二階梯,新疆、西藏、青海、甘肅等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較低,位于第三階梯區域,這與全國外商投資規模布局較為一致,這也說明省際經濟總量差異是影響外商投資發展水平的一大因素。具體到北京地區,長期以來,北京市經濟總量規模位于全國中上游水平,與北京地區外商投資規模發展態勢相吻合,由此可推知,經濟總量規模是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因素。

(2) 產業結構發展水平。上文分析得知,經濟總量是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一大因素,此外,產業結構發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在此,本部分從產業結構層次系數的視角來檢驗北京市外商投資的影響因素問題。從理論上講,產業結構層次系數取值位于1 和3 之間,取值越大代表產業發展水平越高,據此來看,從整體方面來看,從2005—2016 年間,我國全國整體產業結構趨于優化,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態勢顯著,由2005 年的2.0 至2.24 提升至2016 年的2.23 至2.42。

從具體地區情況來看,北京地區、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層次水平較高,明顯優于西部內陸地區,這也與全國乃至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間接地印證了產業結構發展水平是北京市外商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

(3) 對外開放程度。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水平從內向型因素的角度考察了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影響因素問題,為了使分析更為全面和完善,本部分從地區對外開放程度的外向型因素切入,分析其與全國和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內在關聯。

一方面,相比基期的2005 年,2016 年北京市的對外開放程度產生了一定的變化,由第二階梯升至第一階梯,由此說明長期以來,北京市外貿發展的重點由注重“量”轉向“質”的升級,對外開放程度絕對值有所上升,整體的經貿質量在不斷提升,有效契合了國內的經濟轉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此外,北京市對外開放程度在兩個考察期內均處于全國領先位勢,這與北京市外商投資在全國所處水平相吻合,且演變的態勢也較為一致,表明對外開放程度是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全國分布情況基本上反映了實際情況,即東部沿海地區,如廣東、上海、山東、遼寧以及浙江等省份的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同時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則呈現出逐步下降的態勢,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但這一趨勢正在趨弱。

(二) 主成分分析

1.指標體系構建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受到國內外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一般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北京地區經濟增長率穩升、CPI 指數溫和將減低外商投資企業的經營成本,充實投資本金,同時,產業結構調整,轉移落后產能也將影響到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的行業選擇與投資效益。二是北京市對外經貿發展情況,伴隨北京市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雙向投資發展和貿易規模逐步攀升,外貿依存度抬高,為北京招商引資工作創造了外部條件。三是世界經濟走勢,全球經濟形勢低迷或高漲將影響國際投資活動的未來走勢與企業投資預期,進而對北京市外商投資整體發展情況產生一定的影響。據此,本文構建宏觀經濟指標、對外經濟指標和世界經濟指標等評價體系來考察影響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的經濟性因素。指標說明和變量來源如下表1 所示:

表1 指標體系構建與說明

根據原始數據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被解釋變量選擇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解釋變量包含三個指標體系,宏觀經濟指標選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產業結構層次水平和物價指數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代表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宏觀經濟大環境。對外經濟指標方面,本文構建包含貿易依存度、商品進出口貿易總額、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等變量的指標體系,表示北京地區影響外資企業來京投資的開放條件與企業國際化水平。世界經濟指標方面,共包含全球經濟增長率和國際直接投資增長率兩個變量,用以衡量北京市外資企業進行直接投資的外部條件與國際環境。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本部分統計分析所運用數據年限為2003—2016 年,由于指標間計價貨幣和單位不同(美元或人民幣),為此,本部分依據各年中美匯率中間價將數據單位統一折算為億美元。

2.相關系數分析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本文主成分分析部分所需的各指標原始數據,指標間衡量單位各不相同,有以美元作為衡量單位,還包含百分比以及產業結構層次系數的數值衡量方法,如此來看,研究原始數據存在量綱問題,而量綱問題將對統計分析結果產生有偏影響,導致預測結果有失準確性。為了避免原始數據的量綱問題和統計誤差,本文引入數據標準化公式來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量綱差異的不利因素,標準化公式如公式(1) 所示。

有關數據標準化處理方法很多,大致包括Min-Max 標準化法、z-score 標準化法以及Decimal scaling 小數定標標準化法,出于本文研究數據的特征性和研究目標的考慮,筆者在此引入z-score 法來展開數據的標準化處理,公式(1) 為z-score 數據標準化表達式,其中和σj分別表示原始數據數量值、平均值與標準差,該方法運用原始數據均值與標準差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是當前使用較為普遍的數據標準化處理方式。本文所用統計軟件為SPSS19.0。

在進行主成分分析前,出于研究嚴謹性考慮,本文首先對主成分分析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常規檢驗,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兩種,即指標變量的相關性分析法、KMO 統計量與Bartlett 球形檢驗,檢驗結果分別顯示在表2 和表3 中。

表2 相關系數結果分析

表3 KMO 統計量與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

續表

從分析結果中可以得知,一方面,在相關系數表中,部分變量間存在較高的相關程度(高相關度見文中星號),最高達0.868,由此可以判定8 個指標變量間存在相關關系,具備進行主成分分析的前提。另一方面,由KMO 統計量與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可知,KMO 統計量值為0.735,Bartlett 球形檢驗伴隨概率達0.000。根據KMO 統計檢驗與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判別法則(Kaiser,1974;唐義和李新然,2009),如果KMO 統計量值大于0.7,則較為合適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此外,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小于0.05 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說明主成分分析模型整體構建良好,可以據此展開下一步的統計分析。

3.主成分分析過程

(1) 方差貢獻度分析與公因子提取。在主成分分析模型適用性檢驗的基礎上,本文采用SPSS19.0 軟件對8 個指標變量進行方差貢獻度分析與主成分分析公共因子的選取,分析結果顯示在表4 中和圖1 中。依據主成分分析公因子提取法則,變量1、變量2 和變量3 的特征值均大于1,因此本研究共選取3 個公因子來解讀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從方差貢獻度和累積貢獻度結果中能夠看出,三個公因子的方差貢獻度分別達46.325%、26.008%和16.575%,累積貢獻度為88.907%,符合主成分分析公因子提取要求,同時也說明上述三個公因子基本反映了原始數據所涵蓋的大部分信息。

表4 方差分解與主成分提取

圖1 主成分分析碎石圖

(2) 因子載荷矩陣分析。延續前文主成分分析過程,在得到三個公因子后,本文采用方差最大化方法來獲取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結果。表5 顯示了初始與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結果,一般來說,因子載荷越高,說明該因子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對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影響因素的解讀力越強,為了便于辨認,筆者將高因子載荷值在表5 中標出。

表5 因子載荷矩陣分析結果

依據表5 中結果,初始因子載荷矩陣與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分析結果比較一致,第一因子F1 方面,地區生產總值、產業結構水平、北京地區貿易總額、對外開放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載荷值相對較大,均達到0.60 以上,這些因素主要反映了影響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開展的國內外經濟因素,據此將F1 命名為“基礎經濟因子”。第二因子F2 方面,變量北京地區物價指數的因子載荷值在旋轉前后分別達0.756 與0.615,由于CPI 指數是國內價格水平的衡量標準,也間接地體現了外資企業的國內生產經營成本,是北京地區外資企業開展海外投資并以此來降低成本的誘因所在,據此將F2 取名為“經營成本因子”。第三因子F3 方面,變量全球經濟增長率和世界外商投資增長率的因子載荷值分別達0.875、0.735 與0.733、0.697,從結果可以看出上述兩個變量與F3 的相關度較高,體現的是外部經濟環境對北京市外商投資的影響,因此定名為“投資環境因子”。至此,本研究通過主成分分析將可能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8 個因素降維至“基礎經濟因子”“投資環境因子”和“經營成本因子”等三個主成分,據此來考察影響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的經濟性因素問題。這與前文ArcGIS 分析部分所得地區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和對外開放程度影響北京地區外商投資發展的結論較為契合。

(3) 因子載荷矩陣分析。如前文表5 所示,本文得到了影響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的三個經濟型公因子,即“基礎經濟因子”“經營成本因子”和“投資環境因子”,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主成分分析結果的數學模型表達式表現如下:

公式(1) 至(4) 和表6 顯示了根據經旋轉的因子載荷矩陣結果得出的主成分分析表達式和時間序列分析結果,其中F 值由公式推算而得。其中,Fi和γi分別代表第i個主成分值和相應的特征值。從中能夠推論出以下結論:首先,在“基礎經濟因子”(F1) 中,地區生產總值、產業結構水平、北京地區貿易總額、對外開放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等因素均對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成為影響北京市吸引外資的第一因子。其次,“經營成本因子”(F2) 中,物價指數變量的影響系數為0.615,表明物價水平或國內生產經營成本的下降將引致外資企業來京投資經營,與國內企業爭奪市場份額,說明外商企業來京投資將受到國內物價水平的一定影響。再次,“投資環境因子”(F3) 方面,全球經濟增長率與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增長速度對北京市外資企業投資行為影響較為顯著,均達0.6 以上,說明外部投資環境和國際經貿走勢的改善將有力推動在京外資企業的投資活動。最后,分析結果表6 說明在2003—2016 年的考察期內三因子對北京市外商投資行為產生明顯影響,所構建的主成分分析模型較為合理。由此來看,北京地區外商投資的發展和優化需以國內經貿發展態勢為根本條件,穩定的外部投資環境提供外部保障,這樣北京市外商投資規模和質量才能夠得到不斷提升,實現拉動北京地區經濟發展和外資企業盈利的“雙贏”模式,從而帶動國內各項經濟事業的穩步推進,助力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

表6 主成分時間序列分析結果

續表

三、北京外資企業對行業結構影響的經濟學機理分析

(一) 基于行業供給層面的影響

1.資本存量供給

FDI 改變了北京的資本供給狀況。促進資本形成歷來被認為是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鐕緫{借其巨大的平均規模和其他特殊資產優勢,通過各種途徑促成了東道國資本存量的增加。資本要素的增加使本國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產量以及該產品在全社會產品中的比重都增加。由此,東道國的行業結構得以調整和升級。其中在合作、合資、獨資或外商投資股份制四種方式中,獨資經營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東道國增加資本存量的貢獻最大,因為獨資方式既可以增加當地的儲蓄,也可以增加其投資。除了直接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形成的資本之外,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也會引發東道國的國內投資。隨著資本要素的增加,東道國要素豐裕度轉變,從而使東道國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產量絕對值以及其在全社會產品中的比重都增加,行業結構得以調整和升級。

2.勞動力供給

根據圖2 中的供給層面機制圖,勞動力對于行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貢獻主要來自其自身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管理能力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勞動力供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力的數量以及質量上。從數量上而言,由跨國公司在北京成立的子公司直接雇傭的勞動力比那些在北京內資企業就業的勞動力享有更高的報酬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因此外資企業會產生一種人才聚集效應,吸引具有高素質的人才,從而增加當地勞動力的數量。根據北京市商務委公布的數據,目前北京共有約70 家全球500 強外資企業,僅次于東京和巴黎,位列第三。這些世界著名的企業吸引了國內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優秀的人才。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勞動力質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人員流動以及外資企業對東道國在職培訓產生的。首先,在其他條件不變時,高素質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使得當地勞動力整體素質上升;其次,跨國公司往往更加注重員工的培訓與再教育,通過直接對其子公司的員工進行培訓,以推動技能提升,除了可以促進該企業內部人員素質的提升,還對內資企業具有影響、引導作用;最后,由于存在技術外溢以及行業傳遞機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對上游供應商提供培訓提高上游產業的勞動力技術水平以及管理能力。

圖2 行業供給機制圖

3.生產技術供給

行業或產業結構升級往往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斷通過優化行業結構提高資源轉換效益。自然資源優勢、勞動力價格等要素供給的變化都會對行業結構產生影響,但產業發展的歷史表明,技術進步對行業結構升級具有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唯有技術進步,才能使行業結構發生重大的質的變化。技術轉讓和技術的有效利用是發展中國家試圖從國外直接投資中獲得的最大收益?？梢酝ㄟ^直接或者間接方式獲得技術。直接轉移,通常出現在合資或者合作經營方式,比如在合資經營中,允許外商以技術、設備作價出資,或者是在合作經營中,由外商直接提供技術。技術的間接轉移主要是通過技術服務、咨詢、職工培訓、人員流動以及國內企業的學習、觀摩和模仿等途徑實現。具體來看,由于存在行業競爭傳遞機制,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使得東道國企業認識到更加先進技術的存在以及更加直接地感觸到其使用效益,并迫使和激勵東道國的內資企業采用更為有效的生產方法,提高研究、開發支出。此外,技術溢出效應對東道國企業技術改進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積極的影響。由于市場上最先進的技術總是控制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企業手中,因此如果依靠自主研發而進行技術創新成本高、風險大、花費時間長,但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方式獲得技術的成本相對較低,花費時間也較少,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國許多專家提出要用“市場換技術”的原因。技術要素的提高,使得北京從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業逐步轉向技術密集、高附加值產業,產業結構不斷升級。

(二) 基于行業需求層面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在影響東道國供給結構的同時,也影響著該國的需求結構。需求變化,一方面是需求總量的增長,另一方面是需求結構的變化。這既體現在生活消費需求的變化,也體現在生產消費結構的變化。需求總量、結構的變化都會引起相應行業部門的擴張或縮小,也會引起新行業部門的產生以及舊行業部門的衰落,通過消費結構的變化促進生產結構相應變化,從而導致行業結構的相應變化。如下圖3 顯示了需求層面的機制圖。

圖3 行業需求機制圖

第一,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入北京,特別是高科技行業或者新興行業,會生產出許多新興產品或者服務,這些產品或者服務往往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具有更高的性價比,更容易被消費者接受,因此新興產品或服務的出現提升了北京的生活消費需求結構。此外,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人均工資的不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增強,消費需求總量擴大,居民對于消費品有了更高的要求,消費需求趨向多層次和多樣化,生活消費結構升級。特別是外資企業員工的工資和對于消費品的需求往往高于當地其他企業,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會帶動當地整體消費水平和結構的提高。在需求結構中,對行業結構變動影響最大的是個人生活消費結構,因為個人消費結構不僅直接影響最終產品的生產結構和生產規模,也間接影響中間產品的需求,從而影響中間產品的行業結構。

第二,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會通過行業關聯機制改變東道國生產消費需求結構。在向后聯系中,外資企業作為市場中的需求者,對產品的性能、質量、技術含量以及服務的種類、更新速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變了原有狀態下的生產消費需求。

四、北京外商投資影響行業結構調整的函數型數據分析

(一) 函數型數據分析法引入

1.函數型數據介紹

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數據類型屬于函數型數據,或者說可以從函數的視角來解釋和分析的數據,它的表現形式有很多種,比如人的身高隨年齡增長的數據、不同地區多個觀測點的溫度和降雨量數據、人在走路時胯骨和髕骨角度變化的數據、經濟領域中某些經濟指標的數據等。這些數據可以是單獨的,也可以是成對出現的。用術語表述就是,包含有表現為函數形式的自變量的數據。如果把這些數據放在坐標里,它們的表現形式為各種曲線,這些曲線形狀各異,光滑程度也不盡相同。

函數型數據關系式不同于一般的線性關系式,一般的線性關系式中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為:

那么,函數型數據不再是一些個體觀測數據,而是看作一個整體x(t),t=1,2,3,4,…,n,通過擬合可以做出一條光滑的曲線,它的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式為:

其中,t 是自變量,x(t) 是協變量,y 是因變量(離散觀測值)。

從傳統研究方法來看,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影響行業結構調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靜態比較分析,即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來檢驗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行業結構的數值影響以及影響因子的作用效果,這些方法能夠在一定程度和范疇內考察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調整效應,但所得的分析結果是對應于靜態狀況下的效果,缺乏對動態效果的分析。本報告所運用的函數型數據分析則很好地克服了傳統研究的這一缺陷,從靜態和動態相結合的角度來全面、系統檢驗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調整效果,彌補了傳統計量模型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同時也進行了嘗試性的方法創新。

2.數據平滑與函數擬合原理

現實生活中經常遇到體現為函數型特征的數據,但是這些數據往往是離散點的形式,并且這些數據是有限多個,為順利使用函數型數據的計算和分析方法、挖掘出數據包含的內部特征,首先需要對觀測值(離散數據) 進平滑化處理,那么對這些原始的離散數據怎么進行擬合,即對x(t) 進行估計,在函數型數據分析中使用基函數法對x(t) 估計,采用一組基函數的線性組合,公式為:

其中,φ1(t),φ2(t),…,φk(t) 是一組基函數。常用的基函數主要有:正弦基函數(Sine basis function)、傅里葉基函數(Fourier basis function)、樣條基函數(Spline basis function)、多項式基函數(Polynomial basis function)等。一般的函數型數據問題都可以用以上4 個基函數來擬合,其中最常用的是多項式基函數,正弦基函數、傅里葉基函數較適合處理周期性函數型數據,多項式基函數、樣條基函數較適合處理非周期性函數型數據。

根據實際問題的需要選擇基函數之后,另一個問題是確定系數向量ci=(c1,…,ck)′,那么接下來用最小二乘法或廣義最小二乘法確定系數向量,即SMSSE(y/c)=min{(y -φc)′(y -φc)} 或SMSSE(y/c)=min{(y -φc)′W(y -φc)}:

如果單純追求擬合的函數曲線盡可能接近離散的觀測數據點,求出的x(t) 曲線可能出現波動、震蕩。

為避免上述情況,一是可以通過控制基函數的數量調節擬合曲線的光滑程度,二是可以通過增加懲罰函數項,后者優于前者,增加懲罰函數既保證了函數光滑的連續性,又可以較好地兼顧擬合的接近程度。

懲罰函數定義為對擬合函數二階導數的平方再積分,即

擬合函數二階導數的絕對值越小,它的曲率就越小,那么曲線的波動和震蕩就越小,反之亦然。知道了懲罰函數項,就得到帶懲罰函數項的公式

這里的λ是懲罰項的平滑調整參數,起調整懲罰力度的作用,估量擬合函數與觀測數據之間的轉換率。當λ變大時,非線性函數將受到懲罰項也隨之增大的懲罰力度,那么復合標準的PENSSEλ(x) 要更多地重視x的光滑度,減少對數據的過度擬合。因為,當λ趨向于正無窮時,擬合曲線x必須接近觀測數據的標準線性回歸,這時PEN2(x)=0。當λ變小時,對變量的懲罰力度變小,曲線x就會變得“粗糙”,當趨向于0 時,曲線x接近于數據的插值。

得到待估曲線x(t) 后,可通過求函數的導數來分析數據的變化特征,比如用一階導數來研究曲率的變化特征,用二階導數來研究曲線的加速度。

3.函數型數據相關性分析原理

假定xi(t) 為一組樣本曲線,yi(t) 為另一組樣本曲線,i=1,2,…,N,則均值曲線分別為:

方差函數可表示為:

自協方差函數為:

據此可得自相關函數表達式如下:

兩組曲線間的交叉協方差函數是:

由此可知兩組曲線間的交叉相關函數表達式為:

(二) 函數型數據來源與實證分析

1.樣本數據來源

根據研究樣本的可獲得性、完整性與研究主體,選取2004—2014 年北京地區農林牧副漁業、制造業、建筑業、信息傳輸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房地產業和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等8 個具體行業的外資就業人數、外商投資額、外資企業數量、外資企業利潤以及北京市上述8 個行業的增加值和就業總人數等數據,全面考察北京市外商投資對于行業結構的影響。以上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北京市統計年鑒》,統計計量工具選取Matlab 和R 軟件來實現。

2.實證分析

(1) 自相關分析。上述內容介紹了函數型數據相關分析的基本機理和主要數據來源,在此基礎上,本報告將研究內容進一步深化和豐富,從自相關分析和交叉相關分析兩個視角來考察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具體行業相關問題以及北京市外商投資所引致的行業結構調整效應。下圖4 至圖7 分別顯示了2004—2014 年北京市外商投資分行業就業人數、投資規模、行業利潤和企業數量自相關函數的等高線圖和三維透視圖,圖8 和圖9 顯示了2004—2014 年北京市不同行業增加值與從業人數的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和三維透視圖。

圖4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就業人數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5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6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行業利潤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7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8 北京市不同行業增加值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9 北京市不同行業從業人數自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從上述統計分析結果中,能夠獲得如下幾點研究結論:第一,從北京外商投資分行業情況角度來看,就業人數方面,北京不同行業外資企業間在就業人數方面存在高度的相關性,相關程度高達0.8 以上,并且在2004—2014年的不同時間點上,相關系數呈現出上升的態勢,這說明在京不同行業(涵蓋三次產業) 外資企業就業人數間存在滯后效應和相關效應,外資行業就業人數的增加將吸引更多的勞動者參與到外資行業中工作,同時說明通過調整行業從業人數可以間接地實現人力資源在行業間的優化配置,間接地促進行業結構優化。外資投資規模方面,從圖5 中的結果中可以得知,北京外資企業在不同行業投資規模上具有正相關關系,但相關系數差異較大,分布范圍處于0.1～0.9 之間,并隨著時間的推進有所降低,這說明外資企業來京投資經營將在一定程度上帶動相關行業外商投資規模的增加,但具體影響程度,要依據行業間在生產、經營等方面的緊密程度而定,此外,外資投資規模的時間變動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果,前期投資規模大幅提升,在此基礎上,一些行業的投資可行性和盈利性并不樂觀,呈現飽和態勢,因此在后期自相關系數有所變小。在行業外資企業數量方面,類似于從業就業人數,不同行業外資企業數量間存在較高的相關程度,在考察期內保持在0.7 以上的水平,從橫向時間節點來看,從2004—2014 年,北京市不同行業外資企業數量的相關系數保持平穩,由此說明這一時期,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發展比較平穩,企業數量規模穩步提升,隨著外資企業在京投資規模和數量的增加,北京外資營商環境逐步改善,越來越多的外企看好北京市這個大市場,并陸續將落腳北京,開展跨國經營。第二,圖6 顯示了2004—2014 年北京市不同行業外資企業利潤水平的自相關情況,與前者分析結果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內,相關系數呈現出先增后減的逐年波動趨勢,2004—2006 年間保持在0.5 左右的水平,在2007—2011 年升至0.7 左右,并在2012—2014 年降至-0.2 左右的水平,由此可推知,北京市不同行業外資企業在經營利潤方面雖存在一定的程度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關系并不穩定,前期盈利的行業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并展開激烈的市場經濟,由此引起外企行業利潤的降低甚至虧損,出現退出市場與新興崛起相交替的現象,如此通過稅收手段來實現外資企業的行業分布甚至優化目標有待謹慎。第三,從北京市行業發展角度來看,圖8 和圖9 顯示了北京市不同行業增加值和從業人數的自相關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兩組圖示均顯示出來高度的自相關系數,均值達到0.75 以上,且在整個考察期的不同時刻保持穩定的態勢,這說明北京市不同行業在增加值和從業人數方面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優化行業結構可以從調整行業分布和從業人數規模兩條路徑來著手。

(2) 交叉相關分析。上述內容具體分析和考察了北京市不同行業外資企業數量、投資規模、就業人數、行業利潤以及北京市不同行業增加值和從業人數的自相關函數問題,在此,本報告將研究深化,探討北京市外商投資與行業增加值、從業人數的交叉相關分析問題,分析結果如下圖10 至圖14所示。

圖10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就業人數交叉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11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從業人數交叉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12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行業增加值交叉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13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與行業利潤交叉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圖14 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與企業數量交叉相關函數等高線圖與三維透視圖

從圖10 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如下信息:第一,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從業人數呈現負相關關系,從2004—2014 年的整個考察期內,相關系數始終保持在-0.3～0.6 的數值范圍,由此可以在側面反映出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對于不同行業的就業情況來講具有一定程度的調整效應。第二,從時間橫向坐標軸來看,從2004—2014 年,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就業人數間的相關系數大小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說明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行業從業人數間的負向關系是較為穩定的。伴隨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在京外資企業的數量與用人需求將進行調整,促進勞動力資源的行業流動與配置,將引致本行業和相關行業外資企業就業人數的上升。

上圖11 反應的是2004—2014 年間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與在京從業人數間的交叉函數圖示,從中能夠得知,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與總體行業從業人數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北京市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的貫徹執行,北京市營商環境以及對于外企的吸引力不斷提升,客觀上帶動了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的發展,外資企業數量的增加,行業不斷拓展,都將進一步增加對不同行業、技能水平勞動者的需求,從而促進行業產值規模的提升和調整。此外,在2004—2014 年間,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行業從業人數間的交叉系數呈現下降的趨勢,在2004—2006 年間、2007—2009年間與2010—2014 年間,交叉系數由0.7 左右降至0.3 左右水平,相關系數的下降表明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對于整體從業人數的影響不及外資行業從業人數顯著,但也不失為影響北京市行業就業規模和產值的重要因素。

圖12 中顯示了2004—2014 年間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各行業增加值的交叉相關系數情況,具體來講,存在如下幾點特征:第一,從影響效果來看,能夠清晰地看出在整個考察期內,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曲線與行業增加值曲線的交叉相關系數為正值,分布在0.1～0.8 的范圍內,由此可以說明兩點,一方面,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的發展促進了外資行業生產規模的提升和行業調整,隨著北京市外商投資的不斷發展,這一增加值遞增效果將更為顯著。另一方面,北京市行業規模、增加值規模的上升和營商環境的改善將對外資企業產生強烈“引力”,紛紛來京進行經營,在實際中促進了北京市各行業外商投資的發展和行業優化。第二,從相關系數的變動趨勢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間的交叉相關系數呈現出逐年遞減的趨勢,相關程度降低,由2004 年0.6 左右水平降至2014 年0.1 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外商投資帶動行業規模增加的效應在減弱,這主要是近幾年北京市將經濟發展目標放在質量方面而非規模指標,為此,北京市外商投資發展應與行業結構調整目標緊密契合,實現共同良性發展。

上圖13 展現了在考察期內,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相應外資行業利潤水平間的交叉相關系數走勢,利潤水平是衡量在京外資企業經營狀況的重要指標,從交叉相關系數的走勢來看,整體上呈現出倒“U”字型態勢,即在2004—2012 年左右表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由2004 年-0.3 左右的平均水平升至2012 年-0.1 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后呈現出一個下降的狀態,在2013 年和2014 年的兩個時期內,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投資規模與外資行業利潤水平間的交叉相關系數下降到-0.4 左右的水平,從整個時期來看,經歷了一個先遞增后遞減的倒“U”型動態,這表明隨著北京地區不同行業外資企業投資規模的增加,其在東道國所獲得利潤水平將同步提升,并對行業增加值規模產生間接的促進作用,但存在年份和行業間的差異,獲益低的企業或行業將被兼并或資源重組,實現了行業資源配置優化和結構調整。之所以存在下降態勢則與國內經濟形勢、外資行業政策與全球經濟環境的低迷與高漲存有一定關系。

圖14 顯示的是從不同行業外資企業數量角度來展現的北京市外商投資對于行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從圖中可以獲知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行業外資企業數量間交叉相關系數為負,由此說明北京地區行業外商投資規模的提升將有力調整各行業外資企業的數量,實現外資企業的優勝劣汰。這種效果包含三種形式,一是通過新行業外資的引入來實現,即外資企業進入新的投資行業,突破原有行業經營的范疇。二是外資企業進入所屬行業或相關的上游或下游行業。三是通過兼并或重組來實現對其他行業以及本行業企業的收購。以上三種路徑在增加北京地區外資企業行業絕對數量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營以及人力資源等要素,促進了行業資源優化和行業結構調整升級。第二,從整個時間軸來講,北京市不同行業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與行業外資企業數間交叉相關系數值表現出穩步遞增的態勢,該相關系數由2004 年-0.6 左右的水平升至2014 年-0.2 左右的水平,數據背后所反映的是北京市行業外商投資對于行業外資企業數量的影響力逐步增加,充分彰顯了我國以及北京市所倡導的以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為核心的戰略思想,盡管如此,北京市外商投資對于行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和作用是顯著存在的。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 主要研究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過程,本研究獲得如下幾點研究結論:一方面,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資通過供給和需求兩個路徑來共同作用于北京市行業結構的調整。外資企業的進入對北京市內資企業產生技術外溢效應,在市場競爭中國內企業不斷提升技術效率、創新生產方式,對外資企業所屬行業的技術水平產生一定的帶動效果。外資的流入不僅使北京市獲得了建設資金和先進技術、勞動力資源,同時,行業間的關聯效應使得上游行業和下游行業的技術發展水平得到協調和系統的提升,逐步摒棄了行業內部落后的生產方式和技術水平,促進行業內部結構不斷升級。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進入北京,會生產出許多新興產品或者服務,這些產品或者服務往往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加之市場規模擴大、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消費能力增強等因素影響,引致外資企業生產結構發生變化,通過行業關聯機制引起對上下游產業需求的變化,對原材料的性能、質量、技術含量以及服務的種類、更新速度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帶動同行業企業變革技術、創新產品種類,行業結構隨之發生漸進調整。另一方面,函數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從函數自相關分析角度來講,外資行業就業人數、外資行業投資規模、外資行業利潤、外資行業企業數量以及行業就業人數和增加值等均存在正向自相關關系和顯著的滯后效應,這說明北京市不同行業外資規模的提升不僅僅帶動了行業投資規模的后期增加,同時間接地對于外資行業就業人數、外資數量、外資行業利潤以及行業增加值和從業人數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效果。從函數交叉分析中可知:行業外商投資與行業就業人數與增加值呈正相關關系,這說明伴隨外商投資規模的不斷提升,北京市行業增加值與行業就業人數將不斷進行調整和優化,有助于北京市行業結構優化升級。此外,北京市外商投資與外資行業就業人數、外資行業利潤、外企數量間存在負相關,并且在整個考察期內相關系數呈現出波動、正負交替的態勢,表明伴隨外商投資的進一步發展,外資數量、利潤、就業人數等將相應地做出調整,并客觀上促進行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二) 政策啟示

基于如上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三點政策啟示:一是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加快體制改革,完善市場制度,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北京應該進一步修改和淘汰與現在市場不符合的一些經濟制度,進一步開放國內壟斷的一些行業,如金融服務,水利服務、居民服務等,讓外資適當的參股,使市場多元化。政府要提高服務效率,簡化外商投資的行政審批手續。對于高新技術企業,要設立綠色通道,給他們提供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方便,創造和諧的投資環境,讓跨國公司感受到尊重和便捷。二是擴大外資來源和外資投資方式。當前北京市的主要外商投資來源比較單一,因此,在繼續增加港澳臺資金的基礎上,也要吸引更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投資,不斷提高外資的質量和水平,促進外資的多元化發展。積極鼓勵發展獨資經營為主的投資方式的同時鼓勵外資進入國有傳統企業,鼓勵外商參股,發揮產業關聯效應,實現外資投資方式的多元化。三是加強國內區域合作。北京應發揮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優勢,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同時進行技術研發,成為技術、營銷和管理中心,發揮經濟轄射效應,為周圍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保障,加強京津冀區域外資企業的協同發展和成果共享,釋放區域外資吸引力,完善京津冀區域的產業鏈合作,充分發揮京津冀城市群的優勢,吸引更多外資的流入,助力全市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