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影響機制研究

李凱 蔡玉軍 陳思同 佘晶晶 辛飛 鮑冉 王凱

摘? ? 要：身體活動促進是解決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問題的關鍵，也是兒童青少年養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前提和基礎。采用文獻資料法、德爾菲法、層次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和數理統計法，以社會生態理論為基礎，立足中國本土文化特征，基于“個體-行為-環境”視角構建中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并通過路徑分析對中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模型進行實測數據檢驗。最終構建出由5個一級指標、15個二級指標和39個三級指標組成的中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實測數據與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模型擬合良好，并得出中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路徑系數，對指導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實證研究和身體活動干預實踐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評價指標體系;影響機制;德爾菲法

中圖分類號：G 804.49? ? ? ? ? 學科代碼：040302? ? ? ? ?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it is also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develop healthy lifestyle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based on social ecological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through the “individual-behavior-environment”perspective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path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verify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mechanism of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Finally，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5 first-level indicators， 15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39 third-level indicators.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d data fit well with the model of physical activity mechanism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physical activity mechanism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hina is deriv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physical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ractic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words：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activ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influence mechanism; Delphi method

自2007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健康的意見》頒布以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并實施了“教育減負”“確保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等一系列舉措，我國兒童青少年的體質健康狀況較10多年前有了一定改善。全國學生體質健康抽測結果顯示，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狀況已呈現出止跌之勢，但仍存在“十二歲陡崖”和“高一最強”現象[1]。同時，因缺乏身體活動導致的超重和肥胖問題依然嚴峻，我國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促進工作仍任重而道遠。

目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研究已從單一關注體質健康轉向身體活動領域[2]。已有大量研究證實，有規律的身體活動能夠顯著提高兒童青少年的體質健康水平[3-4]。同時，兒童青少年時期是形成身體活動經驗和行為習慣的關鍵期，并與其成年后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5]。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兒童青少年每天至少參加60 min中高強度身體活動。然而，我國僅有13.3%的中小學生（9～17歲）達到中高強度身體活動推薦量，且隨年齡增長達標率呈逐漸下降的趨勢[6]，因此，提高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促進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刻不容緩。

有關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的研究，早期研究者多關注個體層面的行為干預理論，例如：計劃行為理論[7]、健康信念理論[8]，雖然這些理論對個體行為起到一定的促進效果，但由于個體之間所處的環境存在較大差異，在維持長期效果方面存在較大局限[9-10]。而社會生態理論提出個人的行為受人際、組織、環境等多層次因素的影響，且這些因素對個人的行為綜合發揮作用[11-12]。近年來，社會生態理論在身體活動領域的應用，為制定科學、全面的干預措施提供了整體框架，使得身體活動促進研究取得較大突破。然而，社會生態理論并未明確不同層次的身體活動的具體影響因素，這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13]。

國外學者對于身體活動及其相關社會生態因素的研究起步早且較為全面，其中有研究者[11-12]基于社會生態理論提出并進一步完善了社會生態學模型，該模型對于身體活動的科學理論轉向實踐應用邁出了重要一步。由社會生態學模型可知，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受個體因素、環境等多層次因素的影響，且影響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環境因素主要由家庭、學校、社區和政策組成。國外已有研究系統梳理了家庭環境包括家庭經濟支持、家庭體育設施與器材、父母身體活動水平等因素[14]，學校環境包括體育場地設施與器材、教師影響、同伴影響等因素[15-16]，社區環境包括公園、娛樂設施的可達性、可獲性等因素[17]，政策環境包括知曉度、執行度等因素[18]。

然而，目前還鮮有專門對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社會生態因素的系統梳理，這與當前我國部分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下降、身體活動不足問題不相匹配。同時，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制度、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國外研究結果具有可借鑒性但不具有可“移植”性，因此，應基于我國兒童青少年及其所處環境特征進行本土化研究，系統梳理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社會生態因素，并構建身體活動促進的相關評價指標體系?；诖?，本研究旨在構建一套用于評價影響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的指標體系，以期為相關測評量表編制等實證研究提供理論依據，以及為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干預實踐發揮積極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文獻資料法

基于研究主題，檢索國內外相關文獻。國內文獻部分，以“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體力活動”“家庭”“學?！薄吧鐓^”“政策”等為關鍵詞，對中國知網等中文數據庫進行檢索，并輔以訪問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的網站獲取相關資料。國外文獻部分，以“child”“youth”“adolescent”“teenager”“physical activity”“family”“home”“school”“community”“policy”等為關鍵詞，在“Web of Science”“EBSCO”等數據庫進行文獻檢索。同時，訪問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國外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相關網站并獲取了資料。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以社會生態理論為依據，借鑒社會生態學模型相關模式，從“個體-行為-環境”視角系統梳理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響因素，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國際研究發展趨勢，甄選符合我國兒童青少年群體的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通過經驗性預選初步構建了包括4項一級指標、19項二級指標、44項三級指標的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

1.2? 德爾菲法

1.2.1? 確定咨詢專家

在“CNKI”數據庫中，以“身體活動”和“體力活動”為主題詞進行文獻檢索，學科領域設置為“體育”，期刊來源設置為“核心期刊”和CSSCI，檢索年限為1979—2018年，截止時間至2018年4月20日，分別檢索到文獻442篇和229篇，共計671篇。運用“Citespace 5.3”軟件對檢索文獻進行量化分析，并通過“author”功能對專家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遴選專家，形成專家咨詢庫。通過分析該庫中專家及其團隊成員近3～5年的相關研究成果及研究動態，選取17位身體活動領域專家組成專家組。專家組成員包括教授5人、研究員1人、副教授7人、講師4人，其中：具有博士學位的15人，碩士學位的2人。工作單位分別為上海體育學院、首都體育學院、江蘇省體育科學研究所等1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1.2.2? 咨詢步驟

根據初步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編制《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專家問卷》，展開3輪專家意見征詢工作。每輪咨詢通過微信、電子郵箱等發送至各位專家，調查過程遵循匿名性、重復性和反饋性原則。第1輪專家調查：主要通過李克特五級量表對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評價，完成評價指標的初步篩選和增添。第2輪專家調查：將第1輪調查調整后的結果及需要回答的問題反饋給專家，并請專家對修改后的評價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評價，進一步對指標進行篩選。第3輪專家調查：將第2輪調查完善后的結果及問題反饋給專家，并請專家繼續對修改后的評價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評價，以確定最終的評價指標體系。

1.2.3? 專家積極系數、權威系數與協調系數

本研究中3輪專家問卷均在規定時間內全部收齊，回收率為100%，具有較高的專家積極系數。專家權威程度（Cr）對咨詢結果的質量具有重要影響，且Cr由專家對指標作出的判斷（Ca）和專家對問題的熟悉程度（Cs）決定，計算公式為Cr=（Ca+Cs）/2。根據相關計算方法[19]得出，Ca=0.94，表明實踐經驗和理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專家意見;Cs=0.81，表明專家對咨詢的問題非常熟悉;Cr=0.88（≥0.7），說明專家咨詢組的權威程度較高。協調系數（W）表示全體專家對評價項的評價一致程度，3輪專家咨詢的協調系數分別為0.276（x2=314.029，p<0.01）、0.315（x2=342.959，p<0.01）、0.240（x2=228.900，p<0.01），說明專家評價具有良好的一致性（W>0.200，p<0.01[19]）。

1.3? 層次分析法

在用德爾菲法最終確定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指標判斷矩陣，并請專家對不同層次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比較，以確定兩兩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最后，運用“Yaahp 12.1”計算出評價指標體系中每一層級指標的相對權重，從而得出各個指標的權重系數。

1.4? 問卷調查法

1.4.1? 問卷的編制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完成后，根據三級指標編制題項庫，并針對兒童青少年的年齡特點修訂學生問卷，經過多次調整、修訂后分別形成了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問卷一。然后，通過專家組17位專家進行問卷的效度檢驗，結果顯示：89.93%的專家認為學生問卷的題干和題項設置合理，82.35%的專家認為家長問卷的題干和題項設置合理;88.23%的專家認為教師問卷的題干和題項設置合理。同時，部分專家也對個別題干和題項優化提出了相應修改意見。根據專家意見對問卷進行修改并分別形成了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問卷二。

抽取佛山市小學、初中和高中各一所學校對問卷進行間隔2周的重測信度檢驗，信度檢驗共調查383位學生和家長，以及16位體育教師。結果顯示：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問卷重測信度平均值分別為0.711、0.433、0.408，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系數分別為0.873、0.591、0.882，表明學生問卷、家長問卷和教師問卷的信度良好。最后，根據信度檢驗結果，對個別信度較低的題干進行語義優化調整分別形成學生、家長和教師的問卷三，用于最終的問卷調查。

1.4.2? 問卷的發放

研究選取我國京津翼、長江三角州、珠江三角州為調查區域，每個區域各抽取2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廣州和佛山，分別在這6座城市的小學（4～6年級）、初中（7～9年級）和高中（10～12年級）各抽取一所學校。在各個學校的每個年級隨機抽取1個班，每個班級人數不少于30人，且每個班級對應調查一位體育教師。最終本研究調查了36所學校、108個班級、108位教師、12 815名學生及其主要撫養人。

問卷有紙質和網絡兩種形式，根據抽樣學校的實際情況選擇填寫方式。問卷由經過統一培訓的調查人員發放，其中學生問卷和教師問卷發放完成并回收，家長問卷由主要撫養人填寫，學校負責人統一收回或網絡監督完成。問卷全部收回后將學生和家長的問卷根據學號進行一一匹配，并對大量漏填問卷進行初步篩查，問卷回收共計8 351份，回收率為65.2%。問卷全部錄入后進一步對異常數據進行剔除，獲得有效問卷共計6 518份，有效回收率為78.1%。教師問卷通過學校和班級代碼一一匹配，并按照學生問卷數量相應增加，教師問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為100%。

1.5? 數理統計法

使用“SPSS 24.0”“AMOS 24.0”進行描述性統計、非參數檢驗、路徑分析等，包括計算各級指標重要性的均數、標準差、變異系數以及影響機制路徑系數等。

2? ?研究結果

2.1?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完善與確定

評價指標的篩選主要依據專家意見集中程度和專家意見協調程度兩類指標。專家意見集中程度采用平均值（M）和認可率（R），專家意見協調程度采用變異系數（CV），并確定了篩選標準[20]：平均值須符合M≥4（M值區間為1～5）;變異系數須符合CV≤0.25，若不符合以上標準的任意一項指標即可剔除。同時，認可率（R≥70%）作為輔助篩選指標，用作觀察專家對指標重要程度的判斷，以使指標的篩選更加科學與合理。

2.1.1? 第1輪專家調查結果

1）一級指標。4項一級指標（A1個體、A2家庭環境、A3學校環境、A4社區環境）得分均值均大于4分，且變異系數低于0.25的閾值，表明目前的一級指標得到了專家肯定。同時，47.1%的專家認為基于我國國情和政策對學校、家庭及社區的環境建設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建議增加“政策環境”指標。經課題組討論決定采納專家意見，增設“A5政策環境”為一級指標。

2）二級指標（見表1）。

（a）刪除指標?！癇3家庭屬性”得分均值較低，且有66%的專家指出該指標相對固化，不具有甄選功能，故刪除B3。

（b）調整指標?！癇6家庭政策知曉度”得分均值為3.94分，雖略低于納入標準，但76.47%的專家持認可態度，結合上文專家建議增加“A5政策環境”的意見，保留B6，并將其與“B7學校體育政策”調整為A5的二級指標“政策知曉度”和“政策執行情況”。

（c）綜合分析保留指標?！癇4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得分均值和認可率均較低，且專家意見存在較大分歧，部分專家認為我國城市較多家庭沒有良好的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經課題組討論，目前我國在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方面的研究相對落后，且通過前期走訪發現城市和郊區的居民在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而國外研究已逐漸趨向對家庭物理環境的探討[21]，因此，課題組選擇保留B4。對于“B14學校體育信息”和“B19社區體育信息”這兩個指標，雖然專家評價得分均值均低于納入標準，但是，根據社會生態學模型可知[11]，體育信息是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且已有研究提出，運動場涂鴉、媒介等[22]的信息宣傳能夠顯著提高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故本研究暫時保留B14和B19。

此外，其余二級指標得分均值、變異系數和認可率均符合納入標準，保留并進入下一輪。

3）三級指標（見表2）。

（a）刪除指標?！癈8成就目標”雖符合納入標準，但大部分專家認為“成就目標”與“自我效能”重復，故刪除C8?！癈9心理健康”“C10學業成績”的得分均值和認可率均低于納入標準，35.3%的專家認為心理健康測量過于寬泛，與其他心理指標不相匹配，且學業成績能否作為心理健康測量指標有待商榷，因此，刪除C9、C10。此外，由于二級指標“B3家庭屬性”刪除，其包括的三級指標C11、C12也刪除。

（b）調整指標?！癈38社區體育設施特異性”得分均值雖低于納入標準，但是，有70.59%的專家認可該指標，且部分專家建議將“特異性”改為“適宜性”，同時增加“安全性”指標。經討論，該指標設定初衷即探討社區體育設施對兒童青少年群體的適宜性，故采用“社區體育設施適宜性”。而“安全性”指標目前在國外學者關于建成環境的研究中已出現，但國內仍未涉及，且考慮到測評和可操作性方面存在較大困難，故未納入“安全性”指標。

（c）綜合分析保留指標?！癈4動機”“C6意愿”得分均值略低于納入標準，但變異系數和認可率均符合納入標準，綜合考慮保留C4、C6。對于較有爭議的二級指標B4和B19，其三級指標“C13家庭體育設施器材”“C14家庭體育空間”和“C44社區體育信息宣傳”也均未達到納入標準，但結合二級指標篩選情況，保留C13、C14和C44。

（d）增加指標。部分專家認為有關“同伴支持”的三級指標應增加“同伴模范”指標，綜合分析后增加“學校同伴模范”和“社區同伴模范”指標。

此外，其余三級指標得分均值、變異系數和認可率均符合納入標準，故保留并進入下一輪。

2.1.2? 第2輪和第3輪專家調查結果

通過對專家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查閱文獻資料及課題組討論，確定了評價指標體系第2輪和第3輪的專家調查問卷，同時將每輪結果在后續調查中進行反饋，并對專家提出的相應問題予以回應，請專家繼續對各級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評價。

1）一級指標。

在第2輪和第3輪調查中一級指標得分均值和變異系數遠高于納入標準，故5項一級指標最終確定納入評價指標體系。

2）二級指標（見表3）。

（a）刪除指標?！癇11學校體育信息”和“B16社區體育信息”在第2輪仍低于納入標準，這與我國體育信息業發展仍處于萌芽階段有關，經課題組討論，刪除B11和B16。此外，“B14社區體育組織”在第2輪中專家認可率和得分均值均低于納入標準，故刪除B14。

（b）綜合分析保留指標?！癇3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在第2輪和第3輪調查中依然存在較大爭議，但綜合考慮我國居民家庭環境現狀及城鄉差異可能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產生不同的影響，故納入B3。

3）三級指標（見表4）。

（a）刪除指標。由于上級指標在第2輪刪除，故“C29學校體育信息宣傳”“C39社區體育信息宣傳”和“C35組織數量”不進入第3輪。

（b）增加指標。部分專家認為“B17政策知曉度”的主體不僅包括家庭主要撫養人還應包括學生，故在第3輪增加“C42學生體育政策知曉度”，且該指標在第3輪符合納入標準。

（c）綜合分析保留指標。在綜合分析“C8家庭體育設施器材”“C9家庭體育空間”上一級指標納入的情況下，將C8和C9強制納入評價指標體系。同時，“C37社區同伴模范”指標為專家建議指標，而第2輪結果雖顯示該指標低于納入標準，經分析后納入該指標，并與專家經過相應解釋、回應后，在第3輪達到納入標準。

此外，其余二級指標、三級指標在第2輪、第3輪專家調查過程中均符合納入標準，故均納入最終的評價指標體系。

經過3輪專家調查，并依據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最終確定了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其中包括：5個一級指標，15個二級指標，39個三級指標，見表5。

2.2?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權重確定

在使用德爾菲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后，權重確定是多指標綜合評價中的重要一環。本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分3個步驟進行指標權重確定，調查人員依然是專家組的17位專家，指標賦權調查過程中共獲得15位專家的回復，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為88.2%。

1）建立層次結構模型。根據遞階層次結構的需要，將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根據一級指標、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分解為3個層次。同一層次的指標要素作為準則，既分別包含于上一層次指標內涵中，又包括下一層次指標要素。

2）構造判斷矩陣。本研究將比較尺度設定為9個等級，其中：1為同等重要，表示兩元素具有相同的重要性;9為極度重要，表示前者比后者極度重要，由專家組對指標權重進行打分。

3）一致性檢驗。專家評估結果通過“Yaahp”軟件進行數據整合、分析處理，計算得出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各級指標權重系數，同時，一致性檢驗結果顯示各層指標CR<0.1，表明判斷矩陣的結果具有滿意的一致性，最終確定的評價指標體系權重如表5所示。

2.3?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模型

基于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驗證模型（見圖1）。通過調查數據驗證分析，影響機制模型的適配度檢驗后，卡方值（？字2）在自由度等于1時為0.167，顯著性p=0.683，同時，RMSEA、GFI、NFI等各項指標均優于模型適配標準，表明該理論模型與樣本數據之間具有良好的適配性。因此，該模型可體現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的影響機制。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路徑系數見表6：社區環境對個體的影響路徑系數為0.301，其對MVPA的直接影響路經系數、間接影響路經系數和綜合影響路經系數分別為0.110、0.077、0.187。家庭環境對個體的影響路徑系數為0.181，其對MVPA的直接影響路經系數、間接影響路經系數和綜合影響路經系數分別為0.067、0.046、0.113。學校環境對個體的影響路徑系數為0.167，其對MVPA的直接影響路經系數、間接影響路經系數和綜合影響路經系數分別為0.055、0.042、0.097。而個體和政策環境僅對我國兒童青少年的MVPA產生直接影響，其路徑系數分別為0.255和-0.050。

3? ?討論

3.1?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的爭議

在本研究中，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學校和社區體育信息是評價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最具爭議性的指標。雖然已有研究提出家庭物理環境（設施空間）[23]、體育信息宣傳[24]能夠顯著提高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但是這些指標在指標體系構建過程中評分和認可率均不高，且變異系數較大，專家意見存在較大分歧。

這些分歧產生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專家認為，我國一些城市中較多家庭無法為其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同時，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更傾向于走到室外，走向社區、運動場、公園等場所進行體育活動和鍛煉。然而，還有專家認為，隨著我國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實施，人們的鍛煉意識更加強烈，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父母通常工作繁忙，陪伴孩子的閑暇時間較少，兒童青少年走到室外鍛煉存在一定安全隱患[25]，同時，城市住宅設計、社區管理等方面的局限也使得兒童青少年缺少玩伴，越來越多的城市兒童青少年選擇在家庭空間內進行身體活動和鍛煉?；谖覈鴩榧吧鐣l展現狀，本研究更傾向于后者，故選擇將“家庭身體活動設施空間”納入評價指標體系。而對于學校體育信息宣傳和社區體育信息宣傳這2個指標，雖然國外研究發現，通過體育場地涂鴉[26-27]、媒體宣傳[22]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兒童青少年的身體活動水平，但是，目前體育場地信息和媒體信息對兒童青少年的影響相對有限，因此，本研究并未將“體育信息宣傳”指標納入評價指標體系。

3.2?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分析

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分析結果顯示，除政策環境外，家庭、學校和社區環境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均具有積極影響，且個體>社區環境>家庭環境>學校環境>政策環境。這一發現與胡月英等[28]對中國兒童青少年體育健身的研究發現相似，但與當前社會普遍認為學校是促進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主要場所有所不同[29]。相比學校環境，社區環境和家庭環境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響更加顯著，再次凸顯了社區和家庭在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基于自我決定理論[30]，個體既可作為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的直接影響因素，也可作為連接各環境與身體活動促進的中介因素產生間接影響，因此，個體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影響路徑系數最大。

本研究發現政策環境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具有負向影響，這可能與政策執行情況、政策知曉度等有關。一方面，部分學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例如，部分學校在落實“確保學生每天鍛煉一小時”過程中，將強度低、無效身體活動納入校內1小時活動中，嚴重挫傷了兒童青少年的身體活動積極性。正如張加林等[31]、潘凌云等[32]提出，確保學生每天鍛煉1小時和課外體育活動仍是一些學校環境建設的短板。另一方面，我國相關政策文件多關注學生的體質健康，部分學校將教學重點放在體質健康、期末考核等方面，考什么就練什么，但對學生體育意識的培養重視程度不足[33]。而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良好的體育鍛煉意識，已有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水平，但是對于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參與意識的形成收效甚微，且容易使其產生排斥心理，不利于其自主鍛煉行為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養成。

4? ?結論

基于社會生態理論構建了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括個體、家庭環境、學校環境、社區環境和政策環境5個一級指標，15個二級指標和39個三級指標。

通過實測數據驗證了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影響機制模型，我國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促進應在充分增強個體身體活動參與能力和意識的基礎上，積極發揮社區環境、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對兒童青少年身體活動的正向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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