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檔案工作機構的百年變遷

余永和

摘 要：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中央檔案工作機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1921—1926年為孕育階段，中央局最初由宣傳主任兼理檔案，之后設立秘書管理檔案;1926—1959年為正式產生階段，中央秘書處先后設置了文書科、文件保管科與材料科等科室，檔案工作機構日益走向專業化;1959年至今為不斷完善階段，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歷經多次機構改革，已經發展成為集中統一管理黨政檔案的專門機構。中央檔案工作機構的百年變遷，體現了黨對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也映射了黨領導下檔案工作篳路藍縷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高檔案工作機構;中央秘書處;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機構設置;工作流程

學界對中央檔案工作的發展歷程及重要成就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對中央檔案工作機構的演變脈絡關注較少，甚至出現一些不實之說。本文嘗試追溯中央檔案工作機構的前世今生，以深化學界對于檔案工作的認識。

1 中央局秘書與檔案工作機構的孕育（1921—1926年）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由書記、組織主任與宣傳主任組成，其中宣傳主任李達兼理檔案事務。中央局的辦公地點設在李達寓所，即上海市成都路輔德里625號，這是最早存放中央檔案文件的地點。

中央領導親自兼理檔案事務，體現了對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同時也針對中央委員會人員少，不利于搜集與保管檔案文件問題提出了強化檔案工作的專職保障方法。1923年6月，陳獨秀在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央委員會的人員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1]為此，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設立秘書一職來從事檔案工作。

大會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由九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五人組成中央局作為常務機構，另外四人以中央特派員身份派駐各地?！爸醒刖忠灾醒雸绦形瘑T會名義行使職權，由執行委員會選出委員長、秘書及會計三人”，其中“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的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2]毛澤東當選為首任中央局秘書。兩個月后，毛澤東奔赴湖南，中央局會計羅章龍兼任秘書職務。

中央局設置秘書職位，有助于檔案工作的專業化與規范化。當時的秘書由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成員（中央局委員）擔任。地方黨委的秘書也是核心領導層的成員，如1924年5月，黨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規定“地方委員會由三人組織之：委員長兼宣傳部，秘書兼組織部……第三人管理工農部（如遇有特別情形，各委員之兼職得互換之）”。[3]中央局秘書不僅負責管理檔案文件，而且擁有很大的行政職權，甚至可以說是僅次于委員長的中央領導，以致1929年10月，中央秘書處工作報告中批評了“八七”會議前“秘書專政”的極端情況。[4]當然，中央局由宣傳主任兼理檔案到設立秘書管理檔案，無疑體現了中央檔案工作機構逐漸走向專業化的趨勢。

2 中央秘書處與檔案工作機構的產生（1926—1959年）

隨著黨的事業不斷發展，中央日常行政事務逐漸增多，中央秘書處應運而生。中央秘書處成立之初就內設了兼管文書工作與檔案事務的文書科，不久另設了專門負責保管檔案事務的文件保管科，后來發展為統一承擔檔案收集保管與行政管理職能的材料科（檔案科）。

2 . 1 中央秘書處從初設文書科到增設文件保管科。

1926年7月，黨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組織問題議決案》，批評上次擴大會議決定的“中央各部要有明確的組織，中央及區書記應當不兼部務”等事項“大部分尚未做到”，要求今后“力求改正過去在工作上的缺點，并應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5]

按照大會決議， 正式成立中央秘書處（ 1 9 2 7 年5月，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中央秘書處一度改為秘書廳，機關代號為“畢挺”）。王若飛擔任首位秘書長（主任）。作為“中央工作尤其是常委工作的執行機關”，中央秘書處主要任務是處理機關日常事項，匯總黨內機要工作，聯接上下級黨部關系;具體職責包括“提議程、處理文件、接頭、印刷、寫信、經濟的來源和支配、交通”等。[6]

中央秘書處成立初期設有文書科、交通科（1928年7月又分為內埠交通科與外埠交通科）、會計科、出版分配科與翻譯科等，其中文書科兼管文書處理與檔案保管等事務。不久增設文件保管科（又稱文件保管處，文書科主任張唯一調任文件保管科），這只是單純負責保管檔案資料的業務機構，還不具備管理檔案資料的行政職能，但意味著黨內開始分開處理文書工作與檔案事務了，也標志著中央正式組建了專門的檔案工作機構。

中央秘書處建立后，中央領導人不再親自管理檔案，檔案存放處也與中央領導辦公地點分開了，并且嚴防無關人員出入。當然，特殊情況下，也會求助一些可靠的黨外人士來保管檔案。

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遷回上海，中央秘書處人員在英租界戈登路（今江寧路）恒吉里1141號辦公，張唯一等人將中央文件秘密轉移到該處。中央檔案文件的數量與日俱增，到1 9 3 1年底，中央秘書處已經累積了20多箱檔案材料，形成了蔚為可觀的“中央文庫”。

由于當時黨在上海處于地下工作狀態，如此眾多的檔案全部集中在中央秘書處機關內，既不利于機關領導的人身安全，又不符合檔案管理的保密原則。1931年2月，周恩來要求張唯一尋覓安全的中央文庫存放地點。張唯一擇定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順昌里的獨幢小樓作為保藏中央文庫的秘密地址。張唯一身為中央文庫的保管人，與周恩來保持單線聯系，并且最早對中央文庫進行分類、編目與裝箱。1931年4月，周恩來委托瞿秋白為中央秘書處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明確了檔案文件整理、鑒定、銷毀、保管和利用等方面的注意事項。同年頒發的《中央秘書處關于文件編目的規定》要求結合時間、地區、作者與內容等對檔案文件進行分門別類。

黨領導下的軍隊與蘇區政權也設有秘書處（廳），如1927年8月，南昌起義時成立的軍事政權機構——革命委員會就設有秘書廳，吳玉章兼任秘書長。1 9 2 8年11月，井岡山前敵委員會設立秘書處，古柏任秘書長。1 9 3 1年1 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規定“廢止秘書制，設立總務處，以管理城市蘇維埃內部一般的雜務，總務處設主任一人”，總務處下設文書股、印刷股、會計股、事務股與收發股等，[7]后又將股改為科?？倓仗幹睂偬K維埃主席領導，實際上相當于辦公廳或秘書處，其中文書股全面負責文書與檔案工作。

2 . 2 從組建中央軍委機要科到成立中央秘書處材料科。

1933年初，臨時中央機關從上海遷至中央蘇區。除中央文庫繼續留在上海外，①中央秘書處多數人員也都撤往中央蘇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利，紅軍被迫開始長征。長征途中根據精簡機構的原則，中央秘書處、蘇區中央局秘書處、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處合并為中央軍委機要科，在長征途中承擔黨中央、中央軍委與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秘書、機要電訊與機關總務等工作。[8]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成立，不久就恢復中央秘書處，內設文書科、材料科（檔案科）、機要科與會計科等，其中材料科（檔案科）首任科長為楊超，其主要任務為：保管黨內材料;發行黨內文件，出借與收回各種材料;整編與研究各種材料。[9]也就是說，材料科（檔案科）不僅接管了之前文件保管科的具體業務，而且增添了管理檔案的行政職能，堪稱中央第一個收集、保管與管理檔案的工作機構，由此開始了集中管理中央一級黨政軍群機關檔案資料的新時期。

1941年9月，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成立，處理書記處的日常事務，由中央秘書長負責（時任秘書長為任弼時），領導中央秘書處（時任處長為王首道，1945年曾三接任）、機要處、行政處與特別會計科等。檔案管理的職能分工也進一步細化：中央秘書處材料科統一管理文件檔案，機要處電整科專門保管電報檔案。

隨著各機要部門相繼設立電整科（股），文件與電報開始分開保存。1 9 4 1—1 9 4 6年期間，中央秘書處等部門頒布了很多文件，如《中央秘書處材料科黨務材料管理法（草）》《中央秘書處關于機要材料之整理抄存及閱覽辦法》《中央秘書處材料科借出條例》《中央秘書處地方文件處理工作細則》等，詳細規定了檔案材料收集、保管、整理、閱覽、出借、檢查與銷毀等操作細則，推動檔案工作的規范化。

2 . 3 從合組材料保管委員會到恢復中央秘書處材料科。

1947年3月，中央機關開始撤離延安，中央秘書處材料科、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機要處電整科、中央組織部材料科和總政治部秘書處資料組等單位聯合組成材料保管委員會。曾三帶領該委員會40多名工作人員，攜帶90余箱中央檔案進行了三次大轉移。1947年4月，材料保管委員會人員到達山西省興縣劉家曲，完成第一次大轉移，并在此對中央檔案進行清理分類，編出“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文件目錄”“中央辦公廳機要處文件目錄”“中央組織部材料簡要目錄”“總政治部檔案目錄”。

曾三專門總結了前階段的檔案工作，還部署了今后的檔案工作，提出分類處理檔案文件的基本原則：重要的機密檔案文件必須隨身轉移，不重要的機密檔案文件在軍情緊急情況下可以燒毀，公開的重要檔案文件必須妥善堅壁保存。[10]

1948年3月，材料保管委員會人員攜帶清理后的64箱中央檔案，開始向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進行第二次大轉移。1948年5月，中央辦公廳在西柏坡設立，統一管理中央直屬各機關的行政事務，楊尚昆擔任主任，下設中央書記處辦公處、秘書處、機要處與行政處等。

恢復后的中央秘書處內設材料科、文印科、交通科、總收發科與速記室等。在西柏坡期間，中央秘書處進一步完善了檔案管理制度，包括《中央秘書處材料科工作細則》《中央秘書處發借文件辦法》。[11]曾三繼續擔任處長，提出了中央秘書處的四條工作方針：嚴密收發保管，保護文件機密;建立會客制度，保障機關安全;利用文件材料，供給各部委研究;樹立政治作風，提高工作質量。[12]

1949年3月，中央秘書處攜帶中央檔案向北平（1949年9月改名北京）進行第三次大轉移，月底跟隨黨中央到達北平的香山，中央檔案就暫時存放在香山的昭廟，后保存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局）二處，1959年10月全部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檔案館。

為了適應全國新生政權的形勢，中央秘書處材料科進一步理順了內設部門的職能劃分，修訂后的《中央秘書處材料科工作細則》規定：收發組負責收入、登記與分發文件;文件保管組負責分類編目存檔以供借閱;文件摘編組負責出版“每周材料提要”與“各地材料”;書報保管組負責編排書刊目錄，剪貼匯總重要報紙。[13]

3 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與檔案工作機構的完善（1959年以來）

2 0世紀5 0年代相繼建立了國家檔案局與中央檔案館，之后隸屬關系經歷了幾次變更;“文革”期間一度被撤并;改革開放以來，不斷發展為集中統一管理黨政檔案的專門機構。

1950年6月至8月，中國聘請的第一位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三次致函周恩來總理，建議設立國家檔案局，組建五個中央檔案館，制定全國統一的文書檔案工作制度等。1953年9月，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提出：黨政軍各系統都應當建立檔案工作領導機構，指導各自系統的檔案工作，培訓檔案業務干部，籌建中央與地方檔案館。1954年初，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蘇聯檔案專家謝列茲涅夫南下調研后，建議整頓全國檔案工作，建立統一領導黨政軍檔案工作的機構。3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致信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轉達謝列茲涅夫的意見。周恩來得知后十分重視，將成立國家檔案局的議題提交中央政治局與國務院討論。11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批準成立國家檔案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辦公地址暫設在中南海工字樓（即國務院秘書廳南院），1957年10月搬到西城區皇城根，次年又遷至西城區豐盛胡同。

國家檔案局首任局長由中央秘書局局長曾三擔任，當時定編150人。12月16日，國家檔案局籌備工作小組成立，于青來擔任組長，開啟了國家檔案局的初創工作。1955年11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實施《國家檔案局組織簡則》，明確了國家檔案局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工作制度及其與其他部門的關系等內容，界定國家檔案局的職責為“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掌管國家檔案事務”。

1956年3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規定了國家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構成、方針與任務等內容，成為國家檔案事業的第一個發展綱領。

1 9 5 4年1 1月，中央批準建立中央檔案館籌備處。1959年1月，中央頒發《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明確了集中統一管理黨政檔案與黨政檔案工作的原則，要求建立集中統一管理黨和國家檔案事業的體制。6月24日，中央與國務院批準建立中央檔案館，集中保管中央一級黨政機關的檔案。10月8日，中央檔案館正式開館，坐落于北京西郊，隸屬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周恩來題寫館名，曾三擔任首任館長，裴桐擔任常務副館長。中央秘書處最終撤銷，人員與職能分流到中南海秘書局與國家檔案局等部門，原中央秘書處材料科所保管的檔案資料全部移交給中央檔案館。

1960年開始，國家檔案局建制仍屬國務院，但行政與業務工作都由中央辦公廳領導。1970年6月，國家檔案局在“文革”精簡機構運動中被撤銷。1979年4月，國家檔案局開始恢復運轉。1980年2月，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家檔案局關于全國檔案工作會議的報告》，界定國家檔案局既是中央工作部門，又是國務院直屬機構，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國家檔案事務，對全國檔案工作進行指導、監督與檢查;國家檔案局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分工領導，內設機構由中央直屬機關編制委員會審定。1985年1月，中央、國務院決定國家檔案局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由中央辦公廳領導改歸國務院領導。1988年元旦，《檔案法》正式實施，標志著黨和國家正式步入依法治檔的新階段。[14]

1993年10月17日，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布《關于印發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人員編制方案的通知》，規定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合并（實行一個機構掛兩塊牌子），履行保管利用黨和國家檔案以及管理全國檔案事業兩種職能，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直屬機構，級別為副部級，由中央辦公廳管理，內設機構由原來四個司（室）擴充為九個司級單位與兩個副司級單位。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修訂《檔案法》強調了“檔案工作姓黨”的根本屬性[15]，確保檔案工作更好地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求。

綜上可以看出，中央檔案工作機構歷經百年變遷，總體趨勢是不斷優化機構設置，完善機構職能，規范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能。中央檔案工作機構的演變，體現了黨對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也反映了檔案工作不斷邁向科學化與規范化的發展歷程。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江西農村改進社研究（1933-1938）”（項目編號：17BZS080）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 留在上海的中央文庫由上海中央局代管。張唯一調任上海中央局秘書，繼續擔任中央文庫的唯一聯絡員。1932年6月，陳為人與韓慧英夫婦將中央文庫從張唯一家中秘密轉移至明月坊的家中。1935年2月，張唯一與韓慧英被捕，陳為人將中央文庫搬至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的二層樓房（今靜安區西康路560弄聯誼西康大廈），其間主持編制《中央文庫文件目錄》。1937年3月，陳為人病逝后，李念慈將中央文庫轉移到新閘路1851弄的家中。1942年7月，陳來生先后將中央文庫藏在新閘路944弄張老三的閣樓與成都北路974號房的夾墻里，都以擺攤開店作掩護。1949年9月，陳來生將保存的中央文庫（總共16箱104包15000多份檔案文件）送交上海市委組織部，再經華東局辦公廳與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于1959年10月順利移交給新開設的中央檔案館，堪稱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