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前豫北礦務整頓述評

郭立鑫 朱桂玲 張紅妍

摘 要：1934年到1936年，中福聯合辦事處奉命整頓焦作礦務，創造了近代煤礦業界傳奇。近年來，學術界以焦作煤礦為焦點對豫北礦務變遷史多有探討，但相對分散單一，且局限某一特定政治立場或人物對象，在歷史背景下綜合研究還較少。本文利用河南省數字檔案館系統，對館藏中福檔案數字資源進行全文挖掘，站在礦務變遷的綜合視角下，采取史學和數字人文方式闡述特殊時代的復雜關系，解讀關鍵人物的歷史作用，力求對豫北礦務進行重新審視。

關鍵詞：中福聯合辦事處;豫北礦務;多視角;數字資源;數字人文

1933年6月1日，河南中原煤礦公司和英商福公司采取“財產分管、合產合銷”的方式在河南焦作成立了中福聯合辦事處（簡稱聯合處）。此時的聯合處內外交困，多方利益互相糾葛，公司多頭管理一盤散沙，欠外債60多萬元，欠薪資10多萬元，經營隨時面臨破產困境。1936年12月，經過兩年礦務整理聯合處扭虧為盈，不但結清全部內外債，還出借道清鐵路60多萬元，年度盈利高達70多萬元，煤礦產銷大幅提升，僅次于河北開灤和山東中英興煤礦，以第三躋身全國大礦行列，為抗日戰爭時期聯合處南遷奠定了堅實基礎。

1 豫北礦權的掠奪

1.1 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瘋狂掠奪與侵占中國礦產資源，而英國把經濟侵略的主要對象瞄準到煤礦資源豐富的晉豫兩省，組建英商福公司。光緒二十四年，福公司借用豫豐公司為名義承辦礦務，開始涉足焦作煤礦。

光緒三十年，為使其在河南的煤炭資源活動合法化，福公司多次外交施壓，并任命買辦劉鶚作為福公司在華經理，賄賂高官運作關系網，企圖壟斷豫北焦作煤礦的開發與經營。1902年，福公司以澤煤盛廠為中心建立紅界礦區，并于1904年獲批了黃界開采權，同時，簽訂《議建運礦支路章程》，議定60年礦期，由此福公司披上了合法外衣，對河南煤礦的經濟侵略正式開始。福公司在黃界雇傭工人3000多人，鉆孔50 多個，探得可采煤層 39 層，總厚157.11米，先后建立礦井7個，1906年至1914年開采煤炭達2749636噸，[1]意欲吞并整個焦作煤炭資源的野心昭然若揭。

1.2 民窯的覺醒。1907年，隨著福公司的資源掠奪加劇，封建、分散的焦作民窯逐漸覺醒，部分民窯為爭礦保權對抗福公司。實力較強的憑心公司、豫泰公司和明德公司合組，融入官股擴資組建了中州煤礦公司，成為豫北第一名礦，總礦區面積約30平方公里。同時，中州公司順利領到桐樹溝的開礦憑證后，在福公司所劃紅界內開展新窯，與之屢次發生爭界問題，而福公司暗使道清鐵路禁運中州公司等民窯產煤，雙方矛盾激化愈演愈烈。1914 年 9 月，焦作當地的士紳、商人、地主籌股集資，官商合辦成立中原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官僚、民族與外來資本政治博弈進入白熱化。

1.3 礦權的爭奪。袁世凱繼任，意欲討好英帝國主義又私謀焦作礦業管控權，命親信胡汝麟等人穩固全國政局企圖創建政治后方，效仿開灤煤礦分產合銷成例主持中原公司與福公司合作談判。

在禁絕焦作土窯共同排斥新競爭者前提下達成共識，雙方放棄排斥競爭形成利益和政治聯盟，特案特辦組建福中總公司，公司議事部議長由雙方輪流推舉，任期十年，第一、第三、第五任由福公司推舉，第二、第四、第六任由中公司推舉。[2]福中總公司獲得懷慶府屬內辦礦準駁權和士窯管理權，制訂土窯專章以實現雙方共享壟斷礦利企圖。

由此，中原公司從土窯保護者變為純粹競爭者，與當地紳商在礦務問題上徹底決裂，在“五四”運動收回利權的輿論影響下，中、福合組被視為“漢奸”與外敵的聯合。

1.4 軍閥的混治。袁世凱死后，土窯主代表和豫北國民黨張鎮芳等人呈請省議會清算豫北礦案，要求懲治查辦胡汝麟等人，終因在京在豫勢力不敵而身陷囹圄。而新任河南督軍趙倜和省長田文烈即向中原公司施壓，批捕胡汝麟以換取中原公司控制權，挑戰福中總公司。

英國公使朱爾典照會中國外交部，抨擊河南反福公司行為，總統徐世昌親派代表赴豫調停，胡汝麟被法庭宣布無罪釋放退出政治活動。1922年，吳佩孚返洛陽，使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再次被政治裹脅，不得不以政治尋租的方式維系經營，駐軍隨用隨支，結算無度。[3]1925年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其政變盟友胡景翼部控制豫北地區，在高強度的軍費勒索下，中原公司辦公處遷至天津，礦廠生產也因焦作煤礦被軍方占據，在“五卅運動”和大罷工浪潮下被迫關停，合組而成的福中總公司不久也宣告解體，土窯專章隨之廢除。

1928年10月，豫籍軍閥劉鎮華盤踞豫北并借蔣馮沖突無暇他顧之機占據焦作等豫北重鎮和道清鐵路，蔣介石任命韓復榘為河南省新任主席，默認了其對中原公司的控制權。而豫籍國民黨人改組派加強與地方精英和韓復榘建立利益同盟，占據了河南事務主導權。[4]

1929年7月，福公司總代表柏達致函南京政府要求復工并對豫北礦務進行整理，愿意按照中方處理積案。[5]得知福公司復工企圖后，豫籍國民黨人、土窯及地方精英成立收回福公司礦權委員會，要求取消福公司礦權，恢復土窯自由開采，而韓復榘要求“虛與委蛇、審慎辦理”。[6]

1.5 南京的焦慮。閻錫山、馮玉祥逃走后，中央軍劉峙宣誓就職河南省主席。1930年，總經理柏達利用南京政府急于重塑礦業體制和對外關系的愿望向南京呈請復工。劉峙為防止中央政府插手中原事務，批示將南京所擬福案“妥慎研究，擬議具復”，[7]并派遣同鄉李文浩接管中原公司，當地土窯主反對南京對英妥協，誓死反對福公司復工。

1931年，劉峙將中原公司省公股紅利全額撥出成立省農工銀行，中原公司被迫態度軟化選擇與福公司合辦。李文浩提出兩公司成立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的設想，得到了實業部和河南省政府肯定。1933年2月，行政院院務會議議決通過《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經營煤礦業原則》，1933年6月，南京政府批準了《中原及福公司合資營業合同》，郭仲隗被選舉為聯合處首任董事長，福公司也復工復產。

2 聯合處的困境

2.1 土窯主的競爭。聯合處并未厘清土窯與兩公司的關系，土窯借兩公司重組混亂之機申請礦業權，聯合辦事處除了敦請道清鐵路拒運土窯煤炭之外，唯有通過經營方式和規模方面的優勢，與土窯進行純粹的商業競爭。新任實業部駐中福聯合處礦業監察員陳郁在中福聯合處提議下成立了礦區地方問題商榷委員會，作為聯合處與土窯之間的轉圜。

北京出身的國民黨改組派范予遂、張沖霄分別擔任道清路局局長、科長，二人與中原公司相對疏遠禁運慣例松弛，土窯煤隨即大批上市，[8]并指責實業部未能維護國人礦務利益。實業部則敦請土窯代表保持克制，陳郁也敦請中福聯合處停止開采有爭議的礦區，盡快解決與土窯的糾紛，但爭執仍無法解決。

1934年7月，福公司代表吳德羅夫親赴廬山面見蔣介石，敦請南京政府軍事介入豫北礦務糾紛，蔣介石即命劉峙出面干預，并承諾“關閉非法土窯”，[9]導致土窯代表挑戰聯合處的言論和行動更加激烈，進而出現靳思澇義聚土窯等案。[10]

2.2 道清鐵路的牽制。道清鐵路從建成通車在運煤問題上與福中總公司從未有過較大的齟齬，1930年，馮玉祥中原落敗后拖走道清鐵路大部分車輛導致經營困難，中原公司借機賄買兩任局長于升龍和周慶滿，伺機控制其運營以圖享受運煤特價。

范予遂上任，人事安排多重用北京等外地職員以此瓦解既有地緣關系網，營業狀況大為好轉。道清鐵路承運福公司復工后產煤，陷入了中原公司與土窯主的反對和抨擊，被描繪為政治上不合格、厚外薄中、甘心媚外等，因此范予遂向李文浩就運費問題多次函電聲辯，稱犧牲已達最高限度。

1933年6月，聯合處成立后，三方之爭變為聯合處與土窯的兩方對壘，被擠壓的土窯向道清鐵路靠攏獲得了煤炭承運支持，而道清鐵路也借整頓路務重新檢視中、福兩公司運費支付，要求取消運力優待政策，追索拖欠運費23萬余元，[11]否則即停煤運，但終未得到聯合處正式響應。1934年7月，聯合處的礦警大隊拘捕了道清路局職員，路礦分歧進一步惡化。

2.3 礦務事權的博弈。中原公司實是以資不抵債的狀態與福公司合組。[12]中原公司面對官方、軍方的巨額需索和公益性捐助的高額支出，加上礦井透水事故頻發，李文浩不得不向福公司控股華英銀公司借款[13]維持運營，但這仍挽救不了中原公司經營慘境。[14]

這引起其合作者福公司的極大憂慮，福公司總經理柏達把聯合處的困境歸咎于中原公司債務危機，對第一筆70萬元[15]借款款項挪用甚為不滿，指責中原公司管理混亂，希望一切機械之分配非經工務處及各礦長全體同意、兩總經理之批準不能決定，[16]以圖以債權人控制聯合處，李文浩因不敢得罪股東關系網采取人事整頓振興礦務經營，只能虛與委蛇，曲為調和。

2.4 總經理的更迭。1933年11月，李文浩因向福公司控股華英銀公司借款抵押中原公司暴露而被迫調任河南財政廳長，陳泮嶺繼任中原公司總經理兼任中福兩公司聯合處總經理，主導實行內部整頓改革，決定裁員減薪以謀救濟，并發表“關于焦作方面之裁員命令”[17]，李文浩時期中原公司關系網被紛紛解職。

改革隨即引起各礦廠工會組織強烈抵抗并發起工人大罷工，中福聯合處董事長郭仲隗和中原公司董事長蕭灑迫于壓力，解職陳泮嶺由李漢珍接任聯合處總經理，優撫工人安定在職人員以平息工潮。李漢珍致函福公司董事長那森和河南省政府，表示同意對中福聯合處嚴厲整頓切實改組，避免中原公司因借款合同違約歸福公司所有。1934年7月中原公司董事改選，被免職的王孝緒等人重返中原董事會且入選董事長、商股董事等。吳德羅夫對李漢珍徹底失望，親往南京敦請蔣介石直接干預礦務。

3 南京政府的態度

3.1 聯合處的整理。1934年9月，蔣介石電致劉峙要求解散兩公司及聯合處的董事會，停職總經理等高級職員，并親自制訂中福聯合處的先期整理辦法，[18]任翁文灝為整理河南中福礦務專員，令其前秘書張靜愚先期會同英人整理豫北礦務。

3.2 張靜愚的任務。在蔣介石強壓下，省政府按代理專員張靜愚所請“擬設立中原辦事處，由專員派人管理” [19]，張靜愚架空中原公司事權，并后在聯合處減薪裁員緊縮開支，清理馮玉祥、韓復榘等舊部留員薪職，這引起地方精英及地方勢力的抵抗聲辯和干擾整頓。

1934年8月，張靜愚奉蔣介石訓令命趕到焦作控制局勢，他調集軍隊和警察實施宵禁并逮捕了如李文浩、王孝緒等反整頓和支持罷工及騷亂人員。面對同鄉的被捕，省主席劉峙極為不滿，他敦促聯合處償還透支省農商銀行款項想借此阻斷張靜愚的礦務整理，也因此被蔣介石知悉后調離河南。

3.3 翁文灝的接任。1934年12月，翁文灝受蔣介石委任赴豫理豫北礦務，商震接任省主席一職為之配合。翁文灝到任之初，將修訂完善后的《河南中福煤礦整理辦法》知會實業部和河南省政府，該辦法規定翁文灝對蔣介石直接負責，并賦予地方軍權。

債務上，翁文灝周旋福公司迫使華英銀公司不再把中福聯合處的財產作為借款抵押，解除了李文浩時期所致的債務威脅。

經營上，加大煤需市場調研，購置新探礦設備，更新探礦技術，分類調整煤價。制度上，改革職工用煤辦法，固化中原公司職員撫恤章程，[20]規范職工薪金待遇章程，改組職工儲蓄會。

公益上，停止礦區多數學校有關教育補助，但也未能按整理辦法全部移交地方，焦作工學院仍由中福聯合處和河南省政府共同支付其辦學經費。[21]1935年12月，翁文灝被提任行政院秘書長，孫越崎履新接任。

3.4 孫越崎的重組。1936年6月，蔣介石電令孫越崎重組中原公司并親定重組方案，9月聯合處完成重組，標志著為期兩年整理落地。在舊習地煤費上，孫越崎與翁文灝互相協同，1936年12月，蔣介石命令中福聯合處停止向礦地地主支付地煤費，受挫的礦區地主爭辯未果，而聯合處礦區民眾房地損害賠償也被權力壓制平息。

自此，焦作土窯的掙扎畫上了最后的句號，而道清鐵路也因汪精衛遇刺改組派式微被撤銷并平漢路局統一管理。1937年1月12日，在中原公司的新董事會產生之后，蔣介石任命翁文灝為聯合處董事長，孫越崎被翁文灝任命為中福聯合處總經理。

3.5 聯合處的南遷。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日軍向豫北進逼。平漢鐵路和道清鐵路被征為軍用，聯合處煤運無法承攬，孫越崎即表達停工和南遷意向，這遭到豫北地方精英、中福兩公司的強烈反對，要求利益賠償和財產分割。

隨著南京政府抗戰需要下達廠礦內遷命令，孫越崎說服了各方面反對壓力，開始資產清算和轉移。1937年10月，聯合處開始向武漢轉移設備和人員，豫北礦區自此進入了被日本壟斷時期。

4 豫北礦務基本評價

4.1 從城市化發展視角看。豫北礦務的發展，催生出了焦作這座“因煤而生、因礦而興”的新興工礦業城市。建國前豫北礦務經歷了七個階段，如表1所示。

其中，影響焦作地區的城市化形成最為重要的是前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里焦作城市化開始起步，形成以福公司、礦井、哲美森大街為主框架的基本城市空間結構。第二階段里焦作城市化形態基本形成，伴隨福公司的發展涌現出東馬市街、福中街等商業街，城市功能更加全面。第三階段里焦作城市外部輪廓基本形成，城市內部功能分區相對明顯，城市空間開始向外拓展，城區面積明顯擴大。

4.2 從歷史進程視角看。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英德壓倒俄法集團瓜分津鎮鐵路簽訂《關內外鐵路借款合同》，梁啟超、康有為等主導的戊戌變法，提倡“中體西用”，福公司正是在維新運動“外資中用”背景下插手豫北礦務。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意將舊式土窯納入國家管理體制，倒逼中原公司的建立和福中總公司的組建。1925年“五卅運動”前后，先后控制河南政權的胡景翼、馮玉祥等人利益多元，使得福公司屢次停工但未停權，而中原公司從土窯聯盟的主力淪落為土窯主斗爭的對象。

4.3 從關鍵人物視角看?？谷諔馉幥?，1915年到1938年中福兩公司合作階段，中方執掌豫北礦務的人物先后有胡汝麟、李文浩、陳泮嶺、李漢珍、張靜愚、翁文灝、孫越崎等。

通過這些主要決策層的身份，可以看出主要管理者經歷了官僚、士紳、知識分子到具有專業的礦業技術或長期從事礦業管理的人員擔任的轉變。官僚、士紳階層管理者在礦務管理中基于唯利是圖、中飽私囊的個人私利或政治攀附為出發點。而知識分子或專業技術管理者在礦務管理中基于科學經營、振興煤業的集體公利為出發點。

4.4 從企業管理視角看。從以小作坊為代表的傳統小煤窯，到以地方民窯合組的中原公司，再到分產合銷的福中總公司，再到合產合銷的聯合處，企業從民族資本家自設公司轉變為官商籌股合辦企業，再演變為中外合資共辦企業，體現了中國股份制企業以及中外合資企業模式的演化過程，如表2所示。

4.5 從工潮覺醒視角看。豫北礦務的工潮，彰顯了工人階級不斷覺醒的工運史。1925年福公司煤礦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覺醒的嘗試，不僅聲援了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也改善了焦作礦工的生活待遇，這次歷時八個月規模僅次于省港大罷工的工潮，以最終的勝利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而罷工參與者大多代表了國內早期無產階級，他們身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革命性最強特別能戰斗，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1933年5月福公司王封礦廠的罷工，缺少黨組織的參與領導，斗爭也是個人自發組織，最終則以失敗收尾。

4.6 從社會公益視角看。豫北礦務的發展，不可否認地促進了地方教育等公益事業的發展。1906 年福公司出資在焦作開辦路礦學堂，這開啟了焦作地區礦業教育發展的序幕。

初等教育上，福公司創辦焦作第一所小學啟智小學，后中原公司接辦出資還有培英小學與育英小學。中等教育上，1924 年福公司出資創辦了建國前焦作煤礦唯一的一所中學福中中學，1926 年增設初級師范班，1928 年始辦高中師范班。

高等教育上，當數焦作工學院對焦作教育發展影響最大，它是解放前全國唯一一所工學院，開設以采礦冶金系與土木工程系為主要系別，為全國的工業化發展輸送了大量的人才。從中福兩公司駐豫到南遷，兩公司支付了主要教育經費，使得當地人口結構由原本單一的農民和士紳演變為農民、工人、商人、教師、學生、軍政界公務人員等人口結構，有力促進了該地區的文化與科學技術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