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因素探究
——基于實證的經驗

文/程一 朱小梅

（湖北大學商學院）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步入一個飛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獲得極大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邁向更高的臺階。世界各國致力于經濟建設，各國經濟在戰后迅速恢復，并且以更加迅猛的姿態向前發展。

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亞非、拉美地區的新興國家經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飛速發展，如日本、韓國長達十幾年的經濟增長，以及創下“巴西速度”世界經濟增長奇跡的巴西。在這一時期，這些國家的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升，很快突破世界銀行界定的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收入的提升，直接促進了消費能力的增強。而消費作為促進社會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反過來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不同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發展情況呈現出兩個極端，一個是保持之前高速、健康的經濟增長態勢，在較短的時間內跨越中等收入范疇，順利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和韓國，他們從中等收入水平過渡到高收入水平的時間分別為12年和8年，另一個極端是拉美地區的一些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由于長期依賴低端制造業，人力資本未充分集聚，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無法得到充分釋放，最終出現經濟停滯。這些國家目前在中等收入區間停留多年，人均收入水平也未能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據統計，拉美國家成功實現從中等收入過渡到高收入的平均時間為37年。

二、文獻綜述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緩慢，勞動力成本飛速攀升，產業結構轉型效率低下，科技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不明顯，人均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在2010年將“中等收入陷阱”界定為：“幾十年來，拉美和中東的很多經濟體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這些國家作為商品生產者，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與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p>

雖然國內外有些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實存在保持懷疑，認為只要經濟增速為正，就一定會跨越中等收入水平，只是時間長短而已。林志帆（2014）基于增長收斂模型對“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進行了質疑，認為不同國家由于其國情的不同，收入水平收斂到高收入水平所需要的時間不同。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長期滯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國民收入增長乏力，社會進步緩慢，對國家經濟的發展極其不利。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經濟飛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持續穩定提高的同時，也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制約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在持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普遍難題。因此國內外學者對其成因、作用機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學術界目前持有的觀點包括：收入分配、對外貿易、城市化、科技創新能力等，而收入分配被看作“中等收入陷阱”最基本的誘因?？讻茉矗?011）將其歸納為經濟增長不穩定、金融體系脆弱、收入差距過大、創新能力不足。蔡昉（2008）認為，在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過渡的過程中，社會財富分配和收入差距是制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鄭秉文（2011）認為，中等收入國家伴隨勞動力成本升高，人口紅利喪失。收入分配不均會加劇社會兩極分化，制約經濟體制的轉型和國家經濟的發展。陳彩娟（2012）認為拉美國家在社會建設過程中過于追求效率，缺少對社會公平尤其是收入分配公平的關注和維護，加劇了社會動蕩和兩極分化。趙英偉（2015）認為低收入國家始終依靠低成本勞動力支撐低端制造業的發展，產業結構升級進展緩慢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這些國家必須以高新科技推動經濟增長，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彭剛和李逸浩（2015）認為低收入國家資源轉化效率低，缺乏科技創新，導致經濟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停滯不前。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初級生產要素邊際效率降低，比較優勢逐步消失，經濟的平穩增長需要依靠科技創新力量的推動。程文（2018）指出，當一個經濟體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如果收入差距未同步縮小，整個經濟體的自主創新能力將會受到抑制，經濟增長也會受到影響。

時磊（2013）發現，拉美國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社會的福利支出占社會生產資金的比例過高，導致社會財富被大量占用，缺乏刺激經濟增長的新的誘因。部分學者從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張平和王宏淼（2010）認為，一個低收入國家進入中高收入水平后，面臨的政治經濟局勢會更加復雜，如果不能很好地協調這些要素，人均收入水平長期難以顯著提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2）指出類似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應該定義為轉型陷阱，在社會結構上是指經濟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對陷阱的建構與維護，從制度上則是由路徑依賴形成的路徑鎖閉。胡鞍鋼（2011）的“發展悖論”認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表明經濟完全停止增長，而是受到經濟、政治等不利影響，抵消了經濟增長的部分。

三、模型構建和數據描述

（一）計量模型

本文通過支出法衡量一國GDP，將政府支出、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對外貿易四個視角的經濟數據，加上通貨膨脹率、老齡化水平等因素1991-2018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谥С龇ǖ睦碚摶A，本文被解釋變量選擇人均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代理變量，選擇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的對數、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百分比的對數，企業投資所形成的總資本占GDP百分比的對數，對外貿易占GDP百分比，按GDP平減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失業率的對數，人口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的對數作為解釋變量，分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trap country和developed country兩組進行計量回歸和穩健性檢驗。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per_gdp_growth_rateit表示第i個國家第t期的人均GDP年增長率（其他變量同上）。

（二）數據描述

本文通過對兩組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固定效應的一階差分和隨機效應回歸，并經過hausman檢驗，證明固定效應回歸結果明顯優于隨機效應?；貧w結果見表1。

表1 回歸結果

兩組數據第二列和第五列的回歸分析對比，政府支出的回歸系數-3.864和-5.879,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不論經濟處于何種發展階段，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都是負面的，這是因為一方面政府支出主要投向社會福利部門，對當期經濟的刺激作用不明顯，另一方面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會使企業減少社會投資，從而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相比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和跌入陷阱的國家，前者這一數值的絕對值比后者低約52%。這一結果表明政府過度支出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負面影響要大于跌入陷阱的國家，這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過度追求高福利社會，政府資金大幅度傾向于社會福利所造成的滯漲現象，對經濟發展產生嚴重負面影響這一事實相符合。

消費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增長率的影響分別為3.683和0.999，均不顯著。但是消費的一階滯后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增長率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系數17.12大于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或地區）的10.12，表明消費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作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社會總投資年增長率的系數分別為0.139和0.182，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社會總投資年增長率每增加一個點，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年增長率的貢獻為0.139和0.182。毫無疑問，社會總投資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缭街械仁杖胂葳宓膰遥ɑ虻貐^）的貿易系數為0.943，基本不顯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貿易系數為2.967，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對外貿易額每增加1%，人均GDP增長率將增加2.967%。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往往依靠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為發達國家代工產品并出口國外抓取加工組裝利潤，因為對外貿易額對其經濟的促進作用要更加明顯?？缭街械仁杖胂葳宓膰遥ɑ虻貐^）每年對外貿易額基本穩定，波動幅度不大，貿易額占GDP的比重變化幅度不大，因此對提升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雖然為正但是不明顯。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失業率的系數分別為-1.77和-0.92，均只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失業率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經濟的負面影響強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體系相對更加完善，因此失業對其經濟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人口老齡化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濟影響不顯著，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與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出生率和死亡率較高，而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出生率低而且人們壽命普遍更長有關。通貨膨脹率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或地區）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不過奇怪的是對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卻不明顯。這與所選樣本數據有關。巴西1991-1994年通貨膨脹率高達400%-2000%，這一極端值嚴重影響了對通貨膨脹率的回歸結果。剔除巴西的數據之后再次進行固定效應回歸，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系數為-0.04，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表明不論是中等收入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抑制通貨膨脹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然選擇。

城市化率對中等收入國家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國家（或地區）來說，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本文所選取的城市化樣本數據為城鎮人口年增長率，采用的是以人口度量的城市化水平。但是在現實經濟發展中，人口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導致區域空心化和特大型城市所造成的經濟資源不平衡流動，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如何處理城市化和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關系應該給予重點關注。位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在城市化水平上要低于高收入國家，因此對其經濟沖擊較小。

匯率指數衡量的是一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貨幣價值變動。中等收入國家的匯率指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高收入國家這一系數不明顯。中等收入國家往往會和同等規模經濟體在代工轉出口上進行競爭，在勞動力成本等要素差別不大的情況下，維持與貿易伙伴的匯率穩定有利于經濟發展，頻繁的匯率波動會擾亂正常的貿易活動從而給經濟帶來損失。

四、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更換部分解釋變量的數據選取標準對上述模型再次進行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以15歲以下和65歲以上人口占工作人口比重的對數（l_dependency）代替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對數（l_old），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的通貨膨脹率inflation1代替以購買平價衡量的通貨膨脹率inflation，仍采用固定效應、固定效應一階差分法和隨機效應回歸并進行hausman檢驗，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

表2 穩健性檢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消費的一階滯后值變得不顯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中等收入國家消費的一階滯后值仍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證明消費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促進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作用更加重要。采用撫養比替換老齡化水平之后，其對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由負變正，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老齡化程度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出生率，提升未成年兒童占比，有利于刺激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這一作用對中等收入國家不明顯。通貨膨脹率的度量標準由按購買力衡量變為按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對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影響顯著性不變。

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部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1991-2018年面板數據進行整理，提出檢驗假設，并采用固定效應、固定效應的一階差分法和隨機效應進行檢驗，在此基礎上，更換解釋變量與樣本取值進行穩健性檢驗，基本驗證了檢驗假設?；貧w結果表明消費、投資、進出口貿易這三駕馬車對于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顯著的正面激勵作用，政府支出、失業率、城市化水平對經濟增長有負面作用，通貨膨脹率對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作用顯著為負，對中等收入國家作用不明顯。結合以上結論，本文針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刺激內需。對于中等收入國家而言，消費是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來源，刺激消費，激發國內市場消費潛力，對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合理調控政府支出，減少政府支出對于社會投資的擠出作用，增強企業投資活力，逐步實現基建、社會福利、養老、教育與醫療的市場化，給予企業以市場與投資機會，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第三，堅持擴大開放，鼓勵出口貿易，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通過與他國的貿易競爭，倒逼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從而改善出口結構，提高出口質量，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第四，通過經濟手段和政策手段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完善就業保障體系，建立最低工資標準，保護勞工合法權益，提供必要失業救濟，以幫助失業人員盡快找到工作，降低失業率對經濟的挫傷。第五，加強社會老齡化建設，完善養老體系，社保體系與老年醫療保障體系、解決老年人口生活問題，在發展此類產業的同時，促進社會經濟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完善產業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