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約束下電力企業經營結構與績效變動趨勢探討

韓延清 姜曉文

【關鍵詞】 低碳經濟; 電力企業; 經營結構; 會計利潤; 大國責任; 雙碳目標

【中圖分類號】 F235.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1）17-0131-07

一、引言

2014年，在北京APEC會議發布的《中美發表應對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提出爭取在2030年CO2排放達到峰值，并計劃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這是我國政府首次正式提出達到碳排放量峰值。2020年，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通過一系列政策推動碳中和、降低碳排放。同年，中國提出重大氣候政策——2030年達到碳排放量峰值、2060年達到碳中和，并圍繞“達峰、中和”目標，出臺了能源結構調整、全國碳市場建設、氣候投融資等多方面政策。2021年1月，生態環境部提出推進生態治理工作（《關于統籌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的指導意見》）?？梢?，碳排放量控制既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戰略中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國履行大國責任、推動經濟社會全面轉型升級、對國際社會發展的莊嚴承諾。

在經濟社會發展向綠色低碳全面轉型升級、各行業推行降低碳排放量的政策向縱深推進的進程中，作為我國碳排放占比最大、對碳減排效果影響比較直接的行業，電力行業更應該積極應對低碳政策約束。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針對電力行業的碳排放控制相關規定不斷出臺，例如：2016年10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明確規定“大型發電集團單位供電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時以內”;2016年12月，《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發布，提出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平均供電煤耗低于300克標煤/千瓦時，燃煤機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到865克/千瓦時;2020年12月，生態環境部審議通過《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統一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開始首個履約周期，電力行業企業首先被納入控制排放量名單。在此背景下，電力企業應該積極應對低碳約束，通過調整發電等經營項目的結構，進行超低排放改造、減少煤炭消費比重、加快清潔能源發展，轉換企業績效實現的發展模式，在履行環保責任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基于此，本文選擇電力行業中具有代表性的A電力集團為案例，通過實地調研，并結合其財務報告、社會責任報告數據，對在當前低碳約束環境下，各類型發電情況、能源經營結構轉變及其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發展趨勢進行分析，以期通過企業案例了解我國電力企業的發展現狀，以及能源結構由火力發電向清潔能源發電轉變的趨勢與進展，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電力行業轉型升級提供數據依據和理論基礎。

二、文獻回顧

在宏觀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和電力行業的低碳綠色發展實踐中，履行環保責任、采用清潔能源等低碳經營如火如荼地展開。諸多學者針對碳減排尤其是電力行業和電力企業碳減排理論與實務一系列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與嘗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和技術發展研究視角下：針對碳減排的宏觀經濟政策，如碳排放權分配機制方面，崔也光等[1]借助理論探討和數據分析，分析梳理京津冀地區碳排放權交易的實際情況和存在問題，以及碳排放會計的實踐發展情況;錢浩祺等[2]綜合生產和消費兩種視角下碳排放管理問題，借助隨機前沿模型測算地區碳排放效率，并構建區域低碳專利特色數據。針對過度碳排放的經濟后果、減排技術運用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方面，殷賀等[3]通過實證方法研究低碳技術進步對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機理和傳遞路徑，認為低碳技術的進步，既能降低能源結構碳強度，也能降低能源強度，并通過二者作用實現碳減排;楊莉莎等[4]從技術進步的視角討論中國碳減排實施過程中的關鍵影響因素問題;盧娜等[5]研究發現，突破性低碳技術創新能夠對碳排放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但仍沒有充分發揮環境效應和對周邊鄰近地區的作用，低碳技術的空間溢出效應尚未充分顯現，仍有較大的進步和完善空間;顧高翔等[6]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的低碳技術溢出和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支持合作減排對碳減排和升溫控制存在顯著的影響;畢克新等[7]通過實證方法研究制造業產業升級與突破性低碳技術創新的關系，發現制造業產業升級能夠促進低碳技術的進步和突破，相互作用下，低碳技術的突破和創新研發也能夠“反哺”制造業，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綠色化;諶瑩等[8]基于杰文斯悖論，通過構建隨機前沿模型實證研究發現碳排放增加會降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發現減排技術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擁有相對較高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水平;韓文科等[9]對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的發展情況和變動趨勢進行充分梳理回顧。

另一方面，在行業轉型升級和企業碳減排實際操作研究視角下：針對省際區域和具體行業如電力行業的碳減排相關政策與碳減排發展趨勢變化上，陳怡等[10]通過數據分析方法分析風電、光伏可再生電力的發展趨勢，評估我國電力行業碳排放變化趨勢;宋獻中等[11]借助碳排放權交易試點電力企業案例分析碳減排措施的選擇方案及驅動因素;劉強等[12]通過Vensim技術平臺構建碳減排政策效益模型;Zhou et al.[13]通過理論分析碳交易政策的經濟影響;武紅[14]借助空間計量模型，充分形象地分析我國省級區域碳減排的演變機理、區域特征和發展趨勢;仲偉周等[15]借助實證模型討論我國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具體影響，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針對電力企業碳排放管理實務工作中，Bowen et al.[16]、曾尹等[17]、姚文韻等[18]討論電力企業碳資產的識別、確認與計量方案問題;劉惠萍等[19]充分梳理和回顧我國碳審計相關研究的推進進展以及發展趨勢情況;袁廣達等[20]、孫紅梅等[21]、閆華紅等[22]較為深入地研究碳排放權的業務處理、資產屬性與會計體系構建問題。在碳減排的深入推動與企業績效發展的協調統一問題上，崔也光等[23-26]通過數據分析和模型推導等方法進行研究，探討碳減排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理和實現路徑。

諸多學者對于電力行業或企業碳排放問題的深入研究，為企業碳減排工作和碳排放管理實務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框架，也為本文研究提供分析思路和基本方法。但由于企業在碳排放管理和經營結構轉換過程實踐中，缺少成功案例的支撐和詳實的實際工作指引，理論研究和實務工作之間仍然存在一定間隙?；诖?，本文通過A電力企業的案例，分析討論低碳約束下清潔能源的使用、電力企業經營結構轉變與企業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發展趨勢，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

三、研究方法與案例企業選擇

（一）研究方法與分析框架

案例研究是管理學研究領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案例現象的描述和剖析，對所研究問題的起因、解決方案進行探究，起到通過局部觀察整體的效果?？紤]到電力行業內所有企業的經營結構轉變資料的獲取存在一定難度，故本文通過案例研究的方法，借助A電力企業的資料對低碳約束背景下電力行業經營結構調整與企業績效變動趨勢的問題進行觀察與剖析。

本文的案例研究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首先，基于行業發展背景和企業發展概況兩個視角，探求低碳約束背景下電力企業進行經營結構轉變的必要性和動因。進一步，通過A企業經營結構轉變情況的數據資料分析，探討電力企業經營結構由傳統能源向清潔能源轉變的趨勢。進而，從企業財務績效和環境績效兩個方面，分析電力企業經營結構轉變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和作用。

（二）案例企業選擇

A電力企業為我國大型龍頭發電企業集團，屬于國有獨資公司，注冊資本370億元人民幣，集團公司擁有在國內排名靠前的大規?；鹆Πl電廠和風電場，實際控制超過3家上市公司，在電力企業中有較強的代表性。在主營業務范圍方面，A電力企業集團從事電力能源的開發、投資、建設、經營和管理以及電力設備制造、設備檢修與調試等;在經營管理框架方面，A電力企業集團以集團公司、分公司、基層企業三級責任主體為基本管理模式;在發電規模方面，公司在役及在建資產分布在全國各省份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電裝機規模為1.4億千瓦，其中清潔能源機組占比達35.57%。

（三）數據來源

因新冠疫情爆發對企業沖擊嚴重，故為清晰地觀測A電力企業集團經營結構變化和利潤變化趨勢，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公司利潤等數據資料截取至2019年6月。

本文研究主要以現場觀察的方式獲得第一手資料。其他資料主要通過文獻資料和相關數據庫獲得，包括：其一，通過企業公開披露的財務報告、審計報告與社會責任報告獲得資料;其二，通過整理企業相關新聞資料、行業數據獲得企業經營結構轉換和績效變動等資料;其三，其他學術資料。另外，為保證企業數據安全，在保證研究結論準確的前提下對非公開披露的核心、敏感信息進行了虛擬化處理。

四、案例分析

（一）低碳約束背景下電力行業發展現狀

1.電力行業整體現狀

以2019年為例對我國電力行業整體發展情況和經營結構（發電源結構）進行說明，具體數據如下：全國全社會用電量72 486億千瓦時，比2018年增長4.4%;全國人均用電量5 186千瓦時/人，比上年增加241千瓦時/人;全國電力的需求與供給實現總體均衡。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容量201 006萬千瓦，相對2019年也有約5.8%水平的增長。其中，各類型發電容量如表1。

可以看出，目前我國仍以火力發電為最主要類型，風力、太陽能及其他清潔能源發電的占比不斷擴大、增長速度較快。在火力發電中，燃煤發電104 063萬千瓦（以2018年為基期，增長幅度達到3.2%）、燃氣發電9 024萬千瓦（以2018年為基期，增長幅度達到7.7%），煤炭發電在我國電力供給中仍占有較大比例。

根據發電能源類型統計，截至2019年底全國全口徑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容量84 410萬千瓦，比上年增長8.8%，占總裝機容量的42.0%;非化石能源發電量23 927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10.6%，占總發電量的32.7%。從投資成本上分析，2019年，水電完成投資839億元，比上年增長19.8%;火電完成投資634億元，比上年下降19.4%（煤電506億元，比上年下降21.4%;氣電104億元，比上年下降26.4%）;風電與太陽能完成投資1 244億元，比上年增長92.6%。兩個口徑的統計數據均表明，在低碳約束下，石化能源發電比例不斷降低，以燃煤、燃氣為主的火力發電比例不斷降低，電力行業正在根據碳排放量進行能源結構調整。

2.低碳約束對電力行業的影響

在低碳約束下，我國碳排放總量可以實現在2020—2025年期間達到峰值，預計在2025—2040年間處于峰值平臺期，在這一階段前，我國碳排放約束進一步收緊，同時中長期電力需求增長速度進一步放慢，在供應和需求雙重壓力下，燃煤、燃氣等火力發電量達峰后將出現持續的下降趨勢。電力行業的結構調整目前已經在環境保護方面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一，污染物和碳排放量顯著下降。例如，2019年全國電力煙塵下降幅度達到12.2%，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幅度達到9.7%，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幅度達到3.1%;其二，在行業發展前景上，碳約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經營結構調整作用，在推動清潔能源發展和低碳技術研發利用上作用越發明顯。

（二）A電力企業經營結構調整情況

1.企業各類型發電量占比

根據A集團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的數據，本文整理形成2002—2018年A集團公司的各類型發電源（主要包括火電、水電、風電與太陽能等其他清潔能源）占總發電量比例結構如表2。

基于表2數據，可見A集團公司在2006年后開始逐年降低火力來源發電量占比，這與我國煤炭價格波動較大、火力發電成本不斷上升以及各地區環境保護政策落實均有關系。如圖2所示，為根據中經網統計數據庫整理的中國煤炭價格走勢圖（2014—2019年），我國煤炭價格在近幾年中波動較大，煉焦煤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無煙煤的價格處于波動趨勢。這不僅反映出相關政策調整對產業經營結構調整的影響，也反映出在節能減排整體戰略下，火力發電這一傳統發電來源技術與成本優勢不斷減弱。與此相對，A集團公司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發電占比不斷擴大。其中：風力發電近年來技術不斷成熟，海上風力發電效率較高，因此占比擴大速度較快，成為A集團公司主要的清潔能源發電源。

2.企業各類型發電量增長趨勢

2019年1—6月，根據A集團公司的財務報表信息披露，企業發電量為2 550億千瓦時，完成該年度預算總發電量的45%。從數據上看，2019上半年并未取得相對較高的發電量增長速度，反而較預算時間進度缺少了270億千瓦時，較2018年上半年同比減少100億千瓦時。進一步，2019年上半年各發電來源的發電量增長速度如表3。

基于表3數據，2019年上半年的發電量增速中：火力發電處于下降階段;水力發電基本與上年同一時間段持平;風力與太陽能發電保持了穩定的增長速度，且風電限電率為5.6%，同比降低3.33%;光伏發電限電率為3.98%，同比降低0.01%。根據企業資料可知，A集團公司的清潔能源發電技術不斷成熟，傳統火力發電總量占比較高但呈現下降趨勢，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的整體發電量較小、增速較快，整體上經營結構轉型明顯。

（三）A企業各發電類型的財務績效變動趨勢

2019年1—6月，A電力企業集團共實現利潤總額60億元，與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加利潤19億元。該公司2019年度預算利潤確保值為100億元、奮斗目標值120億元。2019年1—6月，A電力企業集團凈利潤達到42億元，相比2018年同期增加利潤18億元;其中歸屬母公司利潤16億元，相比2018年同期增加利潤3.7億元。

由此可見，A集團公司目前盈利狀況良好，具有較為穩定的利潤增長率，并能夠完成國有企業的年度預算計劃。同時期，A集團公司發生的營業總成本為880億元，同比減少了40億元，降幅達到4.5%。在營業總成本中，可控費用發生38億元，占年度可控費用預算的36%，較預算時間進度節約14.5億元;財務費用發生96億元，占年度財務費用預算的45%，較預算時間進度節約10億元;上述可控及財務費用合計節約24.5億元，占據了營業總成本節約額的主體部分，具有較良好的降本增效態勢。

2019年1—6月，A集團公司電力板塊盈利30億元，同比增加利潤3億元，完成年度預算確保值的50%以上。其他產業板塊主要盈利包括：金融板塊盈利10億元，同比增加利潤1.57億元;能源服務板塊盈利8.13億元，同比增加利潤4.57億元;科技環保板塊盈利2.58億元，同比減利1.43億元。由此可見，電力板塊創造的利潤占總利潤50%以上，仍為集團公司主要經營活動與利潤來源。而在電力板塊中，具體各類型發電財務績效如表4。

根據表4的數據資料可以發現：集團公司火力發電整體虧損較大，煤炭發電處于長期虧損狀態，煤機發電的成本較高、經營虧損，而水電、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等其他清潔能源均有較高的單位利潤，且同比增長幅度較大。另外，煤機發電利潤為-20億元，水電發電、風力發電與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發電利潤總和達到47億元，能夠充分彌補煤機發電的虧損。由此可見，A集團電力公司的經營結構調整，能夠轉換煤炭發電高成本、低利潤的劣勢，更突出發揮清潔能源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帶動作用，有利于企業提高經營績效和盈利能力。

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本文結合調研結果：A集團公司內的煤電企業中，煤機折合每度電虧損2.26分，環比減少利潤0.74分。在81家運營的煤電企業中，盈利企業僅有40家，虧損企業41家，虧損面達到50%。燃機發電利潤同樣較低，且處于下降狀態，邊際利潤為180元/兆瓦時，每度電利潤為6.08分，同比減少2.74分，下降幅度較大。7家運營的燃機企業，4家盈利，3家虧損，虧損面為42.86%。

與火力發電相對，水電、風電、太陽能（光伏）及其他清潔能源利潤合計超過50億元，占上半年總利潤的80%，成為企業利潤的主要貢獻點。其中，水力發電的度電利潤為4.68分，同比增加利潤0.54分，增幅不大但較為穩健;風力發電的度電利潤15.3分，且157家運營的風電企業中141家盈利，16家虧損，虧損面較小;太陽能等其他清潔能源發電的度電利潤為25.30分，為集團公司中利潤水平最高的發電類型。38家運營的基層光伏企業中34家盈利，4家虧損，虧損面10.53%。由此可見，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發電的利潤較高，風力發電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太陽能等其他發電類型體量較小，但技術不斷成熟。

此外，根據A集團公司的財務報表信息披露，2019年1—6月市場電簽約共計2 00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7%;市場電平均降價38元/兆瓦時，同比升高5元/兆瓦時。2019年1—6月，集團公司平均上網電價完成377元/兆瓦時，較預算升高4.5元/兆瓦時，同比升高3.25元/兆瓦時?；谏鲜鰯祿?，A集團公司的利潤情況較為穩定，發電源結構的調整與發電量的下降（尤其是火力發電量的下降）并未對整體發電收入金額總量產生不利影響，可見清潔能源發電形成的利潤增長能夠彌補火力發電造成的虧損。

（四）A企業各發電類型的環境績效變動趨勢

A集團公司火力來源發電量占比逐年降低，清潔能源發電量占比不斷上升。從表5可以看出：隨著發電源結構的改變，企業在能源耗用、廢氣排放、廢水排放、煙塵等環境污染方面呈現了良性趨勢，而隨著能源耗用量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企業也能夠有效控制碳排放總量。因此，在低碳約束下，企業發電源結構的變化取得了正向的環境效果，在低碳轉型、環境友好方面履行了較好的社會責任，實現了一定正向環境績效。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A電力集團為案例，收集其財務報告、社會責任報告數據并結合調研，分析其歷年發電源結構轉變與2019年1—6月期間的盈利能力，研究發現：案例企業在2006年后開始逐年降低火力來源發電量占比，風力、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發電占比不斷擴大，其中風力發電占比擴大速度較快;近年來企業火力發電整體虧損較大，煤炭發電處于長期虧損狀態，煤炭成本較高是造成火力發電處于虧損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水電盈利能力較為穩定，但沒有較大增長;風電、太陽能（光伏）及其他清潔能源利潤快速增長，成為企業利潤的主要貢獻點，其利潤增長能夠彌補火力發電虧損;發電源結構轉變能夠使得企業污染排放量降低?；谏鲜鲅芯拷Y論，本文提出在當前我國低碳經濟的環境約束下，電力企業發展的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發揮碳交易市場與綠色金融優勢。在目前我國低碳節能政策不斷落實的環境下，企業使用清潔能源發電在降低排放量的同時，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項目（CCER）核證、林業碳匯等項目進行碳資產投融資，亦可通過PPP環境項目、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獲得低息資金，產生更大的利潤優勢。

第二，積極參與碳交易機制相關工作，提前布局碳交易市場業務。面對低碳約束相關政策的發展，電力企業應提前對碳排放、碳交易商業模型進行設計和規劃，設置相關崗位和責任，為低碳清潔的電力生產提供保障。

第三，推動減排技術和減排制度的實現。電力企業應積極配合碳減排制度的深入推進，通過引入減排技術提高企業碳減排貢獻率。例如，在電力企業生產過程中，積極推動二氧化碳集中排放、碳捕集與封存，強化清潔生產與低碳綠色的循環經濟電力生產的技術改造，提高電力供應與生產的質量。同時，重點企業、國有企業通過借助相關部門提供的平臺，參與“企業—高校及科研機構—生產”的科研鏈條，借助政府支持研發關鍵的碳減排核心技術。

第四，建立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積極履行環境責任。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應及時檢測、記錄、管理和公開披露碳排放相關信息，如碳排放量、低碳技術研發及使用等。

第五，采用成本控制理念，擴大清潔能源發電占比。企業應適時調整煤炭采購策略和優化存煤結構，降低火力發電成本。同時，積極配合國家戰略，吸引國家、社會資金進入，加快發展風電、光伏、核電、垃圾焚燒發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發電量，促進能源結構由火力發電向清潔能源發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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