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原則高度地書寫歷史和現實

李德南　張霖

摘要：《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最為突出之處，在于它是在總體視野中書寫歷史與現實，也是有原則高度地書寫歷史和現實?？傮w是貫穿這部作品的歷史哲學方法論，也是寫作的方法論。它運用多樣化的方式，在整體上實現了報告文學作品中“微觀”部分與“宏觀”部分的有機結合。它注重社會歷史在發展中在各個層面的聯系，尤其是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態等所形成的合力作用，力求堅持事實原則與希望原則的結合，從而對歷史與現實達成一種有原則高度的理解。

關鍵詞：總體視野;宏觀;微觀;事實原則;希望原則;原則高度

2020年11月，《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一書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這部作品的作者章石山，為集體創作團隊總筆名?！笆健比∽?3位創作團隊成員的諧音，包括總撰稿張培忠，撰稿喻季欣、黎衡、姚中才、王十月、何龍、劉鑒、陳啟文、盛慧、李焱鑫、曾平標、王威廉、陳楓等。這部作品，以一百多萬字的宏大篇幅，按照通俗歷史、百姓故事、家國情懷、全球視野的定位，采取編年史的方式構建創作框架，以時間為經、以人物和事件為緯，呈現1978至2020年間廣東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發展，全景式地展現廣東建設小康社會的歷程，出版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一、在總體視野中書寫歷史與現實

《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最為突出之處，在于它是在總體視野中書寫歷史與現實，是有原則高度地書寫歷史和現實?？梢哉f，總體是貫穿這部作品的歷史哲學方法論，也是寫作的方法論。

在盧卡奇、葛蘭西等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總體是一個重要的術語。按照盧卡奇的理解和論述，總體這個概念具有縱向和橫向兩個向度的意義。從縱向來說，它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宏大敘事，是對人類社會走向自由與解放的總體趨勢的把握，也是對歷史和現實發展方向的辯證認識?！秺^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是具備盧卡奇理論意義上的總體視野的。這一點，在這部作品的序言中就有鮮明的體現。序言里首先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這樣一個歷史情景：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當大平正芳提出“中國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究竟意味著什么”時，鄧小平凝思片刻后回答說：“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边@個歷史情景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進行反復思索后，第一次創造性地用“小康”來概括中國發展的初步目標。而在接下來的段落中，則有關于“小康”這一詞語的內在意蘊在不同時代、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中的變化的梳理。比如，小康是儒家對社會發展的理想設計，是和大同社會這一高階社會愿景相對應的初級生活狀態，也是邁向大同的必由之路。小康與大同，也是世界之夢、人類之夢，是東西方所共通的“夢想共同體”，是不分種族、不分國界的全世界人民的愿景，是治世的追求，也是亂世的希望。由此可見，序言中對于小康的認知，本身就蘊含著總體視野。這種種認知，是理論化的，也是歷史化的?！秺^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一共分為四卷，分別題為《卷一·百端待舉（1978-1991）》《卷二·風生水起（1992-2001）》《卷三·攻堅克難（2002-2011）》《卷四·逐夢飛揚（2012-2020）》。從這一系列命名中也可以看出，全書的整體寫作思路中蘊含著一種對社會歷史的總體把握，蘊含著以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為基礎的歷史觀或歷史哲學。

總體思維的認識論意義和方法論意義在于，它對社會歷史的理解是復合的、辯證的，也就是嘗試從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相互聯系的層面入手來把握人類歷史的走向，從而對社會生活的內部結構達成深入的理解。這是總體的橫向維度。這一維度，在《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中也得到了相應的貫徹和開展。序言中談到：“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進一步對小康目標做出精確描述：‘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這個要求既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實;既包括居民個人消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會福利和勞動環境的改善?！源藶闃酥?，中國共產黨對小康的理解，已經從物質生活的富足進一步發展為包括精神生活和社會福利等全方位提升的整體性概念?！盵2]顯然，這里對小康本身的認知，就蘊含著廣闊的總體視野。而全書的思路，則嘗試從經濟建設、民主法治、文化建設、人民生活、生態環境、科技創新等方面入手，全面而立體地講述廣東人民的奮斗故事，展現廣東在小康建設方面所經歷的艱苦歷程，還有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四卷本在具體寫作中，則是從總體視野出發，各有側重：《卷一·百端待舉（1978-1991）》主要敘寫1978至1991年期間廣東人民為擺脫貧困所做的艱辛探索和全力拼搏，涉及個體戶之變、經濟特區建設、流行文化興起、地方修建鐵路、勞務市場、廣交會、六運會等方面?！毒矶わL生水起（1992-2001）》則聚焦于1992至2001年期間，呈現了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開放初期，廣東人民日漸開放活躍的觀念及思想和社會變遷，涉及村民集體土地的再次解放、企業改制、內地的“生鮮三趟車”等?！毒砣す钥穗y（2002-2011）》聚焦于2002至2011年期間，呈現了這一時代重要事件，包括入世、2003年“非典”、2008年冰災、2010年亞運會，以及環境治理、取消農業稅，教育、公益等等話題?！毒硭摹ぶ饓麸w揚（2012-2020）》以2012年召開的十八大為起點，至2020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書中所寫的人物既有深入扶貧村的“第一書記”，有在粵闖出一片天空的異地務工人員，也有抗疫前線的援鄂醫療隊員等等鮮活個體，還有騰訊、華為、格力、美的、大疆等銳意創新的高新企業人員。通過對這些同為“追夢人”的人像速寫，“奮斗與輝煌”的辯證理念得以呈現。

總體除了是貫穿這部作品的歷史哲學方法論，也是寫作的具體方法論。從寫作方法論的角度而言，《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遵循了文學的、歷史的、美學的原則。如同書中所談到的，“小康似乎不屬于宏大敘事，但它內嵌著中國人的千年夢想”[3]。甚至可以說，小康內嵌著無數人的千年夢想。因此，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既有宏觀的視角，也有微觀的視角。全書涉及600多個生動故事和1000多個人物。這些人物，分屬不同的行業，有著不同的身份，也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在他們的身上，在他們的故事中，反映并折射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圍繞著這些故事和人物而展開的書寫，具有文學作品所應有的微觀、細膩與豐富。

對于當下的中國和中國文學而言，這種寫作探索無疑有其重要意義。理解歷史與現實是有難度的，用文學的方式來表達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從而達成對歷史和現實的書寫，則是難上加難。而如何面對并克服這種困難，是歷史的要求，也是現實的要求。具體到文學領域，“如何在中國社會和現實這一復雜的意義場域中，突破帶自然主義色彩的日?；妼W和著重‘個體’‘私人’‘內心’的敘事模式，將‘我’從流行性寫實模式中釋放出來，并重新寫進‘我們’‘現實’以及與之內在關聯著的‘世界’和‘歷史’之中，重構一個‘我’/‘我們’、‘生活’/‘歷史’、‘內心’/‘現實’相互溝通、對話的‘大敘事’，是現時代對文學尤其是現實主義文學提出的迫切命題?！盵4]《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一書的寫作，蘊含著一種知難而上的精神。它“以大量客觀詳備的生動敘述，通過廣東這一個富有表現力的典型，大寫了小康中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再現了民族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場景”“是當代嶺南的大史記，又是偉大中國夢的華彩篇章?！盵5]

二、宏觀和微觀的有機結合

在《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的版權頁上，可以看到它被界定為紀實文學，也就是報告文學。從報告文學的寫作方法這一角度而言，《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報告文學通常被認為是散文的一種，介乎新聞報導和小說之間，也就是兼有新聞和文學特點的散文。在茅盾看來，報告文學要以事實為基礎，運用文學語言和多種藝術手法，通過生動的情節和典型的細節，迅速地、及時地“報告”現實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真人真事。它往往像新聞通訊一樣，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剛發生的事件及時地傳達給讀者大眾。題材既是發生的某一件事，所以有濃厚的新聞性;但它又跟報章新聞不同，因為它必須充分地形象化，必須將事件發生的環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寫出來，讓讀者如同親身經驗，而且從這具體的生活圖畫中明白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6]茅盾關于報告文學的論述，指明了報告文學既有“報告性”，又要具備“文學性”。他還指出了“文學性”和“報告性”得以形成的前提：必須充分地形象化，必須將事件發生的環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寫出來;而形象和事件，又應該具有典型的特征，得經過總體視野的觀照。這實際上也指明了在報告文學作品中，“微觀”部分和“宏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它們有著各自的使命。

報告文學作品中的“微觀”部分，需要通過人物或具體的細節來切入，需要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典型的情節，藝術性地將事件進行真實還原的同時，還要承擔其引導讀者情緒、打動人心的任務。報告文學作品中的“微觀”部分，也是“文學性”的具體承載者?！拔⒂^”部分的呈現，會直接影響到作品本身“文學性”的強弱程度，會影響到“文學性”的有與無，甚至對作品立意的支撐程度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報告文學中的“宏觀”部分，則主要是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或歷史背景等，也包含理解事件或人物行動的視野或前提，蘊含著對事件何以這樣發生、人物何以有這樣的遭遇等問題的理解，是總體的重要構成因素。這些“宏觀”的部分，對報告文學作品的整體走向有著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承載的是茅盾所說的“報告”的作用。在報告文學作品中，“宏觀”部分與“微觀”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所占比例上也有要求?！拔⒂^”層面的內容如果寫得過于詳細，篇幅過多，則會導致報告文學作品“文學性”強，但整體結構過于分散，導致無法形成集中的整體。反之，如果“宏觀”的部分占據了過多的篇幅，雖然有助于讀者更好地了解時代背景，但因為“文學性”被沖淡，在降低了作品文學藝術性的同時，還會導致讀者閱讀興趣下降。

就寫作方法而言，《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運用多樣的結構方式，在整體上實現了報告文學作品中“微觀”與“宏觀”部分的有機整合?！秺^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主要講述1978至2020年這42年間，廣東小康建設所走過的歷程和所取得的成就。這不但時間跨度大，還歷經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急速發展變化。再加上國際形勢的持續變化，情況就變得更為復雜，不易把握。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要將這42年廣東發展奮斗的歷程完整地呈現，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然而，在這部作品的序言和四卷的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對宏觀和微觀的結合的探索?！秺^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采用了如下的結合方法：并不是像黃金比例一樣追求宏觀和微觀搭配的恒定不變，而是根據廣東發展歷程的實際情況和階段特點，根據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事件的特性，配合相適應的“微觀”、“宏觀”搭配方法和比例，巧妙地將作品的“微觀”因素和“宏觀”因素作了多種巧妙的搭配，使其形成最優組合，從而達到良好的表達效果。

在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很多地區也包括廣東地區，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各項具體工作應該如何改革。這其中有艱難困苦，也有探索過程中遭遇的傷痛，更有著許多個體智慧的發揮，進而一點一點地影響并推動改革開放的逐步向前。這有著許許多多鮮明的事例。

在《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的第一卷第一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故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廣東省寶安縣布吉公社沙西大隊南嶺第一生產隊突然家家戶戶屋門大開，人們趁著夜色傾巢出動，試圖奔向香港。在彎曲逼仄的小道上，村民們爭先恐后，甚至你呼我喊∶“快點，快點，等下就跑不出村了！”果然，走到村口的時候，他們看見幾個端槍的民兵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站在民兵前面的，則是沙西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兼南嶺第一生產隊隊長張偉基。他對著慌亂的人群大聲喝道∶“都回去，都回去。一個也不能走！ ”而就在這個時刻，一個小女孩被擠向路邊，然后一腳踏空，掉入了池塘。在漆黑的夜幕中，人群亂作一團，有人回頭，有人伺機再跑，卻沒有人顧及掉入池塘的小女孩。直到凌晨1點多，當張偉基和民兵在人群散盡后打著手電筒四下照看時，才發現漂浮在水面的小女孩已經不幸身亡。第二天一早，因昨夜勸阻逃港村民而心力交瘁的張偉基回家瞇瞪一覺后，扒了幾口番薯粥，便挑起一擔隊里種養的蘑菇去趕集。10點多他回到家一看，兩個孩子哭得昏天黑地，爐灶里一片漆黑，原因是他妻子也加入了逃港的隊伍。他邁開沉重的步子追上去，動情地勸妻子回家，他的妻子卻哭訴道∶“村里家家戶戶都有人在香港，你是黨員又是大隊干部，肯定不會逃港。我不去，你不去，那全家就是等死！”

這是全書正文的開篇故事。它迅速將讀者引領到那段艱難的悲情歲月。身為沙西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兼南嶺第一生產隊隊長的張偉基，在面對一河之隔的深圳、香港兩地的巨大差異時，他是多么無力，甚至連面對妻子哭訴，都無法直面回應。這一“微觀”時刻，正是當時當地的真實寫照。而這一“微觀”情景的再現，立即讓讀者感到揪心，并將他們引領到這部百萬字的著作中來，讓讀者們忍不住隨著文字而回到歷史現場。

結合宏觀的歷史語境來看，在當時國家政策尚未完全明朗、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還沒有作出相應調整、大部分人還被陳舊觀念所束縛時，地方的突破，往往得依賴個人的選擇和堅持，矛盾沖突也往往聚焦在這些時代先行者身上。他們的一舉一動，與改革開放能不能取得突破性成就息息相關。時代成就了英雄，而英雄也回報了時代。比如張偉基，他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標志性人物之一，并不僅僅因為他勸回了說“我不去，你不去，那全家就是等死”的妻子，更是因為他憋了一股勁，帶領干部和群眾突擊修路，清掃垃圾，幾經周折終于獲得上級批準，建成深圳第一家內聯企業，打響南嶺村脫貧第一炮。

又比如太平服裝廠廠長劉艮和唐志平，他們曾擔心“跟港商合作，是不是和資本主義混到一起了？會不會犯錯誤？”可是，他們轉念一想，“廠里有業務，大家就有收入，先干了再說，總比逃港好吧?！彼麄冊陬I導的支持下不再糾結，決定跟港商合作，成立中國大陸最早引進“三來一補”企業之一的——東莞太平手袋廠。還有，當時帶頭打破“大鍋飯”的局面，推廣“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清遠氮肥廠黨委書記、廠長曾國華;在“窮光榮、富可恥”思想還有市場的時候，南?？h委書記梁廣大決定給年均收入超過400元的大隊和致富帶頭人“慶富賀富”;在肇慶在雇工的禁區面前，沒有停下腳步的魚塘承包者陳志雄，引發了“雇工”與“剝削”為期整整6年的爭論……

外界通常認為，廣東因為享受改革開放的政策紅利，從而發展得一帆風順。而實際上，廣東的改革開放，也是伴隨著巨大爭議甚至是危機的，隨時有被叫停的風險。是以習仲勛、任仲夷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勇于擔當，才有了廣東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還有像張偉基、曾國華等眾多個人的才智和行動，都發揮了難以想象的巨大作用。正是無數人的共同努力，共同探索，薈萃成改革開放的激情歲月。

《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的序言，大抵是采用宏觀論述為主、微觀書寫為輔的寫作方式。在《卷一·百端待舉》當中，則形成了“微觀”為主、“宏觀”為輔的結構方式。這種寫法，讓閃光點得到充分發揮，作品“文學性”的目標得以完成，也讓讀者更深入了解時代背景，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接下來的卷二、卷三、卷四中，整體上試圖將“微觀”和“宏觀”充分結合在一起，兩者在體例上基本各占一半。在涉及不同的事件或人物時，則又有所調整。這就充分考慮到了不同時期、不同狀況的特點。種種動態的、錯綜復雜的狀況，要求作家在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細節中要盡量選擇合適的呈現方式。尤其是小康社會建設這樣時間跨度大、內容豐富的題材，在寫作手法上更要豐富和多樣，要能根據具體狀況做出寫法上的調整?？梢钥吹?，無論是作品的整體結構，還是某一細部的呈現，《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都力求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最優選擇和處理。以多樣化的方式來達成“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也使得《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在總體上做到了可讀性和思想性并重。

三、事實原則與希望原則的結合

事實原則和希望原則的結合，也是《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頗為值得注意之處。

所謂事實原則，就是在回顧一段歷史，在寫到一個事件，在評價一個人物時，注重以事實為根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回避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希望原則，則是在面對問題與困難時，看重意志、信念的作用，強調人在面對困境時有其主體性，有其選擇的自由。

力求真實地反映廣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歷的方方面面，包括這個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是《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說，在改革開放走過最初的摸索時期后，廣東各地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在此階段，由于體制改革、法律法規的滯后性，在當時的社會中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不正?，F象。原來固有的格局先后被突破，形成了廣東全省上下紅紅火火的改革開放局面，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些原來隱藏起來的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矛盾也相繼發生。有很多問題，甚至由最早的突破演變成系統性的問題。這種情況，在廣東的小康建設過程中比比皆是。對于這一過程中所出現的安全問題、土地所有制問題、教育問題、污染問題、外來務工人員安置問題、戶籍改革問題，等等，《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并沒有采取回避的態度，而是在寫作中盡可能客觀地予以呈現。同時，我們還能看到希望原則的貫徹，感受到希望原則的意義與價值。雖然理念并不直接就是行動本身，但是信念的作用是巨大的。如同《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中所強調的，“40多年來，廣東大地的小康之路，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開闊，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高遠。精神的力量支撐著奮斗，創造了輝煌。那是‘敢為天下先’的冒險精神，敢于觸及未知的探索精神，在特殊語境中只做不說的務實精神，有好政策時用足政策、在政策的模糊地帶不觀望不等待、適時選擇最優選項的靈活精神，不排外、不排他的包容精神，講規矩、守規矩的契約精神，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7]

這種嘗試把事實原則與希望原則結合在一起的努力，也有其重要的價值。中國當代文學一直面臨著變革的期許，這使得文學創作領域發生了很多可喜的變化，可是也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是迷誤。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家的主體意識和文學意識開始日益增強，大多嘗試對文學的內部空間進行開拓。具體方式則有很多種，比方說，不斷拓寬題材領域，努力加深對事情復雜性的認識，探索寫作手法的多樣化。這些方面的努力，都獲得了相應的收獲;在技藝和思想層面具有雙重自覺的作家，也越來越多?？墒桥c此同時，作家的思想資源也日益同質化，人文精神的退卻，更成為一種常見的現象。有不少作品，只致力于呈現各種現象，尤其是丑惡的現象，可是在這些作品中，很難看到有希望的所在。很多作品甚至只是在論證，人在現實面前只能茍且，只能屈服于種種形式的惡。能夠面向事情本身，有能力寫出事情復雜的、曖昧的全體，而不是以偏概全，這才是作家理想的寫作狀態，也是作品理想的呈現狀態。在面對參差多樣的世界時，作家應該有自己的情懷、信念與立場。只有當一個作家既不刻意簡化“現實的混沌”，又始終有自己的情懷、信念與信心，這樣的寫作才是立體的，是具有總體視野的，也才是具有原則高度的。

事實上，很多大作家在他們的寫作中，都會嘗試堅持事實原則和希望原則的結合。1949年，?？思{在接受諾獎的演講中曾經談到，“愛情、榮譽、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對作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少了這些永恒的真實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曇花一現，難以久存”，作家“寫起來仿佛處在末日之中，等候著末日的來臨”。但?？思{說，他拒絕接受這樣的看法，不相信這樣的黯淡景象會到來。相反，他對人和人的未來抱以希望，“因為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為此，人類將永垂不朽。詩人的聲音不僅僅是人的記錄，它可以是一個支柱，一根棟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盵8]在?？思{這一演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非?？粗叵Ｍ瓌t的。茅盾也同樣如此。1922年，茅盾曾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上發表了題為“樂觀的文學”的文章，對宗白華所說的“樂觀的文學”加以肯定。面對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茅盾這樣寫道：“我們在這個時代，人類的能力正被嚴格地檢驗的時代，何曾敢自信我們的‘將來’，但是我們回顧我們祖先幾千年所成就的，又怎敢全不信我們的‘將來’？”[9]如今重讀?？思{和茅盾的文字，我們依然會感到鼓舞，甚至是獲得力量。小說，還有報告文學及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若能兼顧事實原則和希望原則，則有可能對社會歷史達成有原則高度的理解，有可能呈現更為闊大的境界。作品所閃耀的光芒，也將更加多彩，更為絢爛。因為在這些作品中，不僅有藝術之光，有心靈之光，更有時代精神之光。

在《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這部全景式史志式講述廣東小康建設歷程及其成就的作品中，既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細節，又具備把握時代發展趨勢的總體視野，是宏觀和微觀的有機統一。它注重社會歷史在發展中在各個層面的聯系，尤其是政治、經濟、科技所形成的合力作用，堅持事實原則與希望原則的結合。在其中，我們能夠看到一種把握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律的意志，感受到一種有原則高度地書寫歷史和現實的追求。這是對一段廣闊歷史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對中國之心的理解和把握。這樣的書寫，關乎歷史和現實，也指向未來。

[注釋]

[1] “廣東小康敘事”系列圖書一共六本，分別是四卷本紀實文學《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以及文字版、圖片版紀錄檔案《廣東小康大事記（1978-2020）》和《廣東小康相冊（1978-2020）》。本文僅圍繞《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展開討論。

[2][3][7] 章石山：《卷一·百端待舉（1978-1991）》，《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8頁、第2頁、第20-21頁。

[4] 王金勝：《現實主義總體性重建與文化中國想象——論陳彥〈主角〉兼及〈白鹿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4期。

[5] 劉瀏、丁曉原：《2020年報告文學：當“輕騎兵”遇上非常年》，《文藝報》，2021年2月26日，第2版。

[6] 參見茅盾：《關于“報告文學”》，收入周國華、陳進波編：《報告文學論集》，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4-6 頁。

[8] [美]?？思{：《獲獎演說》，收入劉碩良主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和獲獎演說》，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248頁。

[9] 茅盾：《樂觀的文學》，《茅盾全集》第18卷，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362-363頁。

作者單位：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