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的理論譜系與本土探索

摘要：隨著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國與世界的聯系更加密切，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對中國國際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國際傳播的深入研究也就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本文以歷史視角對國際傳播的西方學術淵源進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未來發展做進一步思考。

關鍵詞：國際傳播；理論研究；對外傳播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1）13-0056-03

國際傳播自歐美肇始引入中國，其中許多觀點、理論和方法都讓人耳目一新，對更新我們的國際傳播觀念和改進我們的對外傳播業務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如同許多社會科學一樣，國際傳播學是舶來品，因此，我們在借鑒這些新觀點、新理論、新方法時不能只是簡單地模仿，而應充分分析其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原因，再考慮是否適用于自己的研究對象，最后形成特有的立場、角度和方法。近年來，通過我國學者的不懈努力，中國國際傳播研究日趨成熟，甚至還催生了學術去西方化的意向。面對變化多端的國際局勢，提高我國對外傳播實力，是新形勢下中國國際傳播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國際傳播的研究范式

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內部結構相對分散的研究領域，在現實中與復雜多變的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在理論上也與其他眾多的學科重疊，因此，國際傳播的學科歸屬和研究范疇仍處于討論之中。國際傳播的簡單定義是跨越國界的傳播，這個定義過于粗略，費舍和梅里爾認為國際傳播不是簡單的信息跨國流動，而是在少數大國傳播議程控制下的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信息交換[1]。這也是目前學界公認的說法，在此基礎上，許多學者從不同個角度出發為進一步界定國際傳播提供研究框架。莫拉納以美國為模板指出研究國際傳播的四種渠道：理想人文主義、信仰宣傳、政治、經濟[2]。麥克菲爾則強調，對于國際傳播議題的討論，需要將國際傳播環境、全球政治經濟以及現代傳播科技三者結合起來綜合考慮[3]。薩瑪迪突破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二元論，通過跨學科視角進行分析，認為國際傳播是一個議題群[4]。以上學者的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國際傳播研究的復雜性，其研究對象、內容和方法皆相當之繁雜多元，人們總試圖總結出國際傳播的核心特點，但是很難找到能概括全貌的研究方法。理論往往能夠反映其所處時代的歷史條件和基本問題，用歷史框架對國際傳播理論中主要流派的核心思想進行批判性研究，能為我們提供研究國際傳播事件的思路，并以此對我國國際傳播的未來作出前瞻性的思考。

二、國際傳播的西方學術淵源

20世紀初期，伴隨著廣播的誕生，國際傳播活動就已經出現，荷蘭、蘇聯、英國等相繼開辦了對外廣播。一戰期間，人們認識到廣播在輿論控制和境外宣傳上的重要作用，國際傳播活動便逐漸活躍起來，國際傳播現象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成為他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國際傳播學最早融合在傳播學（大眾傳播學）的研究中[5]，一戰期間及一戰以后，產生了對傳播的角色的論證，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李普曼的《輿論學》和拉斯韋爾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李普曼認為傳媒比較容易操控輿論從而影響現代國家決策，拉斯韋爾則對宣傳行為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他們的研究成果與當時流行的觀點有著顯著差異，具有很大的借鑒價值和開拓意義。

二戰之后，傳播學理論在回應技術與媒體的新變化中得到了增加，首先是廣播，隨后是電視，再就是逐漸被整合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在傳統理論的影響、國際環境的促進以及學科本身的適用性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國際傳播研究發展迅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流派，其中有以下兩個將國際傳播現象理論化的方法值得關注：一個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它源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關系到潛在的經濟、政治權利結構，比較著名的理論有席勒的文化帝國主義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另一個是文化研究的視角，它聚焦于媒體文本的意義以及保持信息共享的價值觀，以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斯等學者為代表。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二元論反映出國際傳播研究中兩種常見的不同觀點，即國際傳播的本質是以信息共享為主，還是說服的藝術?？峙聝煞N說法都有其現實意義，國際傳播就像任何科學技術的發明和使用一樣，像一把雙刃劍，利弊最終取決于主體的使用[6]。

冷戰結束前，國際傳播只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視角，自1990年以來，隨著國際局勢和傳播環境的變化，國際傳播開始逐步發展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和學科門類，相關的研究成果紛紛面世，呈現出一派學術研究的繁榮景象。例如，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H·莫拉納的《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達雅·屠蘇的《國際傳播：延續與變革》、葉海亞·R·伽摩利珀的《全球傳播》、邁赫迪·薩瑪迪的《國際傳播理論前沿》等。這些研究呈現出兩個共同點：一方面，更多專注于對國際傳播現象和問題的研究，開始凸顯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色；另一方面，嘗試突破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二元論，理解國際傳播環境迅速變化中所發生的事件和利益相關者。但是，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對當今世界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同時，與此相伴而生的國際傳播活動也處在迅速變化之中，造成了學術研究上的滯后性。因此，國際傳播目前仍沒有形成相對統一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

三、我國國際傳播研究現狀

我國的國際傳播研究起步比較晚，在研究成果上側重于將國外學者有關國際傳播的研究介紹給國內讀者，同時也有少量學者的自主研究成果推出[7]。在論著方面，段連城的《對外傳播學初探》和沈蘇儒的《對外傳播學概要》率先進行外宣工作的經驗總結，是我國國際傳播（特別是對外傳播）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現于新世紀之后，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郭可的《國際傳播學導論》、關世杰的《國際傳播學》、程曼麗的《國際傳播學教程》等，這些專著的問世初步構建起了我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此外，《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對外大傳播》和《現代傳播》等學術期刊相繼刊登了有關國際傳播的文章，在國外相關成果的引薦和國內原創性研究的推廣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綜合國內對于國際傳播問題的研究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的國際傳播思想經歷了“對外宣傳時期”“國際傳播‘西學東漸’時期”“黨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探索創新時期”三個時期，從單一的“單向宣傳式”傳播模式逐步轉向“全方位主動式”國際傳播。

（一）對外宣傳時期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對外宣傳體制和格局借鑒蘇聯，主要突出國際輿論場的斗爭思維，以“內外有別”“宣傳教育”為指導思想，對抗性和宣傳意味相對較濃。此時，新中國對外宣傳主要以階級斗爭的革命話語為主，宣傳思想占據主流，在宣傳中國及打擊國際反華、排華勢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這一時期的對外宣傳活動缺乏基本的傳播意識，是單方面的話語輸出，具有較濃的意識形態色彩，在宣傳中沒有對傳播對象、傳播技巧等進行具體分析，要么“傳而不通”，要么“通而不信”，往往使受眾產生抵觸和反感情緒，難以形成良好的傳播效果。因為傳播實踐的匱乏，國內幾乎沒有關于傳播思想、傳播理論的研究，關于對外宣傳的思想主要散見于領導人著作、黨和政府重要文件和有關國際斗爭的重要文章中。

（二）國際傳播研究“西學東漸”時期

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的人文社科類學科被大規模引進中國，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被引入中國，我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也重新邁上正軌。這一時期，西強東弱的舊秩序在國際傳播中形成了西方中心論，中國的形象只能以“他塑”為主，缺乏言論的主導權，中國學者開始逐步意識到對外傳播與對外宣傳的區別，開始關注如何塑造國際形象，新聞學的話語開始從“政治話語”向“傳播話語”轉變。這一時期中國國際傳播學的核心概念、基本邏輯、研究流派等基本延續歐美，“國家形象分析”“軟實力”等概念盛行，我國開始注重研究西方對中國形象的態度，有時會迎合西方主流新聞界倡導的一些價值觀，將特定意識形態發展下來的某些學科觀念不加辨析地奉為圭臬。

（三）黨的十八大以后探索創新時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明確了相關工作的方法、思路。他指出傳播領域應該在對外傳播的方法、方式、理念、認識、思維上全面的革新，不能用傳統、老舊的傳媒觀念去理解和開展對外傳播工作，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要積極構建起扎實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框架，確保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調研中央三大媒體并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闡述和明確了對外傳播的意義和價值，并且就話語權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和意見，再次把“講好中國故事”這個主題凸顯出來。此后，國際傳播研究的文獻數量逐年增加，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對外傳播能力建設、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研究建設、中國形象的對外傳播研究、對外傳播的新領域——周邊傳播、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研究等六個方面[8]。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倳浀闹v話，為中國的國際傳播實踐和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我們不能依賴西方的傳播理論，要引領構建國際傳播新格局，要關注中國自己的傳播實踐，建立自己的理論范式，從“他塑”向“自塑”轉變，強調中國人自己的主張，打破當前國際傳播的不平衡局面。

四、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

在研究理論上，不得不承認我國的國際傳播理論仍然較為滯后，未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有世界影響的傳播理論。在國際傳播理論上，學界主要沿用的幾個國際傳播理論，如國家形象理論、軟實力理論等都由西方肇始，以西方零和式有限原則哲理觀為理論基礎，存在片面套用西方理論和本土化意識不足等問題，因而造成對外宣傳成效有限的困境[9]。

在研究范圍上，隨著近年來各類新技術的應用，媒體深度融合和媒介智能化使得國際傳播的內容和渠道都得到了拓展，國內對于國際傳播的認識和研究也應該有所延伸，基于媒體深度融合的在各平臺以各種方式開展的跨國、跨文化信息交流也應該納入國際傳播的討論和研究范圍[10]。

在研究重點上，我國的對外傳播研究一直有鮮明的現實導向，作為新聞史的一個分支，國內的對外傳播研究起步晚、成果少、基礎較為薄弱。新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已經走過了70多年的歷程[11]，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我們所欠缺的恰恰是對過往實踐活動的科學概括和理論總結，只有把總結歷史經驗和研究當代問題結合起來，才能推動我們的國際傳播工作更好地向前發展。

五、中國國際傳播未來展望

近年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引起了西方老牌經濟體的警覺[12]，部分發達國家強勢輸出自己的價值觀，這甚至成了國家之間政治博弈、發動顏色革命的工具。在探索“零和”以外的關系模式中，中國提出了“命運共同體”“文明互鑒”等思想，這些理論和實踐探索有望彌補以往國家傳播理論研究的不足[13]。特別是在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對他國的批判轉移國內矛盾，我們更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國家間的傳播顯得尤為重要。面臨新的挑戰和困境，中國應該提出自己的方案，信息技術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讓發展中國家在開展國際傳播時和西方國家回到了同一起跑線。面對新媒體時代國際傳播的機遇與挑戰，我們不能繼續套用西方的傳統模式，國際傳播理論亟待突破與創新。

此外，還應該重視網絡“意見領袖”在對外傳播中的作用。網絡“意見領袖”是信息科技時代互聯網的新名詞，其作用和意義十分重大?！笆ⅰ保≦uartz）這個概念首次在互聯網起源地美國被提出來，其價值理念認為互聯網從誕生起，已經累積了數十億的網民，數量這么龐大的網民必將在網絡世界形成一個新的認知思維，并且把現實中的理念、價值觀等都通過網絡的途徑進行傳播，進而影響他人。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部分網絡參與體會成為“意見領袖”，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會在網絡上通過自身的價值觀、理念影響很多人。根據美國媒介的理念分析來看，這部分人集中在各國的中產階級或者精英中。中國也是一個網絡大國，隨著這些年互聯網科技的深化發展，中國網民的數量已經呈幾何式的爆發增長，在這樣的規模背景下，我們不能忽視網絡“意見領袖”的作用和貢獻。從幾次網絡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網絡“意見領袖”在一部分社會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意見的力量，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相關主管部門進行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設計和完善，把更多的復雜力量轉變為有社會影響力和價值的正能量。由此可見，在未來的對外傳播的過程中，這種新生力量的作用不可忽視，也不能忽視，應該利用其傳播的優勢和便利，為本土化向全球傳播作出貢獻。

六、結語

中國應該充分重視媒介話語權的構建，進一步在全球提高自己“聲音”的力度和強度。為此，我們應該加強對國際傳播理論的研究與分析，梳理相關的理論內容，并且在此基礎上逐步完善和強化中國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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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謝妍（1978—），女，湖南新化人，碩士，記者，研究方向：廣播電視、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