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港市土地利用轉型及生態服務價值研究

姚富明 韋燕飛 童新華

摘要：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目前已經趨向于一個穩定的狀態。怎樣合理使用土地并發揮生態效益最大化，是引人深思的問題，土地利用轉型可以作為重要的突破口。以地處平原丘陵區的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為研究區域，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以2010、2014、2018年3期貴港市土地利用現狀數據為基礎，運用Excel軟件，從土地利用主導功能角度研究2010—2018年貴港市土地利用轉型和生態價值，結果表明，其土地利用轉型明顯，生態服務總價值逐漸降低，并得出以下結論：（1）貴港市農業生產用地、林地生態用地大幅度減少，而城鎮生活用地、工礦生產用地大幅增加，但貴港市仍以農業生產用地、林地生態用地為主。（2）貴港市的其他生態用地占比不少，表明貴港市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中等偏上，土地開發后備資源充足。（3）在研究時間段2010—2018年期間，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提高較大。說明貴港市土地利用隨著時間的延后，其改變速率也會跟著提升，土地利用轉型因人類活動干擾而顯著上升。（4）在研究期間，生態服務總價值逐漸降低，貢獻者主要是林地，其次為水體、農田。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土地利用轉型;生態服務價值;貴港市;新型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F301.1;F062.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1）15-0207-08

收稿日期：2020-11-21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41861039）。

作者簡介：姚富明（1998—），男，廣西陸川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研究。E-mail：yaofmlm123@163.com。

通信作者：韋燕飛，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土地規劃與評價、土地利用優化配置研究。E-mail：gxweiyf121@163.com。

在1995年，IHDP（全球變化人文領域計劃）和IGBP（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共同提出了一個研究計劃——LUCC（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蓋變化）。不久，這個計劃成為地理學的一個熱點。近年來，研究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的重要方式就是研究土地利用轉型。土地利用轉型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土地利用變化，即土地利用方式（某個區域在特定時段的主要土地利用類型結構）在時序上的改變[1]。土地利用轉型概念是Grainger第一次提出的;他認為，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內實際土地覆蓋總體布局就是國家的土地利用形式[2]。Vitousek等認為，影響自然環境保護的最重要因素或許是土地利用變化[3]。Izquierdo等也贊成這一看法，并表明建立保護區是一項直接的土地利用策略，能避免土地利用變化對生物多樣性、資源和環境的潛在不好的侵染[4]。Lambin等是這樣理解土地利用轉型概念的，即土地利用不是線性的變化，是伴隨其他社會與生物系統變化而變化的，也沒有固定的模式和確定性，其轉型來源主要分為2種：內生社會生態力、外生社會經濟因素[5]。國內對土地利用轉型的理解是從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研究項目開始的。蔡運龍認為，因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是一個極其龐大而復雜的項目，為了避免基于片面的觀點，需要找到一種新的綜合方法，包括驅動力、尺度、理論和方法的結合[6]。龍花樓提出了土地利用轉型并首次將這種新方法運用于研究長江沿線樣帶的土地利用轉型，指出區域土地利用轉型是指區域土地利用（一定時期內由主要土地利用類型）在時間排序上的改變[7]。龍花樓補充了土地利用轉型的概念，即在社會經濟變化和革新的驅動下，某一區域在一段時期內由一種土地利用形態（含顯性形態和隱形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土地利用形態的過程[8]。

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大中小城市并以城市群為主的協調發展的城市布局，加速推動城鎮化歷程的農轉民與市民化，再到2019年3月全國人大報告指出，要提升新型城鎮化品質，呈現以人為核心，使城市更適合居住。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怎樣合理使用土地并發揮生態效益最大化，是引人深思的問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最佳路徑便是對土地利用轉型的研究。

從國內外研究進展上來看，能很好地理解土地利用轉型的起源、實質及理論內涵，但對于應用其理論在實際研究土地利用轉型的還甚少，特別是像處于平原丘陵區的貴港市土地利用轉型。本研究將在結合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處于平原丘陵區的貴港市的土地利用轉型進行研究，并探討在土地利用轉型下，其生態服務價值量的變化關系，從而揭露二者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相應的結論，提出相對應的建議，既合理利用土地又能發揮生態服務價值量最大化，從而讓土地更好地為人類發展服務。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1.1.1 區位特征 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坐落在廣西東南部，東接梧州市、南鄰玉林市與欽州市、西接南寧市、北鄰來賓市，擁有華南內河第一大港口和廣西最大的沖擊平原潯郁平原，北回歸線穿越中部地理位置較為優越。

1.1.2 自然環境 貴港市行政轄區10 606 km2，土地資源種類豐富且利用結構復雜;平原、丘陵是其主要地貌類型;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溫暖濕潤，降水量充足。

1.1.3 社會經濟 至2018年末，建成區面積 79 km2，人口561.29萬。貴港市2018年全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1 169.88億元，人均GDP為26 635元，地區生產總值農業、工業、服務業比例為 17.0 ∶42.2 ∶40.8，城鎮化率為50.09%。

1.1.4 土地利用現狀 至2018年末，全市土地總面積為1 060 234.27 hm2，其中，農用地為 885 461.47 hm2，比例達83.52%;建設用地為 90 948.45 hm2，比例為8.58%;其他土地 83 824.35 hm2，比例為7.91%（圖1）。農用地中的耕地319 059.82 hm2（圖2）。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1.2.1 數據來源 采用的屬性數據主要來源于《貴港年鑒》（2010—2018年）、《貴港市土地利用年度變更調查》（2010—2018）、2018年《貴港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2.2 數據處理 當前，對于“三生”用地的判定還沒有一致的標準。其劃分的方法主要有2種：（1）與土地利用分類系統二級地類相結合的歸并分類法;（2）量化測算法。本研究采用的是第1種?；凇叭保ㄉa、生活、生態）用地理論，分成3種一級地類，9種二級地類。從土地利用主導功能角度，對貴港市二級地類進行再分類（表1）。土地利用主導功能分類是根據人的主觀用地意圖作為某一類土地的土地利用分類。一種土地利用分類系統的二級地類可能囊括2種或2種以上的功能，比如同時具有生產糧食和調節氣候的耕地，具有生產和生態功能。但我們使用耕地是生產糧食，因此被劃分為生產用地。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分析 土地利用結構是指某區域內不同利用土地之間的占比關系，其囊括時空2個方面的變化[9]。貴港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體現在2010、2014、2018年這3期各個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情況，可用來研究該市土地利用變化的趨勢和規律。

1.3.2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指數是指某區域在特定時間限制內某種用地類型面積的變化狀況[10]。公式如下：

K=Ub-UaUa×1T×100%。（1）

式中：K為土地利用動態度;Ua、Ub分別為初期和末期某用地類型面積;T為研究時長，當T設定為年時，K值就是某用地類型的年變化率。

1.3.3 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 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是指某區域在特定時段內整體土地利用變化速率。公式如下[11]：

LC=∑ni=1ΔLUi-j2∑ni=1LUi×1T×100%。（2）

式中：LC為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LUi為研究開始時i類用地類型面積;ΔLUi-j為研究時間內i類轉變為j類的用地類型面積;T為研究時間，當T假定為年時，LC值就是某種用地類型的年變化率。

1.3.4 土地利用程度變化分析 土地利用程度變化分析是依據土地利用程度的界限來的。土地利用的頂點是人類不能再對土地進行開發利用，而低點是人類利用土地的始點[11]。莊大方等在中國資源環境數據庫中對4類土地利用的理想狀態定義為4類土地利用級，并賦予它本身類別的值（表2）。

土地利用程度可以用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體現。公式如下[12-13]：

L=100×∑ni=1Ai×Ci，L∈[100，400]。（3）

式中：L為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Ai為第 i級土地利用程度分級指數;Ci為第i級土地利用程度分級面積比例;n為土地利用類型數量，本研究將其分為4類，故n取 4。

土地利用程度變化量和變化率表示研究區土地利用變化走向，公式如下：

ΔLa-b=Lb-La=100×（∑ni=1Ai×Cib-∑ni=1Ai×Cia）;（4）

R=∑ni=1（Ai×Cib）-∑ni=1（Ai×Cia）∑ni=1（Ai×Cib）。（5）

式中：ΔLa-b為土地利用程度變化量;R為土地利用程度變化率;Lb、La為b時間和a時間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Ai為第i級土地利用程度分級指數;Cib、Cia為b時間和a時間第i級土地利用程度面積比例。

1.3.5 土地利用的擴展強度指數 土地利用的擴展強度指數，研究了不同土地類型的擴展或收縮特征。擴展強度指數是指特定時期內土地利用擴張面積占本身土地總面積的比例，數字越大，擴展越快[14]。其模型如下：

UⅡ=[（ULAi，t+n-ULAi，t）n]×100/TLAi。（6）

式中：UⅡ為擴展強度指數;ULAi，t+n、ULAi，t為空間單元i在t+n以及t年時該種土地的利用面積;TLAi為空間單元i的總面積。

1.3.6 生態服務價值計算模型 生態服務是指生態與生態系統形成的保持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條件和自然效用，即人類從生態系統中直接或間接獲得的利益，與人類福利密切相關[15]。評價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高低的重要指標是生態服務價值，其價值的變動體現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的影響。本研究結合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相關研究，并參考國內學者的用地分類方法，基于貴港市土地利用的實際和《土地利用現狀分類》（GB/T 21010—2007）做了歸并（表3）。

Costanza是世界上最早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估算的，但Costanza的估算適合西方等發達國家[16]。謝高地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參照Costanza的估算方法，對中國200名生態學家的問卷，制定了中國單位面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當量表[17]。本研究在這個當量表的基礎上，根據貴港市的實際情況，對貴港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進行了調整。對貴港市生態價值有不好影響的是建設用地，對此其價值系數參照段瑞娟等[18]的，水域參照張鳳太等[19]的價值系數;草地價值系數采用張騫[20]的。最后得到結果見表4。

使用公式（7）對貴港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估算：

ESV=∑nk=1Ak×VCk。（7）

式中：ESV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Ak為第k類用地類型面積;VCk為第 k 類用地類型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n為土地利用類型數目。

1.3.7 生態價值系數對生態服務價值敏感度分析 生態服務價值對生態價值系數敏感度，即生態價值系數變動1%對生態服務價值的影響狀況。當敏感性系數（Cs）<1，說明該生態服務類型沒有彈性，ESV對VC不敏感，當Cs>1，表明該生態服務類型是比較有彈性的，ESV對VC敏感[17]。

根據公式（8）計算敏感性度數（Cs）：

Cs=（ESVj-ESVi）/ESVi（VCjk-VCik）/VCik。（8）

式中：Cs為敏感性度數;ESVi為生態服務開始的價值;ESVj為生態服務改變后的價值;VCik為價值系數改變前;VCjk為價值系數改變后;k為某種類別土地利用。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

土地利用結構是指某區域內不同利用土地之間的占比關系，其囊括時空2個方面的變化[9]。貴港市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體現了該市在2010、2014、2018年這3期各個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情況，可用來研究該市土地利用變化的趨勢和規律。運用貴港市2010、2014、2018年土地利用現狀數據，采用Excel軟件，計算貴港市的“三生”土地利用類型面積。分析結果見表5、表6。

從表5可以看出，2010—2014年貴港市“三生”土地利用類型結構情況：（1）農業生產用地和林地生態用地在2010、2014年的土地利用類型中占據著很大的比例，說明貴港市以這2種用地類型為主。其中，農業生產用地主要分布在平南縣、覃塘區、桂平市，面積持續減少，從2010年的377 793.61 hm2減少至2014年的375 856.34 hm2，減少了 1 937.27 hm2。林地生態用地主要分布在平南縣、桂平市，從2010年的467 811.25 hm2減少至2014年的466 489.76 hm2，減少了1 321.49 hm2，這2種地類面積也是減少最多的。除了這2種地類減少外，還有牧草地生態用地、其他生態用地、水域生態用地，分別減少了479.85、68.09、315.08 hm2。但減少的面積相對前面2種來說，都不是很大。（2）從

用地類型增加來看，服務、工礦這些生產用地和城鎮、農村這些生活用地，分別增加了18.77、1 462.00、2 412.10、228.91 hm2。主要以工礦生產用地和城鎮生活用地增加為主。

從表6可以看出，2014—2018年貴港市“三生”土地利用類型結構情況：（1）與表5的情況類似，農業生產用地和林地生態用地依然是貴港市的主要用地類型，而且二者在2014—2018年減少的面積都很大，也是主要減少的2種用地類型;其他減少的用地類型為牧草地生態用地、其他生態用地、水域生態用地，但減少的面積相對來說都不是很大。（2）從用地類型增加來看，也是主要以工礦生產用地和城鎮生活用地為主，另外2種也是和表5一致，分別為服務以及其他生產用地和農村生活用地，面積雖有增加，但增加都不是很大。

綜上來說，2010—2018年貴港市土地利用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工礦生產用地和城鎮生活用地的面積增加很多，而農業、林地這些生態用地面積減少很多;服務以及其他生產用地、農村生活用地雖有增加，但增加都不是很明顯;其他生態用地和水域生態用地雖有減少，但減少的面積不明顯。對于其他生態用地2018年在貴港市占比3.87%，且較為穩定，說明貴港市土地利用程度中等偏上，土地利用后備資源充足。

2.2 土地利用動態度分析

2.2.1 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 根據公式（1），本研究將以2010—2014年、2014—2018年這2個時段，分別研究其單一土地利用動態度（表7）。

從表7可以看出，（1）農業生產用地和林地、牧草地、水域、其他這些生態用地在這2個時段內動態度都為負數，說明這些地類在2010—2018年是處于不斷減少的狀態。其中，我們可以發現，牧草地生態用地動態度最小，說明該地類減少的面積程度是最大的;而農業生產用地和水域生態用地相同，說明這2類地類的面積減少的程度相同，其他生態用地的動態度減少的面積程度稍微少一些。（2）服務以及其他生產用地、工礦生產用地、城鎮生活用地

和農村生活用地這些地類的動態度在這2個時段都為正值，說明這些地類在2010—2018年都處于增長狀態。工礦生產用地和城鎮生活用地的動態度都比較大，說明這2類地類面積增加的程度都很大;而服務以及其他生產用地和農村生活用地動態度稍小一些，說明這2類土地面積增加的程度要比前面2類少。

2.2.2 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 根據公式（2），計算出貴港市2010—2018年的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為0.220，但貴港市在2010—2014年、2014—2018年的綜合動態度為0.097和0.130，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提高明顯。說明貴港市土地利用隨著時間的延后，其改變速率也會跟著提升，土地利用轉型因人類活動干擾而顯著上升。

2.2.3 土地利用程度變化 使用貴港市2010、2014、2018年的這3期土地利用現狀數據，以區（縣、市）為基本研究單元，運用公式（3）、公式（4）、公式（5），分別計算出它們在2010—2018年的綜合指數、變化量和變化率（表8）。

貴港市2010、2014、2018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綜合指數分別是247.95、248.58、249.32。貴港市土地利用程度指數高于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測定的中國總土地利用程度指數。由此可以得知，貴港市土地利用程度較高，人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市的土地利用格局。貴港市2010—2018年指數提高了1.37，表明其土地利用程度不斷升高。

2.3 貴港市土地利用功能轉型分析

2.3.1 基于貴港市3區1縣1市土地利用功能轉型 2010—2018年，貴港市利用類型土地變化情況見圖3。

從圖3可以看出，在研究時間區段內，貴港市3區1縣1市土地利用功能轉型顯著，他們都表現出共同特點，即生活用地都表現為增加狀態，其中增加最多的為港北區，共增加1 685.21 hm2;其次為桂平市增加1 511.82 hm2;最低為港南區，增加面積為874.44 hm2。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增加不可避免地占用生產和生態用地;生態用地都呈現為下降狀態，其中桂平市減少的最多，為1 442.11 hm2，其次是平南縣，為1 183.93 hm2，最低港北區為 625.56 hm2;而生產用地呈現不同的變化狀態，港北區、港南區和覃塘區、桂平市呈現下降狀態，其中，港北區減少的最多，為1 059.65 hm2，其次是覃塘區為 509.73 hm2。平南縣呈現為上升的狀態。港北區、港南區和覃塘區都是生產用地和生態用地轉型為生活用地，平南縣則由生態用地轉型為生產用地和生活用地，桂平市則是由生產和生態用地轉型為生活用地。在研究時間區段內，可以得知，港北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速度是最快的。

2.3.2 貴港市土地利用功能轉型總體分析 運用公式（6），可計算出各類用地情況（表9）。

本研究根據土地利用變化數據，計算出“生產、生活、生態”用地類型擴展強度指數見表9，其體現的是各類土地的擴展情況，農業生產用地和林地、牧草地、其他、水域這些生態用地在2010—2014年、2014—2018年擴展強度指數為負值，說明這些用地變化特征主要表現為緊縮。其中牧草地生態用地、農業生產用地、水域生態用地在2010—2014年、2014—2018年擴展強度指數為負值且較大，說明這些地類緊縮很快。服務以及其他、工礦這些生產用地和城鎮、農村這些生活用地的擴展指數都為正值，說明這些用地變化特征表現為擴展。其中城鎮生活用地和工礦生產用地在2010—2014年、2014—2018年擴展強度指數為正值且較大，說明這些用地擴展速度快。

2.4 生態服務價值變化分析

2.4.1 生態服務總價值變化 運用上面的生態服務價值計算模型。計算出2010—2018年貴港市生態服務價值變化（表10）。

從表10可以看出，貴港市總的生態服務價值在2010、2014、2018年分別為14 507.37×106、14 425.81×106、14 362.02×106元，說明2010—2018年貴港市生態服務價值呈現下降趨勢。2010—2018年，貴港市的生態服務價值減少了 145.35×106元，年均減少18.169×106元。主要原因是貴港市經濟發展迅速，人口的激增，建成區域面積的變大，林地、農田、水體及其他地類向建設用地轉化。

從表10可以看出，2010—2018年6種用地類型的生態服務價值排序情況。林地在貴港市占比是較大的，與農田的占比相差不是很大，但林地生態服務價值貢獻卻遠大于農田生態服務價值總量;水體的占比也并沒有農田占比的多，但水體的服務價值超過農田的服務價值。貴港市生態價值主要貢獻者是林地，后為水體、農田。然而林地、農田在2010—2018年間分別減少了2 474.14、5 486.16 hm2。草地、未利用地對貴港市的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貢獻率不大，特別是未利用地。因此，保護林地、水體、農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5 生態價值系數對生態服務價值敏感度分析

以公式（8）和表9確定的貴港市生態價值系數為基礎，分別將表4的各用地類生態價值系數增加或減少10%，計算出調整后的貴港市2010、2014、2018年生態服務價值量和敏感性度數（表11）。

從表11可以看出，2010—2018年林地生態敏感性度數最大，并出現升高的走向。林地生態價值系數每升高或下降1%，則貴港市生態服務總價值將升高或下降0.63%。從表11可以看出，貴港市從2010—2018年各地類敏感度雖有變化，但其敏感度次序并沒有發生變化。特別是建設用地、草地、未利用地均小于1，而且草地、未利用地接近于0，說明所使用的系數符合貴港市的實際。貴港市生態服務價值對生態系數變化缺乏彈性，即貴港市生態服務價值對生態價值系數不敏感。

3 討論與結論

由于筆者所學知識水平有限，不能探討貴港市土地利用轉型的驅動機制，希望未來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貴港市土地利用轉型的驅動機制。

參考的價值系數可能還不夠符合實際情況，計算出生態服務總價值可能稍微存在偏差。因此，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確定更加合理符合該市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

利用貴港市2010、2014、2018年這3期土地利用現狀數據進行分析，按照“三生”分類標準，得出以下結論：（1）貴港市農業生產用地、林地生態用地大幅度減少，而城鎮生活用地、工礦生產用地大幅增加，但貴港市仍以農業生產用地、林地生態用地為主。（2）貴港市的其他生態用地占比不少，表明貴港市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中等偏上，土地開發后備資源充足。（3）在研究時間段2010—2018年期間，土地利用綜合動態度提高較大。說明貴港市土地利用隨著時間的延后，其改變速率也會跟著提升，土地利用轉型因人類活動干擾而顯著上升。（4）在研究時間段2010—2018年期間，貴港市生態服務總價值逐漸降低，其貢獻者主要是林地，后為水體、農田。

參考文獻：

[1]龍花樓，李秀彬. 長江沿線樣帶農村宅基地轉型[J]. 地理學報，2005，60（2）：179-188.

[2]Grainger A. The future role of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s in the world forest economy[D]. 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1986.

[3]Vitousek P M，Harold A M，Lubchenco J，et al. Human domination of earths ecosystems[J]. Science，1997，277（5325）：494-499.

[4]Izquierdo A E，Grau H R. Agriculture adjustment，land-use transition and protected areas in Northwestern Argent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9，90（2）：858-865.

[5]Lambin E F，Meyfroidt P. Land use transitions：socio-ecological feedback versus socio-economic change[J]. Land Use Policy，2010，27（2）：108-118.

[6]蔡運龍. 土地利用/土地覆蓋變化研究：尋求新的綜合途徑[J]. 地理研究，2001，20（6）：645-652.

[7]龍花樓. 土地利用轉型——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綜合研究的新途徑[J]. 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3，19（1）：87-90.

[8]龍花樓. 論土地利用轉型與土地資源管理[J]. 地理研究，2015，34（9）：1607-1618.

[9]李 鑫，歐名豪，劉建生，等. 基于不確定性理論的區域土地利用結構優化[J]. 農業工程學報，2014，30（4）：176-184.

[10]謝 菲，舒曉波，廖富強，等. 浮梁縣土地利用變化及驅動力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2011，18（2）：213-217，221.

[11]莊大方，劉紀遠. 中國土地利用程度的區域分異模型研究[J]. 自然資源學報，1997，12（2）：10-16.

[12]胡和兵，劉紅玉，郝敬鋒，等. 南京市九鄉河流域土地利用程度空間異質性分析[J]. 地球信息科學學報，2012，14（5）：627-634.

[13]胡和兵，劉紅玉，郝敬鋒，等. 城市化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空分異特征及其對土地利用程度的響應[J]. 生態學報，2013，33（8）：2565-2576.

[14]劉盛和，吳傳鈞，沈洪泉. 基于GIS的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擴展模式[J]. 地理學報，2000，55（4）：407-416.

[15]歐陽志云，王如松，趙景柱.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生態經濟價值估算[J]. 應用生態學報，1999，10（5）：607-613.

[16]喻建華，高中貴，張 露，等. 昆山市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5，14（2）：213-217.

[17]謝高地，甄 霖，魯春霞，等. 一個基于專家知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J]. 自然資源學報，2008，23（5）：91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