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系統、結構與超穩定結構

孟啟明

摘 要：金觀濤等人將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納入其史學實踐中，通過論述子系統與結構之間的關系，展現出在三個子系統的相互耦合下，結構發生演變直至異化，而在潛組織的調節下，結構由舊到新的演化機制。以此通過對比西方社會結構的演化歷程以及與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之間的差異，從而展現出結構史觀視角下的社會演變。

關鍵詞：系統論史觀;子系統;結構;超穩定結構;社會演變

中圖分類號：K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09-0067-03

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于1984年4月出版，其原意在于解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組成、延續及排斥機制的形成，而這便會涉及對于推動這種機制建立的系統的分析。這種系統分析的模式——子系統與結構的關系——在金觀濤等人以后的史學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分析西方社會結構演變的有《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金觀濤、唐若昕著，1985）與《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金觀濤、王軍銜著，1986），以及進一步研究中國近現代社會結構變遷的有《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金觀濤、劉青峰著，1993）——從而在古今中外不同層面與角度上推動著這種分析模式的研究面向。

而這種系統分析模式也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演繹：吳毅的《超穩定結構導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遲滯》表示中國封建社會的“王”字型超穩定結構的對外排他性、內運均衡性、脆弱性、易生性和整體的穩定持久性是導致封建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1];顧方博等人的《科舉制度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在梳理了科舉制的發展歷史后認為科舉制在四個方面導致封建社會形成超穩定結構：強化“官本位”的體制與觀念、強化國家功能、圣化封建體制、平衡各階層人的心理[2];張一方的《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及其思想文化淵源》認為中國歷史具有統計性規律，而傳統思想構成的網絡系統及官僚制和監察制推動系統的新陳代謝是這種超穩定結構的基礎[3]。此外，還有另外一些學者將超穩定結構運用在自身研究中：如唐力行的《延續與斷裂：徽州鄉村的超穩定結構與社會變遷》將超穩定結構運用在整體社會史當中研究徽州社會的發展變遷[4];而李昕升則提出超穩定飲食結構的概念來回顧中華農業文明。

本文試圖通過對照分析及文本分析的方式來分析金觀濤等人對于系統的分析模式，因而一方面選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作為分析對象;另一方面，《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版本選擇1992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增訂本，因為該版本在原書的基礎上進行增訂，可以更好地體現出金觀濤等人提出的社會演變模式。

一、一種歷史解釋的系統結構

不同學者對于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西方社會結構有不同的模式分析，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84年初版，1992年香港中文大學增訂本）以及金觀濤、唐若昕編著的《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1985年）希望通過一種學術的角度，通過一種子系統與結構演變的視角來解釋這種現象——即超穩定結構——存在的原因，從而表現出權威的存在與介入以及其帶來的僵化而帶有破壞性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歷史解釋并不僅僅在于對于歷史的解釋，也是“歷史對現在的影響”以及“現在對歷史的評價”雙重理解。歷史解釋的方式實際上就意味著給予被解釋的歷史一種價值判斷。

金觀濤等人將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視為結構的三個子系統，三個子系統組成一個結構，而子系統的功能的演化會帶動社會結構的演變。在《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一書中，它鋪敘了以下幾個問題：為何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為什么一些社會結構會演化（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另一些不會或演化路徑不一樣？為何演化的速度不同？以及演化的動力是什么[5]13-14？

作者將西方社會的演變從以雅典文明為代表的古希臘文明出發，認為在雅典文明中，海外貿易與奴隸制商品經濟的經濟子系統、海上霸權與民主制的政治子系統以及多神制與自由精神的意識形態子系統組成其特有的社會結構，隨后，古羅馬至西歐封建社會與拜占庭帝國至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社會結構都處于演變的過程中。

作者對此運用了對比的方法。首先，作者揭示出古羅馬與中國、古印度具有不同的社會結構，原因便在于其三者的社會結構組成的子系統不同——古羅馬共和國基于自由農民——奴隸制經濟、貴族共和政體、地方城邦主義、神人同形信仰三個子系統而發展，而由于功能結合的破壞——如張曉校便指出古羅馬共和國新貴的排他性導致權力分配集中在幾個新貴家族手中[6]，便由羅馬帝國——三個子系統：羅馬奴隸制商品經濟、城邦愛國主義與人神同形信仰、元首軍事制與城邦自治——所取代，這便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演化。而與此相比，古印度由于婆羅門教、種姓制度與村社經濟使得經濟自給自足以及宗教對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變得封閉，著者同時提出一個例子：由于孔雀王朝改變了子系統而改變了社會結構，而孔雀王朝的滅亡，古印度又重回以前的社會結構，這就表明子系統的耦合所起到的作用[5]56-57。

羅馬帝國的衰亡是社會結構在繼續演化下的必然，隨后形成的西歐封建社會與拜占庭帝國兩部分，在西歐舊的社會結構消亡后形成潛組織要素——世襲莊園、蠻族政治組織以及基督教，這三個潛組織要素成為子系統順利構成西歐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但由于拜占庭帝國受到斯拉夫人入侵，導致其經濟結構成為小農經濟、基督教與帝國政府相結合，以及形成軍事官僚制，其社會結構便與西歐封建社會不同。但相同的是，西歐封建社會和拜占庭帝國的社會結構的轉變都經過功能不停地耦合才最終形成。

然而，作者表示這并不意味著西歐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的轉變都是一樣的，英國在王權、諸侯、平民三角均勢中發展[5]190，隨后國會取代王權、圈地運動以及卡爾文教打破了這種三角均勢，從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在王權與官僚制的法國以及王權長期衰落的再版農奴制的德國，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步伐便變慢了。

《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并不是簡單地將種種子系統機械式耦合成社會結構以此來解釋歷史，一方面，《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展現出構成社會結構的子系統是如何形成——這三個子系統也是相互影響的——以及社會結構的不同造成的種種影響;另一方面，則展現出舊社會結構在演變成新社會結構中，潛組織要素需要原有因素（中介）的幫助以及在演變過程中種種因素的影響下構成子系統從而組成社會結構。

二、超穩定結構的建立模式

作者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如果用子系統來透視，則是儒家、大一統與官僚制以及地主經濟，這三個子系統構成了一個特有的超穩定結構。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看來，王朝的更替只是沖擊了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但超穩定結構又具有奇異的修復機制;此外，有望推動社會結構演變的動力——資本主義萌芽又被超穩定結構所壓制，超穩定結構便長久存在下去。

1.三個子系統的維護以及修復

為了解釋中國的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原因，《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首先表明一體化的三個功能：對分封制的調節、限制人身依附、壓制軍事割據[7]34-38，而這具有抑制分裂傾向的作用，同時，家—國同構的體制不僅在意識形態也是在政治上成為一體化的重要環節。這便意味著，需要政治上的強控制作為維護大一統的重要手段。而這種政治上的強控制需要官僚制以及通過皇權進行調節[7]72-75。然而在體制的推進中，官僚制的弊端以及形成的權力金字塔推動著無組織力量——對原有結構具有瓦解作用但又無法形成新組織的力量——的形成。同時，在經濟結構中，土地兼并也是推動其發展的動力，土地兼并有利于地主對農民進行剝削，而維護體制運行下種種重稅更是推動無組織力量的發展[7]82-85。

既然無組織力量具有瓦解作用，王朝在變法到動亂中便需要修復機制從而建立一個新王朝，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中，表明修復機制有兩個方面：宗法同構體與一體化目標，從而重新回到穩定的狀態[7]139-145。周期性的動蕩會帶來種種破壞，可新王朝的建立并不代表社會結構的演變，而只是原有系統的一種修復罷了。

同時，這種修復也體現在意識形態的子系統中。作者表明，一方面，一體化要求學說具有現實性，同時信奉這一學說的人成為官僚，從而維護體制的運行，而儒家便成為首選的意識形態;而另一方面，儒家與道家成為一種互補結構，而這對于吸收佛教思想具有一種融合的作用，而不是幾種思想進行激烈的碰撞。作者提出內和諧、外適應的模式來解釋儒家發展的過程[7]255-260，當然，發展到理學階段意味著儒學漸漸僵化，但它仍為超穩定結構提供堅固的基礎——即便理學起到更多的是禁錮作用。

2.被壓抑的推動演變的力量

為了解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與中國科技的發展又為何無法打破這種超穩定結構的存在這一問題，作者表明這是因為超穩定結構的現有結構的發展在客觀上不但沒有為其發展產生條件，反而是起到抑制作用的。在超穩定結構的視角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體化結構要求強控制，從而需要重本抑末來提供支持;超穩定結構另一個組成基礎——宗法一體化無法成為催生經濟—政治力量相結合的因素，即便商業經濟的發展產生如徽商等商業團體，但宗法性質的限制性無法產生西方市民階層，宗法制的意識形態也不利于自由、民主觀念的產生。超穩定結構無法回避的周期性動蕩帶來的對城市的破壞，給商業經濟的原始積累帶來破壞，資本主義萌芽不但無法持續發展成為新的力量，反而是遭到了抑制與破壞[7]187。

作者同時也論述另一個推動演變的力量：技術，也同樣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在超穩定結構下，雖然在維護大一統帝國中，對于技術的需求是龐大的，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都有利于維護在龐大的地域中進行通信和統治，農業技術與金屬冶煉技術也有利于帝國經濟的發展，但由于古代技術傳承的封閉性（子承父業），從而造成技術大量失傳。因而，在某些領域由大一統國家組織來克服著技術轉移的阻力，同時地主經濟對技術的要求也影響著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結構縮小著科技發展的空間[7]291-295;而且中國科技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現代科學的產生，科學需要理性思維與不斷試驗，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由陰陽觀念帶來的直觀外推的思維方式以及倫理中心主義并不利于科學的發展[7]296-300。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科技只是在超穩定結構的種種限制下進行發展，而無超越的可能;與之對比，中國古代的科技大大推動著西方社會的發展，這是因為在西方社會結構的演化中客觀上持續推動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不斷帶動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個子系統的發展，從而繼續推動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這種對比便推動著歷史反思的需要。

三、一種系統論史觀下的歷史反思

金觀濤等人通過類比生態系統的概念來以子系統與結構的發展分析歷史;在生態系統中，各個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只有各個要素通過不斷地調節進行共同有機地耦合并共同發揮作用，生態系統才能作為一個共同體來發展下去。但是，各要素在發展中不僅僅只存在有利于結構的一面，同時存在的不利于結構發展的因素在不斷積累中不斷影響著要素的耦合從而導致功能的異化，也就是說，結構在不斷發展中就必須不斷面臨著異化，甚至最終崩壞。而從子系統與結構的角度來分析歷史，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成為一種鮮明的對比。西方演變的社會結構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都面臨著功能異化的問題，然而由于各子系統構成的不同而由此構成的社會結構也不同，這使得社會結構的演變軌跡也不相同。在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中，古羅馬共和國因為功能的異化而通過調節成為羅馬帝國，但最終成為舊結構，而通過潛組織的不斷調節使得子系統發生轉變，成為西歐封建社會與拜占庭帝國的新結構，而英、法、德的子系統的不同也影響著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

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也面臨功能異化的后果：周期性動蕩，然而這種動蕩的破壞并沒有推動新結構的建立，反而是起到破壞新結構組成要素的作用。從舊結構的瓦解過程中產生種種新要素從而推動子系統的改變，由此建立一個新結構，這可視為是一種結構演化的邏輯，也是組織的進一步復雜化的需要。而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只是一個原有結構不斷生長的過程，這限制著組織進一步演化。由此可以看出，三個子系統雖然受到沖擊，但通過種種調節仍占有支配地位——雖然在修復過程中出現了不同過去的形態，同時，不僅是超穩定結構本身的存在就束縛著各種革新因素的發展以及功能耦合的方向，超穩定結構發展中因功能異化導致的周期性動蕩更加破壞了革新因素的積累，從而子系統的發展只能在原有結構下進行，而無法推動由舊結構到新結構的演化。

這就表明，一個結構的構成與發展，需要種種子系統的不斷調節而耦合，而子系統自身在發展中會產生不利于整個系統發展的因素，無組織力量與結構老化的出現沖擊著原有結構的存在，因而存在著結構的演化，即組織的進一步復雜化和原有結構的修復，成為超穩定結構的存在，而出現這兩者的原因就在于會不會形成推動組織進一步復雜化的因素，這便需要原結構的子系統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新元素能否耦合成新的子系統從而推動結構的演化。

四、結語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展現出中國封建社會因為其超穩定結構而無法進行新結構的演化，但同時也表明每一個結構都存在著結構老化的問題。那么，在封建社會已經覆滅，中國已經進入現代社會的情況下，超穩定結構不能夠只單單被視為過去一種社會結構，而更應該意識到超穩定結構存在的原因。同時，對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也通過內部的分層與對比來進行論述，也符合一種科學的態度?！杜d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是金觀濤、劉青峰在1980年發表的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一部歷史理論專著（隨后不斷進行增訂），這契合著當時的社會環境;同時本文選擇的兩部書都屬于《走向未來》叢書，而其叢書的出版標準是：“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貼近時代問題;第二，多學科交叉;第三，表現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閱讀;第四，既要有編譯西方的，也要有中國年輕學者原創的著作，還要有結合中國改革實際的”[8]，可以說，這幾點概括出這兩部書所體現的史觀的特點。不同于歷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論爭，金觀濤等人的系統論史觀已經直接將歷史當作一種用科學來研究的對象。當然，對于一個史觀的運用需要不斷對此進行反思，比如：單純的結構論的觀點是否會造成——或者本身就是——另一種僵化的歷史解釋范式可以繼續進行討論，但著者這樣一種歷史反思的方式仍值得注意。最后，或許用金觀濤自己的話作結語最為合適：“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但我更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無終止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產生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盵9]

參考文獻：

[1]吳毅.超穩定結構導致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遲滯[J].咸陽師專學報，1995（5）：9-13.

[2]顧方博，王憲濤，焦垣生，郭曉萍，李新蛇.科舉制度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2）：88-92.

[3]張一方.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及其思想文化淵源[J].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9（3）：13-19.

[4]王玉貴.整體社會史如何呈現[J].安徽史學，2017（5）：158-161.

[5]金觀濤，唐若昕.西方社會結構的演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張曉校.論古羅馬共和國新貴的政治優勢及社會基礎[J].齊魯學刊，1997（2）：121-124.

[7]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M].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

[8]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171.

[9]崔文華.河殤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