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科理論的總結與探索

張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整整百年的光輝歷程，學界對百年中共黨史研究一直保持高度關注，中共黨史學科也發展成為一門獨立成熟的學科。中共黨史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同時也存在一些爭議問題，如“黨史學科基本理論有不夠深入的一面。研究中存在敘述多、分析少、理論性弱、研究領域小、重復研究多、創新研究少等欠缺”。①在建黨100周年之際，這些黨史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需要及時給予回顧總結，新近出版的王炳林等著《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簡稱“王著”），即是此方面集大成之作。該書對中共黨史學科涉及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述，除導論、結語外，主體共有七章，分別論述中共黨史學科的定位問題、發展史、歷史觀、基本原則、研究方法、史料問題、學術規范及國際視野中的中共黨史學科七大問題?，F對該書所涉及的中共黨史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評析。

一、中共黨史學科內容的探討

王著系統研究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對于黨史需要解決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動力和主體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解答。該書在導論中清晰地闡述了基本寫作思路，即學科定位是學科建設的前提，學科的指導理論、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學科發展的靈魂和核心，學科發展是學科建設的重要條件，史料是學科發展的基礎，學術規范是學科發展的重要保障，國際學術交流發展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②全書圍繞該思路展開論述，層層疊進，使讀者對中共黨史學科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與認識。

中共黨史研究涉及的內容廣泛，該書認為中共黨史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全過程，其研究內容分為：中國共產黨奮斗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以及中國共產黨建設、發展史。該書還形象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包含“人、物、事、魂”等內容在內的歷史，并指出“人”即黨史人物，既包括黨的領袖人物與英雄人物，也包括普通黨員和群眾;既包括群體人物，也包括單獨個體?！拔铩?，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所用之物，也包括他們生活或戰斗過的革命舊址和遺址?！笆隆?，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著重大影響的活動或歷史事件?！盎辍?，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概括和總結。③此種概括頗為精確，全面地涵蓋了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對于中共黨史的科學性，習近平同志早在2010年7月21日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指出：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要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④該書也對黨史學科的特點進行了合理分析，強調在重視黨史學科歷史學性質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的政治性、現實性和理論性特點，認為：“作為學術性與政治性辯證統一的有機體，黨史學一方面要把歷史研究這一基礎性研究搞好，這是黨史學的根本立足點和本質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能唯‘史’獨尊，忽視黨的建設研究的應用性?！雹萃醣值仍诘谝徽掠懻擖h史學科定位時，還鮮明地提出了將中共黨史學科從二級學科升級為一級學科的建議，指出這從根本上說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有利于發揮黨史學科以史為鑒、資政育人的功能;有助于培養高素質人才，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應有之義;有利于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這個建議看到了目前黨史學科存在的諸多問題，并希望通過各方共同努力來解決。此外，該書還提出了黨史學科與近年新設立的黨建學科并不沖突，兩者應該協調發展，互相促進。

對于中共黨史研究的百年學科發展史，該書第二章進行了專門的梳理，從肇始與初興、發展與曲折、恢復與繁榮三大階段論述了黨史學科的百年歷史演進，進行了全面的學術史回顧。該章也重視個案人物的研究，論述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的領袖人物，以及胡喬木、胡繩、胡干之、胡華、龔育之、張靜如等黨史專家對黨史研究的論述與推動。在第二章中，王炳林等專門討論了與黨史相關的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區別與聯系，認為相同點在于學科性質相同、歷史主線相同、研究的原則和方法基本相同、社會功能基本相同，而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時期劃分和重要時間節點上則有差異。這些總結都比較到位，有利于幫助讀者了解這些在表面上內容較為相近的研究領域的異同。

中共黨史研究雖然已開展多年，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諸多困境。該書對此問題鮮明指出：學科定位不夠清晰，存在較大爭議;學術水平有待提高;中共黨史學科建設隊伍流失嚴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損害了黨史學科的形象和影響力。⑥而且部分黨史研究形成了一些簡單化、概念化和抽象化的具體方法，在研究內容及范式上存在一些“口號化”“教條化”“碎片化”敘事方式等突出問題。該書對這些問題也有清醒的認識，并指出當前黨史研究依然存在著對辯證法理論空泛化、標簽化的理解：或者在運用中尋章摘句，公式化地照抄套用，或致力于“碎片化”的個案研究，陷入后現代史學的虛無主義，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在當前已經“過時”，缺乏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正確理解和信仰。⑦因此，目前國內的黨史研究還應突破傳統的敘述框架與闡釋模式，才能提高黨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增強黨史學科的學術地位。此外，王炳林等還看到了國內黨史學科研究隊伍的困境，如人才流失嚴重及現有人才隊伍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并在全書結語中建議應加快建設高素質的黨史研究隊伍，優化研究隊伍結構，培養業務骨干，改革人才管理制度，完善人才培養體系。上述問題的存在制約了黨史研究的進一步推進，需要有關部門重視并解決。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正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習近平同志對此曾要求：要發揚馬克思主義優良學風，明確學習要求、學習任務，推進內容、形式、方法的創新，不斷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⑧該書也專門強調了要創新黨史學習教育的方式與方法，增強黨史學習的吸引力、感染力，認為黨史學習教育的重點對象是領導干部及廣大青少年，要善于采取文學藝術、影視戲劇、專題講座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增強輻射力和影響力。⑨

二、黨史的史觀與史料

由于中共黨史牽涉到復雜的歷史人物、事件，形成了很多敏感問題，如何評價中共黨史也一直是學界探討的話題。如對于黨史人物評價，需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雹庠摃灿袑Ｕ绿接懥它h史人物評價問題，認為：“科學地評價黨史人物，要求在研究中始終堅持主體性和客觀性的相統一的原則，正確處理主題理論觀念與客體歷史實際之間的張力，這是黨史人物評價要解決的本質和核心問題?！?11該書主張在黨史人物評價中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法，堅持整體性原則，并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對于黨史人物評價的目的，該書也強調：“絕不是在于追究個人責任或評判一人的功過、得失，而是為了從前人的實踐活動中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更好地為現實服務。黨史人物評價要達成這樣的社會功能和目的，就需要研究者在評價活動中始終堅持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以及堅持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2該書提倡的此種評價標準，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立場與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對黨史人物有客觀真實的認識。

目前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頗為嚴重，其污蔑、丑化、攻擊中共歷史，也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一些錯誤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有的將黨史事件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將黨史庸俗化、娛樂化，熱衷傳播八卦軼聞，對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樂道，等等?！?3該書也對黨史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及危害進行了剖析，認為其從根本上否定了唯物史觀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混淆了歷史發展的主流與支流，用碎片化的史實否定歷史發展規律，并強調指出：“這種思潮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哲學基礎，以個人至上、功利主義等為基本價值訴求，丑化黨的領袖，貶損革命英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肆意加以歪曲和否定，妄圖通過消解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的歷史依據，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必然性和執政基礎?！?4隨著網絡時代的高速發展，以網站、微信、微博等為代表的自媒體是歷史虛無主義泛濫之地，該書第六章第四節為此專門探討了自媒體下的黨史信息傳播，指出自媒體豐富了黨史信息的資源、拓寬了黨史信息傳播的受眾范圍、擴展了歷史研究的視野，但同時也在傳播主體、傳播內容上存在諸多問題，自媒體自身信息過于碎片化，而且對自媒體的監管相對滯后，需要相關部門增強思想導向功能，打造黨史信息傳播的自媒體專業平臺，建立健全自媒體的運行機制與管理制度。15在歷史虛無主義層出不窮的現狀下，黨史研究者有義務堅持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自覺抵制各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這也是其所需要遵循的黨性原則及應履行的政治責任，并應在日?？蒲泄ぷ髦虚L期堅持。

樹立正確的黨史觀對黨史研究者來說至關重要。習近平同志在2021年2月20日的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對此強調：“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要實事求是看待黨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既不能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6該書也堅持了上述要求，提出堅持用唯物史觀研究方法來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要全面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根據特定的歷史條件，對中共黨史的事件和人物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該書看到了傳統唯物史觀研究重視政治事件與精英人物，忽視了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與復雜性，為此呼吁要堅持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相結合形成的指導黨史研究的具體理論，使唯物史觀在中共黨史學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并指出堅持唯物史觀在中共黨史學研究中指導地位不動搖的同時，還必須正確理解唯物史觀的內涵，準確地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堅決摒棄僵化教條地理解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做法。17該書還討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證法與中共黨史研究的關系，即在黨史研究中強調矛盾分析法，強調實事求是、歷史主義地看待問題，強調遵循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為這是中共黨史研究要求的理論前提和基礎。18該書對于黨史學科的基本原則還提出了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階級分析及整體性四種原則，并結合案例進行了詳細分析，對研究者頗有指導作用。此外，該書還梳理了中共黨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及“現代化范式”，介紹了各自的主張及異同，并提及了近年新出現的“新革命史”的范式。19各種研究范式在本質上并不沖突，只不過是研究側重點不同，是從不同視角來研究中共黨史。

史料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基礎，該書第六章探討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史料問題，分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和聲像史料四大類進行論述，并介紹了黨史資料的整理情況，以及黨史資料考證和運用的基本方法。因目前有很多黨史資料真偽難辨，直接影響對黨史史實的研究判斷，故該書特別強調要辨別、鑒定文獻的真偽，考證史料的準確，提出應考證文獻的版本、制作者、制作時間及文獻的史實。該書還總結了具體考訂史料的四種方法：求源法，追尋歷史事實的來源;反證法，舉出有力的反證來判斷是非;旁證法，利用其他資料作為依據，對史事加以他證或補證;理證法，運用邏輯推理達到考證史實真偽的目的。20同時，該書指出目前還有許多中共歷史見證人在世，各地還保存有大量的黨史遺跡及實物，這些資料也應充分重視，可以彌補文字史料的不足。

對于中共黨史資料的運用，該書提出的堅持論從史出、史料互證及精選精用的三大原則也頗有啟發。如該書強調黨史史料選用要堅持論從史出，強調概念、判斷、論說，以及對歷史的闡釋、評價，都應該從資料證據中總結、概括、抽象出來;堅持史料互證，堅持開放的史料觀，避免封閉的史料觀，重視使用第一手資料，確保史料的可靠性、準確性;要充分發揮黨史研究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優勢，使之不僅有書證、物證而且有“人證”，拓寬史料互證的渠道;在考據中，要堅持“孤證不立”的原則。21王炳林等的這些精心總結也同樣適用于歷史學的其他學科研究。同時，因黨史資料紛繁復雜、良莠不齊，王炳林等強調堅持精選精用，指出：“進行黨史研究，并不是說羅列的史料越多越好，而是需要選取最能說明問題的史料。這就要求在運用史料過程中必須精挑細選，盡量運用典型史料。研究者要學會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粗取精，找到最能反映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系和本質的資料?！?2需要重視的是，目前海外有豐富的中共黨史研究資料，諸如檔案、報刊、回憶錄等資料對黨史研究也頗為重要。王炳林等對海外史料也有客觀的認識，指出：“那些保存在國外的中國共產黨史料，是西方國家出于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而搜集整理的，因而這些史料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們在使用國外中共黨史史料時，應當對國外的史料與國內的史料進行梳理和考證，認真甄別國外史料的真偽和確定史料的價值，找出國外史料中的不實不準的內容?！?3實際上當前國內的黨史研究對海外資料的利用遠遠不足，需要學者加大對海外黨史資料搜集、使用及辨析的力度。

三、黨史研究方法的討論

在中外交流日漸開放的環境下，國內黨史的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在使用中國傳統史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也借鑒了西方的許多理論方法，該書第五章專門探討了黨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早在2010年7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指出：“既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展黨史工作積累的成功經驗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史學研究的有益經驗和方法，還要積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黨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載體?！?4這對黨史研究者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此章在闡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上，還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前沿方法進行探討，以點帶面，反映研究方法運用和創新的重要意義。王炳林等認為比較研究、個案研究及口述歷史等新史學方法的運用，有助于將黨史研究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史研究相結合，增進了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對話，也使黨史研究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氣象。25因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將黨史問題完全解釋，王炳林等還提倡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從多重角度綜合研究黨史，對各種新史學研究方法積極地加以借鑒。當然，在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同時，研究者還需要結合翔實準確的史料進行細致的分析考證，才能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規律。

從具體的黨史研究方法來看，該書強調要運用科學方法深化黨史研究，并重點對比較史學方法、個案研究方法及口述歷史方法結合實際研究進行了分析。該書對于黨史研究中個案研究的理念與實踐特別推崇，認為其不僅有利于打破制約黨史學進一步深化的學理瓶頸，豐富并重構黨史學的知識系統，還可以使研究者在資料的發掘、整理與爬梳中產生解讀文本的沖動及相應的“問題意識”，進而觸摸到研究真諦。26對于個案研究容易導致的碎片化，王炳林等認為不能隨意貼標簽，碎而不化、碎而不通才是研究中應該加以消除的誤區，不要對個案研究做簡單的否定，個案研究并不等同于碎片化研究。27該書還強調了口述史對黨史研究的重要價值，認為可以豐富黨史資料，彰顯小人物在歷史中的角色，從而自下而上地看歷史。但王炳林等也看到需要理性運用口述史料，指出其不足：口述史真假相摻，不可不信卻又不可全信;蠟像般單調，缺乏研究深度，歷史的復雜線條被簡單表述，失去了色彩和多面性;生硬地搬用或濫用，很多口述著作以口述史為名義，實際上卻是訪談錄、回憶錄;口述史對底層關懷不足，鄉村底層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情況及其生活經歷被深入系統地挖掘表達，少之又少。28黨史研究中的比較研究方法也頗為重要，王炳林等認為深化黨史研究特別需要研究者通過比較視野和比較方法，把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歷史物放在整個黨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把整個黨的歷史放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的范疇內進行考察。29針對當前部分黨史論著的敘述以及資料堆砌較多，理論剖析較少，缺乏問題意識，該書還特別強調了黨史研究需要有問題意識，指出：“黨史研究歸根到底是研究回答黨史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歷史原因、揭示歷史規律，深刻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每一項研究，每一篇論文，每一部著作都要回答和解決一個或幾個問題?！?0此類情況在中國近現代史其他研究領域中也存在，只有在深入調查研究、查閱資料過程中發現并提出問題，才能深化黨史的研究。

目前黨史研究存在很多不規范之處，該書第七章介紹了黨史學科的學術規范，考察了黨史學論著的編撰、黨史學敘事及黨史研究中的批評。如該書強調史學論著編撰應遵循科學性原則、創新性原則及黨性和人民性原則，黨史學敘事與議論的基本原則應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分清歷史的主流與本質、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注重事物的普遍聯系性。特別是該書還分析了黨史學敘事與議論的多重視角，頗有新意。如王炳林等指出黨史研究需要兼顧“上中下”，認為中共黨史學敘事，既要注重對歷史細微之處的深犁，也要對整個黨的歷史進行宏觀研究;既要關注影響或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事件，也要關注底層、基層群眾的日常生活。宏觀與微觀之間有一個中觀研究，是連接宏觀與微觀的重要橋梁，如有區域社會史、新革命史、連接經驗與理論及中層理論等。31再如，該書提出黨史研究如何審視“過去—現在—未來”，具體分為從前往后看，從后往前看。其中，從前往后看就是立足于國情，運用基于黨的歷史而提煉出的某些范疇、理論或者規律，對當下黨的實踐進行解讀和分析，為中國當代建設和發展提供借鑒;從后往前看則主要是以當下中國共產黨為軸心，在解讀當代中國共產黨實踐、經驗和理論時，回溯歷史背景、厘定歷史脈絡、歸納歷史成因、總結歷史經驗等。32同時，該書提出了黨史研究的“外—表—內”三種視角：所謂外就是國外的尤其是西方社會的社會科學理論、范疇和防范;所謂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實，或者基于中國經驗的理論、范疇和方法。作者提出需要從外向內看中共及歷史，重視海外的黨史研究;在立足自身的同時，眼光向外，還要從內向外看中共及歷史。此外，還應該關注聯結外與內的“表”，透過現象，看到和揭示事務本質。33該書的此類視角解讀豐富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多重面相，可以啟發黨史研究者從不同層面進行全方位的研究。

學術批評是學術規范中不可或缺的環節，該書在第七章第三節特別介紹了黨史的學術批評，認為史評是中共黨史學史之基礎，史評是黨史學發展的驅動力，史評的主要對象是史學實踐，史評的根本原則是實事求是，史評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論世。34但目前我國黨史批評工作仍有很多要做，存在一些不足，急需總結相關經驗，并以此來規范指導黨史研究。對于當前黨史批評存在的問題，正如該書所言：一是研究成果相對零散，宏觀上的把握和系統性的分析還較為欠缺。二是有虛假繁榮之勢，唱贊歌者居多，真正具有批評性質和價值的成果卻較少。一些批評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態度不客觀、評價不公允、詞氣欠謙和等問題，甚至還有人身攻擊、人格侮辱之嫌。三是從學科建設的高度看，至今尚缺乏《中共黨史學批評學》《中共黨史學批評文選》等一類的著述。35這些問題也影響了黨史研究的正常發展，需要學者充分重視并規范改進。

目前國際上的中共黨史研究頗為活躍，學習借鑒海外黨史研究，有助于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外部形象。該書專辟一章介紹國外的中共黨史研究情況，對蘇聯和俄羅斯、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外黨史研究的主要機構、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詳細介紹。該書為此特別強調中共黨史研究的國際視域，指出“只有將中共黨史的史實、史料、史著三種形態置于國際范圍內進行考察分析，才能在國際比較中發現中國共產黨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在史料收集中深化對于某些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認識，在學術交流中批判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的謬誤并汲取其長處”。36王炳林等還強調對海外研究要加強批判性吸收，提出要合理借鑒國外學者關于黨史研究的成果與方法，批判西方學者的錯誤觀點和研究理論。王炳林等認為，由于社會背景、價值觀念、史料等使用不同，西方學者對黨史研究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傾向，導致其研究會出現一些與事實相違背的問題。中國學者要了解這種生搬西方理論套用在中國實踐上的做法和詆毀、丑化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成績的言論，才能給予及時和有理有據的回應和批判。37同時，王炳林等也認為國內學者需要充分借鑒西方史學理論的有益成分，既不能一味地排斥拒絕，也不能生搬硬套來解釋中共歷史，而是需要擺脫理論框架束縛，在優化知識結構和學術創新能力的基礎上增強學術批評能力，并指出：“只有在交流互鑒中保持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才能清醒地認識到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現實語境和問題取向，才能正確認識中共黨史學的政治特性，增強批判借鑒的能力和水平，從而真正做到借鑒而不迷失、批判而不盲從，推動中共黨史學深入發展和持續繁榮?！?8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國內學者還需要進一步加大與國外黨史學界的交流，擺脫閉門造車的傾向，促進更多海外黨史成果在國內的翻譯、討論，將黨史研究服務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及中華文化走出去等重大戰略，推動海內外黨史學者的廣泛互動學習。正如有學者所指出：“我們要注意國外中共黨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和誤讀性等問題，一方面要構建具有較強理論影響力和學術闡釋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論解釋范式，把我們的國情說明好，把我們的主張闡釋好，引導他們準確理解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聲音和立場;另一方面通過海內外學術交流和參觀訪問的機會，讓海外學者更多實地了解中國共產黨?！?9

結語

總之，《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是為建黨百年獻上的學術精品，恰如其分地總結了百年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問題，為研究中共黨史學者了解黨史學科的發展、特點、方法及規范提供了基本的參考，也為進一步深化推動中共黨史研究指明了方向，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黨史研究貢獻了學術力量。當然目前我國的黨史研究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及話語體系建設上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及相關部門的黨史研究者們共同努力，在研究方法、理論、史料等方面推陳出新，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多多推出能得到國內外學界廣泛認可、有思想穿透力的黨史研究精品力作及理論范式，從而提升國內黨史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與話語權。

注釋：

①? 歐陽淞：《關于中共黨史學的幾個基本問題》，《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②③⑤⑦⑨11121718? 王炳林等：《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4，32，193，19，147，153，448，193頁。

④24? 《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第1版。

⑥14152029313233343738? 王炳林等：《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9，9—10，360—367，351—352，284—285，380—381，381—382，382—384，388—389，416—417，450—451頁。

⑧? 《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周年》，《人民日報》2021年2月21日，第1版。

⑩?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頁。

1316?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1年第7期。

19? 該范式由南開大學李金錚教授最先提出，具體可參見其文章《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及《“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

21222325262728303536? 王炳林等：《中共黨史學科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5，355，413，258，297，295，309，268，396，404頁。

39? 王峰：《國際視野下中共黨史研究的三重維度》，《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

（責任編輯：張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