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學術爭論的感想

邱海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會長。

以程恩富教授為代表的創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學科諸領域發表了大量學術論文和專著，貢獻了許多富有創新性和啟發性的理論成果和學術觀點，為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和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杰出貢獻。不僅如此，該學派還富有實踐精神和斗爭精神，對于我國改革開放實踐中的許多重大問題發表了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有些觀點和主張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為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健康發展作出了實際貢獻;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錯誤理論和學術界的錯誤觀點展開了深入的學術研究和理論批判，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方法論和基本原理。程恩富教授率先發起和組織成立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第一個國際學術共同體——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并長期領導這個學會積極持續開展活動，為推進世界范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和交流、支持改進世界勞動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況、擴大中國政治經濟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梢钥隙ǖ卣f，程恩富教授以其豐富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活動，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史上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程恩富教授及其學術團隊的學術精神、學術思想、學術風格、學術貢獻，以利于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經濟學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已然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界的一項重要課題和工作。筆者無力對程恩富教授及其學術團隊的學術造詣和成就進行全面總結和深入探討，這里只是結合程恩富教授等的研究成果，對學術界關于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命題所展開的討論談一點個人感想，以就教于程恩富教授及學界同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七節“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中明確提出了“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樣一個命題，究竟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這個命題的含義，自恩格斯批判杜林對馬克思這個理論命題的指責開始，就成為理論學術界一個持續爭議并且至今看似未決的問題，以至于被學術界的一些人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國學術界關于馬克思這個命題的理解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前，人們基本上都沿襲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解釋，認為馬克思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指“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后，學術界有人提出了馬克思這個命題的含義應該是指“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的“新觀點”，與此同時，不同的學者對于“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的含義又存在不同的解釋，于是，圍繞馬克思這個命題的含義展開了持續的學術爭論。從中國知網可檢索的信息得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圍繞這個理論問題發表的學術論文達400多篇。如果撇開學術思想界一些人對馬克思這個命題所進行的“解讀”，在事實上是一種為我所用甚至是別有用心的錯解和歪解不說（例如把馬克思這個命題的含義解釋為“重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或者“股份制”，就是典型），那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爭論主要發生在政治經濟學學者之間，許多國內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個學術爭論，而爭論的焦點在于馬克思這個命題的含義究竟是指“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還是“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程恩富教授及其合作者積極參與了這樣一場重要的學術爭鳴和探討，發表了《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探析》①一文，后被收錄程恩富教授等的論文集《重建中國經濟學》②一書。在這篇論文中，程恩富教授等明確地否定了“用現行的理論和體制（股份制、農村聯產承包制等）去附會馬克思論斷的含義”的做法，也明確地表示贊同王成稼先生發表的《正確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③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就是指“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而不能解釋為“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谕瑯拥挠^點和結論，在王成稼先生論文的基礎上，程恩富教授等的這篇論文聚焦于如何準確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否定之否定”這一表述方式的確切所指，并以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再到《哥達綱領批判》這樣一個馬恩經典文本和理論發展線索為依據，對所主張的基本觀點進行了更進一步論證。

實事求是地說，筆者對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命題沒有進行系統研究，無力也不打算參與到這個爭論的具體觀點站隊中去，這是因為從我國經濟學界圍繞馬克思這個命題展開爭論所提出的“互相對立”的基本觀點來看，似乎都各有其理，各有其據，在可預見的未來，爭論雙方恐怕也很難達成共識。在筆者看來，我們是否應該從另外的視角出發，認真審視這場持續進行的學術爭論的實質意義究竟是什么？正確的發展方向是什么？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爭論本身直接表現為對馬克思同一個命題的兩種不同解釋或觀點，并且爭論雙方彼此互相否定，皆持一種非此即彼甚至“唯我獨尊”的立場，即使是后面參加爭論的學者也往往不自覺地首先從觀點的站隊出發。撇開爭論雙方所持的各種理論的和文本的依據不說，僅就雙方所持的不同結論和觀點來看，其意義究竟是什么，是值得反思的。

從一般或絕大多數情況來說，對于馬克思的某個具體命題或判斷可能應該只有一種“正確”的解讀或解釋。所謂“正確”，首先是指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本質精神和理論邏輯，其次是指符合馬克思本人的意思。但是，眾所周知，在文本的解讀中永遠存在“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之間的糾纏不清，這是解釋學之所在存在和與生俱來的無法回避的矛盾。就馬克思的理論和文本而言，它本身就是一個極具解釋空間的精神遺產，不然，怎么會有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呢？不然，怎么會有世界范圍的“馬克思學”呢？這就是說，不同的人心中的“馬克思主義”是有可能不一樣的，對于馬克思的具體命題或判斷的理解也可能是不相同的，這是符合人類思想發展規律的現象。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難道馬克思主義不正是在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們對馬克思的理論和命題的各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及其交鋒中得到發展的嗎？反過來說，假如馬克思主義及其各個理論都像物品那么“一目了然”和“確定無疑”，馬克思主義還有發展一說么？當然，這里的意思絕不表示可以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具體理論進行任意解釋或者明目張膽地歪解。事實上，即使在真心擁護馬克思主義立場、方法論和基本理論的學者隊伍中，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同理解和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傊?，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各種理論爭論中不斷得到認知和深化認識及發展的。不過，我們也要看到圍繞馬克思主義及其具體理論展開的許多學術爭鳴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這些爭論不是使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具體理論能夠具有更加確切和正確的認識，相反，它們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具體理論在人們心中的印象和認識變得更加模糊、更加不確定甚至自相矛盾。事實上，有些所謂學術爭鳴的積極意義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有害的。

具體到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一命題來說，由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經做過明確的解釋，并且是得到馬克思本人確認，因此，把馬克思的命題解釋為“重新建立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似乎是最合理、最簡單、最省事、也最具有說服力的辦法。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學者也基本上都是這樣做的。在新的爭論中仍然堅持這種解釋的學者其實在理論上隱含或預設著一個前提，那就是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含義是明確無疑的，因此，這種解釋論者有一種公開或非公開的理論擔心，那就是把馬克思的命題解釋為“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不僅容易造成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理論的復雜化的甚至是混亂的解釋，而且容易落入杜林用來指責馬克思而捏造出來的“混沌世界”和“辯證法之謎”的理論陷阱之中。如果聯系學界確實有人對于馬克思的這個命題進行了別有用心的錯誤解釋和濫用的事實來看，應該承認，持“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者所做的理論工作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盡管如此，新的理解和觀點還是產生了。而新理解和新觀點的提出和產生有著鮮明的實踐背景。具體來說，這個爭論的產生與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我國改革實踐的發展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實行土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然后逐步擴展到城市進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就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先后經歷了實行廠長（經理）承包制、利改稅、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布局調整、構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等不同階段。改革實踐的發展推動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學術發展。正是為了給改革中出現的新事物尋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學術界開始對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一命題賦予新的解釋，試圖將中國改革實踐中出現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民營經濟（私有經濟）和股份制等新事物都納入“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命題”之中。正如程恩富教授正確地指出的那樣，這種由“現行的理論和體制（股份制、農村聯產承包制等）去附會馬克思論斷的含義”的做法是“沒有必要和理由”的。不過，我們需要進一步看到，在對馬克思命題的新解釋論者中同樣存在著對于這類錯誤做法和觀點的嚴厲批評。也就是說，在反對錯誤地解釋和運用馬克思這個命題這一點上，持“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者與持“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者又具有共同的立場和態度。

學界的持續爭論已經表明，僅僅停留于對馬克思這個命題的排他式的涵義認定和論證，其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都是十分有限的。假如我們接受前述關于在一定條件下對于馬克思理論和文本的不同解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觀點，那么，我們就有可能由簡單的觀點之爭進入到更加具有實質和實踐意義的理論探討中去。從這個角度來說，相對而言，“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可能比“重建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更加富有理論上的拓展性和延展性。事實上，持“重建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論者在這個方面已經貢獻了部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其中最富有價值的在于兩個方面。

第一，開啟了重新研究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以及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的新議題。如上所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隊伍中，人們往往會以《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和文本為依據，認為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都是明白無疑的、一清二楚的。然而，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和爭論表明，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仍然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論課題。如何從更加廣闊的理論視野、更加深入的學理層面、更加多元的學科視角等出發，不斷拓展和豐富對于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的科學理解，仍然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可以大有作為的一個重要領域。

第二，更重要的是，表現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當代實踐，特別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中的重大現象和問題的重要理論旨趣和取向。如上所言，“新解釋”產生的大背景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如果撇開對馬克思理論命題的曲解、錯解、歪解的那些人不說，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在嚴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中持“新解釋”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機在于，如何運用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來研究處在改革發展中的中國公有制經濟問題。在這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學者面臨兩個重要的理論任務：一方面，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的前提下，通過對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的正確解釋，批駁和揭露一些人對于馬克思理論的歪曲、篡改和別有用心的濫用;另一方面，要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和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理論等對于我國公有制經濟改革提供具有建設性的理論支撐和政策建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不斷深化對于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科學認識，否則，如果不能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論出發，如果只是簡單地固守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性理解，就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研究目標和最終目的。

我國的改革還在路上，我國的公有制經濟改革也還在路上。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面臨著十分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我們不僅需要不斷深化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理解，而且更加需要直面和積極參與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特別是需要堅持學術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論原則，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和理論原則，另一方面堅持從實踐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處理好堅持和繼承同創新和發展的辯證關系，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作出新的理論貢獻。因此，關于“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研究和爭論可能需要有一個重要的轉向，即將更多的智力資源和注意力投入到更加富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問題研究之中，其中最根本的問題之一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要現實出發，深入探討以人民為中心根本宗旨、勞動者主體地位根本立場、共同富裕根本目標，以及市場機制在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在公有制企業中如何更好地實現有機融合和統一，從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注釋：

①? 周宇、程恩富：《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探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程恩富：《重建中國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③? 王成稼：《正確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經濟研究》1990年第1期。

（責任編輯：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