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

解志熙先生特別關注歷史問題和文獻問題，他認為： “文學文本乃是由語言建構起來的意義結構，讀者和批評家對文本意義的把握，固然需要創造性的想象與體會，卻不能脫離文本的語言實際去望文生義、胡思亂想、穿鑿附會，而必須有精讀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應比較觀聽作家在文本的‘話里和‘話外之音，才可望對文本的意義以至作家的意圖做出比較準確的體認和闡釋。就此而言，‘校讀法在文學批評中尤其在文本批評和作家評論中是頗可以派上用場的?！?在這個意義上，解志熙提出了現代文學研究的批評性校讀法，以矯正學術研究中過度闡釋、肆意妄斷的主觀主義批評。

一、隱與顯

文學研究應當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因為要獲得真知，就必須經由叩問、追尋、思考、最后落地生根，化成自己的血肉?！段膶W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以下簡稱《文學史的“詩與真”》）就是解志熙先生從小問題出發，由小處著筆，見微知著，關注文學史中的具體細節，也正是這種問題意識，讓遮蔽在歷史背后的真相得以顯現?！哆叧恰芬恢币詠肀灰暈榧耐兄驈奈摹懊馈迸c“愛”的美學理想，沈從文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也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純愛故事，展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實際上在《邊城》田園牧歌式的書寫背后還隱藏著不為人知愛欲隱衷。原來沈從文在經過多年努力與奮斗后與順利與心上人張兆和結為佳偶，但在結婚前夕，他遇到了另一位同樣美好的女性。雖與張兆和結婚，但心里始終還惦記那位女性，婚后的生活雖然還算幸福，但他的內心還是得不到滿足，他將這種苦悶和惆悵發泄于筆下，開始了《邊城》的創作。解志熙認為《邊城》中所暗寓的個人隱衷是沈從文在自己婚戀上的“不湊巧”而產生的憾恨。讀者們感受到的僅僅是充滿詩意抒情的鄉村兒女戀愛的“不湊巧”的故事，對沈從文掩藏在后的個人婚戀的“不湊巧”的憾恨卻毫無察覺。解志熙從《邊城》的個人隱衷說起，進而揭示出寫作是沈從文“自覺地緩釋和調適自己受壓抑的愛欲的一種行為方式”。2沿著這條線索，在《愛欲抒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一文中，解志熙以愛欲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沈從文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里愛欲觀和文學觀的變化，向我們清晰地展現了沈從文生命中緊密相連的人生行為與文學行為。二十年代早期，沈從文的文學創作最初效仿是郁達夫，之后再轉向鄉土軍旅題材，摸索出他獨有的“愛欲傳奇”書寫;三十年代的沈從文開始強調“人性”。但實際上也是“愛欲”的替代性概念;四十年代則抽象為“生命”。解志熙指出沈從文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文學行為的中心情結就是“愛欲書寫”，其差別在于書寫的顯與隱和概念術語的變換。

二、真與誤

我們研究作家作品的時候，經常陷入以文本為中心或以作家為中心的研究誤區，限制我們的學術視野，只剩下簡單的純文本閱讀，忽略了與文學密切相關的社會歷史關聯。應從具體的文學文本或文學行為入手，在研究的過程中與作家的生命行為相勾連，才可以看到更為豐富、復雜的歷史圖景，最終回歸到文學史的“真”。3

關于沈從文在 40年代末期的“瘋與死”，此前研究多認為這是沈從文在政治壓力達到頂峰之時尋找解脫的辦法。王德威《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中也提到沈從文在40年代自殺的事。王德威結合歷史事件和沈從文在1996年出版的《從文家書》判斷出是沈從文的精神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壓抑所帶來的。解志熙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政治壓抑固然存在，但未必是唯一，甚至主要帶給沈從文精神壓力的原因。解志熙的研究借史料重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壓力對沈從文的實際影響程度，指出自沈從文早在1946年11月的話語來看，他對左翼的批判是有充足的準備的;且在1949年2月接受北平《新民報》記者采訪回應郭沫若的批判時，沈從文的表現仍從容如常。畢竟這種思想文化之爭自30年代以來就常有發生，他并不是被批最多或最重的一個，而與他一同被批的朱光潛和蕭乾也未見反常之態。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進城時，沈從文還表現出了高興的情緒。當時沈從文看得十分高興，并且表示早知如此，他應該去當一名隨軍記者。因此，這些批評的壓力對沈從文造成的影響極有可能是有限的，換言之它們并不足以促成沈從文的自殺。那么還有什么因素導致了沈從文的自殺？解志熙從當時沈從文在發瘋自殺期間寫給張兆和的信與張兆和信上的批語等因素分析，認為當時張兆和可能有和沈從文離婚的打算;加之卞之琳因張充和的事情與沈從文交惡，也使得后者在情感上更加難堪，“如此等等因緣于感情問題而來的內在壓力，恐怕就成了沈從文在3月28日自殺的導火索”。4解志熙結合大量史料的分析為沈從文自殺事件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能夠說明造成沈從文精神危機的原因并不是單一的。解志熙有感于作家的主體選擇與時代背景關系錯雜，認為只有走進某個作家或群體，感受他們的文字和情感，讓研究對象在復雜性中見出獨特或本質的一面，才能發掘出其文學選擇背后的真正動因。

文本創作與特定的時代、思潮、立場和心境密切相關，我們僅憑字面意思是無法真切感知到作家想要傳達的真正心聲。所以在之后的學術研究中我們應帶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尋找文本的“真義”。從《文學的“詩與真”》這本書里我們感受到了解志熙先生的嚴謹、理性、務實治學風格。解志熙的文獻工作并不是簡單的“為文獻而文獻”，而是以文獻的整理為切入點，把原始文本納入到整體性的作家創作體系和文學發展網絡中去，在重新開掘文獻的基礎上尋找文學敘述的內在線索。5對于探討已受學界充分關注，很難再出新意的知名作家而言，可以認真發掘并還原與作家創作活動有關的一切文學現象，從原始史料中發現問題與裂隙的敘論模式，這種研究方法顯然有其獨到之處?，嵓毜奈膲乒?，作家軼事等文學互動行為，經過解志熙的還原與透析，即呈現出獨特的文學史意義。這種由史實出史識的敘論模式，顯示了解志熙自覺的文學史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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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志熙.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2009.

[5]王小妮. 古典方法、現代意識與史家情懷——解志熙《文本的隱與顯》及其學術品格之管窺[J]. 名作欣賞， 2018， 000（004）.

作者簡介：杜雨璇，1995年生于甘肅天水，西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研究生。

注釋：

[1]解志熙.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J].考文敘事錄[M].北京：中華書局，2009：17-21.

[2]解志熙. 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8-9.

[3]朱佳寧. 評解志熙《文學史的"詩與真"》[J].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5， 000（008）：197.

[4]解志熙. 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M].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102.

[5]王小妮. 古典方法、現代意識與史家情懷——解志熙《文本的隱與顯》及其學術品格之管窺[J]. 名作欣賞， 2018， 000（00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