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的傳播研究

摘要：在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流言四起，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即便政府、媒體等各方力量齊上陣，謠言依然屢禁不止。因此，加強謠言治理、凈化網絡環境具有重大意義。本文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過分析五個典型辟謠平臺的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證實這些謠言通過圈群化的強關系進行傳播，傳播時效性強，發現造謠者多以非正式的話語修辭和第一人稱代詞進行情感動員。相較于視頻、圖片，文字仍是謠言的主要敘事形式，且敘事情感偏中性。辟謠現狀并不樂觀，尚未實現網絡辟謠的“無影燈效應”。

關鍵詞：網絡謠言；話語修辭；議題建構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1）15-0069-04

一、引言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于1943年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該理論從低層次向高層次將需求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盡管在同一時期，一個人可以有多種需求，但是有一種需求是處于支配地位的，且對行為起決定性作用。

在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們維持生存所需的水、食物、呼吸、睡眠、生理平衡等生理需求得到保障，但其他需求相對不足。安全需求的不足對謠言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安全需求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第二層需求，即人們對于人身安全、家庭安全、財產所有性、道德保障、健康保障和工作職位保障等方面的訴求。

基于上述理論觀點，本文從人的社會心理需求出發，對謠言進行統計、分析和回溯，以探尋公共安全類謠言的傳播情況。

二、研究概述

（一）安全類網絡謠言的界定

謠言的定義和分類多種多樣，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標準。在中國知網以“謠言類型”為關鍵詞搜索，發現專門研究謠言類型分類的文獻較少，多為某一類謠言的研究。謠言定義和類型作為謠言研究的一部分而組合存在。

與安全相關的謠言類型有食品安全類謠言、健康類謠言和公共安全類謠言。食品安全類謠言是指由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政策引發的謠言，主要涉及日常飲食方面。健康類謠言是指在傳播過程中產生的涉及健康、沒有事實根據或未經官方證實的信息。公共安全類謠言則是指伴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發生、發展和結束產生的謠言。這些謠言既包括無意造謠，也包括故意造謠、惡意營銷、境外勢力造謠等，形成過程更為復雜，與人們的安全需求密切相關。

因此，本文主要關注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認為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是指“因突發公共安全事件，人基于安全需求在網絡上產生或傳播的、未經官方證實的、廣為流傳的說法”。這類謠言傳播速度快，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安全，極易引起社會恐慌，擾亂社會秩序，危害性大。

（二）樣本抽樣

面對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四起，社會各界積極辟謠，開辟辟謠通道、建設專版平臺、專家解讀、志愿者辟謠。這些辟謠平臺主要有百度辟謠平臺、騰訊新聞較真平臺、新浪微博辟謠平臺、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果殼網和丁香園等等。

百度辟謠平臺是百度公司聯合40家權威機構搭建的官方平臺，目前已打通和覆蓋該平臺10余條產品線上的多款產品。從1月30日起，百度辟謠平臺針對網絡上與疫情相關的流傳進行鑒定。辟謠文章針對流傳內容，給出鑒定結果、辟謠要點和消息來源。鑒定結果分為“謠言”“證實”“待論證”三類，并分別以紅色、綠色和黑色色塊加以標注。

騰訊較真平臺是騰訊新聞開辟的一個致力于新聞查證的全民平臺，由最初的欄目不斷發展壯大，如今已發展成舉重若輕的事實查證平臺。在此次疫情中，較真平臺聯合中國醫師協會健康傳播工作委員會，邀請專家參與辟謠，側重探查科學真相，回答較真用戶的提問。

微博小秘書是新浪微博的官方客服，負責監管微博平臺的各種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微博小秘書從2月7日開始向每個微博用戶推送微博辟謠重要信息匯總。辟謠信息分為七大塊：重要辟謠、武漢辟謠、地方辟謠、科普辟謠、同內容多地辟謠、綜合性辟謠、公安網警辟謠。每天多達40多條辟謠信息被匯總發出，且每條辟謠信息附帶超鏈接，實現一鍵跳轉到辟謠主體。這種形式，理論上可以實現辟謠信息終端抵達所有微博用戶。

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是由中國網信辦違法和不良信息主辦舉報中心主辦，新華網承辦。該網站開設有權威發布、部委發布、地方回應、媒體求證、專家視角、辟謠課堂、案例分類、法律法規等11個欄目，內容豐富，覆蓋廣泛，專業性強。

果殼網是一個泛科技主題網站。疫情期間，它成立了一個名叫A2N（全稱“Anti-2019-nCoV”）的民間志愿者小組，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ND），以科普和辟謠為主要工作內容。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眾號、豆瓣、知乎和Twitter（推特）上開辟官方賬號，發布其搜集、整理的新冠肺炎資訊。該文檔專設新冠肺炎辟謠區，包含常見誤區科普、疫情進展/科普類謠言、權威媒體搬運區、謠言粉碎機。謠言采自新浪微博、豆瓣等網絡空間。

本文的研究樣本來源于上述5個平臺，包括搜索平臺、社交媒體平臺以及官方和民間志愿者的輻射圈?；凇爸{言產生于安全需求”“安全需求在多種需求共存時處于支配地位”這兩個條件，本文從這5個辟謠平臺進行隨機抽樣，搜集時間從1月30日至4月16日，共取得64個謠言樣本。結合社會心理學、傳播學等理論，對其進行深入分析。

三、案例分析

（一）傳播路徑分析

1.圈群化的強關系傳播

網絡謠言的傳播起源于謠言的制造者，經信謠者接續傳播，直至被證實。這種由造謠者、信謠者、傳謠者、質疑者、媒體和官方政府等組成的傳播鏈條，成為探析謠言傳播的重要方向。掌握謠言傳播的路徑，有助于預防謠言的產生和辟謠。

根據謠言的傳播平臺和辟謠主體，本文梳理出安全類網絡謠言的5種主要傳播路徑。它們分別為：第一種，微信好友—微信群—警察/政府；第二種，微信群—微信群—警察/政府；第三種，微信群—社交媒體—網警/政府；第四種，微信朋友圈—線下公告—社區；第五種，微博@媒體@政府—政府。

公共安全類網絡謠言主要借助微信平臺生成、演化和終結。造謠者在微信群向多名傾聽者呈擴散狀傳播不實信息，一名或多名傾聽者接收到信息后，向下一個微信群或微信好友傳播。在傳播過程中，這些傾聽者成為一個個信息橋節點。間隔的節點之間可能并不認識。這樣，信息橋節點將圈子內部的信息“搬運”到其他圈子，出現了圈子之間的嵌套、連接，進而產生情緒共振和情感共鳴[1]。于是，謠言的圈群化傳播形式形成。

與微信好友、朋友圈和微博相比，微信群成為安全類網絡謠言的培養皿。因其隱秘性、親友之間強關系的相互背書，為謠言傳播增加了更多可能性。2015年，匡文波教授在一項關于微信謠言的量化研究中將奧爾波特的謠言公式加入變量“s”（strong tie，強關系），完善為R=i×a×s（R=謠言〔rumor〕，i=重要性）[2]。與陌生人相比，大眾更愿意相信親朋好友這類強關系所說的話。

這些微信群以家庭群為核心，還包括朋友群、社區群、工作群、愛好群。相比之下，謠言來源于家庭群的比例最高。公共安全類謠言的圈群傳播具有篩選機制，優先選擇具有密切關系的圈子進行傳播。圈子越是緊密，謠言也就越容易流傳。此時的謠言仍在民間輿論場范圍內演化。認同謠言的人積極參與進來、接替傳播，不認同謠言的人或保持沉默或低聲質疑，如此一來，質疑謠言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小，形成“沉默的螺旋”。疫情防控期間，這類謠言的廣泛傳播易引起大眾恐慌。謠言突破家庭內部話題，破圈成為社會話題。

微博作為“廣場式”社交平臺，用戶多、影響力大。但是，普通博主由于粉絲量、發文量和閱讀量小，且微博互動少，其微博內容傳播力非常弱，難以形成全網關注的態勢，除非有熱點事件的當事人、目擊者的“爆料”，微博“大V”的加持，平臺引流和力推。

例如，《武漢百步亭一天只給一個核酸檢測，政府放棄百步亭》這則謠言，造謠者就是百步亭社區的一個居民，身在其中，更有話語權。這名普通博主借助微博@功能，@地方政府、@主流媒體、@意見領袖的微博賬號。眾多網民紛紛涌入，加之同社區居民在微博評論區留言證實，此用戶的連接越來越多。用戶連接的建立遵循“收益遞增”規則[3]。百步亭社區居民的安危也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此時的普通微博用戶變成一名“意見領袖”，獲得了話語權和現實影響力。處于權力中心的人，對于信息傳播的規模、走向以及相應的意見等，都會產生比別人更大的作用[4]。這則微博的活躍度暴增，其反映的問題掀起新一波輿論。

這種圈群化傳播的方式并非互聯網的產物，早在口頭傳播時代就已出現。那時，小道消息、秘聞、民間傳說在坊間不脛而走，謠言經過人們近距離的現場接觸口耳相傳。這一階段的圈群化傳播具有很強的地緣屬性。

互聯網興起以來，人們的交往方式發生重大改變。以微信、微博為主的社交媒體平臺將天南海北的人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地球村”。地緣優勢弱化，現實區隔被線上虛擬空間取代。不用聚集在現實場景中，信息也可以傳遞，并且信息傳遞得更快、更準確。尤其是疫情期間，人們居家隔離，出行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線下近距離交流的機會大幅減少，大部分線下傳播活動轉由互聯網社交補償。社交媒體平臺打破信息在空間上的遠距離傳輸和時間上的易碎性，進而延續了信息的生命力。于是，技術賦權為大范圍謠言傳播開辟了一條更為便捷的道路。

2.造謠時間隨疫情變化而波動

對比新浪微博實時更新的全國疫情累計趨勢圖（見圖1）可發現：安全類網絡謠言的走勢和全國疫情累計確診趨勢圖大致相似；2020年1月中旬以前，新冠肺炎疫情還未進入全國公眾的視野，“不明肺炎”被多次辟謠，各互聯網平臺也未專門對疫情相關謠言進行統計，公共安全類謠言的統計數量非常少；2020年1月31日至2月25日期間，新冠肺炎疫情變得嚴峻，公共安全類謠言數量增加，伴隨波動；3月中下旬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確診和疑似病例人數趨于較低水平，安全類網絡謠言也越來越少。比較1月、2月、3月和4月的安全類網絡謠言數量，2月的謠言數量遠高于1月和3月。大眾的復雜心理也隨之在疫情暴發期、狙擊期不斷變化。謠言反映了民間潛在的憂慮，也為心理壓力的釋放提供了一個渠道。謠言不是漸漸消失，而是隱藏，它伴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

（二）話語修辭——詞頻分析

1.即時性新聞是常用話語修辭

安全類網絡謠言的時效性非常強。對其內容進行詞頻分析，取排名前50的關鍵詞，并制作安全類網絡謠言的詞云圖（見圖2）。排名前十的詞頻分別是回來（19）、確診（19）、武漢（16）、隔離（16）、病毒（14）、肺炎（14）、感染（12）、人員（11）、今天（11）、現在（10）。安全類網絡謠言的時效性非常強，更易獲得他人的關注，如使用“今天”“現在”“剛剛”“目前”等詞語。而使用“明天”“最新消息”這類關鍵詞的謠言占比較小。

造謠者以具有確切性的詞語建構謠言。造謠內容不再含糊其詞，反而是篤定的事件?！翱赡堋薄八坪酢薄皳f”“有人說”這類帶有疑惑性的詞語在安全類網絡謠言中非常少見，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較強肯定意味的詞語，如“確診”“已經”“隔離”等表示結果的詞語。同時，謠言中還出現了大量表示數量的詞，這些詞包括單數詞“一個”“那個”“這個”和多數詞“很多”“七八個”“1735個”“十幾個”，明確的數字遠多于模糊數據。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社會大眾非常關注、重視確診患者的相關信息，并對周圍有疑似或確診病患十分恐慌。甚至有網民對未及時、準確地公布，或者未公布疑似患者行動軌跡的相關部門十分憤慨。所有擺出來的使謠言站不住腳的事實都被反過來證明謠言是有根據的[5]。官方輿論場信息公開不足，為民間輿論場“確定性事件”打開了方便之門。

權威加持和恐懼訴求不是造謠者的話語修辭。網絡謠言常常帶有懸念的用語、誘導性用語、夸張性用語，或者冒充權威機構、權威人士發布信息。而在此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上述情況在安全類網絡謠言中非常少見。一是官方發聲渠道單一，鐘南山院士、張文宏醫生似乎成為“疫情發言人”，關于他們的謠言極易被辟謠；二是恐懼訴求的詞語被帶有刻板印象的詞語替代，產生相似效果，如“武漢”“肺炎”“病毒”“冠狀病毒”“發燒”等，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的特殊社會背景下，它們成為“危險”的隱喻。

疫情易發單位不僅是大眾關注的焦點，還是謠言產生不可或缺的成分?！俺小薄吧鐓^”“醫院”“酒店”等表示組織機構的用語在多個謠言中出現。還有以“表廠”為代表的各地復工單位，它們是疫情易發單位，人員不得不聚集的場所。如隔離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觸者的醫院，即便層層防護措施加碼，在大眾印象中仍會帶來不確定因素，進而產生恐懼。對于潛在危機風險的辨識，民間輿論場尚未達成基本共識，標準在邊界游走。

至此，安全類網絡謠言具有時間、地點、人物、原因和事件五要素，滿足時效性、確切性、重要性。即時性新聞是其常用的話語修辭。

2.大量使用第一人稱代詞進行情感動員

在中文語境下，代詞可分為人稱代詞、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在安全類網絡謠言的詞頻分析中，人稱代詞包括我們、大家、你們、他們。第一人稱代詞占總體的33.9%；第三人稱代詞是第二人稱代詞的兩倍，占總體的13.56%。用第三人稱代詞指代那些恐慌來源，比如使用“那個人”“這些”指代那些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人。

造謠者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向傾聽者傳播信息。一方面，強化消息源的真實性?！拔覀儐挝弧薄拔覀兺隆薄拔覀冞@里”，暗示自己的接近性，掌握一手信息源。另一方面，拉近與傾聽者的關系?！拔覀儭薄按蠹摇边@一類帶有團體語義的人稱代詞占比較高，而以“我”為出發點的話語幾乎沒有?！拔覀儭笔钦f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良好中介[6]?！拔覀儭毕袅恕澳恪薄拔摇敝g的對立，可以巧妙地轉移直指中樞，讓對方接受己方觀點，將傾聽者拉入自己的語境中，共建命運共同體。

話語建構從內部開始，先組織有血緣關系的人，然后是有地緣關系、共同興趣愛好的人，這樣的情感動員更加有效。為引起傾聽者重視新冠肺炎，造謠者營造危險的外部環境，與內部安定形成強烈對比，比如呼吁社區鄰居戴口罩、少出門等。

3.使用非正式的話語修辭

安全類網絡謠言的文本沒有統一、規范的行文格式，更沒有謠言標題，以非正式的、隨意的日常談話為主。少數謠言公告較為書面化一些，比如某某社區在社區群內發布的消息、社區張貼的紙質公告等。統計謠言文本中的標點符號發現，標點符號多使用逗號、句號斷句，鮮有帶有情感喚起的感嘆號、問號，以及表示震驚、疑惑的表情包。

謠言視頻的拍攝實質上是一次偶遇、一次“街拍”。謠言視頻和圖片通過手機拍攝完成，操作簡單、便捷；聲源單一，無現場人物采訪，畫外音來自拍攝者的主觀解說，被攝對象未發聲；拍攝者往往不出鏡，被攝對象主要涉及救護車、醫護人員、患者、警察、社區保安這一類非常規事件參與者；拍攝行程非提前設定，而是隨遇隨拍；拍攝內容無事件背景交代，無人物介紹?；ヂ摼W技術、短視頻平臺在為全民提供美好生活記錄工具，幫助大眾表達自我的同時，也應考慮到虛假信息的危害。

（三）議題建構

1.文本均長43.2個字

安全類網絡謠言的文本長短不一，少則10個字以內，長則200多字。200字以上的謠言均發布在微博，100～200字的謠言發布在微信群和微博，以微信群為主。字數區間集中在11～60的謠言，占比較高，其中，字數區間在11～40的謠言，達到謠言總數的50%。除視頻外，平均每個謠言的文本長度為43～44個字。

根據相關研究，新聞媒體的新聞標題平均在16個字左右[7]。新聞消息篇幅短、文字簡明扼要，其作品字數在1000字以內。那么，謠言文本長于新聞標題，遠遠短于新聞消息。更多文字雖可以提供更大的表達空間，但篇幅過小也會導致細節缺失、表述錯誤。用戶想要知道事件全貌，還需要持續跟進后續發展，了解事件背景。

2.議題偏好人身安全

死亡是不可逆的。人的死亡和家庭成員的死亡不僅帶來痛苦，往往也伴隨著恐懼、不安，即便是成年人也會因此受到影響。在安全類網絡謠言中，人身安全、家庭安全成為主要議題，健康保障、財產所有性、工作職位保障這些安全需求未上榜。相對而言，這些安全需求有國家政策和措施扶持，可控性強，風險性小，比如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了醫療保障，報銷絕大部分醫療費用，將疑似患者、密切接觸者隔離，免房租，免稅新政策。既減輕了患者及家庭的負擔，也為社會大眾的健康保障、財產所有性、工作職位保障上了雙保險。

社會整體仍井然有序地運行，人身安全、家庭安全就成為人們不安的源頭。同時，造謠者非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患者，其未能滿足的安全需求成為謠言編排的語料。謠言契合社會大眾的痛點。

3.敘事情感偏中性

通過對安全類網絡謠言文本的情緒詞、觀點、積極性的挖掘和分析，情感偏向負面的謠言并不是占比最高的，略低于中性情感的謠言。情感偏向正面的謠言占比最低?？梢?，安全類網絡謠言的情感偏向并非都是負面的。也就是說，情感偏向中性的謠言也能引起社會大眾的恐慌，這與語境、詞匯的所指息息相關。

4.敘事形式以文字為主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安全類網絡謠言主要有6種敘事形式，分別為文字、文字+圖片、視頻、語音、圖片、文字+視頻。文字形式的謠言占比最高，其次是視頻、文字+圖片、圖片。一方面，響應居家隔離措施，大眾不能隨意出去拍圖片、視頻；另一方面，即便不能“眼見為實”，文字也能成為謠言傳播的載體。再者，微信群群主要想通知所有群成員，只能以文字或超鏈接的形式發布群公告。從交互傳播的角度來講，超鏈接比文字多一步“點擊”，文字就成為群發內容的更優選擇。因此，文字在網絡謠言傳播中占據優勢。

在讀圖時代、短視頻時代，我們追捧新技術改變生活的同時，也應認識到技術的可替代性。在非常時期，傳統的文字仍是交流信息最高效的工具。

四、結語

馬克思曾經指出：“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北僦{之路任重道遠。官方的事后辟謠也要考慮到公眾的情緒。越是帶有感情色彩的謠言，越要小心辟謠，只依靠事實并不能解決問題。謠言不斷被復制，辟謠也要加強傳播。智媒時代的辟謠不僅要提高網民的媒介素養，還要消除信息差，建立辟謠長效機制，建設有效的核實通道，消除污名化。

參考文獻：

[1] 李彪.不同社會化媒體圈群結構特征研究——以新浪姚晨微博、草根微博和人人網為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01）：82-93.

[2] 匡文波.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的微信謠言治理[J].社會治理，2015（04）：118-123.

[3] 喻國明，馬慧.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范式：“關系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系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J].國際新聞界，2016（10）：6-27.

[4] 彭蘭.也談微博話語權[J].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4（03）：34-36.

[5] [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M].鄭若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69.

[6] [英]威爾士，凱蒂.現代英語人稱代詞[M].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68.

[7] 李彪，喻國明.“后真相”時代網絡謠言的話語空間與傳播場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條謠言的分析[J].新聞大學，2018（02）：103-121.

作者簡介：郭美伶（1993—），女，山東棗莊人，碩士，助理實驗師，研究方向：網絡與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