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主題新聞報道中倫理失范現象研究

摘要：新聞媒體作為新聞信息傳播主體，在疫情期間擔負了傳遞信息、引導輿論、整合社會的重要作用。但疫情期間新聞報道也存在大量倫理失范現象，如信息失實、二次傷害、過度消費、國外污名化報道等。通過研究發現其成因包括過度追求即時性導致把關環節缺失、消費主義下新聞行業畸形競爭、國際傳播中輿論環境的復雜性等。本文針對疫情報道中倫理失范現象提出建議。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倫理失范；新聞報道；輿論環境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1）15-0179-03

一、新冠肺炎疫情報道倫理失范表現

在有關疫情的報道中，因所涉主體多元、傳播內容復雜、輿論引導偏離等各種因素影響，容易導致新聞報道違背新聞道德規范，出現倫理失范現象。具體表現為五個方面。

（一）虛假信息肆意傳播

當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受眾喪失對生存環境的感知而處于一種恐慌狀態。根據奧爾波特的流言流通量公式：流言的流通量=與問題的關聯度*社會成員的不安感*環境的不確定性。疫情關乎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問題，疫情期間我國采取群眾居家隔離措施，生活環境的封閉性以及對于疫情災害的恐懼讓人們更加關注有關疫情防控相關的信息報道。而疫情初期群眾缺乏對于疫情知識與信息的掌握，傳受雙方的信息不對等，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成員的不安感，從而給謠言的產生提供了客觀環境。

疫情防控階段增加每日政府新聞發布會環節，通過客觀真實的數據披露以及報道報道加強公眾對于疫情現狀的了解，提升對相關知識的認知。各渠道傳播擴散疫情相關信息的過程中，因為疫情報道特殊性，大多數新聞內容具有同質化特點，如何使自身平臺獲得更多關注度成為各媒體平臺關注的焦點。惡意剪輯加工或斷章取義成為媒體流量盈利手段。政府部門作為信息源，其信息報道的準確性以及用詞的規范性都是嚴格遵循事實以及新聞規律的。而部分媒體對公布信息中有關數字的量詞、有關“可能”“也許”等程度副詞、具體新聞報道主體等事實進行刪減或該更改，造成偷換主體、偷換概念、過分夸大等各種形式的虛假新聞報道出現，并且借助新媒體平臺快速擴散，讓人們對疫情產生錯誤的判斷，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情緒。

2020年1月30日，有媒體將李蘭娟院士在《新聞1+1》節目中的直播內容進行偷換概念，把李蘭娟院士所述內容“人類通過寵物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是由于寵物接觸了含有新型冠狀病毒的污染物，再通過與人類接觸傳染人，也就是間接接觸傳播”，隨意刪減變為“人會把病毒傳染給狗”。該虛假新聞的傳播立即引起部分人群對寵物及自身安全產生恐慌，更有小區物業管理人員下發通知，對小區內寵物進行集中處理。遺棄殺害寵物的消息在1月30日后的短時間內層出不窮，占據微博熱搜，造成極大的社會負面影響。直到后來澄清辟謠，這場鬧劇才得以停息。這類虛假信息的傳播不但加劇了疫情期間受眾的恐懼心理，也因為大肆傳播造成了傳播資源的浪費，擠壓科學信息的傳播空間，為后續新聞報道傳播造成了障礙。

（二）新聞報道引發二次傷害

新聞采訪報道過程中，媒體平臺以及從業人員因為利益驅使，而對新聞當事人造成有意無意的再次傷害，這是違反新聞倫理規范的二次傷害行為。疫情報道作為災難報道的一類，應該有以人為本的報道理念。而倫理失范現象下的新聞記者為了獲取所需信息，忽視采訪對象的身心狀態，通過直接采訪和誘導性問題等各種手段，讓采訪對象承受二次傷害。

疫情報道的二次傷害主要表現在對各種容易引起不適反應畫面的刻畫以及由個人隱私泄露而造成的網絡暴力。疫情期間的報道中，個別媒體為了塑造光輝的英雄形象，對一線抗疫人員所受到的傷害進行大量描繪。如對抗疫中犧牲的醫護以及公職人員進行報道，甚至出現其親屬痛哭的鏡頭畫面。此類報道雖然起到一定的正面報道效果，但忽視了新聞當事人以及其親屬回憶所造成的二次傷害。隱私泄露所造成的二次傷害更加嚴重。2020年12月8日，成都一名20歲患者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隨后，該確診患者趙某的個人信息在媒體平臺曝光，包括真實姓名、家庭住址、電話號碼、證件號碼等。趙某也因此遭受人肉搜索、電話辱罵等巨大網絡暴力。趙某本身就是疫情感染的受害者，不應該受到網絡暴力的二次傷害。疫情期間的報道如果不對二次傷害現象加以重視，只會使報道脫離其以人為本的本質，給人們帶來更大的身心傷害，也會對疫情期間的新聞報道事業造成更多傷害。

（三）女性形象的錯誤消費與過度營造弱勢群體悲情

女性作為廣大醫護工作者的主力軍，在有關疫情的新聞報道中占據了重要地位。而疫情期間有關女性的大量新聞報道卻脫離了個人能力、專業素質、職業形象本身，而是把關注點放在其身材、樣貌以及其他女性特有標簽上，出現有關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過度消費女性群體的新聞倫理失范現象。疫情期間，女性形象被大量報道，“15名女護士在出征儀式上被集體剃去長發”“武漢一名女護士在流產10天后重返一線工作崗位”“懷孕九個月的武漢女護士依舊戰斗在疫情第一線”“一線女性醫護人員缺少衛生巾”等等。大量報道通過描述刻畫女性柔弱形象企圖與受眾達成情感共鳴，但事實相反，此類報道引起了極大的負面輿論，被認為有過度消費女性形象、性別歧視、人格侮辱等問題。偏離了其通過報道女性醫務工作者抗疫事跡，宣傳其無私奉獻精神以及刻畫崇高的女性形象的本意[1]。

疫情的新聞報道，本身就因為疫情所帶來的破壞性而蒙上一層悲情色彩。適度的悲情彩色會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讓人們對新聞內容有更加直觀的感性理解，有利于提升新聞內容的可讀性、受眾接受度以及新聞價值。但疫情期間的新聞報道存在過度渲染悲情，消費群眾同情心的倫理失范現象。不但沒能達到報道所期望的氛圍營造的目的，反而使人們產生情感困倦，對新聞報道產生抵觸情緒，極大地削弱了新聞的渲染力。

疫情期間報道了大量有關弱勢群體，包括拾荒老人、孤寡老人、貧困群體等為疫情災區捐款的新聞內容。此類報道起先營造了一種共渡難關的家國情懷氛圍，在疫情期間起到了凝聚人心的積極作用。因為產生了良好的受眾反饋，讓眾多媒體選擇后續類似的新聞進行大量報道，將弱勢群體的深明大義與其貧困生活形成鮮明對比。但與預期傳播效果相背離，過度宣傳弱勢群體，容易引起廣大受眾群體的反感。悲情的過度營造并沒有引起受眾過多的共鳴，反而受到受眾質疑。

（四）主流媒體部分媒介素養缺失

主流媒體作為我國新聞體系的重要一環，對自媒體平臺有著重要的表率作用。因為其性質獨特，在受眾中有著較高的公信力，一旦主流媒體失聲或產生錯誤的行為，其負面影響就會被不斷放大。

2020年1月31日晚，有主流媒體發布消息稱：“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聯合研究發現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彪S后，該消息便迅速傳播，多家新聞媒體的官方微博進行轉發，“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也很快登頂微博熱搜，迅速在受眾群體中產生火熱討論，一夜之間，各大藥店包括電商平臺的雙黃連藥品被搶購一空。新聞本身并沒有虛假事實，但因其傳播時機正處于疫情期間這一特殊敏感時期，使受眾產生誤解，認為雙黃連可預防治療新冠肺炎。新媒體平臺的擴散性讓信息被快速轉發擴散，以及信息發布于深夜這一錯誤選擇，使該主流媒體喪失了對于此條信息的掌控能力。隨后幾天，該媒體雖然對此條信息進行了澄清與深入解釋，但其在信息分發渠道、分發時間、輿情預測等方面的專業素養表現，已經使受眾對媒體的公信力產生懷疑，削弱了主流媒體的社會影響力[2]。

（五）國外媒體污名化報道

國外新聞事業的發展一直宣稱新聞專業主義，而疫情期間其所進行的大量報道卻嚴重脫離事實，并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本該以人道主義為首要話語內容，但西方國家通過一系列虛假新聞策劃和報道，企圖給疫情貼上標簽，對中國進行污名化報道，無中生有，激化矛盾。

二、新冠疫情報道倫理失范原因

新冠疫情報道中，產生新聞倫理失范現象的原因包括疫情時期特殊的社會環境驅動，以及新媒體時代下新聞報道領域倫理失范的共性原因。疫情災難報道新聞出現倫理失范現象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首發刺激下的即時性，報道把關環節缺失

新媒體數字特征賦能信息快速傳播，傳統新聞價值時效性正在被即時性所替代。在疫情期間，重要事實信息，如實時病例數字、新增病例信息、病例分布特征等，每時每刻都在遞增，這就使受眾的信息接收更加傾向于與事實發生的同步。而對于新聞內容即時性的片面追求，也讓新聞媒體將快速發布新聞內容、領先行業競爭者、搶占受眾注意力作為新聞報道的業務主要關注點[3]。新媒體平臺的高度自由賦予了每一個用戶發聲的權力，這也讓各把關環節的效能大大分散。用戶可以隨手擴散自己所接收到的新聞信息，用戶間媒介素養的不同，這種轉發式的傳播方式容易使網絡信息內容良莠不齊。用戶自身把關新聞內容的傳播，使把關標準大大降低，最后導致虛假新聞以及謠言等違背新聞倫理規范的現象發生。疫情下獨特的社會環境，要求新聞媒體在第一時間將受眾所需要的信息傳遞到受眾手中，更需要保證所傳遞信息的真實準確性，減少虛假信息給公眾本就緊張的防疫生活帶來更加嚴峻的傳播障礙，信息的準確性遠遠比速度更加重要。

（二）消費主義盛行，行業畸形競爭

新媒體平臺的發展降低了新聞報道的準入門檻，除了傳統媒體在新媒體平臺的轉型，還有各類媒體機構、自媒體等多種形態在新媒體平臺中獲得了生產信息和傳遞信息的能力。新聞內容以及新聞受眾是固定的，而如何在有限的注意力市場份額中分得一杯羹，是每個媒體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媒體發展一部分依靠內容，另一部分依靠渠道，而部分媒體為了解決競爭壓力選擇違背新聞倫理道德，將事實內容進行編輯和二次剪輯，以轉發或者發布的形式進行傳播，從而導致出現失實報道、謠言擴散。

新聞行業競爭激烈的背后是消費主義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入侵。對利益的追逐導致新聞賴以生存的公平、公正缺失。新聞事業信息傳播、整合社會、輿論監督、傳播知識、提供娛樂的五個主要職能，已經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本末倒置，提供娛樂與贏得利潤成為新聞報道的主要目的，而社會的整合以及輿論監督已經被大多數新聞報道所忽視。虛假信息的宣傳、媒體的二次傷害、消費女性形象、過度營造悲情就是受到利益因素干擾，急功近利的表現。

（三）新聞從業者倫理道德教育缺失

現階段，在新聞行業領域，因為新媒體的發展，其從業人員已經不單單局限于傳統的新聞記者。新聞從業人員作為新聞報道的生產主體，其倫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是新聞報道出現倫理失范問題的主要人為因素。新媒體環境下，每個受眾都有發聲的權利，都作為公民新聞生產者參與到新聞的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從側面反映出新聞事業的參與人員隊伍不斷壯大。而技術只提供了渠道，并沒有對專業素養提出太高的要求。以至于各類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內容的生產過程中因為缺少職業倫理道德意識而有意無意地造成倫理失范現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倫理失范成本過低，新媒體特點賦予受眾遺忘性，各類事件的快速更新讓之前出現的倫理失范現象很快被遺忘，正如人們所說的“互聯網沒有記憶”一般，過低的成本代價讓倫理失范現象難以從本質上得到解決。新聞從業人員作為新聞報道的主力軍，只有加強其倫理規范意識與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職業道德氛圍，改變新聞報道倫理失范的現狀。

（四）文化霸權主義下明確的政治性話語攻擊

不同于上述原因的無意性或利益性，國外一些新聞報道中對于新聞倫理道德的違背帶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色彩與政治陰謀。作為西方國家開展國際輿論攻擊的主要手段，當別國的發展與自身設想出現偏離或侵犯了既有利益，其新聞報道則會通過標簽化手段，給正常事態打上“政治化標簽”，上升到政治層面進行攻擊，使別國處于國際輿論環境的壓力之下，從而達到打壓他國的目的。標簽的作用在于所附標簽的污名化。在國際輿論斗爭中，新聞報道所呈現的標簽化是有目的、有意識地對目標進行侮辱性、貶低性的指稱。國際霸權地位話語體系對目標的身份符號、行為特征、話語表達等多重屬性在整個傳播鏈中施加歧視或侵犯。污名的刻板印象作用于現實環境中，對受污蔑的國家而言其破壞力巨大，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難以消除的[4]。媒介框架的設置使受眾在接受媒體報道的同時，也接受了報道中的框架，并按框架形成自己對某個事物的認識。國外新聞的報道正是通過“病毒溯源說”這一話題的制造以及報道體裁、報道篇幅、報道議題等多重指向性框架的設置，弱化本國疫情的嚴重事態，將矛盾轉移到中國。

三、結語

首先，對于疫情的相關報道要保證客觀、公正、嚴謹，承擔起信息引導責任。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保證新聞的價值，讓新聞報道的產出受新聞工作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推動，而不是受利益的驅使。主流媒體要做好導向工作，強化自身社會使命與專業素質能力，不讓突發事件的發生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除了主流媒體，各多元主體要發揮能動性，如丁香醫生等專業的媒體機構以專業技能為支撐，實時更新數據地圖呈現疫情最新情況，從人民群眾易于理解的角度出發發布多篇專業科普文章，此類報道在疫情期間受到公眾廣泛關注。其次，要對新聞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其不斷學習相關知識，在涉及專業問題時要尋求專業人士發揮審核把關功能，加強自身職業道德以及倫理規范意識，在疫情困難時期，結合自己的專業素養，利用新聞報道消減群眾恐慌，幫助群眾進行理性思考，把社會從疫情的破壞性下引向正常秩序。最后，針對國外媒體企圖利用虛假新聞這一違反倫理的方式達到政治污化目的，我們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將中國在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真實完整地展現給世界，以多種形態的新聞報道打破外部攻擊性新聞框架建構。做到有針對性地應對西方某些言論中的抹黑和污化、把握住信息傳播中的關鍵節點與關鍵人物、完善國際輿論斗爭的運行機制，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疫情修復善后工作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

參考文獻：

[1] 鄭天，李文健.疫情報道中主流媒體典型人物的塑造[J].青年記者，2020（26）：65-66.

[2] 常慶，李艷群.疫情中主流媒體在微博上的輿論引導——以主流媒體官微90后抗疫報道為例[J].青年記者，2020（32）：30-31.

[3] 嚴曉梅，李心怡，王晶瑩，等.如何科學地審視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會新聞——基于科學論證的分析框架[J].科普研究，2020，15（01）：11-18，26，104.

[4] 曾向紅，李琳琳.國際關系中的污名與污名化[J].國際政治科學，2020，05（03）：78-111.

作者簡介：馬文斌（1996—），男，安徽阜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輿情分析與危機公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