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鳴盛的考據學方法及其學術貢獻
——以《漢書》考證為例

鄧根飛 萬田戶 劉雪飛

（上饒師范學院 江西 上饒 334001）

王鳴盛（1722－1797），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莊，晚年號西沚，江蘇嘉定（今上海市）人。清乾嘉時史學家、經學家，以治經和考史聞名于世。王氏著述宏富，其代表作有《十七史商榷》（100卷）、《尚書后案》（30卷）和《蛾術篇》（100卷）等。學界就王鳴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以下簡稱《商榷》）已多有研究，不過主要著眼于史評、史論、編纂學思想、文獻學思想等，就王鳴盛的研究方法而論，尚不多見。本文擬以《商榷》（卷十五—卷二十）《漢書》考證為例，就王鳴盛的歷史考據學方法和學術貢獻做一簡要探析。

一、王鳴盛的考據學方法

《十七史商榷》（卷十五—卷二十）針對《漢書》（毛晉汲古閣本）進行考證，內容涉及職官、戶口、地理建置沿革等。在為《漢書》辨訛、補脫、去衍的過程中，考論結合，或以表、志、傳互證，或求之于碑文，或考之于經，采用各種方法，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研究特色。

（一）表、志、傳互證

考“郡國兵權”，對《漢書·百官公卿表》“守治郡、尉典武職”辨誤，認為太守兼掌兵權。傳記中，穎川太守韓延壽、東郡太守翟義既為郡守，又講武勒兵；《后漢書·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李賢注引應劭的《漢官儀》，從其注引中，“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薄稘h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淮南王劉安謀反時，制郡太守、都尉印，事情敗露后，欲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可見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內史、中尉兼掌之，相互牽制，缺一，剛不能發兵。傳、志證表誤，證據充分，班書之誤始明。亦有以表、傳證志者?？肌叭o”，對《地理志》左馮翊有都尉而京兆尹獨無進行補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三輔”各有一都尉；《漢書》卷七十六《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趙廣漢遷京輔都尉，三輔有都尉甚明，《地理志》應是疏漏。

（二）碑文證史

關于兩縣同名，王鳴盛并不泥于時人說法。西漢有漢陽郡，東漢有天水郡，錢大昭以為兩郡都有阿陽縣。王氏引趙明誠《金石録》載“李翕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蓖跏峡甲C認為，東漢漢陽郡即西漢天水郡，郡名系明帝時所改，碑是當時所作，必不誤。碑文所提供的史料證明阿陽縣屬漢陽郡，亦即后之天水郡。阿陽在兩漢時，僅是一縣名，并非如錢氏所說為兩縣名，糾正了錢說。

（三）以經證史

經史互證、子證經史、以經證史是乾嘉考據學的重要方法?！渡袝蟀浮肥峭貘Q盛一生頗為得意的考經之作，其對《尚書》的辨偽成就至今仍受學界肯定。王氏在歷史地理的考證過程中，因很多地名已在《尚書后案》中得以考訂，本著詳其所略，略其所詳的原則，《十七史商榷》中簡略從之，因此，欲知地名之來源，需兩部著作對照閱讀。其《地理集辨證》是對《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的考證。如“‘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后案·甘誓》。又云：‘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从褐荨S水攸同’，亦見《后案》?！逼溆嗳簟渡袝蟀浮分幸驯?，皆類此。未辨，則本于《水經注》、《周禮·職方》和《說文解字》等。但王鳴盛并不拘于經，在以經證史的同時，以史證經。如“‘弘農郡弘農，衙山領下谷，燭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痹偃纭啊端洝啡呔怼度~榆水》篇又作‘麋’，皆非?！蓖跏弦喔矣诜穸ń洉?。因信《今文尚書》，認為汲郡新出土的《古文尚書》為“束晳偽撰，何足為憑?！痹賲⒄掌渌妨?，對臣瓚依據汲郡《古文尚書》考證的“斗尋”進行了駁辨。

由上可知，王鳴盛考證一史實或一地理沿革，廣泛搜采多方證據，或從本書取證，或參照他版本，或采他書，或引用他人學術成果。按陳垣先生所總結之“?？彼姆ā?，王氏所用方法為本較法、對較法和他較法。幾種方法非是單獨使用，而是綜合運用，共同證明，使需證明對象更為符合事實，更具說服力。此處，再舉例以證之。如王氏詳細考證《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所記載一百三十個郡國中，言所屬者有七十九郡，不言所屬者有二十四郡，認為不言者皆是疏漏所至。他說：“即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瑯邪、東海二郡皆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真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南海、郁林，蒼悟、交趾、合浦，其下文日南六郡皆云屬交州，九真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即此三處推之，則其余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彼∽C據即是《地理志》之上下文。其后，又繼續取《后漢書志第二十三郡國五》和《百官表》的材料，認為：“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司隸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屬司隸，余皆不言，亦疏漏也?！辈⒄摷啊逗鬂h書志》的記載方法優于《漢書》。王氏校正所依之底本為毛晉汲古閣本，在校正《漢書》地名之誤時，采用他版本對校。在《地理集辨證》中，與南監本對校，辨明原版之誤。如：“‘堂陽，嘗分為涇縣’，‘涇’南監作‘經’，是，此誤?！睆亩埂稘h書》中之誤字得以糾正。

二、王鳴盛的學術貢獻

《漢書》流傳至王氏時，已達一千余年，其間版本眾多，傳寫之誤在所難免。為防貽誤讀書人，王氏以相對精良的汲古閣本《漢書》為底本，校正《漢書》。其成就在于辨訛、補脫、去衍、考證典章制度之得失、客觀史論和以《漢書》證他書之誤?！妒呤飞倘丁窞榍螘r期三大考史佳作之一，王鳴盛在糾正《漢書》錯訛、脫漏和衍文方面的成就自不必言說，其重要成就還體現在考證其書法是否有義例，對他人研究成果作學術推進，評論班書之史法，以《漢書》糾正他書之誤等。

（一）書法無義例

王鳴盛使用內證法和他證法，詳細考證《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所記載一百三十個郡國中，言所屬者有七十九郡，不言所屬者有二十四郡，認為不言者皆是疏漏所至，“非有義例也?！标P于合郡戶口數，王氏認為：“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馮羽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潁川郡陽翟縣、傿陵縣并有戶口，河南郡洛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魯國魯縣、楚國彭誠縣有戶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有則書之，無則缺。各縣戶口皆注于其縣之下，獨洛陽注于其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薄稘h書》書法體例不一的情況，王氏有專節論述。他遍舉都尉書法、雜官書法、山之書法、水之書法、各郡建置之書法來說明其體例不一，并闡釋其原因：“有因故籍之詳略而詳之略之者，有臨文才疏失于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者?！奔瓤甲C其書法無義例，又得出其原因，是王氏一大學術貢獻。

（二）學術推進

王鳴盛考史時，常關注并運用他人的學術研究成果來進行考證，譬如戴震、錢大昭、閻若璩等。他不拘泥于前人和時人研究成果，而是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學術推進。如《十七史商榷》卷十七考證“縣名相同”時，大量引用了錢大昭的成果。又據碑文，證明阿陽縣屬漢陽郡，亦即后之天水郡。阿陽在兩漢時，僅是一縣名，并非如錢氏所說為兩縣名，糾正了錢說。再如《十七史商榷》卷十六考證“太守治所”時，引用并認可閻若璩的說法，但認為閻說“有未盡者”，接著進一步作出考證：“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丹陽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為治，治丹陽，說詳后第十七卷，而閻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翟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閻亦遺漏未舉……”王氏引用各種文獻對閻說做了進一步的推進。

（三）評論客觀公允

王鳴盛書中有很多史論，均為發前人所未發，議論精當，見解獨特，從中可窺王氏史學思想。如其在《十七史商榷》卷十五考證“建置從略”后便有一精彩議論：“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詞繁而不殺為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創，風氣初開，義例疏闊，不能詳析也?！?，贊同史法貴在文約事豐，但又認為建置沿革是地理的核心，應該條理化和詳細書寫，以使讀者能清晰了解其流變。其后再續考梁國建置沿革、燕國建置沿革時，于其中所涉及的復雜糾紛時，說：“班于建置沿革太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辈豢霖煿湃?，理解班書之略，而且在對班書精彩處大為贊賞：“惟此一郡由國而郡，由郡而國，由國而復為郡，最為詳析，合志傳觀之，首末具見，他郡國皆不能如此?！?/p>

（四）證他書之誤

王鳴盛在考證《漢書》時，有據《漢書》考證他書之誤，亦有考證《漢書》的同時，連同他書并校。如以《漢書》汲古閣本“弘農郡弘農，衙山領下谷，燭水所出，北入河”之“衙”字糾正《水經》中之“衡”字。再如，考證《漢書》“秦以京師為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之誤時，連同考證《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分以為三十六郡”裴骃注之誤?！妒呤飞倘丁分猩杏性S多相似例子，因篇幅所限，此處不再另舉。

三、余論

王鳴盛在考證史書的過程中，運用了多種方法，為后世學者考史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他在對十七史（實為二十一史）的疏理和訂誤過程中，做出了卓越的學術貢獻，奠定了他乾嘉考據學家的地位，為后世所推崇。但需要一提的是，王氏在考證過程中亦有疏漏。如評論歷史人物，語多尖刻。再如，證史時存疑較多。又如，論述前后矛盾。前者在本文所研究對象卷十五至卷二十中并未出現，故不予論述。此處僅論王氏證史時存疑較多和論述前后矛盾之處，以備學界參考。

考證史事，如未找到相關資料予以證明，則存疑，本屬史家嚴謹態度，但考史之作中如果存疑太多，則不失為一大遺憾。在與南監本《漢書》對校時，王氏多不考證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如《十七史商榷》卷十八：“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青漳”，“青”，南監作“清”，是?！皦仃P”，注云：“有羊腸版?！薄鞍妗?，南監作“阪”，是。王氏均未提供南監“是”之證據。同卷中，“河南郡洛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蹦媳O作“二十二年”，當作“三十二年”。依據何如？王氏亦未說明，讀來頗覺突兀。未提供考證的情況在卷二十中比比皆是，此處概不例舉。

《十七史商榷》中論述前后矛盾的情況亦有之。如卷十七：“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羽高陵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無都尉，此系疏漏。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何義門改作‘三’，南監本亦作‘三’?！闭呐c自注前后矛盾。王氏所本為汲古閣，正文所引《百官表》也應為汲古閣，但前者為三輔各有一都尉，后者為二輔都尉，其矛盾不辨自明。

盡管王鳴盛在考證舊史時，存在這樣或那樣的過失，但瑕不掩瑜，其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仍不失為一部傳統史學走向總結時期的重要歷史考證學著作。

注釋：

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五）[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05—106.

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3.

3.7.10.15.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九）[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36—137.

4.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八）[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5.

5.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八）[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5.

6.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48.

8.9.11.12.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五）[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06—107.

1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15.

14.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2-123.

16.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12.

17.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五）[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09.

18.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五）[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10.

19.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八）[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5.

20.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17—118.

21.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