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中國企業的出口市場偏好

姜帥帥 劉天一

內容提要：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劇了貿易全球化的不確定性，自貿區建設成為各國降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中國-東盟自貿區（CAFTA）為例，剖析自貿區建設對我國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通過將實物期權理論融入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構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理論模型，并采用2000-2006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進出口海關數據庫的合并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CAFTA的成立會顯著促使中國企業選擇自貿區成員國作為出口目標國，該結果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自貿區成立第二年對中國企業的影響最大，其后呈現出逐年遞減的特征;基于企業和國家異質性檢驗發現，CAFTA成立對私營企業、中小規模企業和低生產率企業出口市場選擇呈現出較大影響，并使經濟發展水平和貿易開放度較低、經濟風險較高的成員國對中國企業顯現出更大的吸引力。以上結論對于進一步認識自貿區建設的微觀經濟效果以及指導企業出口市場選擇具有啟示。

關鍵詞：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中國-東盟自貿區;企業出口市場選擇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21）05-0010-09

一、引言

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加之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進一步增大了貿易全球化進程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增加通過抑制企業的出口行為選擇，進而對一國貿易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1]。如何降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成為各國尋求貿易發展的重要議題。然而，伴隨著“多哈回合”的步履維艱，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力在逐漸減弱，其在降低各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中的作用也差強人意。與此同時，諸多研究發現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能夠有效降低區域內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一國經濟貿易發展發揮重要作用[2-3]。根據WTO統計，截止2019年底，全球向WTO通報的自貿協定有481個，其中生效的有302個，導致經濟全球化路徑從以WTO為主體的多邊貿易開放格局隨之演變為以FTA為主體的貿易開放新格局（見圖1）。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變局，黨的十八大將“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這不僅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權利的重要平臺，更是以制度“對標”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舉措。從2002年開始，中國締結的自貿協定數量呈現出較大幅度的增長，截止到2019底，中國已經和25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16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進行的自貿協定談判或升級談判有12個。

盡管現有文獻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方面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可以改進的空間。其一，現有文獻在討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一國企業乃至一國貿易的影響時，多以WTO為框架進行分析，以自貿協定為對象的研究、特別是針對中國某個自貿協定的研究并不多見。其二，現有文獻在討論貿易政策不確定的經濟效應時，主要集中于貿易額、出口質量、出口創新等，但少有文獻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的企業出口市場選擇進行討論。本文認為一國出口貿易的真正主體是企業，貿易政策不確性對一國貿易的影響正是通過對無數微觀企業出口行為的改變塑造形成的。因此，從根本上回答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貿易水平的影響，還需要從中國企業的出口行為選擇進行深入剖析，從而為進一步認識貿易政策不確定的經濟效應和指導企業出口行為提供理論支撐，這其中自然包括企業出口市場的選擇偏好。此外，雖然也有文獻致力于解答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促進企業的出口進入[1]，但是，自貿區建設對哪類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最大？又是哪些成員國基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對中國企業最具吸引力？對于這些問題，尚未有文獻進行分析。鑒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是我國迄今為止對外參與建設規模最大的自貿區，本文以CAFTA為背景，構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我國企業出口市場選擇偏好的理論模型，并基于中國微觀數據檢驗CAFTA對我國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效果、時效性和異質性。

二、理論模型

在Feng et al.（2017）[4]、Handley（2014）[5]模型的基礎上，本文融入實物期權理論的思想分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出口臨界條件及其出口市場偏好的影響。

（一）模型假設

本文參照Melitz（2003）[6]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假設存在本國和進口國兩個國家，兩國在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勞動生產要素。同時，在進口國中，勞動者是唯一的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服從CES形式的效用函數，公式如下：

U= ∫ω∈Ωq φ ?σ-1 σ dφ 1-σ （1）

其中，φ為出口到進口國的產品，q φ 為進口國對產品φ的需求量，σ為產品替代彈性（σ>1）。根據Melitz（2003）模型，進口國消費者在總收入Y的約束下，其對產品φ的最優消費量為：

q φ = p φ -σ P1-σ Y （2）

其中，P= ∫p φ 1-σdφ ?1 1-σ 為進口國的價格指數。根據Feng et al.（2017），本文認為企業在出口時會面臨進口國對產品收取的關稅τ，則在利潤最大化條件，企業出口的均衡價格和收益分別為：

p φ = σ σ-1? τ φ ?（3）

R φ =p φ q φ =Y ?σ-1 σ P φ τ? σ-1 （4）

其中，τ>1為進口國對本國企業出口收取的關稅。則企業出口的可變利潤為：

v φ = p φ - τ φ? q= Y σ ??σ-1 σ Pφ σ-1τ-σ? （5）

（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

國際貿易學領域通常將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認定為關稅水平的變動。根據Dixit and Pindyck（1994）[7]的研究，? 本文認為關稅水平的變動會給企業帶來延遲出口的期權價值，只有當企業出口利潤大于期權價值時，企業才會進行出口，即：

F v =maxE? v τ -C e-ρt ??（6）

其中，v為企業出口收入;C表示企業出口的固定成本;F v 為企業出口的期權價值;E表示期望算子;ρ為貼現率。據此，參照Handley等（2014），本文認為企業出口面臨的關稅水平存在不確定性，且服從幾何布朗運動的變化，即：

dτ=aτdt+uτdz? （7）

其中，a是關稅變動的漂移率，u是關稅變動的方差，dz是維納過程的增量且均值為0。根據實物期權理論，關稅水平即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會給企業帶來期權價值，故企業持有期權的機會成本等于期權價值的資本增值，即

ρvdt=E dv ?（8）

根據伊藤引理將dv展開，有：

dv=v′ τ dτ+ 1 2 v″ τ ?dt 2 （9）

將公式（9）代入（8），可得：

1 2 u2τ2v″ τ +aτv′ τ -ρv=0 （10）

根據公式（5），式（10）可化簡為：

R= 1 2 u2σ2+? 1 2 u2-a σ-ρ=0 （11）

將σ看作是公式（11）的根，則有：

σ= a+ ??1 2 u2-a 2+2u2ρ? u2 - 1 2 ?（12）

（三）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的企業出口選擇

本文認為除了生產成本，企業出口還要承擔固定成本C，據此，企業的出口利潤為：

π φ = p φ - τ φ? q-C=0 （13）

根據π φ =0可以得出，企業出口進入的生產率臨界條件為：

φ= στ? σ-1 P ??σC Y? σ-1 （14）

根據公式（12）和（14），可得：

φu =φσ σu >0 ?（15）

根據公式（15）可知，企業出口的生產率成本與關稅變動的方差呈正向關系，換言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會導致企業進入該市場的生產率門檻值減小，在此條件下，企業對該市場出口的概率將增大。據此，本文的理論假說1：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降低了中國企業出口至該地區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從而在出口市場選擇時增大對該地區出口的概率。

此外，根據公式（14），我們還可以得出：

2φ uY <0; 2φ uτ >0; 2φuC >0 ?（16）

這意味著 φu ?的大小與參數Y、τ和C的值相關，即進口國收入水平越低、關稅水平越高、企業出口固定成本越高，貿易政策不確定的變動對企業出口臨界條件的影響程度越大?；诖?，得出本文假設2：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導致中國企業優先選擇原先收入水平低、開放度低的東盟國家作為出口市場。

同時，又由于企業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其出口固定成本越低。據此，得出假設3：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對高生產率、大規模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較低。

三、典型化事實描述

基于2000-2006年中國進出口海關數據庫，對國內企業出口至CAFTA成員國的事實特征進行描述。圖2描繪了中國對CAFTA成員國的總出口及二元邊際分解情況。一方面，從總體來看，中國對CAFTA成員國的出口總額在不斷上升，從2000年的152.27億美元，上升至2006年的632.64億美元，特別在2003后，出口額增速明顯提高，占中國出口的占比也不斷上升。另一方面，根據Feng et al.（2017），本文將中國對CAFTA成員國的出口總額分解為由出口企業個數代表的擴展邊際和企業平均出口額代表的集約邊際。根據圖3可以看出，出口至CAFTA成員國的企業數量呈現較大幅度的上升，與此相對比，企業平均出口額雖有上升，但幅度較小，由此可知我國對CAFTA成員國出口額的增加主要由出口企業數量的增加即擴展邊際帶動的，換言之，CAFTA的成立使更多的企業選擇自貿區成員國作為出口市場。

表1列示了2000-2006年中國對10個CAFTA成員國的二元邊際出口情況。從總體來看，在CAFTA成員國中，中國對新加坡的出口總額最多，占比達30%，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而對老撾和文萊的出口額最少;從出口企業數量看，從2000-2006年，中國對各國出口的企業個數都呈現出大幅增長，特別是越南、泰國和文萊，對其出口的中國企業數量年均增長近30%。然而，相較于出口企業數量，企業對各國的平均出口額有少量增幅，但并不顯著。

根據所有權類型，本文將企業區分為國有與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三類，并分別描繪三類企業對CAFTA成員國的出口情況。根據圖4可知，在對CAFTA成員國的出口中，三類企業在數量和平均出口額方面呈現出較大差異。一方面，從企業數量來看，對CAFTA成員國的私營企業數量呈現最大幅度的增長，增幅高達60倍，與此相對比，外資企業數量呈現較平穩的增長，年均增長率為44%，但國有與集體企業數量沒有出現明顯變動，特別是在2003年自貿區成立后，該類企業數量呈現出下降趨勢。由此可以初步得出，相較于其他類型企業，自貿區成立導致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私營企業出口選擇的影響最大; 另一方面，從企業平均出口額來看，三類企業都呈現出一定的上升趨勢，其中，國有企業的平均出口額最多，私營企業的出口額最小，這可能源于國有企業雄厚的資金實力，與此相對比，私營企業多為中小規模企業，出口的規模也相應較小。據此，我們可以初步看出不同所有權類型企業在對CAFTA成員國出口中呈現出較大差異，這也要求我們在后文分析中利用更加嚴謹的實證分析方法，進一步進行檢驗。

四、實證設計與結果分析

（一）數據處理和實證設計

本文實證研究所需要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以下兩套數據庫：一是2000-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企業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等反映企業生產和銷售情況的變量;二是2000-2006年中國進出口海關數據庫，包含企業進出口產品代碼、貿易方式、出口目的國等信息。本文參照現有文獻，按照企業名稱的序貫識別法將上述兩個數據庫進行合并，并篩選出對CAFTA10個成員國的出口數據。

企業在進行出口時會同時面臨多個潛在的目的國市場，企業會比較這些潛在市場，進而選擇出口收益大于出口期權價值的市場作為出口目的國?；诖?，本文采用由McFadden（1974） 提出的條件Logit（Conditional Logit） 模型進行檢驗，該模型被廣泛用于區位選擇和模式選擇等問題的研究，其優勢在于：首先，該模型屬于離散選擇模型，可以描述企業在每次出口市場選擇中面臨多個國家選項的情形;其次，與其他離散模型相比，該模型不僅考慮了隨個體和方案變化的解釋變量，也融入了僅隨方案而變但不隨個體而變的變量[8]，本文所要研究的CAFTA成立恰恰是第二類變量。據此，我們選用條件logit模型進行回歸，模型設定為：

Prob Yijt=1|Xijt = exp βXijt ?∑mj=1exp βXijt ??（17）

其中，Yijt=1表示企業i在t期選擇j國作為出口目的國，Xijt為影響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各變量，β為各變量的系數，m表示企業存在的備選方案。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Yijt）。如前所述，中國企業在對CAFTA成員國出口時會面臨著m（m=10）個備選市場，如果企業i選擇j國作為出口市場，則被解釋變量Yijt設定為1，否則為0。

2.解釋變量（CAFTAt）。本文旨在考察CAFTA的成立對中國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由于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CAFTA，所以，本文構建一個虛擬變量（CAFTAt），2003年及以后年份該變量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值為0;如果該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則意味著CAFTA的成立會促使企業在出口市場選擇使偏向CAFTA成員。

3.控制變量。參照現有文獻，出口目的國宏觀經濟特征與企業微觀異質性都會影響其出口市場的選擇，據此，本文將此類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具體包括：（1）企業規模（lnTAit），采用企業總資產值的對數進行衡量。（2）企業生產率（TFPjt），參照現有文獻，本文采用LP方法計算的全要素生產率的進行衡量。 （3）出口目的國人均GDP水平（lnGDPperjt），代表出口目的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以2005年不變的美元價格計算，并以對數形式計入模型，數據來源于WDI數據庫。（4）地理距離（lndistancejt），采用中國與出口目標國地理距離的對數進行衡量，數據來源于CPEII數據庫。（5）出口目的國經濟風險（Riskjt），采用出口目的國經濟風險年度指標進行衡量，數據來源于“國際國別風險指南”，該值越大意味著該國的經濟風險越大。（6）目的國貿易開放度（Freedomjt），采用全球營商數據庫（Doing Business Database）提供的貿易自由化指標進行衡量，該指標越大，意味著該國開放度越高，關稅水平較低。據此，本文實證中各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2所示。

（三）基準結果

本文利用條件Logit模型進行回歸，并在實證中控制企業-目的國-年份固定效應，以剔除企業、目的國、時間等變量對回歸結果造成的影響，基準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1）-（3）列分別加入了不同層面的固定效應，第（4）列為加入企業異質性變量的結果，第（5）列為加入目的國宏觀變量的回歸結果，第（6）列同時加入了企業微觀和目的國宏觀變量，所有結果顯示，CAFTA變量顯著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有效，這意味著CAFTA的成立顯著提高了中國企業出口至成員國的概率，與本文理論假說1相符。究其原因，本文認為CAFTA的成立較大程度降低了中國企業對其成員國出口所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根據本文理論模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減弱會降低企業對該地區出口的門檻值，導致企業選擇該地區作為出口市場的概率增大。

從控制變量來看： （1）企業規模和生產率變量顯著為正，這說明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進行出口，這與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結論一致，因為企業出口需要支付一定的進入成本，這使得只有大規模、高生產率的優質企業才能克服成本，進入出口市場。（2）目的國人均GDP變量的系數為正，這是因為，人均GDP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該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所以，基于較大的潛在市場，企業傾向于向收入水平高的國家進行出口。（3）地理距離變量顯著為負，意味著兩國地理距離越大，企業對該國出口的概率越低，這歸因于較遠的地理距離增大了企業的出口成本，提高了企業進入該市場的門檻值，不利于企業對該市場進行出口。（4）目的國經濟風險越高，企業對該國進行出口的概率越低，這可能是因為目標國經濟風險的增高提高了企業在該國出口經營的風險，增大了企業出口的不確定性，基于風險規避，企業不會對該國進行出口。（5）目的國貿易開放度的系數顯著為正，對此我們的解釋為，貿易開放度越高，代表著該國進出口程序越公開透明，收取的關稅水平越低，對于企業來說， 這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業出口的可變成本，增大企業出口利潤，從而促使企業向該國進行出口。

（四）穩健性檢驗

本文解釋變量為是否成立了CAFTA，是時間虛擬變量，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微觀行為， 因此，我們認為一般不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诖?，本文分別替換了條件Logit模型和控制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結果可以看出，在替換了回歸模型和變量后，CAFTA變量依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意味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確實增大了企業出口至其成員國的概率，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驗證了本文結果的穩健性。

（五）動態影響

為了考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出口行為影響的動態性，本文分別考察CAFTA成立當年至三年后，對企業出口市場選擇行為的影響。根據結果表5可知，在CAFTA成立當年，該變量系數為0.175，在一年后，系數增大為0.194，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變量系數值有減弱的趨勢。這就是說，從本文樣本數據來看，CAFTA對企業出口行為影響在第二年達到最大，隨后呈現出遞減趨勢。

（六）異質性檢驗

1.企業異質性檢驗。根據理論模型，本文認為企業的異質性特征會導致其不同的出口成本， 進而使企業對貿易政策不確定具有不同的反應，基于此，CAFTA成立導致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對國內異質性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也呈現差異。據此，本文從企業所有權類型、規模和生產率異質性角度剖析何種類型企業受CAFTA的影響較大。

首先，本文按企業所有權歸屬其區分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三種類型，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一方面，從顯著性來看，CAFTA變量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顯著為正，但在國有企業中不再顯著，這說明CAFTA的成立對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選擇CAFTA成員國作為出口市場具有明顯的刺激作用，但該作用在國有企業中并沒有得到彰顯。究其原因，國有企業在國內具有顯著的政治優勢和政策優勢，在市場占有率、規模等方面優于其他類型企業，使其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和較低的風險規避意識，因此，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給國有企業帶來的影響較小，進而導致CAFTA成立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對該類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也相應較小。與此相對比，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具有較強的風險規避意識，所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抑制該類企業出口行為，而CAFTA成立大大降低其出口至成員國國家的不確定性，進而對其產生較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就變量系數的大小來看，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CAFTA成立對私營企業的影響更大。這可能是因為，外資企業具有國外背景，對海外市場等具有較深的認識，對待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應變能力較強，所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對其出口影響稍弱。這與本文典型化事實描述的結果一致，CAFTA成立后，出口至成員國的國有企業數量并沒有呈現出增長趨勢，而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數量具有明顯的上升。

其次，根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頒布的《統計上大中小型企業劃分辦法（暫行）》①，本文將資產規模在4億元以上的劃分為大型企業，將4億元以下的劃分為中小規模企業，結果亦如表6所示。根據回歸結果可知，一方面，不管在大規模企業中，還是在中小規模企業中，CAFTA變量均顯著為正，意味著CAFTA的成立能夠有效增大各種規模類型企業選擇成員國作為出口目標國的概率，這主要是因為CAFTA的成立有助于降低企業對成員國出口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企業出口門檻，促使企業進入該市場。但另一方面，其變量系數大小來看，中小規模企業受CAFTA的成立即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較大，這可能是因為，相較于大規模企業，中小規模企業在市場中的風險抵抗能力較差，這導致該類企業的風險規避意識較強，所以較高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會對其產生加大的延遲價值，抑制其對該市場出口。然而，由于CAFTA的成立能夠降低中小企業出口至成員國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其出口的延遲價值，進而促使中小規模對自貿區成員國出口概率的更大幅度提高，與本文的假說3相一致。

最后，本文根據企業生產率均值將企業劃分為高生產率和低生產率兩組，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結果可知，在兩組企業中，CAFTA變量顯著為正，說明CAFTA的成立都能夠顯著促使兩組企業選擇成員國作為出口目的國，但該變量在低生產率企業中的系數較大，意味著該類企業受CAFTA的影響較大，這可能是因為，在國際市場中，低生產率企業的競爭力較差，對出口關稅不確定性的控制能力和處理能力較低，所以當自貿區成立大大降低了關稅等不確定性時，低生產率企業受益更大，并對其出口市場選擇呈現出較大的影響力度，證實了本文的假說3。

2.國家異質性檢驗。CAFTA的成立使成員國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都有所下降，但是面對10個成員國時，中國企業更青睞于選擇哪個國家作為出口目標國，這與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宏觀情況密切相關，所以，在前文基礎上，本文分別構建出口目標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貿易開放度、經濟風險與CAFTA變量的交互項， 通過分析交互項的系數剖析國家異質性對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7所示。根據結果可知，人均GDP和目的國開放度與自貿區成立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但目的國經濟風險的交互項系數卻顯著為正，這意味著CAFTA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貿易開放度越高、經濟風險越低，CAFTA的成立對其吸引中國企業出口進入的作用反而越低。換言之，CAFTA的成立會特別增大中國企業選擇那些經濟發展水平低、貿易開放度低、經濟風險高的成員國作為出口目標國，這與本文的理論預期相符。對此，我們的解釋是，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低、開放度低以及經濟風險高的國家，加入自貿區導致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程度更大，此時，中國企業會基于不確定性較大幅度的降低而增大選擇該地區作為貿易伙伴國的概率，證實了本文的假說2。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因此締結自貿區會成為各國降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尋求經濟合作的重要手段。本文將實物期權思想融入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構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理論模型，并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為例，采用2000-2006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進出口海關數據庫的合并數據，檢驗CAFTA成立對中國企業出口市場選擇的影響及影響的異質性特征，實證結果顯示：首先，CAFTA的成立會顯著促使中國企業選擇自貿區成員國作為出口目標國， 且該結果在控制內生性，替換回歸模型、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其次，自貿區成立對中國企業出口影響在建立第二年最大，其后呈現出遞減的特征。最后，基于企業異質性檢驗發現，相較于其他類型企業，CAFTA成立對我國私營企業、中小規模企業和低生產率企業出口市場選擇呈現出較大的影響;同時，基于國家異質性特征的檢驗發現，CAFTA的成立使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貿易開放度較低、經濟風險較高的國家對中國企業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我國將自貿區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的現實背景下，本文研究對于我們進一步認識自貿區建設的微觀經濟效果以及指導企業出口市場選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第一，鑒于自貿區建設對我國企業出口進入的顯著促進效果，我們不僅要積極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升級，進一步降低自貿區內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更要加快與其他國家的多雙邊自貿協議談判，通過簽訂自貿協定構建高標準FTA網絡，在更大范圍內降低中國企業出口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第二，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采取相應的配套措施，尤其是為私營企業、中小規模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服務，以求最大化發揮自貿區建設的積極作用。第三，在自貿區建設的政策刺激下，企業基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會積極選擇自貿區成員國，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風險高的成員國作為出口目標國。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在關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同時，也要時刻警惕其他出口風險，謹慎選擇出口目標國，以最大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的積極作用。

注釋：

①? 2011年我國發布了《關于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對大中小微型企業的劃分標準進行修改，但鑒于本文企業樣本限定在2000-2006年，我們仍采用2003年發布《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的標準進行企業規模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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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 Market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aking CAFTA as an Example

JIANG Shuai-shuai1， LIU Tian-yi2

（1.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10，China;

2. Financial Markets Department， China Minsheng Bank， Beijing 100031，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spread of COVID-19 and the prevalenc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exacerbated the uncertainty of trade globalization，so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ountries to reduc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aking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FTA on the export market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By integrating the real option theory into the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trade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export market choice of enterprises， and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by using the combined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import and export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06.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AFTA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hoose free trade zone member countries as export target countries， and the result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in the second yea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e trade zone， it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reasing year by year;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of enterprises and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AFTA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xport market choi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low 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and makes the member countrie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low trade openness and high economic risk more attractive to Chinese enterprises.The above conclusions have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microeconomic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and guiding enterprises to choose export market.

Key word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export market choice

（責任編輯：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