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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敖處?、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研究

2021-11-12 13:46全香花延邊大學
長江叢刊 2021年18期
關鍵詞:協同輔導員育人

■全香花/延邊大學

地方院校是一個區域教育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在培養高等人才、服務區域經濟、傳承特色文化、創新科技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時代推進、社會演化,現代社會呈現出“互聯網+”的新業態特征,針對高校大學生的學習生活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創業創新培養等條件,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因此地方高校在大學生人才培養方面也要與時俱進,將“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的同時,不斷創新育人機制,推動當代大學生在“德智體美勞”各個全面均衡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新時期建設的合格人才。

20世紀70年代Hermann Haken提出的“協同理論”認為,在任何系統中“子系統”都不可能徹底孤立或被動發生,且各個子系統在目標一直的前提下通過自身調節形成“協同效應”,才能確保整個系統的穩定安全。隨著這一理論的發展與實踐,人們也發現協同效應下所形成的實際績效,往往大于子系統績效的“總和”。從這一理論觀點出發,“教育”本身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子系統,且每一個子系統在教育目標上是高度一致的,進而具體分解到教師、輔導員、家長的身上,所能夠產生的教育績效也遠超過單一教育系統,這為構建“教師、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提供了必要性依據。由此,“協同育人機制”的提出,正是為了有效地應對地方高校面臨的育人環境、條件、資源等變化,基于“多方協同、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模式,從而實現地方高校育人生態的進化。

一、“教師-輔導員-家長”在協同育人機制中的定位

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新業態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教育環境與教育理念,從直觀上判斷,教育的時間、空間阻礙被互聯網技術瓦解,高校有能力提供教師、輔導員、家長三方互動溝通的平臺,這也為“協同育人機制”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大學生”作為國家、民族的中流砥柱,在教育方面不僅要形成較高的科學文化素養,同時也要具備較高的思想政治素養,這就進一步凸顯了“教師為主”的育人體系存在漏洞??陀^上,教師、輔導員、家長在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教育”)中發揮的功能是不同的,其中一是教師以專業知識、技能教育為主,思想政治教育為輔。在知識經驗傳授、實踐技能指導的過程中,能夠向學生傳遞一定比例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但并不系統也不完整,尤其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缺陷,必然需要多元主體介入并給予彌補。二是輔導員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為主、學習指導為輔,從“德育”角度出發,輔導員的工作貫穿于學生日常管理,深入到行為、思想、情感等各個方面,但同樣輔導員不可能也不必要幫助學生解決專業學術方面的問題,諸如實驗、論文、科研、就業等方面仍然需要教師發揮作用。三是家長在協同育人機制中的定位是“隱性”的,但最為重要。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學生的性格在家庭教育中得以塑造,其穩定性即便在進入高校環境,也不會輕易發生改變。

二、地方高?!敖處?、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的影響因素

結合現狀,我國大部分地方高校的協同育人機制建設形態為三層的“倒金字塔”。其中最上層為教育協同多元主體,包括教師(專業教師及公共課教師)、高校部門、社會機構、家長等,而中間層為輔導員、院系領導,最底層為“學生”,這種結構十分不穩定,尤其在中間層次中,大量的工作都交付給“輔導員”具體實施,導致輔導員無論是對上層還是對下層,都呈現為“一對多”的關系,嚴重影響了育人效率和質量;造成這一現象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教育體制因素

高校屬于典型的事業單位體制,在育人功能的實踐中需要多個部門展開合作,為了不至于職能混亂和資源浪費,各部門之間被劃定了明確的范圍,在育人價值發揮過程中都強調“最小投入換來最大產出”,這必然造成“以自我為中心”的管理格局,難以實現“無縫銜接”。同時,體制機制對決策執行的效率具有很大影響,各部門作為主體的狀態下,激勵機制、考核機制、監督機制等存在差異,這都給“教師、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的建設造成障礙。

(二)教育內容因素

高校教育整體上可劃分為兩個內容維度,其一是知識技能,其二是思想政治。結合現狀來看,在我國改革開放40年間的發展歷程中,前者的發展速度明顯要快于后者,且思想政治教育也過度依賴傳統教育開展模式,即“理論說教”,這就造成了協同育人機制各方面主體的分割,如“教師”的教學內容中學術性要素占主導地位(包括思想政治部分),而務實性較差。輔導員完全相反,在家長層面的教育內容并不清晰,更多地是從情感角度入手,提供教育輔助力量。

(三)教育途徑因素

客觀上分析,教師尤其是“專業教師”的教育途徑是課堂,在一定空間、時間的約束下,以教材為基礎創造教育價值。而輔導員的工作主要是在日常交際中展開的,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宿舍管理、就業指導、心理健康咨詢等,教育途徑更加多元化且沒有可量化的教育目標。家長的教育途徑主要通過情感關懷實現,具有明顯的前喻文化特征,例如家長往往以“過來人”的身份傳授給學生生活經驗、人生道理,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撐,也沒有持久、規律的教育周期。

三、地方高?!敖處?、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問題

(一)“教師-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問題

從教師、輔導員職能統一面對大學生的立場出發,在協同育人機制建設方面存在天然的優勢,雙方都具有教育者的身份與職能,不同之處在于教師位于“第一課堂”(理論育人),而輔導員位于第二課堂(實踐育人),即高校教師在創造“育人”價值的過程中,主要以知識、技能的傳授為主,而輔導員在創造“育人”價值的過程中,主要以思想道德引導、日常生活管理等為主,因此“教師-輔導員”的協同育人機制符合“理論聯系實踐”的特征。在“教師-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策略探討之前,需要對當前地方高校輔導員、教師(尤其是專業課教師)之間協同障礙有一個基礎了解,宏觀上主要表現在雙方在高校共同教育職能下存在巨大鴻溝、在“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方面的實現途徑與方式不同等兩個方面。

(二)“家長-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家長在子女完成“大學生”身份轉變后的教育協同意愿發生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孩子們從牙牙學語起就開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樣的家教,就有什么樣的人”,同時強調“家風是一個家庭的精神內核”,同時“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谝陨险撌龅倪壿嬯P系,不難看出“家教”、“家風”對于個體的教育價值——事實上,每一個家庭都存在潛移默化的教育行為,只是它“不系統、不成文”而已,由此所產生的作用是非常持久的,但客觀問題在于,從幼兒園到中小學,作為“子女”的教育被現定于一個固定的活動區域,尤其近年來我國教育體制改革中強調“就近入學”的要求,家庭、學校之間的教育互動存在有利條件,家長可以及時了解、反饋學生的動態,且在所學知識方面能夠給予一定的指導,在思想道德講解過程中也能夠融合生活化元素,而一旦學生進入高校,身份轉化為“大學生”之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紐帶就無形中“斷裂”了,由此也造成了兩極分化的表現:其一,很多家長開始認為自己已經完成了教育職責,只需要保障子女的經濟支援即可,而在“育人”上完全推給學校。其二,一部分家長認為高校管理過于自由,不放心孩子在“自學”狀態下能夠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仍然采取“未成年人”的管理方式,選擇“陪讀”,照顧大學生的生活起居。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都會對輔導員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前者過于放任而無法確保輔導員工作得到必要的支持,后者過度干預而影響了輔導員工作的正常開展。

另一方面,輔導員在家長介入高校教育管理中的態度存在不正確認知??陀^上講,我國高校輔導員的地位顯得有些尷尬,根據教育部的規定,輔導員同時具備了“干部”和“教師”的雙重身份,這容易造成職能范圍的模糊及具體工作的混亂,例如在輔導員工作中需要統籌安排各個部門的配合,但實際上輔導員卻沒有統一調配各方面資源的權力,因此在工作態度上會排斥過多的外部主體,以減少組織要素的多元性,便于具體措施的實施;基于此,對于家長的態度也形成了一種“悖論”,一方面強調家長在必要時候提供有利的支持,以提高大學生管理效率和質量,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家長直接干預,以減少額外工作強度。

(三)“教師-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問題

結合前文中針對教師、輔導員、家長三個方面在協同育人機制的定位分析,不難看出教師、家長之間的聯系相對薄弱,現實中的高校教師教育職能,也極少與家長教育職能發生“直接接觸”。究其原因,客觀性非常明顯,無論是公共課還是專業課,教師所面對的學生群體龐大,且不涉及日常管理內容,師生之間的交流僅局限于知識、技能傳授,在課堂之外的接觸不多——這一現象在讀研、讀博的情況中稍有改善,但普通高等教育中教師、學生之間的比例差距較大,教師與學生的接觸有限,自然也造成與家長的溝通不足。

四、地方高?!敖處?、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策略

(一)“教師-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策略

第一,打通“第一課堂”與“第二課堂”的隔閡。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在狹義的人才培養概念下,學習的內容又以知識、技能為主,這是保障高等人才進入社會之后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因此,所謂“第一課堂”應該是教師主導下的課堂教學模式,在專業課程、公共課程內容傳授基礎之上,同時賦予思想政治教育,恪守“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要求。但不難發現,“第一課堂”的呈現形式存在明顯的限制條件——包括教室有限的空間、教學活動有限的實踐、教材教具的有限資源等,同時課堂模式作為一種組織形態,要求學生在一定紀律下活動,必須嚴格遵循“教與學”之間的硬性標準,這就很容易造成教師方面育人機制的局限性,例如出現“單向度輸出”的情況,無論是知識、技能、道德、法治等內容,教師處于主動輸出地位,學生位于被動接受地位,并且“育人”視域下關鍵的“德育教育”又呈現出碎片化、不連貫的缺陷,這就要求構建“第二課堂”,以輔導員為主體加強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進而,為了實現“教師-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需要打通“第一課堂”和“第二課堂”之間的隔閡,具體執行過程中,教師和輔導員要建立常態性溝通機制,教師基于“理論育人”的思維介入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注重高度概括和細節把控,進一步由輔導員按照教師的干預方式、內容,展開全方位、深層次的育人實踐,這樣一方面有助于教師、輔導員育人職能的統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構建和諧師生關系,在雙方各自“專業發展”領域相互促進。

第二,構建雙方基于非課堂教學活動的協同機制。從教育層次上說,“高?!笔桥c社會空間最接近的教育組織,大學生的教學活動不能局限于校園以內,更好積極地接觸社會、了解基層,這樣既有利于在現實空間驗證自身所學知識的價值、不足,同時也增強了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胺钦n堂教學活動”的組織上,嚴格地說應該由教師主持,特別是一些專業在崗位實習方面的活動,但考慮到現實,教師由于教學、科研任務較重,經常存在“分身乏術”的現象。據此,可將輔導員引入非課堂教學活動中來,以“實踐教師”的身份協同“專業教師”的工作。

(二)“家長-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策略

第一,以院系為單位構建“家長-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的互聯網平臺。該平臺面向整個高?;蚓唧w院系,基于校方和院方傳達的教育方針政策,以保障“家長-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在宏觀層面達到價值取向一致,避免雙方發生誤解,現階段,該平臺的建設可以在院系網站主頁上開辟“輔導員專欄”,旨在讓家長及時了解高校信息。

第二,以年級為單位構建“家長-輔導員”協同育人機制的日常溝通群。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諸如微信、微博、QQ等第三方交流渠道日益增加,以此為基礎,家長、輔導員可以構建針對整個年級的“虛擬班級”或“云端課堂”,對于學生學習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出現的問題,選擇有代表性的進行公布,雙方共同探討,形成可行性更高的方案。

(三)“教師-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的策略

在“教師-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策略方面,離不開“輔導員”的橋梁作用,教師可以根據考試成績、學習狀況等分析個別學生存在的問題,并將相關信息反饋給輔導員,輔導員綜合日常管理中的表現加以豐富、完善,通過提煉核心問題再與家長溝通,反之,改渠道也存在“可逆性”,家長出于對學生職業前景、人生規劃的考慮,向輔導員提出意見或建議,在轉移給教師作為教學工作的改進依據。當然,從現狀角度出發,要在高校中建立“教師-家長”協同育人機制還存在許多實際困難,校方及院方在師資考核方面也有著自己的標準,需要循序漸進地展開,例如基于創業創新活動、科技競賽等“機會”,教師可以與具體學生家長展開教育方面的探討;輔導員要積極為“教師-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創造有利條件,這樣也有利于分擔自身的工作,加強教師、家長在理論育人方面的溝通,一舉三得。

五、結語

教育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片面的職能體系,構建協同育人機制也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創新,它只是促使教育回歸應有的形態,充分認可并整合了教育資源、優勢、主體,以共同的目標實現最終的教育價值。地方高校在“教師、輔導員、家長”協同育人機制建設中,既要抓住主要矛盾(輔導員),也要兼顧次要矛盾(體制、內容、途徑等),促使三個方面科學分工,合理地賦予其教育責任,在此基礎上搭建一個有利于各方協同的平臺。其中,“教師-輔導員”與“家長-輔導員”的子系統既作為獨立部分,又要以“輔導員”為媒介形成兩個子系統的協同機制,這樣才能全方位地發揮“育人”的作用,更好地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教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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