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影響研究
——來自中國“低碳城市”建設的準自然實驗證據

葉翀，趙朝陽

(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迫切需要解決伴隨著大量能源消耗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2010—2018年中國碳排放總量及增速如圖1所示)。中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國家之一，始終將減少碳排放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2010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發布了《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氣候〔2010〕1587號)(以下簡稱低碳試點政策)，開啟了第一批低碳城市試點工作，隨后分別于2012年和2017年確立了第二批和第三批低碳試點城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到2035年，中國將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到峰值后穩中有降，基本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圖1 2010—2018年中國碳排放總量及增速(數據來源：中國碳排放數據庫)

2018年，以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為代表的全球服裝和鞋類行業共產生了21億噸二氧化碳，約占全球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4%。作為在我國服裝市場中占據領先地位的快時尚企業，國際快時尚企業在生產等環節的碳排放問題顯然與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導向相悖。在此背景下，筆者針對低碳試點政策下的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進行準自然實驗，基于UNIQLO等5家運用SPA模式的國際快時尚企業2012—2019年新開門店數量及2011—2018年我國277個地級市數據，引入宏觀及供應鏈視角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進行一系列的實證分析及穩健性檢驗，研究低碳試點政策對跨國高污染、高能耗企業的發展路徑影響，并對我國本土快時尚企業發展提出建議。

二、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熊廣勤等[1]發現，作為碳排放的重點來源以及低碳產品研發的核心組織，企業是低碳建設的重要參與者。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是指集產品的設計、采購、銷售等為一體并直接面向商業零售的快時尚企業。Hingley[2]指出，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作為零售產業中亟待低碳化的服裝零售企業，在低碳建設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實踐中也扮演著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根據汪藝群[3]的統計，每年以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為主導的服裝制造產業造成的碳排放量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10%。國際快時尚企業作為以快速更新產品、快速投入市場、快速響應市場等優勢占領我國服裝零售市場的快時尚企業，其運作模式導致大量的生產消耗及資源浪費，并對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效應。在我國日益重視低碳經濟建設、推行低碳試點政策的背景下，這種模式顯然面臨更多的要求與挑戰。目前，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低碳政策對企業層面的影響研究。Gehrsitz[4]認為，低碳試點政策對減少碳排放、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李林紅等[5]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對121個城市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低碳試點政策的實行可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李玲等[6]的研究表明，環境規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能體現在重度污染產業之中。

第二，跨國零售企業區位選擇研究。葉翀等[7]認為，跨國零售企業能夠成功立足于中國市場并與中國本土零售企業實現差異化競爭的原因，就在于其高效的物流配送、強大的資金實力以及先進的管理技能及區域擴張經驗。對于跨國零售企業而言，傳統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包括目標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市性質等。目前，先行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新零售維度對零售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許素瓊[8]認為，隨著以電子商務等為代表的新零售維度的不斷發展，零售企業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競爭。林玥希等[9]以25個新零售代表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區位選擇樣本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新零售空間的分布整體呈現出不平衡發展格局，新零售企業的區位選擇受到區域固有基礎、科技水平及政府行為的顯著影響。

梳理現有研究發現，專家學者已經從不同視角分別對低碳試點效果及零售企業區位選擇進行了研究，但有關低碳試點政策這一重要的環境規制對運用SPA模式的高耗能快時尚企業影響的研究尚少。綜合來看，本研究可能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第一，首次采用雙重差分方法探討低碳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擴展了評估低碳試點政策績效方面的研究。第二，基于宏觀及供應鏈兩個層面研究國際快時尚企業的區位拓展問題，擴展了影響零售企業區位選擇方面的研究。第三，基于本研究的結論，在我國著力于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對SPA的發展模式及我國本土快時尚企業的發展路徑提出對策及建議。

三、理論分析

(一)政策背景

2006年，中國碳排放總量達到近66億噸，標志著我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在各國均減少碳排放的趨勢下，為了避免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的“高碳鎖定”，實現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秉持可持續發展方針，中國政府確定了階段性碳減排目標：到2020年，國內單位生產總值碳排放較2005年降低40%～45%；到2030年，國內單位生產總值碳排放較2005年將降低60%～65%。在此背景下，2010年7月19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發布了《關于開展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氣候〔2010〕1587號)，開啟了第一批低碳試點工作，試點對象如表1所示。但由于第一批試點對象中的省區面積過大，試點政策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又分別于2012年4月和2017年1月發布了《關于開展第二批國家低碳省區和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氣候〔2012〕3760號)和《關于開展第三批國家低碳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氣候〔2017〕66號)，確定了以城市為主要試點對象的第二批及第三批試點名單(如表1所示)。

表1 低碳城市試點名單

續 表

(二)假設提出

1.低碳試點與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

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的生產環節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據傅鈺等[10-11]的統計，0.5 kg紡織品的生產會排放3.5 kg的二氧化碳。由于服裝市場風格發展迅速，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中存在著大量庫存及廢棄服裝。雖然部分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如H&M、GAP等國際快時尚企業)已經開始對廢棄服裝進行回收，但僅有15%的可以再利用的紡織品被回收利用。李尚卿等[12]發現，在物流環節中，為了滿足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需要，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內部配送車輛的數量不斷增加，致使碳排放對城市的負面影響日趨嚴重?；贑heng等[13]的研究，政府碳規制會提升高污染、高排放企業的生產成本，并可能使其被迫轉型或遷出政策實施地區。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具有抑制效應。

2.異質性與低碳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影響

以假設H1為基礎，如果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確實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那么，這種抑制效應是否會因為城市之間的差異而存在顯著的區別？Holdren等[14]認為，城市間的異質性體現在不同方面，如地理位置、城市規模等。城市規模又主要體現在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兩個維度。因此，可以認為任何政策的實施都會因城市之間的差異表現出效果的異質性。盧麗文等[15]發現，基于地理位置的視角，在實現綠色增長過程中，我國東部城市較中西部城市具有多方面優勢，如產業基礎、人才儲備等方面的優勢，因此，低碳試點政策在東部城市的實施效果可能顯著優于在中西部城市。楊其靜等[16]的研究表明，城市經濟規模越大，其對當地領導人的要求就越高，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就越強。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2：低碳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抑制效應呈現出基于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的異質性。

四、實證設計

(一)識別策略

筆者采用漸進性的雙重差分方法來識別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在我國進行區位擴張活動的影響。劉廣等[17]認為，雙重差分法是一種分析各變量間因果關系的計量方法，可以對政策效果進行有效評估。筆者參考Wolff[18]的研究，設定如下計量模型：

NEWit=α+βTTit+Xitγ+ui+λt+εit

(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NEWit表示國際快時尚企業新開門店數量；TTit表示低碳城市試點所處的狀態；Xit為控制變量；ui和λt分別表示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用；εit為隨機誤差項。β為雙重差分統計量,即本文最關注的核心系數，它體現了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擴張活動的凈效應。若β<0且顯著，則說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顯著減少了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行為；若β不顯著，則意味著低碳城市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擴張活動無顯著影響。

(二)樣本與變量

鑒于跨國零售企業設立新門店通常會提前半年到一年進行考察調研，筆者在選用經濟指標時采取前置一年的方式，選取2011—2018年中國277個城市所組成的面板數據構建模型，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年鑒》和iFinD數據庫。

1.國際快時尚企業新開門店數量

本文選取近年來在中國市場年平均銷售量位列前5的5家國際快時尚企業(UNIQLO，ZARA，GAP，MUJI，H&M)，以其2012—2019年在我國277個城市新開的門店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相關數據為筆者根據各國際快時尚企業官網及贏商網披露的數據整理所得。

2.低碳城市試點

這一核心解釋變量的定義如下：某一城市若實行低碳試點，則當年及之后年份取值為1，否則為0。由上文政策背景可知，低碳試點政策包含三批試點省份及城市，而本研究的樣本起始時間為2011年，截止時間為2019年，因此，將第一批試點省份及城市予以剔除。同時，王贛華等[19]的研究表明，低碳試點政策對于省際層面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若某一省份實施低碳試點，其所轄城市也實施低碳試點，則將實施時間定位于更晚的那一批。除此之外，第二批試點城市的實施時間接近年底，同樣存在爭議?？紤]到政策執行可能存在滯后性，將第二批試點城市實施時間定義為2013年。

3.控制變量

(1)宏觀層面

基于Copeland等[20-22]的研究，引入如下宏觀控制變量：

① 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城市當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進行衡量。

② 對外開放程度：采用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進行衡量。

③ 零售市場規模：采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進行衡量。

④ 城市化水平：傳統零售企業和新零售企業均選取城市中心區域開設門店以接近消費者，因此，采用市轄區自然增長率來測度城市化水平的潛在影響。

⑤人力資本：采用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地區年末人口總數計算得出。

(2)供應鏈層面

鄭飛等[23]認為，相較于傳統服裝企業供應鏈結構，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更注重內部供應鏈的效應，它通過將產品的設計、銷售及運輸集中為一體的模式，從供應鏈的角度來承擔鏈接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功能。因此，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在選擇目標地進行區位拓展時，在目標地所構建供應鏈體系的難易程度也決定著其擴張戰略?；赥ipu等[24]的研究，供應鏈被劃分為產品、采購、物流、新產品以及信息5個維度。筆者主要從新產品、采購、物流和信息4個維度進行考察，引入如下變量：

① 產品研發能力：采用教育事業費支出與科學技術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率衡量。

② 采購便利程度：采用規模以上批發零售貿易企業數來衡量地區內部采購便利程度。

③ 物流效率：采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從業人數衡量。

④ 信息傳播速度：采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數來指代地區內部信息傳播速度。

4.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平行趨勢檢驗

在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分析之前，需要做平行趨勢檢驗，以確保試點城市和未試點城市在政策實施前的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行為不存在顯著差異。筆者參考Beck等[25]的做法，設定如下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NEWit=α+β1before4+β2before3+β3before2+β4before1+β5current+

β6after1+β7after2+Ai+Dt+εit

(2)

式中，before1至before4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前1至4年的虛擬變量；current表示政策實施當年的虛擬變量；after1和after2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后1至2年的虛擬變量。由于低碳試點項目是分批開展的，筆者以2017年實施的第三批低碳試點政策時間為基準進行考察。若before1至before4的系數不顯著，則表明實驗組與對照組具有平行趨勢。如圖2所示，低碳試點政策實施前，before1至before4系數不顯著，且系數圍繞著0進行上下波動，表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國際快時尚企業拓展數量并沒有顯著性差異。低碳試點政策實施后，current及after1的系數才顯著為負，證明筆者所構建的雙重差分模型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

圖2 平行趨勢檢驗

(二)回歸分析

1.基準回歸

表3展示了低碳城市試點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影響。在這6個模型中，模型(1)和模型(2)、模型(3)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分別是全部城市、排除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排除省會城市的估計結果。由結果可知，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以及年份固定效應以后，無論包含控制變量與否，低碳城市試點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表明，低碳城市試點政策總體上會顯著負向影響國際快時尚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區位拓展行為。相較于非試點城市，國際快時尚企業在低碳試點城市的新開門店數量平均降低了0.422 3家。這證實了假設H1。

表3 低碳城市試點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

對于模型中控制變量的結果，仍然以模型(2)來解釋。經濟發展水平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會顯著增加國際快時尚企業前往該地進行區位拓展的行為，這與楊磊[26]的研究結論相一致。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國際快時尚企業會隨著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而傾向于前往該地加速區位拓展，該結論與傅曉霞等[27]的結論一致。信息傳播速度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可能是因為在信息傳播速度較快的地區，零售企業需要面對供應鏈中訂貨批量決策、價格波動、庫存責任失衡等相關問題，在應對外界環境變化等方面相互博弈時，造成了需求變異放大現象，導致服裝零售企業在信息流通過快的區域內加劇其競爭行為。因此，國際快時尚企業在信息傳播速度過快的地區會顯著減少區位拓展。物流效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國際快時尚企業會提高在物流業發達地區的區位拓展數量，這與李尚卿等[12]的研究結論相同。對外開放程度、零售市場規模、城市化水平、產品研發能力、采購便利程度等變量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國際快時尚企業在我國市場進行區位選擇時更多地依靠自身強大的資本實力與技術優勢參與市場競爭，而不會過多考慮傳統零售企業區位選擇影響因素，這也與汪旭輝等[28]的研究結論一致。

2.異質性

不同城市在經濟結構、政策實施以及市場規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導致低碳試點政策對不同城市產生不同的效果，進而影響到國際快時尚企業的區位拓展行為。為進一步檢驗低碳試點政策影響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地區差異，本文按照兩種不同的思路進行考察：第一，將樣本城市按照地理位置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子樣本；第二，根據2019年樣本城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高低，將樣本城市均分為三等份，分別為低經濟發展水平城市、中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和高經濟發展水平城市。

由表4可知，低碳城市試點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抑制效應在東部、中部城市的子樣本中更加顯著。這證明假設H2成立，即低碳試點政策存在基于地理位置不同而產生的異質性政策效果。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東部和中部城市，西部城市在物流效率、人力資本水平、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并且西部城市中絕大多數城市規模較小，缺乏產業結構調整能力，在碳排放治理與保護方面的表現稍顯不足。而我國多數大型城市集中于東部、中部區域，地理位置上的先天優勢可以促使其優先從中央優惠政策中獲益，并進一步推動低碳試點政策的具體實施，使政策實施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抑制效應更加顯著。

表4 低碳城市試點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影響的異質性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排除其他政策(如“智慧城市”政策、“創新城市”政策等)及一些隨機因素的干擾，并考慮極端值和時滯性的存在，遵循Cheng等[13]的做法，采用將第二批低碳試點政策實行時間前置為2012年、排除極端值的干擾、將低碳城市試點變量及所有控制變量滯后一期這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驗證回歸結果的可靠性。

結果如表 5所示，在分別前置第二批低碳試點城市的政策實施年份、采用將所有控制變量最高和最低的2%樣本進行縮尾、將低碳城市試點變量及所有控制變量滯后一期進行回歸后，回歸結果均表明前文的結論是穩健的。這說明，我國低碳試點政策的頒布具有隨機性，回歸結果是可信的。

表5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2011—2018年我國277個地級市數據，針對低碳試點政策下的試點地區和非試點地區進行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模型研究低碳試點政策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影響。結果表明，低碳試點政策的實施顯著抑制了試點城市國際快時尚企業的區位拓展行為。異質性分析表明，低碳試點政策對東部和中部城市國際快時尚企業區位拓展的抑制效應要高于對西部城市的仰制效應。本研究的結論擴充了低碳試點政策效果評估領域及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發展模式的研究，在宏觀層面上對我國進一步推廣低碳試點工作、推進低碳城市建設、因地制宜制定碳強度下降目標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在微觀層面上對我國本土服裝零售企業在綠色經濟發展背景下的存續及競爭戰略具有一定的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國際快時尚企業應逐步探索出一條綠色可持續發展路徑。對于運用SPA模式的快時尚企業來說，其在產品生產、銷售、運輸等環節產生了大量碳排放，故SPA模式應致力于減少整個產業鏈的碳排放總量，并重點關注生產及運輸環節，通過選擇適宜的低碳面料、規劃綠色運輸路徑等方式找到一條適合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第二，我國本土服裝零售企業應樹立綠色品牌形象。由研究結論可知，低碳試點政策顯著減少了國際快時尚企業在試點地區的區位拓展行為，這說明我國環境規制對于運用SPA模式的國際快時尚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應。因此，我國本土服裝零售企業應以低碳化發展為導向，創新企業綠色生產技術，使用可循環利用的面料進行產品生產，樹立“健康、環保、時尚”的企業形象，完成自身高碳化生產向低碳化生產的轉型，從而保持一定的競爭優勢與國際快時尚企業展開市場競爭。

第三，我國本土服裝零售企業應重點向東部和中部區域城市擴張。本研究表明，低碳試點政策實施對國際快時尚企業在東部和中部城市的區域擴張行為的抑制效應更加顯著。2021年3月5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應促進中部地區加快崛起，并推動綠色發展，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29]。我國本土服裝零售企業應采取差異化競爭策略，以綠色低碳服裝等差異化產品向國際快時尚企業近年非重點拓展的東部和中部城市進行擴張，進而擴大國內市場份額，力爭強有力地進軍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