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何以可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下城市社區抗逆力提升機制研究

摘要：城市社區作為基層治理的基本單元，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關鍵突破口。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下，城市社區居民自治面臨著原子化加劇、焦點覆蓋邊緣弱勢群體和情緒異常等嚴峻的挑戰。在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要求下，必須發揮社會工作作為三社聯動主體之一的嵌入性和協同性發展優勢，激發城市社區抗逆力的內生性動力和挖掘內部環境資源，形成一套情境化、增能協同和資源鏈接的社會工作介入城市社區抗逆力提升的機制，推動社區居民的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實現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解決和基層社會協同治理的發展。

關鍵詞：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工作;城市社區抗逆力

一、問題的提出

2020年新冠肺炎突襲而至，發性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使得社會治理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社區作為社會公眾聚集的場所之一，是國家基層治理的單位反映著社會治理的能力，其治理水平會受到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沖突，對基層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封閉式的管理激發原子化危機

個體與個體之間封閉和隔離往往是阻斷疾病傳播的有效方式，在社區中實施這種封閉的手段就意味著樓房內住戶相互隔離，被動脫離與其他居民和社會組織之間的聯系和往來，處于非常態化的原子化狀態中。處于傳染病區域中心的普通民眾而言，因突發性事件的“模糊性”和“非確定性”而不斷被激發焦慮和恐慌，高強度的真假摻半的多樣化來源的媒體信息使得獲得信息的可信度不一致導致焦慮情緒的加重或者是抑郁的發生[1]，社區的集體行動能力大為下降[2]。

（二）焦點效應覆蓋弱勢群體的需求

公共衛生事件的突發性和危害性頻繁性獲得媒體的關注和報道，統籌和協調社會發展的治理主體政府也會籌集各種資源解決所面臨的突發性風險事件中，各類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也會積極參與其中，而在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受害者也自然而然成為了社會當前關注和照顧的重點對象，投射在受害者上的焦點會集中更多的醫療資源，患有突發性流行性公共衛生疾病的受害者在治療的過程因其傳染性的特點需要營造具備一定條件的醫療環境，從而也會擠壓有處于邊緣性弱勢群體其他疾病的醫療空間。

（三）社區居民的情緒異常

社會交往與出行的封閉和斷裂會使得原本就處于負面心理情緒環境的社區居民產生進一步的無助感和不滿情緒。在遵守防疫過程中的強制性要求的過程，個體會產生道德安全感，對于一些破壞防疫要求的行為如官員的不作為、居民不服從隔離的抗拒等行為，在網上相關的媒體報道下進行謾罵和攻擊，這種群體性的道德憤怒會進一步加劇情緒的感染和道德不安全感的體驗[3]。

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間也多次提出社區在疫情防控過程中的重要性，“全國都要充分發揮社區在疫情防控中的阻擊作用”[4]，“所有社區成為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5]。因此。無論是從防控疫情的角度上看，還是關注城市治理體系的正常運行，社區防控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防疫成功與否關乎著整體社會風險性事件的控制程度，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二、城市社區抗逆力的介入必要性

抗逆力主要由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兩個概念組成，風險因素指的是生活環境中造成存在和發展負面影響的不利因素，保護因素指的是一種積極性因素，通過內部和外部的作用降低風險因素導致的消極影響。在應對風險事件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在化解風險的過程中，城市社區抗逆力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對災害情境的抵抗能力[6];從個體、社區兩個層面將社區抗逆力定義為個人及社區找到內部優勢和資源以便有效應對的能力[7]。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社區抗逆力是一種社區集體性力量，通過一定的機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風險性事件，能夠幫助社區在危機發生的過程中保持原有的功能和快速適應危機改變的環境。城市社區抗逆力作為一種應對困境時適應和保持恢復的特性，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和利用社區內部的資源力量，幫助社區適應風險事件并且恢復社區參與治理的功能，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內生性激活：潛力釋放平風險

共治共建共享的現代化社會機制需要發揮人民的主體作用，調動社會各方的積極性參與其中，構建人人有責、人人參與的社會共同體[8]。社區抗逆力關注在風險處理的過程中以一個優勢的視角重新審視城市社區，聚焦社區內部的資源和居民的能力，收集到能夠有效解決風險的資源，以整體性的團結性力量進行合作解決面臨的風險性事件[9]。 改變社區長期在風險應急處理中的被動地位，有效激發了社區內部自救和互救的意識和擺脫以往的等靠要的依賴性形象[10]，全面發揮社區整體的能動性和有效性，打造多方協同參與社區治理的體系，創新社區風險應急管理體系。

（二）情緒調換：積極提升自我效能

個體作為社區最重要的資源，其抗逆力水平的有無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社區整體性的抗逆力水平造成影響[11]。社區中的居民應對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時，由于未知性和害怕的情緒特征往往使得個體無法保持冷靜，加之媒體的廣泛宣傳性使得個體恐慌情緒無法及時有效排解。在城市社區抗逆力的視角下，要求社區中的居民呈現出接納變化、良好的情緒調節、樂觀和堅毅的心理特征，增進疫情下的抗逆力，實現積極、成功應對[12] 。同時在城市社區抗逆力的視角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危機的應對不僅僅是依靠國家相關部門的統一協調和調動資源，更關注的是依靠作為防疫一線的社區居民依靠內生性的集體凝聚力的優秀品質和內部的社區資源參與到風險治理的過程中，凸顯了人民群眾主體性作用，有助于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實現。

三、社會工作嵌入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優勢

在2020年2月23日，疫情防控部署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要發揮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支持廣大社工、義工和志愿者開展心理疏導、情緒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務”[13]。由此，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重要性再一次凸顯出來。具體而言，社會工作在社區中參與到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對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專業的優勢。

（一）特殊情境的適用性

在實踐層面的意義，盡管在我國內在關于如何在應對突發性衛生風險事件上尚未形成一套系統全面的理論和實踐體系，但在與之相關的災害社會工作領域實踐頗多。針對在云南魯甸地震災區的社會工作服務中，文軍和吳越菲發現“社區為本”的介入方式，更高效幫助災區居民實現恢復設;基于汶川大地震中上海團隊的重建工作[14];徐永祥提出了在重建進程中為了得到理想的效果社會工作服務中要張揚“嵌入、建構、增能”三大核心概念[15]。盡管災害社會工作的實踐背景與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社會工作有所不同，但災難的發生往往表現出來的突發性和危害性與其具有一定的相似程度和內在邏輯性。其次是理論層面的適用性，社會工作在對危機事件介入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專業理性能夠符合新冠疫情初期表現出來的特點，這種專業理性可以分為即時理性、過程理性和反思理性三個方面[16]。社會工作即時理性要求其對突發性的風險事件進行評估，評估社區居民心理狀態、基本需求和社區資源等方面，同時也包括對自身應對風險能力的評估等。社會工作者形成對風險事件的正確認識和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根據服務對象的類別和風險事件的發生階段提供個別化的服務內容，促進風險性事件的解決和社區協同治理的實現。

（二）專業性質的有效性

在這樣緊急和復雜性的應急處理下，在與社區居民建立信任平等關系的基礎上，對社區居民所處的風險環境進行辨識和分析，安撫社區居民因風險事件產生的恐慌情緒和設計個性化的服務方案解決社區的問題。在新冠肺炎呈現出傳染性強和危害性大的特點，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專業能力，緊跟時事的發展要求，編寫了《社會工作參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實務指南》[17]。該書指出了如何在這種突發性的風險事件下如何開展專業實踐服務，為新冠疫情風險下開展服務提供了專業性的建議，既保證服務進行的有效性和科學性，又能指導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保護自身免受傷害[18]。

（三）基層治理的要求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2月23日的疫情部署會議上，提出“社區是疫情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關鍵防線，要推動防控資源和力量下沉，把社區這道防線守嚴守牢”[19]。由此可見，基層社區在整個防疫部署過程中是關鍵性的存在，通過這次的疫情防控反映的是基層社會治理和國家社會治理的能力水平。同時，在現階段社會發展過程中，干部與群眾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張力關系，特別是處于緊急性和危機事件中，這種張力關系會凸顯明顯和產生較大的沖擊力。大眾很容易在這個過程中把個別干部的不足和某件事情處理的不妥當外化到整個干部群體和整個抗疫的過程中，社會工作在此過程中作為第三方專業社會服務組織的優勢，在專業方法和理念的指導下，開展政策講解、情緒安撫和協助物資配送分發等方式充當國家和社會大眾之間緩沖器，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下的社區治理發揮專業性的力量。

四、社會工作介入城市社區抗逆力提升的實現路徑

風險事件，尤其是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往往會給習慣性處于常態化的城市社區帶來猝不及防的威脅。隨著城市結構的深層變遷，除了需要重視基層中的秩序建設，也要注重培育和發展基層社會組織，兩者結合共同提升社區的自治能力[20]。因而，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風險事件上除了需要依賴國家的統籌和協調的功能，也可以根據城市社區的抗逆力的特點和社會工作的優勢，發揮基層社區居民的主體能動性，形成一套突發公共衛生時間下社會工作介入提升城市社區抗逆力的機制建設，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的協同發展和國家治理創新。

（一）情景化精準介入疏導

在外部環境中，緊急性的社區防疫措施加上社交媒體對突發性疫情廣泛報道和傳播，風險性的氛圍不斷被外部環境重復渲染和加強，加上一些身處疫情之地的社區居民需要實行更為嚴格的管控措施中。在這種壓抑性的情緒在不斷被疊加的過程中，社區居民此時的“無助”和“無力”感就會激發了“無望”和恐慌的情緒。

“人在情境中”的理論要求社會工作者在關注服務對象本身的問題之外，還要重視其所處的環境和情景，促進服務提供的有效性和資源利用的合理性[21]。社會工作者積極識別和介入居民呈現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創新性開展對應的實踐活動，疏導居民心中的恐慌情緒。對于社區中普通的大眾，主要以情緒疏導和增強積極樂觀情緒為主，利用個案輔導、小組支持、宣傳教育等多樣化的類型活動，以幫助疏導外部環境帶來的壓抑性負面情緒和協助打破個體化形成抗疫支持網絡的目標，保證社區居民情緒的宣泄和情感網絡的需要得到滿足。如果受到疫情隔離空間距離限制的影響，則可以通過互聯網的技術和日?；顒拥纳缛?，為社區居民提供一個宣泄和互相支持平臺，在這個平臺中也可以及時宣傳相關的政策文件，協助社區居民建立對政府開展抗疫的信任。

（二）居民增能激發內生性

內在保護因素是抗逆力發揮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在應對風險和困境的過程中，個體自身的優秀品質和資源能夠提升抗逆力的水平，促進困境的適應和解決。在社會工作里，所謂增能指的是個體的無力感并不是個體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源自于環境的排擠和壓迫所產生，增能的過程就是個人在與他人用環境的積極互動中，促進環境資源和機會的運用，以進一步幫助個人獲得更多能力的過程。

新冠疫情呈現出迅速擴散的特點，社區中有限的社區工作者面臨著登記信息，開展環境消殺，宣傳防疫知識和幫助購買分送生活用品等方面的工作任務。一方面社區工作者數量的限制難以滿足開展這些防疫工作，另一方面有限的人數也影響了在疫情期間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的質量。因此，拓寬參與社區防疫工作的人手數量就顯得十分重要?？鼓媪Φ奶嵘蟪鞘猩鐓^居民積極挖掘社區潛在的物資和資源，社會工作者從增權的角度積極推動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的防疫日常工作中，通過這種群防群治的渠道能夠有效遏制病毒傳播，利用社區志愿者的力量也能夠保持社區中一些老弱病殘家庭等弱勢邊緣性家庭保障日常物資的提供，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三）鏈接協同促恢復

抗逆力提升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外在保護因素，外在保護性因素主要是通過外部的環境提供保護性因素[22]。當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下的極大危害性對社區造成資源匱乏情況時，社會工作者可以嘗試通過此前建立了起的資源關系，運用專業的方法技巧幫助社區內有需要的居民鏈接資源。具體的鏈接情況視具體的具體需要而定，例如為困境家庭鏈接云開課鏈接經費支持、社區內的低保殘障等弱勢群體糧食和日用品資源等等，這些物資的鏈接都能夠幫助社區居民解決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下解決遇到的生存困境，在困難的解決過程中提升城市社區的抗逆力。

五、結語

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以其不可預測性和威脅性影響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社會治理的目標就是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發揮多元主體的參與力量，在明晰各主體的參與責任上形成相互協作的局面，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和需求的滿足，推動社區發展[23]。因此社會工作通過介入提升城市社區抗逆力來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實際也是激發社區居民參與的主動性，提高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中主體能動性的發揮，促進社區協同治理的實現。然而，在此過程也應該注意到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并不是萬能的，社會工作在我國的本土化發展的時間并不長，經歷過與衛生事件有關的風險治理經驗并不豐富，加上衛生風險事件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也對社會工作開展專業的實踐服務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因此，社會工作應該對本次的抗疫服務進行總結反思，不斷加強相關知識的學習，形成一套系統全面的社會工作介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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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金燕（1995-），女，漢族，廣東湛江人，社會工作在讀碩士，單位：廣東工業大學政法學院，研究方向：老年社會工作與社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