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基督教音樂中國化的基本特征

王雯婧

一、基督教音樂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基督教傳入我國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國時期，但僅有寥寥無幾的記載。真正意義上具有一定規模的傳教活動始于唐朝景教。隨著唐王朝歷代統治者對景教態度由強烈支持轉為驅逐遣散，唐僖宗時景教徒又慘遭黃巢起義軍殺戮，中原景教銷聲匿跡，但繼續在北方邊疆地區延續。敦煌出土文獻《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是唐代譯自敘利亞文的贊美詩，漢譯文是唐朝盛行的“七言格律”范式。唐朝景教由于在傳教過程中借用佛教觀念，沒有明確與佛教區分，因此并沒有產生實質的影響。元朝時期，基督教重啟了在中原地區的大規模傳播，被稱為“也里可溫”教，羅馬教皇曾派柏朗嘉賓、約翰·蒙高維諾等傳教士出使元朝，法國國王也曾派魯布魯克出使元朝。尤其是約翰·蒙高維諾在中國30余年的傳教活動起到了一定影響。元朝時期的贊美詩以蒙古語演唱，雖然受眾有限，但也體現了基督教音樂中國本土化的萌芽。隨著元朝的覆滅，“也里可溫”教也隨之甄滅。

明朝時期，尤其是后期，基督教在華的傳播影響遠遠超過唐、元兩朝代。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我國傳教活動中在音樂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孫尚揚在《簡論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①一文中，總結了利瑪竇傳教的觀念，包括“走上層路線”“減緩排他性”“適應以文會友”“采用科學傳教法”，在上述觀念的影響下，利瑪竇獻上古鋼琴等朝貢品，并為所獻琴創作了八章中國文言文歌詞內容的作品《西琴曲意》（明神宗時期）。然而，像《西琴曲意》等基督教音樂作品，只能依靠少有的文字史料推斷出可能存在中國風格的音樂旋律，但并無樂譜文獻佐證。清朝早期還延續著明朝的模式，遺存《天樂正音譜》文獻為代表。清末民初階段，西方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規模極大，贊美詩作為最為廣泛的圣樂類型，也隨之在中國得到了較大規模發展。馬禮遜編譯的《養心神詩》是第一本可考證的中文新教贊美詩，之后各地出現了很多方言歌詞的贊美詩，如閩南方言的《養心神詩》（1852）、寧波方言的《圣山諧歌》（1858）等。民國時期，基督教贊美詩的翻譯與本土化的創作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在對圣樂的翻譯、編譯、創作活動中，趙紫宸、劉廷芳、楊蔭瀏三人的貢獻卓著，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很突出?！镀仗祉炠潯罚?936）是這一時期杰出的贊美詩集代表，楊蔭瀏、范天祥等人其翻譯外國作品歌詞不僅重視文學性，還關照到詞曲的協調性。以中國曲調作為旋律填詞或者創作具有中國風格的旋律并填詞也具備音樂美與語言美的協調?？梢哉f，《普天頌贊》為之后的中國基督教圣樂本土化創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基督教圣樂迎來了新的發展。很多職業作曲家，如馬革順、黃安倫等創作的基督教圣樂顯現了技術的高超水準與民族化的強烈意識。在國家的支持下，《贊美詩（新編）》（1983）等全國通用的贊美詩集，以及各地方編輯出版的很多贊美詩集為基督教活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并且，時至今日，全國基督教兩會與地方基督教兩會編輯出版了數量龐大、豐富多樣的贊美詩集。

二、基督教圣樂的中國化特征

（一）歌詞韻律特征

中國古典詩詞文學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至今仍有重要的文化影響力。我國清末民初的贊美詩創作或翻譯中，古典詩詞體系的結構與行文規律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楊蔭瀏先生于1933年以古琴曲為旋律填詞創作合唱贊美詩《真美歌》“自然賦與畫圖色，靈性花開詩人筆……”（《贊美詩（新編）》第13首第一段歌詞節選）就運用了“七言詩”結構。除此外，還有“八言詩”“四言詩”結構以及文言文等格律。新中國成立后，古典詩詞體系的格律在一小部分作品中有所體現，但大部分作品一般運用現代漢語的文學表達方式。

（二）旋律特征

作為具有集體性歌唱活動的基督教圣樂，為了易于大眾信徒演唱，大部分作品旋律顯現為節奏相對穩定、旋律幅度較小、旋律線條較平穩。但也存在特殊情況，比如《草原圣詩》②中的作品，由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的傳統音樂自身的起伏較大特點，本土演唱者更為熟悉。從旋法上，我國基督教圣樂中國化的旋律形態體現為三種性格的特征：第一種，具有中國傳統旋律性格但并無具體地區的指向性旋法特征。其二種，帶有地域色彩或民族色彩鮮明的旋法特征。其三種，帶有當代多元化的旋律性格但流露著中國氣派的旋法特征。以下將以對三首圣樂作品舉例分析，分別闡述這三種旋律特征的具體呈現方式。

第一種體現在《贊美詩（新編）》第150首《早起贊美歌》（王大衛曲）旋律上。該圣樂作品為四個樂句與兩小節補充構成的樂段，降E宮五聲調式，旋律的走向帶有五聲調式“音階式”走向，四句落音分別是徵音、商音、羽音與宮音。整體上，旋律比較柔和、安寧，與我國很多地區的民間音樂的形態特征都很相似，難以明確其具體區域風格所屬，可以作為中國化的五聲性風格來界定。

第二種體現在內蒙古圣樂作品集《草原圣詩》第2首《愛神愛人》（于國俊曲）旋律上，調式是以五聲羽調式基礎上加入點綴性裝飾的兩偏音構成的七聲調式。結構由三段構成，第一段（第1-17小節）的旋律氣息悠長，是汲取了蒙古族長調的特征：拖腔、諾古拉與無序重音，進行了量化的旋律創作。男低音聲部的持續低音與蒙古族“潮爾”低音音樂織體類似。第二段（第18-25小節）與第一段形成明顯對比，速度更快，節奏改為“短調”的律動性。第二段旋律節奏上大量切分節奏型運用、“馬蹄”節奏型運用，以及頻繁大幅度跳進的音程，顯然是借鑒了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典型的短調民歌旋法。

第三種體現在《新編贊美詩（短歌）》第14首《他是我的避難所》（馬革順曲）③旋律上，從該圣樂的旋法特征上看，借鑒了西方作曲觀念：大小調體系的調式、變化音體系手法、動機貫穿意識、模進技術等，使得旋律流暢、舒展且抒情性強，感人至深。然而，該作品卻的風格與純粹的西方音樂性格大不相同：第一，該曲由四個樂句構成了“起承轉合”傳統結構思維。第二，雖然為降A自然大調，但旋律骨干音更傾向于五聲化進行，從第一樂句（帶起拍的第1-4小節）的動機（弱起拍至第二小節降B音結束），骨干音為“C-?A-?E-C-?B”顯然為降A宮五聲調式特征。第三，旋律走向與歌詞聲調韻律存在對應關系，如第二樂句“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的旋律中“山寨”二字的漢語聲調是平聲與入聲，此處旋律恰好設計為“?B-G”的向下小三度的進行，“是我的神”四字呈現出“抑揚格”的語調特征，與此處的旋律“F-?E-?A-C”走向完全一致。

（三）和聲特征

從我國基督教兩會出版的贊美詩作品集以及地方出版的一些贊美詩集來看，一部分屬于四聲部混聲合唱形式，另一部分為單聲部形式。合唱形式的贊美詩在西方教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模式，并且對整個西方音樂藝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影響。因此，我國的贊美詩創作也基本上運用西方大小調體系的四部和聲寫作技術，然而在楊蔭瀏等對和聲民族化的探索，直至上世紀80-90年代之后，很多圣樂作品顯現出強烈的民族化和聲理念。

如作曲家楊伯倫詞曲的贊美詩《主佑中華》④，旋律為C宮六聲調式，四部和聲的處理上，雖然以傳統西方傳統四部和聲寫作技術為理論基礎，如三度疊置作為和弦結構，功能和聲的序進邏輯，終止方式的布局等。但是在和弦的選擇上卻與很多“西化”作品的思維不同，體現著民族化的思維。如第1-4小節的樂句，以C大調主和弦開始，收束在屬和弦上。有三點特征值得注意：第一，僅在短短四小節的和弦進行中，就兩次運用到“Ⅵ—Ⅲ”和聲語匯，這在西方傳統和聲學體系中較少運用，主要緣由是調式Ⅲ級和弦的功能性不十分明確。第二，作為起始樂句，其“建調”過程并沒有選擇下屬功能較強的Ⅳ或Ⅱ作為主、屬功能的中間和弦，實際上已經削弱了功能性。第三，四六和弦在西方和聲語匯中是需要避免獨立運用的，而第2小節的屬四六和弦卻大膽地直接出現。以上三處和聲語匯的設計，雖然不太符合西方音樂的思維邏輯，但與其民族風格的旋律結合起來恰到好處，民族風格顯現。

三、對當代基督教音樂中國化的思考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睂τ诨浇桃魳穪碚f，從古至今的中國化探索與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留存下很多經典圣樂作品。這些優秀作品，對于當代的基督教音樂的中國化起到借鑒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當代中國基督教圣樂也應換發出時代的氣息，以便于更好地服務于當代基督教信仰活動。贊美詩作為基督教音樂最主要的形式，只有在“樂”與“詩”兩個層面都體現著“中國化”思維，才符合當代社會的宗教理念。

（一）當代基督教圣樂音響符號的中國化特征與展望

中國基督教兩會《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18-2022）》⑤中的第三章第四節中闡明了提倡在圣樂作品中融入中國傳統音樂元素，“使之蘊含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體現中國特色”。我國已有一部分圣樂作品無論是歌詞韻律方面、旋律方面、和聲方面還是地區或民族的風格方面都蘊含有中國傳統的音樂元素，使得中國民族氣質凸顯。另一部分的中國傳統音樂元素體現的并不明顯。顯然，前者是值得提倡并弘揚的，然而，即便這些帶有中國音響符號元素的圣樂，比起我國音樂創作領域來說，整體上民族音樂元素的運用意識以及民族化的程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雖然基督教圣樂有其特定的受眾特點、群體性特點與儀式功用特點，不能用世俗作品的標尺衡量，但是只有更為明確地顯現出民族化的音響氣質，才能使得圣樂中國化趨勢顯著。

（二）當代基督教圣樂歌詞內容的中國化特征與展望

基督教圣樂是闡釋基督教教義、表達虔誠信仰的重要形式，很多圣樂贊美詩在闡釋信仰的同時，也滲透著對國家的認同、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認同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等。如上文所述的《主佑中華》，歌詞中的“恩主眷顧中華美地，安居樂業之鄉，努力建設，脫離貧困，國家走向富強”，含有對祖國繁榮昌盛的贊頌與祈福愿望?！顿澝涝姡ㄐ戮帲┭a充本》中第128首《信徒家訓》歌詞表達了基督教信仰與日常生活中的積極態度，第三段詞“做工作、效率高、勿畏難，要勤勞……”中含有對工作的敬業精神?！顿澝涝姡ㄐ戮帲返?09首《生活美好歌》第三段詞“我眾相處尊主教導，謙讓增友誼，和睦歡笑……”中含有對他人的友善精神。這些圣樂在進行信仰表達的同時流露出的家國情懷、人生哲理，與我國當代弘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精神的內蘊相匹配。目前，類似的歌詞的基督教圣樂作品數量遠不足以滿足當代的需求，還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結 語

中國基督教音樂的中國化發展已有悠久的歷史積淀，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基督教工作者在借鑒前人的經驗基礎上，在基督教圣樂的創作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并在音樂的音響符號特征方面、歌詞的內容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征，這些特征對今后的圣樂工作起到重要的借鑒與啟迪作用，然而當代基督教圣樂中國化的規模與水平都有很大提升空間，在前人實踐的基礎上，繼續深化基督教圣樂中國化的水平，必將迎來嶄新的局面?！?/p>

注釋：

① 孫尚揚.簡論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04).

②《草原圣詩》由內蒙古基督教兩會圣樂事工部出版。

③ 《新編贊美詩（短歌）》由中國基督教兩會出版，共640首。

④ 選自《新編贊美詩（補充本）》，由中國基督教兩會出版。

⑤ 見中國基督教網站，網址：https://www.ccctspm.org/cppccinfo/1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