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商賈詩歌意象的新特征

摘 要：古典詩歌中的商賈意象，是古典文學中長期積累凝練成的一個特殊意象群，歷代皆有不同的呈現，商賈意象的演變經歷了被批判、被譏諷逐步獲得理解、同情和贊美的漫長過程。直到明清時期，基于經驗的個性化、具象性商賈意象才呈現出新特征，豐富并更新了歷代關于商賈詩歌的審美觀念。

關鍵詞：明清 商賈 意象

一、明前詩歌中的商賈意象

為了更好地把握明清詩歌中的商賈意象，我們將其納入歷代詩歌的廣闊視野中做一歷時性的梳理與考察，大體上對明前詩詞中的商賈意象做了一些梳理，主要比較明前和明清詩歌中商賈意象的演變及其反映出的審美觀念的變化。

中國古代社會中，商業始終被視為末流，重農抑商也是歷代統治階層的基本政策，然而商業活動從未停止過。先秦詩歌中就出現了反映先秦市場初級形式的貿易交換場景，如《詩經·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庇秩纭稏|門之枌》《瞻卯（其四）》《伐木（其三）》等詩歌都含有某些商業活動的因素，當然，這樣的商業場景僅僅只是作為背景出現的。

到了漢代，已有少量民間樂府表現了商人行商歷程中的艱辛苦楚，如《孤兒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a南北朝時期，隨著北方五胡亂華，晉室東渡，文物大盛于江左，與江北形成天壤之別。渡江之人多依城市而居，尤其是建業一帶，流動人口最多，形成都邑文明，具有濃厚的城市與商業色彩，由此興于城市的吳聲歌曲，其詩歌意象也多具有商業氣息。因而，形成了《估客樂》《三洲歌》等最有代表性的商旅歌辭?！啊豆沤駱蜂洝吩唬骸豆揽蜆贰氛?，齊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祚以后，追憶往事而作歌……《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眀“《唐書·樂志》曰：《三洲》，商人歌也?！豆沤駱蜂洝吩唬骸度薷琛氛?，商客數游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眂《晉書·樂志》亦曰：“吳歌雜曲，并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蓋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羚此也?！鼻迳绦侣曇詤锹曃髑鸀榇?，都強調了永嘉南渡及城市都邑的發展對吳歌西曲形成的影響。而不少吳歌是反映商人和城市生活的，正如陳書錄先生所說：“東晉南朝的吳歌屬于城市商業文明，渡口、商船、酒家、估客成了吳地歌謠特有的意象?！眃這樣的商業環境所熏染出來的詩歌，自然帶有城市色彩，生成與構建的意象也多具有商業味道。如釋寶月兩首《估客樂》，從商人婦的角度，間接描寫了商人的生活，并與愛情母題結合，形成商人與愛情的新主題。樂府歌詞中增添了表現商業和商人的題材，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人總體上對商人關注較少，如庾信的《對酒歌》《賈客詞》、鮑照的《觀圃人藝植詩》、何承天的《巫山高篇》等少數文人詩歌創作涉及商人和商人生活，但對商人的表現并不是其重點。

“中國詩歌表現商業和商人的歷史，到了唐代文學的時候，才算是正式揭開了帷幕?！眅唐代商業獲得進一步發展，“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f。唐代涉商詩“涉及八十六位詩人共一百七十六首詩歌，另其中包括無名氏作者六首”g。著名詩人李白、劉禹錫、白居易、元稹、張籍等及一般詩人都涉足商人及其生活進行詩歌創作，可以看出，商業和商人生活已經成為詩歌的重要題材之一。然而，唐代詩詞中的商賈，多為負面形象，如“估客無住著，有利身則行”（元稹《估客樂》）；“賈客無定游，所游唯利并”（劉禹錫《賈客詞》）；“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白居易《鹽商婦》）等，大量詩歌揭露商人的唯利是圖和腐朽侈靡的生活。

其次是表現“商人重利輕離別”的主題，如李白的《長干行》詩和《江夏行》詩以商人婦的口吻描寫了商人的“重利輕義”和“悔作商人婦”的怨悔之情。明代胡震亨在《李詩通》中說：“太白《江夏行》及《長干行》，并為商人婦詠，而其源似出《西曲》。蓋古者吳俗好賈，荊、郢、樊、鄧間尤盛，男女怨曠，哀吟清商，諸《西曲》所由作也?！県唐詩中表達這樣主題的詩歌不在少數，如劉采春《啰唝曲》其三、白居易《琵琶行》等，塑造的也是負面的商人形象。雖然中唐的韓愈在儒家倫理道德的層面主張“重商利民”，白居易也要求從朝廷經濟政策層面“沙汰奸商”，維護商賈利益，少數詩歌也反映了商人危險的商旅生活，如唐代詩人劉駕的《賈客詞》和《反賈客樂》都反映了商人的艱辛，這些思想對改變傳統商賈的看法有著重要作用，但在詩詞作品中，商人仍然多以負面形象出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農商觀念。

宋代是我國古代社會商品化經濟發展的一個高潮期，商品經濟的蓬勃繁榮、城鄉市場的興盛發達、市民階層的初步形成，為“講唱”“說話”等俗文學發展提供了基礎，也為傳統雅文學領域里涌現出大量有關商賈的詩歌提供了生動鮮活的原型和豐富的素材。著名文人王安石、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王禹偁、黃庭堅、蘇軾、蘇轍、陸游、劉克莊、范成大等都創作過或多或少的商賈詩歌。

在北宋詩文革新的“農商皆利”與“重農抑商”兩種思潮的交錯、斗爭與融合的背景下，“以歐陽修為盟主，他團結范仲淹、梅堯臣、蘇舜欽等人，提攜王安石、曾鞏和蘇洵及二子蘇軾、蘇轍等人，經世致用，針砭時弊，積極發揮文學的為國為民的社會作用”i。北宋文人多通過文學創作闡發其商業思想，評論朝廷商業政策的得失，主要著眼于宏大的國家制度層面，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對“商旅不行”的擔憂，《四民詩·商》為商賈立言，同時亦有在“重農抑商”思潮中孕育出的詩歌，如被蘇轍稱為“詩禍”的王安石的《兼并》等。南宋商品經濟得到明顯的發展，商業更加活躍。南宋文人更多關注的是底層民眾瑣碎的世俗生活中的各種“市場”以及普通商人的精神面貌和家庭婚姻生活。如范成大的詩歌展示了各種各樣的鄉村草市、米市、燈市、絲市、蠶市、茶市等，而陸游的詩歌則集中表現了“農商并利”的重商思想和豪放樂觀的商賈精神。如陸游的《估客樂》描述了商賈行旅中的氣勢凌霄，瀟灑豪放的精神氣度、出手闊綽的享樂態度，這是真正意義上的“估客樂”，并對這種商賈之樂充滿了艷羨的意味，這無疑是一種農商觀念的新動向，與此互為表里，陸游的《長干行》也一反唐代“悔作商人婦”的擇偶觀念，而是“寧嫁與商人”“不愿入侯家”，反映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賈觀念的逐步改變，當然，也有承接唐代、北宋詩人“重農抑商”思想的一脈未斷。

二、明清詩歌中商賈意象的新特征

明前大部分商賈詩歌或借助商人商婦吟詠愛情主題，或是作為隱性的“背景”出現，又或僅是一首詩的意象群中的一個泛指的意象符號，如商人、賈客、估客、水市、村市、墟市、燈市、魚市、花市、買、賣、錢、商、市、貨等商業詞匯，這些意象的共同點是，具有某種普遍性、類型性和抽象性，而并非是基于經驗的意象，直接反映商人實質性生活的詩歌數量并不是很多，真正以商賈質實題材為吟詠對象并書寫個性化、具象性商賈意象的是明清詩歌。

自南宋以后到晚明，尤其明代中期以來，商品經濟的活躍、商賈之風的彌漫、新的思想意識的出現，對社會精英階層的觀念形態產生了巨大沖擊，文士們以敏銳的眼光觀察著社會生活的巨變，敏感的詩心受到商賈精神的影響，都市商業文化中士人文化與市民文化交融的色彩越來越濃，他們的詩歌創作中增添了新的要素，真正以商賈為審美對象，立足于時代思潮的前沿，創作出大量商賈詩歌，豐富并更新了歷代關于商賈詩歌的審美觀念。

首先，以《估客樂》為代表的各種詩題，充分展現了明清時代欣欣向榮的商業繁榮景象及無拘無束的商賈生活之樂。明清詩人作為古代傳統士階層的成員，他們沐浴于商品經濟大潮中，自覺或無意識地感受著商人的生活趣味，體味著商人別樣的生活理念，并以欣喜的心情將他們的日常生活付諸筆端。明代中后期，江浙、湖廣等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繁榮，商業往來運輸頻繁，商賈生活圖景時時處處映入文士們的眼簾，如徐渭《賦得賈客船隨返照來》：“千金不惜買鳴箏，萬斛魚鹽水上行。幾度煙波愁日暮，半程風物趁天晴。西郊鸛鶴摩云入，東道舲舠晚飯迎。笑指紅霞如有意，干衣騎馬廣陵城?！?！ 0“千金”“萬斛”展示商人的滿載而歸、豪侈氣勢，淼淼煙波、廣闊云霄、紅霞映照之景，襯托出商人樂觀瀟灑的自由自得的精神。吳國倫《八月十八日浙江樓觀潮》：“浙江樓望浙江潮，八月長風海若驕。萬馬蹴濤驚地軸，千鯨噴沫撼星杓。天連巨浸疑相蕩，雪卷重山忽自消。卻怪賈帆空際落，翩如六翮下扶搖?！?！ 1長風卷浪，直沖云霄，漲潮消落之際，商船憑空扶搖而下，詩中以浙江浪潮起筆，著眼點卻在商品經濟大潮的弄潮兒——商人，自然景觀與生活景觀相映成趣，以波瀾壯闊的海潮反襯出席卷天地的商品經濟熱潮。在很多詩人的筆下，商賈生活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樣態，處處都是商賈生活景觀，充滿世俗生活氣息，詩人更以愉悅的心情品味著商人的生活情趣。

自南北朝以來，歷代詩人皆創作了不少題為《估客樂》《三洲歌》的吟詠商賈之樂的詩歌，然而多著眼于商賈精神方面，作為商賈及其商業行為的核心價值集中體現的“利”，及其具體外化表現“物質”和“金錢”，則并沒有成為詩人吟詠的重點，直到明清時代，尤其是明代中期以來，隨著商業經濟的全面發展，包括以商賈在內的市民階層為主體的商賈觀念普遍滲透到士人的心理，他們不僅對商賈追求自我、無拘無束的自由精神充滿了贊賞，也對其奢侈繁華的物質生活和金錢利益充滿了艷羨，并不恥謳歌、贊美“百萬”“千萬”的“黃金”，這種異質于傳統農本文化“義”的文化現象，呈現出明清詩人前所未有的新的審美意識，可以看出，商賈之樂，不僅僅是自由精神之樂，更是物質富有之樂，已經真正成為明清社會一股潮流。

不少文人不僅描寫商賈精神之樂，更直接吟詠賈客的物質富有之樂，如唐寅《閶門即事》：“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又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2即事詩，多就眼前實事而寫就，閶門是當時蘇州的商業中心，唐寅生活在這樣的商品經濟大潮中，感受著五更早市、四方商賈、翠袖三千、黃金百萬的繁華和富有，不僅形象地反映出蘇州的商業活動，更充滿了濃郁的世俗生活氣息。曾經在蘇州吳縣任職的袁宏道以“實錄”評價此詩，更可看出詩歌所描述的真實情境。又如李攀龍《三洲歌》：“何處估客豪，揚州估客豪，象牙持作檣，鍮石持作篙?！薄奥剼g揚州去，大艑居上頭。一載五百萬，兩載千萬余?！?！ 3胡應麟《新估客樂二首》：“不從估客游，不知估客樂。百萬揚州鹺，持籌勝騎鶴?！薄安怀斯揽椭?，不知估客樂。十萬荊州娘，紅妝照羅幕?！?！ 4梅鼎祚《估客樂》：“人言估客樂，估客信自樂。大艑千幅帆，三江恣游博?！薄耙霍摧d三千，歡自揚州還。且無相攬抱，與儂蒲鍜環?！?！ 5王伯稠《估客樂》：“估客南海來，一舩千萬余。金多儂不愛，但問阿歡書?！?！ 6吳國倫《閶門九歌》：“大賈軒軒水郭盈，五方淫巧巿門爭。金多自挾侯王重，縣吏那能問姓名?！?！ 7此類詩歌多以“十萬”“百萬”“千萬”形容商貨之豐、金錢之多，商人之富之樂可見一斑。袁宏道在《毛太初》中說：“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余錢，屯無余米，居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8在這里，吃喝住行的奢侈享受是人生基本之樂，并以貧窮為恥。明清時代的文士，已經不再像以往文人那樣只在詩文中構筑傳統道德和精神高地，還不恥以“物質”和“金錢”為吟詠對象，他們描繪繁華的商業景象，毫不掩飾對美色和金錢的艷羨，甚至高歌任情放縱，在俗世生活中尋求人生的樂趣，這樣的人生價值觀與商賈詩歌創作的心理是一致的。明清詩人不恥言“利”的觀念，以“物質”為美的審美意識，使得他們觀察生活的視角和處理題材的方式都與之前有所不同，呈現出高度生活化、世俗化的特點。詩歌意象的選取與一定時期社會審美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密切相關，明清文人以詩歌這種傳統雅文學樣式贊美“物質”化的商賈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理念，正反映了其時審美風尚的轉變。

其次，詩人不僅為商賈之樂而樂，還以商賈之苦為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一般都具有積極的入世精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們積極參與政治、融入社會，關注國計民生。明清詩人也不例外，他們關注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朝廷政策制度，揭露商業經濟發展的種種弊端，表達憂國憂民的濟世情懷。另一方面，進入明中葉以后，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商人階層的擴容和壯大，世人對商人以及商業的觀念開始改變，逐漸出現了士商相混的局面，文人對于商人生出了解之同情，不僅吟詠商賈之樂，亦能體會商賈之苦，因此他們以和商人相關的一切素材為源泉，紛紛以詩歌形式或譴責朝廷政策弊端，或同情商人生活之苦，或為商人辯護。

傳統的商賈生活艱辛之苦、商人背井離鄉的羈旅之苦，明清詩歌自然也會有所反映?！爸叟怨揽蜆?，鐘聲將夢到天涯?！?！ 9“估客載大舸，日夜水中居?！盄 0商業經濟環境的惡劣：“最是江南佳麗地，可憐機杼日蕭條?！盄 1大量詩歌都表現了商人生活之苦。明代中葉以后，商品經濟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獲得了快速發展，隨著商業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地位的提高和占比增大，商稅就成為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來源。明代商稅衙門林立，稅種龐雜，尤其到明后期，從皇室到地方政府，私自增設征稅機構，無名稅課繁多，致使稅網如織。商稅成為影響商業發展和商人生活的重要制度，而明代特有的稅使制度，受害最深的自然是商業，稅使一出，商人便惶惶不可終日，游蹤遍天下的袁中道曾在散文中描述“舟稅如織”之苦：“當此禁網嚴密之時，自荊至吳，舟稅如織。所之，巾箱皆遭盤詰，胥徒謾罵，令人駭愕。茫茫三千里長江，一片愁水耳?！盄 2因此，詩人們都不約而同地以詩歌的形式藝術地再現了嚴苛稅制下的商人之苦，如袁宏道：“賈客相逢倍惘然，楩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珰虎，鬻女陪男償稅錢?！保ā吨裰υ~》十二）@ 3“西酋中珰橫幾截，男不成西女廢梭。琵琶賣去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盄 4又陳邦瞻《估客樂》：“但知估客樂，何知估客愁。昔時天地大，今日網羅稠。一關與一隘，列戟森戈矛。緹騎馳左右，紹珰坐上頭。攫金如攫肉，慮賈如慮囚。本以錢刀故，一身輕九州。妻子生別離，性命等浮漚。始悟時世異，悔不歸田疇。估客愁尚可，民窮怨殺我。貨重谷轉輕，骨肉甘寒餓。昔聞太史氏，采風聞圣朝。愿將估客樂，歌作窮民謠?！盄 5詩中的“珰虎”“紹珰”是指明代特有的稅使，明代中葉以后，宦官之禍日烈，萬歷年間，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省駐守，督征各地的礦稅商稅，“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 6，自此，稅使四出，壓榨商民如豺狼虎豹，“攫金如攫肉”，使得“十室金錢九室空”，商賈苦不堪言。

由上述詩歌可以看出，與明前相比，明清商賈詩歌題材具有更強的紀實性，詩中展示的是一幕幕客觀、真實、細微的生活圖景，其中所涉事件多有史跡可尋，詩歌中的意象指向更為鮮明，詩人平民化的心態和觀察生活的視覺使詩歌具有更強的寫實性和具象性，更接近社會最真實的面貌。文人們對于商稅制度的普遍關注，呈現出濃烈的批判意識，在寫實因素增加的同時，詩人的抒情功能也更加強化，詩中流露出的感情真實而強烈，他們揭露商業經濟發展中的不公和弊端，希望廢棄苛捐雜稅，期待商品經濟的活躍。

第三，明清商賈詩歌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反映邊境和海外貿易的題材增多。新題材的拓展主要包括東南地區海外貿易及胡賈形象的屢屢出現。如在明代后期海禁緩解、擴大海外貿易的背景下，湯顯祖的文學作品中多次出現“賈胡”的新形象。如他的《香岙逢賈胡》《看賈胡別》等，湯顯祖以驚奇、喜悅之情觀看著胡賈的各種生活新場景，通過澳門這個對外貿易的窗口，不僅展示了明代萬歷年間澳門一帶對外貿易的壯闊景象，還開闊了他的視野，詩中的內容傾向，具有豐富商賈題材與內涵的價值。

再如清代乾隆三十五年（1770），趙翼奉旨調守廣州府，目睹沿海與對外商貿，有《南珍》《番舶》等，皆目擊成詩，有感而發?！赌险洹吩娭性疲骸胺舶俟瀣|負奇質，咸不脛走來羊城。天寶既征孕育厚，人巧亦見工力精。不惟其產惟其聚，奇彩耀市目欲瞠……合浦六地產有幾？販自番舶來重瀛……伊余一雙書生眼，乍睹不覺適適驚?！盄 7《番舶》詩中則寫道：“峨峨百丈船，橫潮若山嶂。一載千婆蘭（番語三百斤為一婆蘭）其巨不可量……不惜九死行，為冀三倍償。重利而輕生，舉世因同恙。伊余過虎門，適遇錠五兩。梯登試一觀，心目得超曠?！盄 8海外的珍稀番貨，對于詩人來說具有一定的神奇性，故瞠目稱奇，詩人遠游親睹邊境貿易的盛況，更激發了對遠方異地的想象與向往。

明清商賈詩歌創作，在題材方面表現出興趣視野的改變，商賈意象的選取顯示出作者生活經驗的豐富和對市民社會的關注。商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都成為作家的觀照對象，而且在時代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在商賈描寫中注入了濃烈的主觀情感，在題材選取和情感表現上已經大大超越歷代商賈詩歌而呈現出了新的特征。

總之，商賈意象不僅出現在詩歌創作中，在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中，有更多的貨幣化的生活意象或場景，比如青樓戲院、勾欄瓦肆、商鋪、商賈、酒宴等，比之詩歌中的商賈意象更為豐富多彩，傳統雅文學與新興盛的俗文學相得益彰，一起展示了商賈紛繁復雜的生活狀態和商業文化觀念形態，在商業經濟文化視域中，人們的審美觀念發生了重要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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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青枝，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學及文獻。

編 輯：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