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點摘編

毛澤東談學習黨史

王穎在《黨的文獻》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對黨史的學習，不僅積極倡導全黨學習黨史，而且率先垂范，圍繞“為什么要學習黨史”“從黨史中學習什么”“怎樣學習黨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精神財富。他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要求，“把黨的事情辦得更好”的現實需要，“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必要條件，加強教育、促進黨的團結統一的有效途徑等方面，闡述了“為什么要學習黨史”的問題。在“從黨史中學習什么”方面，毛澤東提出，要以整個黨的發展過程作為研究對象；既學習勝利的歷史，也學習失敗的歷史；把黨的偉大精神作為重要學習內容。他還對“怎樣學習黨史”提出了正確有效的方式方法：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遵照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以中國做中心”；重視材料的占有、整理和分析；采取“古今中外法”。善于學習、研究和總結黨的歷史，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重要“秘訣”，也是我們黨百年奮斗積累的一條寶貴經驗。毛澤東關于黨史學習的論述和實踐，對于今天我們扎實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毛澤東的辯證法

王南湜在2021年7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指出，毛澤東的辯證法具有極大的獨創性，但這種獨創性長期以來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其所以被忽視，當又緣于對于馬克思辯證法的法國唯物主義式闡釋和黑格爾主義式闡釋。在這兩類闡釋中，由于毛澤東辯證法的一系列獨創性的概念無法被納入其中，便只能“削”其獨特之“足”以適既定之“履”了。然而，毛澤東這種極具獨創性的辯證法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巨大創新性貢獻，更為馬克思主義深度中國化，創造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體系開放了一個極其寬廣的理論視域。對于現今正在奮力探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之路的國人來說，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理論寶藏，亟待重新探查認識并予以深度開采。毛澤東辯證法是一種實踐智慧辯證法。作為實踐智慧的辯證法自然并不滿足于只是描述事物的變化，而是通過對于事物變化條件的認識，尋找介入事物變化，以便達致以改變世界為鵠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使命。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對于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及其關系的分析，正是為中國革命的實踐主體提供的一整套用于指導改變世界的行動的實踐智慧的方法論原理。毛澤東根基于中國思維方式對于實踐智慧辯證法的創造性發展，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視域。這一擴展不僅意味著為之增添了實踐智慧辯證法這一根本性的重要方面，而且更意味著基于這一貢獻還可能創建一種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體系。

《新民主主義論》文化建設思想研究

馮留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1年第8期撰文指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并為之服務的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在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鼓舞各族人民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行革命斗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精神引領作用?！缎旅裰髦髁x論》中的文化建設思想蘊含了民族性、科學性和人民性三重價值向度，是革命勝利和政治文化建設的精神支撐和理論指南，也為新時代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歷史借鑒和思想指引。毛澤東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要和民族特點相結合、采用民族形式、服務民族革命，彰顯了其民族性；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堅持共產主義、堅持理論與實踐相一致、尊重歷史的辯證法，保障了其科學性；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以“工農勞苦大眾”的生活為基礎、并為之服務，突出了其人民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在論述文化的起源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群眾觀，在文化發展和服務的方向上堅持鮮明的人民立場，在文化的作用上凸顯文化的階級性和革命性，揭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人民性對于充分發揮文化“革命武器”的重要性。

毛澤東對李大釗思想的傳承

周良書、孫延在《唐山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20世紀之初的中國，李大釗走在時代前列，用自己的生命寫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序言和第一樂章，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思考更是深刻影響到一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毛澤東不僅繼承了李大釗的歷史觀、世界觀、人生觀，而且還將之發揚光大，并固化為中國共產黨人共有的思想傳統。第一，李大釗是近代中國系統介紹唯物史觀第一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引入，首先思考和關注的是唯物史觀。這種理論宣傳和知識普及，對毛澤東的思想轉變影響很大。毛澤東還繼承和發展李大釗民彝思想，進一步提出了黨的群眾路線。當然，毛澤東對李大釗思想的傳承，最為重要的還是他堅持李大釗倡導的理論與實踐并重的思想。第二，李大釗關于“第三種文明”的論述，主張中西文明互鑒的宏大視野為毛澤東所繼承，這為毛澤東后來堅持獨立自主、探索中國特色革命和建設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第三，李大釗的奮發有為人生觀和青春宇宙觀給毛澤東以極大觸動，成為毛澤東奮斗終生的精神力量。李大釗認為宇宙是日新月異不斷發展的，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他號召己輩需要利用現在生活加以創造，“使后世子孫得有黃金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毛澤東認同李大釗的這一觀點，認為“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澤東“批判神學”的內涵和要求

毛勝在《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梳理毛澤東關于宗教研究的論述，可以發現他于1963年12月30日重要批示中的“批判神學”，應該著重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科學對待宗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對融于歷史文化中的宗教內容進行批判性繼承。歷史與現實是相通的，只有對融于歷史文化中的宗教內容進行批判性繼承，才能更好地做好宗教工作，更好地研究和把握人類文明發展史。二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開展宗教研究。毛澤東認為，宗教研究需要“外行”來搞，要成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專門研究機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開展宗教研究。這兩方面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系到為什么要研究宗教、怎樣研究宗教這個基本問題。也只有從這個大背景下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解讀，才能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批判神學”的內涵和要求。毛澤東“批判神學”的用意不是否定宗教，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研究宗教，而是否定唯心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批判地研究宗教。毛澤東“出入佛道”對宗教哲學的批判性繼承，及其對農村宗教問題的調查研究，彰顯了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掌握和運用，為我們批判神學和研究宗教提供了范例。

毛澤東批判反思經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熊輝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批評和反思經驗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的實踐基礎上，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深刻總結并將其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高度而結出的碩果。一是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矛盾論的角度批判經驗主義，克服了經驗主義在認識問題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基礎。毛澤東運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對經驗主義的表現形式和內在本質進行分析，揭批了經驗主義的主觀和客觀相分裂的主觀主義特征，提出了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基礎。二是從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角度批判存在農民文化傳統意識中的經驗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農民文化傳統意識相結合，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動力。毛澤東在社會理想上找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農民的共鳴之處，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力量基礎。另外，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批評和破除了農民出身的紅軍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經驗主義，使豐富的革命經驗和無產階級思想成為農民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三是毛澤東從經驗主義的思想基礎和思想方法角度，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表現形式及其危害，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毛澤東不僅揭批小資產階級的經驗主義在思想基礎上同教條主義一樣都是主觀主義的極端，而且從思想方法上揭示小資產階級經驗主義的社會根源，指出中國實際經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從思想方法上清算經驗主義錯誤。

毛澤東軍事博弈實踐

王向清、朱曉珣在《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軍事博弈是兩軍對壘過程中雙方的軍事指揮員運用計策和謀略殲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爭勝過程，具有極強的對抗性。作為一名享譽中外的政治家、軍事家，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過程中有著許多戰勝敵人的軍事博弈實踐。毛澤東的軍事博弈實踐主要有三大理論來源: 一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二是戰爭題材的理論著作和史書的熏陶；三是革命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毛澤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喜愛并不僅僅局限于其中的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也不僅僅是對其中某些英雄人物的喜愛和崇拜，而在于其能夠與實際相結合，進而了解和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毛澤東不僅酷愛讀史書和軍事理論著作，癡迷于其中敵我雙方你來我往的博弈過程，還聯系實際，將這些博弈方法運用于我軍與敵軍的現實博弈當中。毛澤東軍事博弈實踐主要包括：智力的比拼、心理的較量、膽識的角力、謀略的撞擊、意志的對抗。毛澤東軍事博弈實踐具有靈活性、預見性、風險性和動態性等主要特點。毛澤東軍事博弈實踐還具有冷靜理性、知己知彼、辯證思維、守經達權、以眾擊寡、勝敵益強、奇正相生、崇智尚謀等軍事辯證法根據。

毛澤東的解放觀

包大為在《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解放是人類為了實現公共福祉而主動變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歷史性實踐。解放觀是對解放實踐的客觀條件和主體意識的能動表達，通過激發解放主體的行動自覺來實現其理念。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動態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解放觀，其解放觀在不同階段都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中國歷史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的解放觀體現為對啟蒙運動以來抽象解放觀的批判以及對革命話語及其價值規范的建構，在革命實踐中將中國人民塑造成能夠投身于救亡圖存和獨立自主發展的解放主體。毛澤東找到了真正的解放主體，抓住客觀的解放條件，創造了有效的解放空間。毛澤東的解放觀所針對的是最為尖銳復雜的壓迫機制，既有共時態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壓迫，又有歷時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壓迫。因此，單就理論內核和理論任務而言，毛澤東的解放觀已經超出了馬克思乃至列寧的文本。改革開放以來，曾經被片面理解為聚焦于生產關系的毛澤東思想及其解放觀開始真正回歸歷史科學的理論體系，成為科學詮釋生產力解放、思想解放、個性解放的有機統一的理論資源，是批判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理論武器，是當代中國人民理解歷史和接續奮斗的理論視角。

毛澤東對政黨協商制度的創造性探索及現實啟示

黃顯中、李盼強在《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澤東在領導新中國協商建國與民主建政的過程中，對政黨協商制度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作為我國政黨協商制度的開創者，毛澤東采用民主協商的形式正確處理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關系，推動了我國具有政治性、協商性、平等性等特點的政黨協商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開拓了我國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境界。毛澤東對政黨協商制度的探索，始終遵循著兩條邏輯線索：新中國立國建國的實踐邏輯與政黨協商制度形成發展的歷史邏輯。毛澤東政黨協商制度的創造性探索，具有突出的歷史貢獻和深遠意義：一是實現了我國協商建國的偉大創舉，樹立起了政黨協商的世界典范；二是推動了我國協商民主的發展，開拓了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三是開辟了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新道路，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這一探索對新時代我國政黨協商建設的現實啟示是：必須堅持和加強黨對社會主義政黨協商制度的根本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協商制度，必須充分認識新時代建構政黨協商制度的重大意義，必須堅持發揚民主協商精神傳統發展建構政黨協商制度。

毛澤東如何克制美軍的技術優勢

謝峰、李明在2021年8月9日《學習時報》撰文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長期領導對美軍事斗爭的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克制美軍技術優勢的思想和做法，為取得對美斗爭的勝利和主動提供了科學指導和重要支撐，時至今日仍有啟示意義。一是做好斗爭的精神準備。第一，不能害怕美國的技術優勢。如果思想上害怕，精神首先就倒下了，手腳就被束縛住，美軍的技術優勢就真的難以打破了。第二，要積極倡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斗精神。二是客觀分析美軍的長處與短處。毛澤東認為，戰爭是力量的較量，但敵我雙方力量的強弱對比，往往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可以通過正確的主觀指導而加以轉化的。因此，在面對具有技術優勢的美軍時，需要冷靜客觀地分析我軍與美軍的具體優劣對比，在看到敵人的長處時也要看到自己的長處，看到自己的短處時也不能忘記敵人的短處，綜合分析敵我優劣，才能真正找出克制美軍技術優勢的辦法。三是充分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毛澤東立足于人民史觀和戰爭“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重要判斷，提出了充分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來克制美軍技術優勢的制勝路徑。四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澤東強調一切從敵我雙方的具體實際出發，充分發揚自身優勢、減滅敵軍優勢，完全機動靈活、獨立自主地指導戰爭，奪取并牢牢掌控戰爭主動權，最終取得戰爭勝利。

青年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中的生命觀

賀銀垠在《江蘇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倫理學原理〉批注》包含豐富的生命哲學。在其中，毛澤東主要從天人相通的自然主義視角看待人的生死問題，在中國古代生死觀與近代西方哲學的碰撞交融中發展出生死自然、發達身心和超拔個人的獨特的生命觀。青年毛澤東的生命觀源于對近代中國歷史任務的深刻反思，體現出其自覺將個體生命與爭取民族生存權、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緊密結合的鮮明的現實旨趣和價值關懷。他從近代民族國家生死利益的角度來考量個人生命，從哲學和倫理學層面解決了泡爾生拋出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兩難問題，實現了在服從民族國家利益的實踐活動中追求個人獨立性和自我價值發展的貫通。盡管以個人為立足點的生命觀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只占據一小段，但生死自然和生死統一的理念深刻地影響著青年毛澤東的哲學觀念；精神上的個人主義則是青年毛澤東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群眾史觀的萌芽，具有很大的進步性，而最為根本的關于生命的樂觀、自決、辯證、超然的態度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印痕。毛澤東的生命觀必定不拘束于純粹思維領域，而要到中國革命的風浪中踐行理想。在確立個人自決基礎上個體與民族命運相統一的生命價值后，毛澤東投身于中國社會大變局和民族獨立振興的試驗場，尋求個人價值和民族利益的相互促進、共同進步。

青年毛澤東求解婦女解放問題的方法論

樊士博、齊衛平在《現代哲學》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婦女解放是近代中國的重大政治議題。青年毛澤東就趙五貞花轎自殺事件所作的文章，集中展現了他對婦女解放問題的思考。(一)打破封建禮教、倡導戀愛自由。封建禮教制約婦女發展，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直接體現。實現婦女解放，必須打碎“三綱五?！?，喚醒婦女的個體意識。倡導戀愛自由、反對包辦婚姻是破除封建禮教的突破口。自由戀愛為婦女個體解放奠定了基礎。只有個體解放，群體解放才能實現。(二)改造社會制度、健全婦女人格。在青年毛澤東看來，家族制度是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造成趙五貞自殺的社會制度包括媒人制度、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這三者共同構成趙五貞面臨的社會制度環境。毛澤東的邏輯鏈條中，只有打破社會制度，才能健全婦女人格。(三)推進教育平等、轉變婦女觀念。婦女解放貴在教育、重在觀念，觀念轉變才能激活廣大婦女的能動性。通過教育增長婦女見識，進而促其精神解放是開展婦女工作的內在邏輯。婦女接受良好教育，更易打破束縛其發展的精神迷信。(四)實現經濟自立、組建婦女組織。經濟獨立是建立婦女組織的前提。青年毛澤東在組建革命進步團體過程中，身體力行地吸納女性會員，為促進婦女組織化作出貢獻。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女性社團和組織不斷涌現。青年毛澤東對婦女解放問題的求解基本勾勒出日后毛澤東婦女觀的整體面相，具有源發性意義。

習近平對毛澤東中國傳統文化觀的繼承和發展

曾天雄、夏小鳳在《廣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習近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中國傳統文化觀。第一，從“歷史總是要重視的”到“堅定文化自信”?！皻v史總是要重視的”和“堅定文化自信”都是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歷史總是要重視的”進一步升華，不僅僅是尊重歷史和繼承傳統層面的表達，而是升華到心理層面的認同。第二，從“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到“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爸袊诉€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和“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關涉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問題。如果說毛澤東提出“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只是初步解決了困惑中國人多年的文化難題，習近平鮮明強調的“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則是對民族主體性問題和立足點問題的徹底解決。第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均牽涉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法論問題。習近平既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指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辯證取舍，又實現了用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充實和豐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內涵。第四，從“古為今用”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肮艦榻裼谩焙汀皠撛煨赞D化、創新性發展”都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則方針問題。習近平面對新的歷史性實踐，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既繼承了毛澤東倡導的古為今用文化發展原則，又吸收學術界有關傳統文化最新理論成果，在新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實現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兩創”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