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軟實力來源問題看中國軟實力崛起及其路徑*

李浩源

為反對美國衰敗論,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概念。其在2004 年出版的著作《軟實力》中,以軟實力理論批評了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認為小布什政府的做法損害了美國的軟實力。美國衰敗論的觀點認為,美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實力相對有所下降,但約瑟夫·奈提出,盡管如此,美國在文化和政治價值觀方面仍具有最強大的吸引力。約瑟夫·奈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軟實力概念的。與衰敗論注重物質性力量相反,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注重的是觀念和道義的力量。因此,約瑟夫·奈最初的關注是美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外交政策的正當性,并將軟實力定義為此三者所能產生的吸引力以及“實現這些價值所需要的正義感和責任感”〔1〕[美] 約瑟夫·奈:《軟實力》,馬娟娟譯,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 頁。。軟實力理論的核心要點是以自身的吸引力去塑造其他國際行為體的觀念、偏好和利益,以此增強其他國際行為體對自己的認同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既然軟實力要塑造認同感,那么國際行為體對某個觀念的接受就必須是自愿的。因此,軟實力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國際行為體之間雙向選擇的過程。如此,在塑造對方的偏好之前,必須清楚對方需要什么?？傮w而言,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實際上是認為,美國應該大力擴散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并在外交政策上貫徹這一原則,以此來吸引盟友、對抗敵人,用觀念的力量來維護美國的霸權。

一、觀念性力量還是物質性力量

軟實力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了諸多爭論,焦點之一是軟實力的來源問題。有的學者認為,軟實力理論的缺陷之一就是軟實力的來源難以明確界定。既然約瑟夫·奈將軟實力定義為吸引力,那么就可以認為,所有能產生吸引力的東西就都能成為軟實力的來源。這種觀點認為,軍事和經濟力量同樣會產生軟實力,因為人們會羨慕和崇拜軍事和經濟力量強大的國家,并希望通過效仿來達到相同的水平,就此而言,軍事和經濟力量同樣可以起到塑造觀念和利益的作用。約瑟夫·奈在后來的論述中也承認了這一點,認為“經濟實力既可以轉化為硬實力也可以轉化為軟實力”?！?〕[美] 約瑟夫·奈:《“軟權力”再思索》,載《國外社會科學》2006 年第4 期。這一質疑的提出給軟實力理論帶來了發展,使其將物質性力量也囊括進來,但這也給軟實力理論帶來了一定的混亂。

從學理上來講,美國衰敗論認為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相對下降了,如果將此說法放到軟實力理論當中,就意味著美國在這兩方面的吸引力也下降了。實際上,正是由于要反對美國衰敗論,約瑟夫·奈一開始并沒有將軍事和經濟力量納入軟實力資源的范疇,因此,上述變化對于軟實力理論來說,其反對美國衰敗論的效用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打折扣。因為約瑟夫·奈最初的目的是想從美國文化和政治價值觀具有強大吸引力的角度來說明美國并沒有衰敗。而當該理論把軍事和經濟力量也囊括進來之后,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美國的衰敗。從這一點來講,約瑟夫·奈以軟實力理論反對美國衰敗論的努力是不成功的。

軟實力理論發展至此,已經無法將軍事和經濟因素剔除。其結果就是,盡管該理論由此發生了重大轉變,但卻在分析軟實力來源的問題上變得更加模糊不清。然而關于軟實力來源問題的爭論并不是無足輕重的,它關系到整個理論的建構基礎。軟實力理論必須將物質性力量包括進來這一點說明,軟實力之所以“軟”并不在于它是由物質性力量還是觀念性力量產生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是強迫性手段,但成功的經濟模式可以使人敬佩,產生吸引力。保衛和平的軍事力量給人以安全感,同樣會得到人們自發的支持。而觀念性力量盡管是無形的,但如果強行灌輸也就變為了強迫性的手段,就像近代西方在殖民地所做的一樣,同樣會被批評為文化帝國主義,這不僅不能增強軟實力,反而會損害軟實力。因此,觀念性的力量并不等同于軟實力。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了這些力量要如何運用才會產生軟實力,才會使人們自愿地去改變觀念和偏好。

引入“國際社會”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盡管約瑟夫·奈的著作中沒有出現國際社會的概念,但他提到,自二戰結束以來,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增強,信息的傳遞也非常迅速,世界已經形成了一個“三維棋盤”。各國日益緊密的聯系推動了國際社會的出現和發展,并為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創造了歷史條件。國際社會的發展增強了道義力量的重要性,無論是物質性力量還是觀念性力量,只有在具有道義性的時候才會產生吸引力。

在這樣一個國際社會中,主權國家實際上會面臨雙重風險。除國家的威脅之外,還有作為整體的國際社會的壓迫,這是一種道義和輿論的力量。但并不像自由主義學派認為的那樣,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下降了。相反,軍事力量在這種環境下反而更重要了,因為在這種雙重壓迫下,如果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弱小,就有可能被徹底摧垮:首先在道義上被污名化,其次就是在軍事上被打敗,就像2003 年的伊拉克一樣。同樣,在中國走上崛起之路后,西方再一次祭出了“中國威脅論”,想要在道義上污名化中國。而中國則通過自身的實踐行動證明,崛起的中國是一支和平的力量。

軟實力的產生,是國際關系從霍布斯文化進化到洛克文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霍布斯文化中,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更多是原子化的關系,有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社會,也就沒有公告輿論的出現,因此,道義的力量相對弱小。而在洛克文化中,由于交往密切,輿論發達,道義的力量就會逐漸上升。從國際關系學說的發展也能看出此種趨勢。近代早期的外交文獻中的論述多是赤裸裸的權力關系,道德分量較小。二戰之后,道義的力量開始發揮極大作用。比如,二戰的勝利宣言中,不是宣稱打敗了哪個國家,而宣稱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軟實力強大的國家可以設置國際議程,提供道德標準。盡管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也可以用來作惡”〔1〕[美] 約瑟夫·奈:《“軟權力”再思索》,載《國外社會科學》2006 年第4 期。約瑟夫·奈在《軟實力》中所引用的本·拉登的例子并不十分恰當。盡管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公敵,但對于被本·拉登吸引的信徒來講,本·拉登的觀念是具有道義力量的。他的觀念使信徒們相信美國是邪惡的。就像美國把朝鮮、伊朗等國家定義為流氓國家一樣。,但作惡的結果一定是損失軟實力,就像美國在世界上到處強行推廣其所謂自由民主的觀念和制度,發起顏色革命以及干涉他國內政,給世界帶了損害,反而使其所謂的自由民主觀念的吸引力下降。所以,軟實力必然是一種由道義所產生的力量。那么如何才能使力量具有道義性?

二、促進國際社會的進步是提升軟實力的根本

國際社會是一個矛盾重重的社會,有助于解決國際矛盾的力量才能具有道義性。這正是約瑟夫·奈提出的對外政策的道義性。而對外政策的道義性則會直接影響其文化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這里需要簡單探討一下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對外政策的相互關系。三者關系的核心要點是:對外政策作為實踐行為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價值觀。這種實踐行為并不指某項單一的政策,而是一種整體的戰略行為。文化是以政治價值觀為內核的,并為相應的政治體系提供合法性意識信息。政策盡管具有很強的變動性,但必須能夠在既有的意識形態框架內被解釋,否則就會被認為是虛偽的。約瑟夫·奈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認為“美國的對外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交政策的實質與風格中傳遞的價值觀”〔1〕[美] 約瑟夫·奈:《軟實力》,馬娟娟譯,中信出版社2013 年版,第82 頁。。約瑟夫·奈注意到了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其自由民主價值觀之間的矛盾,但卻沒有深入探究為什么美國的政策難以反映其價值觀。

約瑟夫·奈從美國當前強大的軟實力出發,去提醒美國政府注意運用軟實力,但卻沒有深入探究美國軟實力強大的根源是什么,也沒有根據當前的國際環境來分析美國的力量是在解決矛盾還是在制造更多的矛盾,而主要是論述如何運用軟實力的策略和技術性問題,并在論著中經常提到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并認為此兩者可以作為增強美國軟實力的手段。然而這并不能直接涉及軟實力建設的根本。約瑟夫·奈發現了美國軟實力的強大,但約瑟夫·奈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美國的軟實力并不是因為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而強大的。在網絡全球化的時代,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主要大國來講,開展公共外交以及通過媒體傳播本國價值觀并不是什么難事,然而很明顯的是,盡管世界主要大國的公共外交和傳媒手段都很發達,但軟實力卻遠不及美國,這種落差在中美之間尤其明顯。軟實力是吸引力,在同樣的傳媒手段下,吸引力卻有強有弱,這說明吸引人的不是傳媒手段本身,而是其背后所承載的故事。因此,軟實力建設的關鍵并不在于進行更多的公共外交活動,或者設立更多數量的媒體,而是如何創造出吸引人的故事。但故事并不能憑空編造,而要以一個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的實踐活動為背景。

現代傳媒手段,比如電影、網絡自媒體等,會以藝術創作的形式對本國歷史和現實的實踐活動進行再現,并傳播到全球從而產生影響力。因此,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決定了它能夠講述怎樣的故事,而故事本身的吸引力則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出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強弱。各國在軟實力方面是參差不齊的,因此,不是每個國家的故事都具有同樣強大的吸引力,而這種情況反映的正是各國在歷史實踐活動中的差距。這種差距歸根結底是生產力方面的差距,反應在國際關系上,則是擁有最先進生產力的國家會在國際上占據主導地位。而生產力,也即物質性力量,則可以歸結為硬實力。因此,硬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美國軟實力也最強大,在國際上擁有最強的話語權。

但硬實力與軟實力之間并不能自動地畫等號,并不是硬實力強大軟實力就自然而然地強大,而是看如何運用硬實力。若用來解決國際社會的矛盾,帶來秩序和安寧,則會提升軟實力;若是用來制造問題,給國際社會帶來動蕩和混亂則會損害軟實力。因此,能否產生軟實力不是看某種力量是有形還是無形的,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推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不只是文化或政治價值觀這類無形的資源才能產生軟實力,只要是有助于增強國際社會治理能力的資源就可以產生軟實力。因此,軟實力本身是無形的,但產生軟實力的資源既可以是無形的也可以是有形的,關鍵在于其產生何種作用。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其經濟模式同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為中國帶來軟實力的提升。美國盡管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其如果利用美元的金融地位在全世界薅羊毛,給別國帶來經濟困難,即便再強大也不利于提升其軟實力。同時,美國在全世界推廣其民主價值觀和政治模式,造成了許多國家的政治動蕩,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危機,這種做法也不利于軟實力的提升。

當然,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到底是給國際社會造成威脅和麻煩,還是有利于解決問題,也需要辯證地看待,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蘇聯在成立之初,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感到極其恐慌,并進行了武裝干涉。但在二戰時期,蘇聯卻成了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軍,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對于當時的西方國家來講,成立之初的蘇聯必然是帶來麻煩的因素。而隨著國際格局的發展,蘇聯卻成為抑制世界戰爭的主要力量之一。今天的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20 世紀90 年代末及21 世紀初,面對正在崛起的中國,西方再次提出了“中國威脅論”,從輿論上打壓中國。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時期,很難說中國擁有多少軟實力,但中國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身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努力將自身的力量打造成維護和平的力量,并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使世界認識到了中國力量的和平性質。中國的軟實力在這一過程中得到了相當大的提升。

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盡管美國還奉行門羅主義,但其硬實力也是非常雄厚的,而由于較少參與主流國際社會的事務,美國在此時并沒有發展出同等的軟實力。一戰以后的美國,其軟實力就表現為先升后降。美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消滅日本和德國法西斯政權的主力軍,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并在戰后以美國自身的理念為指導,在西方世界建立了自由資本主義國際秩序,其文化和政治價值觀由此具有了吸引力。美國軟實力的強大并不是由于在世界上進行宣傳和強行推廣,而是在推動和平與繁榮的事業中的確做出了貢獻。解決國際矛盾既要依靠美國自身的實力,也要有國際問題現實造成的機會。并且,美國自身發展起來的觀念恰恰適用于解決歐洲的問題?，F代科技的發展使歐洲延續了千百年的戰爭的殘酷性變得令人恐懼和絕望,正是這種絕望迫使西方人去思考轉變觀念的問題。但觀念的轉變是需要物質基礎作保障的,并且不是哪個國家隨便就能提出新觀念的。美國的觀念德國和法國就無法提出,英國更是只看重歐陸的均勢。1991 年的海灣戰爭,美國運用硬實力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行徑進行了懲罰,維護了國際社會的準則,也同樣提升了美國的軟實力。相比之下,美國在2003 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非但沒有使中東局勢穩定下來,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問題。這場戰爭不僅導致伊拉克長期處于社會動蕩的狀態,還導致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勢力做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影響力的強大并不在于公共外交和宣傳,而是因為在一定歷史階段內,美國的理念所指導的實踐不僅使自身硬實力強大,而且用其硬實力解決了國際社會的復雜矛盾,推動了國際社會的發展和繁榮。但是,美國如果在實踐行動上不能繼續發揮完善國際制度的作用,而是奉行美國例外論,推行霸權主義,破壞自由貿易制度,逆全球化的歷史大勢而動,那么其對外政策必定不會符合其所宣稱的文化和政治價值觀,從而也會失去吸引力。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在對外政策上更是與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無法調和對外政策與價值觀之間的矛盾。這證明美國需要的是從物質性力量到觀念性力量的整體更新,而不是對現有的意識形態抱殘守缺。因此可以說,軟實力是隨著政治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

軟實力由解決國際社會主要矛盾和現實問題而產生,但由于歷史條件不一樣,軟實力的性質也會不一樣。美國的軟實力是帶有霸權性質的,利用其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觀“攻城略地”,在別國制造混亂,如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和2014 年的烏克蘭危機。約瑟夫·奈盡管看到美國軟實力的強大,成為自由民主的標桿,但約瑟夫·奈并沒有深入剖析美國軟實力的性質,也沒有探討美國軟實力會如何轉型。美國是以霸權主義的方式建立二戰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這也是當時的歷史條件造成的。新事物孕育于舊事物之中,美國在解決舊矛盾的同時,也在慢慢造成新的矛盾,這是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隨著美國霸權的式微,其霸權主義性質的軟實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這一判斷并不能說明美國本身在衰落,而是美國在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任務之后,需要在一個即將到來的新世界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時,盡管西方國家目前還是擁有最強的軟實力,但其他文明國家要效仿西方增強軟實力,并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它們超越西方之后,便會修正或摒棄西方的價值觀。從現實情況來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理論后,美國在軟實力方面并沒有增長,反而在逐漸衰落。這證明觀念的力量只有通過實踐行動的不斷創新才能產生吸引力。

三、關于中國軟實力崛起的路徑分析

當前的世界正在面臨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國際社會中的權力格局正在經歷著深刻變化,美國的軟實力在逐步下降,新興國家的軟實力在逐步上升,但由于當前的變化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并不能徹底突破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秩序,因此,美國軟實力衰落是緩慢的,其所留下的空白也并不能被馬上填補,就像周王室衰微后的春秋戰國時代一樣,當前各國在軟實力方面的較量會長期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態。而軟實力方面的競爭,表面上看是對話語權的爭奪,但根本上還是生產力的競爭,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一個更先進的文明體,這是產生軟實力的真正基礎。

軟實力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國內層次、國際層次以及創造新文明體的層次。一個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會贏得他國的敬佩,會使一些國家想要吸取經驗,從而產生一定的吸引力。而由自身的發展帶動全球的發展,則會使軟實力得到極大提升,進入國際層次。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說明中國的軟實力已經從 “內省”〔1〕2007 年的《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中提出,中國軟實力的性質是內省的,而不像美國一樣到處進行價值觀的擴張。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載《國際觀察》2007 年第2期。走向了擴散和傳播。但中國的軟實力與霸權主義性質的軟實力是不同的,中國作為國際上的一支新興力量,愿意用自己的實力來幫助解決更多國際社會的現實問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并以“一帶一路”的形式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的經濟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尤其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受益,推動世界經濟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邁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將會逐漸增長。其中第三個層次是創造出更先進的文明體。國際層次的軟實力增長還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當前的國際體系是由西方國家所塑造的,盡管中國認為,當前的國際體系各方面制度規則都存在不公平,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而融入國際社會首先要接受其規則,在這個體系中有了一定的成長之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影響其規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軟實力經歷了一個不斷上升的過程,但還遠遠不能稱為強大,這是體系參與者的角色所決定的。

中國融入當前國際社會的過程是從另外一個體系轉移到這個體系中的。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中,中國擁有強大的軟實力,在意識形態上甚至可以跟二戰后體系的創立者蘇聯一較高下。然而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下,中國在話語權上不占優勢。國際體系迄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已經出現了巨大裂痕,需要多方位的轉變,這是中國提升軟實力的重要契機。但中國的軟實力會以一種怎樣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取決于中國在國際力量對比的重新調整中如何發揮作用。要想獲得近代以來西方那種影響力程度的軟實力,恐怕還有較長的路要走。西方國家的軟實力是通過創造資本主義文明而得來的,是近代崛起后強大實力的延續。

從國際社會的整體來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社會中主流國家的軟實力會趨于平衡。而要想獲得比美國更強的軟實力,則必須將自身打造成一個更加先進的文明體。這一歷史時期也正在到來。從生產體系的角度看,當前各國都屬于當代世界生產體系的一個單位,各國也都圍繞著如何在現有體系下為發展生產力而展開競爭。但近幾年來,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西方右翼保守民粹主義盛行,產生了一股強勁的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趨勢。全球化進程有可能出現某種停滯,但絕對不會停止,這是歷史大勢。這些現象說明,在過去經濟較快增長時還能掩蓋起來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下的各種矛盾,目前都在逐漸暴露,但西方國家的政客們卻拿不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案。要想擁有在全球占據引領地位的軟實力,必須對生產力進行革命性的創新,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文明模式創新。

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貧窮與富有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一次生產力的大發展,都是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和改造更加深刻的結果。歷史上,每次生產力的大變革都會帶來知識的增長,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革,一個政治共同體便由此獲得代際碾壓的優勢,比如古代農業文明時期的中國和現代工業文明時期的西方國家。因此,判斷一個國家在未來能擁有多強的軟實力,需要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發展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人類文明在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下誕生并不斷更新迭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為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帶來了幾個世紀的強勁動力,西方正是因為站在了資本主義文明的領導地位之上,才使其有了今天的軟實力。因此,若想在軟實力上超越西方,就要發展出能夠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模式。

蘇聯的解體似乎宣告了資本主義的勝利,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陷入低谷。但自冷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還發生了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這表明資本主義體系還是無法克服自身的危機,并不能解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當然,相對于馬克思的時代,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作為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必然是要超越資本主義水平的。美國霸權的式微也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式微,這就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創造一個更加先進的范例提供了機會。這正是中國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在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道路上做一個引領者,才能在未來擁有強大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