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影響企業績效嗎？

摘 要： 董事會會議作為董事會活躍程度的重要體現，對公司治理的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文以2014-2016年中國家族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以及家族參與和企業規模作為調節變量對二者關系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家族企業中，家族董事會會議對于反應運營績效指標的ROA和反應市場績效的指標Tobin Q值均有正向作用，說明在家族企業中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可以改善企業的績效。家族參與對家族董事會會議與ROA之間的調節作用不顯著，對Tobin Q值有負向調節作用，而企業規模對家族董事會會議與ROA之間有正向調節作用，對Tobin Q值調節作用不顯著，表明家族參與和企業規模對二者關系的影響方面不同。本文進一步討論了這種調節作用在實踐中的管理啟示與意義。

關鍵詞： 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家族參與;企業規模;企業績效

中圖分類號： C 931.3

文獻標志碼： A

Does the Family Business Board Meeting AffectCorporate Performance？

ZHAO Xianglo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board meeting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active leve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ts functions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aking Chinese famil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4 to 2016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board meetings of family enterprises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size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family enterprises， family board meeting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ROA， which reflect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Tobin Q， which reflects market performance， indicating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frequency of board meetings in family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Family particip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board meeting and ROA， and has a nega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Tobin Q value. However， enterprise size has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board meeting and ROA， and has no significant regulating effect on Tobin Q value， indicating that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size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regulation func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family firm; board meeting; family involvement; firm size; firm performance

家族企業是經濟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經濟形態，且在民營企業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在2017年《中國家族企業年輕一代狀況報告》中顯示，目前中國的家族企業在民營企業的比重已達到80%。關于家族企業董事會治理效率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目前關于家族企業董事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董事會結構上（所有權結構、董事會構成、董事會規模、負債、CEO的兩職合一等），研究結果表明，這些因素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較復雜，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對董事會效率的研究，僅僅基于“結構”視角是不夠的，基于“行為”視角研究董事會效率更具合理性，因為公司之間的董事會結構很容易趨同，“行為”的不同可能對結果產生很大的差異。董事會會議是董事會治理中的重要內容，是董事會行為的內在體現，因此對于董事會會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目前關于董事會會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型上市公司，結論出現了不同的觀點。例如，一種觀點認為董事會會議有利于股東的利益，因為董事會是代表股東對管理層實施監督控制，以減小代理成本，Conger等基于資源基礎理論認為董事會會議對于提高董事會的有效性是一項很重要的資源;另一種觀點認為董事會會議頻率高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外部董事花費有限的時間聚在一起并不是用來交換公司管理上的想法，而且常規的工作會占用大量的時間，外部董事難以發揮監督控制的職能，因而不利于提升企業的績效，Jensen認為董事會平常是非活躍（Inactive）狀態，當存在問題的時候董事會才保持高的活力，因此，董事會是一種“滅火器”而不是一種提高治理效率的積極舉措。出現以上不同觀點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類型的差異以及董事會會議對企業績效的邊界效應尚不明確所致，因而需要細分樣本以及明確其邊界效應才會對這一問題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釋。

基于此，本文主要集中在家族企業這樣的情境中，探討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是否會改善企業的治理效率？家族參與和企業規模對董事會會議職能的發揮有什么作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利于完善當前家族企業董事會治理方面的不足。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大型上市公司，本文聚焦于家族企業的情境中研究董事會會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這對家族企業實踐管理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二，本文具體探討了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對企業績效影響的邊界條件，即家族參與和企業規模的調節作用，以及這種調節作用在實踐管理中的意義。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董事會會議與企業績效

一般而言，董事會有兩種基本職能，一種是基于代理理論的“監督控制”職能，該職能指的是董事會代表股東對公司內部管理活動的監督控制;另一種是基于資源依賴理論的“提供資源”的職能，Pfeffer 和Salancik提到了董事會可以為公司提供的四種資源分別是：建議和咨詢，合法性，外部組織和企業溝通的渠道，優先獲得公司外部重要組成部分的承諾或支持。董事會會議作為董事會行為的體現，既可以實施“監督控制”的職能又可以實施“提供資源”的職能。Vafeas和 Adams研究了企業前一期的績效對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影響，發現董事會會議頻率和前期績效的反向關系，即之前的績效會影響后期的董事會會議頻率，在此基礎上又研究了董事會會議頻率對后期績效（行業凈市值與賬面比率）的影響，結果顯示具有改善作用。Chhaochharia 和Grinstein研究表明董事會會議可以提高公司的Tobins Q 值，對公司的市場價值具有改善作用。Brick 和 Chidambaran研究發現董事會會議和公司價值（Industry-adjusted Tobins Q）存在正向關系，但對企業ROA沒有影響。袁萍等發現董事會會議頻率與公司績效并無關系。薛有志等以我國滬深兩市2005-2007年2958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董事會會議與代理成本的關系，結果表明董事會會議次數與代理成本顯著正相關，間接的表明了董事會會議次數對企業績效的負向關系。周澤將以2001—2011年國有上市公司的數據為例研究了董事會會議頻率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結果顯示在國有企業中，頻繁的董事會會議降低了企業的績效。馬連福和石曉飛將董事會會議具體區分為現場會議和通訊會議，發現現場會議頻率增多能明顯改善公司業績，而過多的應用通訊會議會導致其后的公司業績下降。

目前關于董事會會議與企業績效的研究呈現的關系較為復雜，可能的原因是各研究所選樣本的差異（已有研究多選擇以上市大型公司為研究對象）以及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的復雜性，即調節變量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情景主要聚焦于家族企業這一特殊的經濟實體，并且將企業績效具體分為運營績效（ROA）和市場績效（Tobins Q）兩類。在家族企業中存在著第一類代理問題（所有者和管理者）和第二類代理問題（大股東與小股東）。本文認為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能夠有效的發揮監督控制職能以降低代理成本，進而提升企業績效，并且由于家族企業內部知識、管理技能等的缺乏，董事會會議可以提高獨立董事對于家族企業的“提供資源”職能。董事會作為聯系股東和管理層的重要紐帶，影響并決定著公司生產經營的重大決策和投資方案。因而董事會會議直接影響著公司當期的生產經營決策以及未來的投資規劃。因此，基于以上討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a：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對企業運營績效有正向作用。

假設1b：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對企業市場績效有正向作用。

1.2 家族企業中家族參與的調節作用

家族參與是家族企業區別于非家族企業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家族參與可以減小代理成本的影響，保持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另一方面，家族過多參與也導致了企業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知識、資源以及外部關系的缺乏。家族參與可能對家族企業的決策過程和績效產生影響，因為家族的利益和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與企業的目標相互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家族成員參與董事會會議的決策過程，一些家族因素，例如風險容忍、控制權的集中性、促進家族的延續等來自于家族的因素會影響董事會的決策結果。Sciascia 和Mazzola探究了所有權的家族參與和管理權的家族參與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管理權的家族參與與企業績效呈現一種倒U形的關系，而所有權的家族參與與企業績效并不顯著。

在家族企業中，由于家族因素（例如家族控制、利他主義等）的存在使得家族企業治理效率不高，嚴重影響企業的發展壯大，尤其是家族所有者注重裙帶關系、容忍無能的家族成員、攫取私人利益，最終會使內部股東和外部股東股東引發爭執，從而降低企業的績效。Gomez-Mejia 等認為在家族企業中存在著社會情感財富，董事會的決策更多注重的是非經濟的目標。Pindado等認為雖然家族參與降低了代理成本，但是增加了家族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從而可能會降低企業績效。本文基于代理理論的視角，認為家族參與雖然能夠降低代理成本，但是會引起第二類代理問題，即大股東侵占小股東的利益，而且隨著企業的發展，第二類代理問題產生的負向作用可能要高于第一類代理問題降低所帶來的優勢。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a：董事會家族參與負向調節董事會會議與企業運營績效間的關系，即董事會家族參與程度越高，董事會會議對企業運營績效的正向作用減弱;董事會家族參與程度越低，董事會會議對企業運營績效的正向作用無顯著變化。

假設2b：董事會家族參與負向調節董事會會議與企業市場績效間的關系，即董事會家族參與程度越高，董事會會議對企業市場績效的正向作用減弱;董事會家族參與程度越低，董事會會議對企業市場績效的正向作用無顯著變化。

1.3 家族企業中企業規模的調節作用

Poza認為一個特定的家族企業能否利用家族所有制的潛在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與家族互動的質量，而這種互動又進一步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家族企業通常有大量的關系和非正式的治理機制，例如基于普遍親屬關系的共同價值觀和家族內部溝通。企業在規模較小時，可能會更加注重家族委員會功能的發揮，董事會會議的職能相對薄弱。Roberts等認為當公司規模擴大時，非正式的治理機制就不那么普遍了，因為家族企業有更多的資源來設計正式的監測系統，以確保管理人員遵守所有者的授權，并提供激勵薪酬制度，使管理人員的利益與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可能在設計和實現這類系統時帶來規模經濟，使董事會的監督控制成本相對較低，正式的管理機制對于董事會發揮其職能有促進作用。

當家族企業規模變大，專業化的管理能力變得相對比控制代理成本更重要，代理成本的優勢不再那么明顯。除此之外，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大可以引起了非家族利益相關者的更多關注，這些利益相關者在人力資源管理等領域可敦促遵守現行的行業規范和最佳實踐，有利于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完善。而且，隨著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大，社會情感財富作為決策驅動力的重要性往往會減弱，在較大的家族企業中，經濟目標的相對重要性可能更大，家族所有者和非家族管理者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可能更低。規模較大的家族企業能夠提供更多的職業機會，越有可能吸引外部優秀職業經理人的加入，實現職業化的管理。

基于以上論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a：家族企業規模正向調節董事會會議與企業運營績效間的關系，即家族企業規模越大，董事會會議對企業運營績效的正向作用越強;家族企業規模越小，董事會會議對企業運營績效的正向作用無顯著變化。

假設3b：家族企業規模正向調節董事會會議與企業市場績效間的關系，即家族企業規模越大，董事會會議對企業市場績效的正向作用越強;家族企業規模越小，董事會會議對企業市場績效的正向作用無顯著變化。

綜上所述，本文的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上市家族企業2014-2016年的數據為樣本，具體研究董事會會議、家族參與、企業規模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本文中的上市家族企業是指那些最終控制者能追蹤到自然人或家族、最終控制者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公司必須是被投資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企業。本文的數據來自于CSMAR、Wind數據庫、企業年報以及部分信息是通過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來獲得。按照以往學者的研究，排除了外資類、集體類、社會團體類和職工持股會控制類等非家族控制的企業以及刪除缺失數據過多的企業，最終獲得2014—2016年462家家族上市公司。

2.2 變量定義與測量

自變量：參照周澤將的研究，本文董事會會議為家族企業年度內董事會會議次數的自然對數。

因變量：按照以往的研究，本文的因變量有兩個，一個是反應運營績效，也有文獻表述為企業的會計業績，用ROA來測量，具體為（年初ROA+年末ROA）/2;另一個是反應市場績效，用Tobins Q值來測量，具體為（年初Tobins Q+年末Tobins Q）/2的自然對數。

調節變量：借鑒Sciascia等的研究，家族參與指董事會中家族成員與董事會總人數之比。企業規模（Size）為員工人數的自然對數。

控制變量：借鑒陳德球等、連燕玲等的研究，本文選取董事會規模（Board）、兩職合一（Dua）、財務杠桿（Lev）、獨董比例（Idratio）、企業成立年限（Age）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引入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為啞變量，具體定義見表1。

3 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3.1 相關性分析

Meet表示董事會會議頻率;Aff表示前十大股東的關聯性;Dua表示董事長和CEO兩職合一情況;Size表示公司規模;Board表示董事會的規模;Idratio表示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ROA表示企業的運營績效;TB表示企業的市場績效;Age表示企業的年限;Lev表示財務杠桿;BFI表示董事會家族參與;Industry表示企業所屬的行業類型。在整個相關系數表里只有董事會規模與獨立董事比例的相關性大于0.5（-0.673），此外，各變量的VIF值都小于10，因此本文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2 假設檢驗

本文采用OLS回歸模型檢驗假設，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Meet表示董事會會議頻率;Dua表示董事長和CEO兩職合一情況;Size表示公司規模;Board表示董事會的規模;Idratio表示董事會中獨立董事的比例;ROA表示企業的運營績效;TB表示企業的市場績效;Age表示企業的年限;Lev表示財務杠桿;BFI表示董事會家族參與;Industry表示企業所屬的行業類型。

從表3可知，董事會會議對ROA的回歸系數是0.0343（p<0.01），假設1a得到支持，說明在家族企業中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會顯著提高企業的運營績效，可能的解釋是對代理成本的控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因為在家族企業中存在著兩種代理成本，第一種是股東與管理者，依據代理理論的解釋，由于信息不對稱，股東與管理者的利益一般不一致，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可以有效的監督管理者的行為，使其利益與股東保持一致;第二類代理成本是發生在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可以監督家族大股東對小股東利益侵占的問題，也即避免“隧道問題”。此外，在家族企業內部，處于不對稱利他關系中的家庭成員可能會表現出自私行為，具體表現在他們的逃避責任，搭便車或消費過多的福利，從而導致代理問題，進而對業務績效產生不利影響，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有利于監督家族成員的不利于組織的行為，進而提升企業運營績效。

在表4中，董事會會議對Tobin Q的回歸系數為0.1516（p<0.05），假設1b得到支持，說明在家族企業中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的市場績效，由于董事會中家族成員缺乏專業的管理知識、技能，不能有效的識別企業未來的投資機會以及發展可能，董事會中外部董事能夠提供更有效的投資建議以及“合法性”，增加企業和外部組織溝通，獲得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因此，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頻率的增加能夠有效的發揮外部董事“提供資源”的功能，進而提升企業的市場績效。

3.3 調節效應解釋

在表3中，家族參與對董事會會議與運營績效之間的調節關系不顯著（-0.0080，p>0.1），即假設2a沒有得到支持，可能的解釋是董事會中家族成員發揮監督控制職能的能力非常的弱，一方面由于管理層中可能存在有親緣關系的管理者而使得董事會中家族成員“放不開手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實施監督控制職能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的缺乏，從而導致家族參與不會顯著影響董事會會議對運營績效的正向作用。家族參與對董事會會議與市場績效之間的調節關系顯著（-0.8504，p<0.05），即假設2b得到支持。

當家族參與程度低時，董事會會議頻率對企業市場績效有正向作用，可能的解釋是外部董事在為企業的投資及未來發展發揮“提供資源”的職能，家族參與度低也會帶來董事會“監督控制”職能執行的客觀性與公平性，企業的決策更多關注的是經濟目標，而不是非經濟目標，減少了家族成員“搭便車”的可能性，而且更容易吸引外部的投資者，因而會提高企業的市場績效;當董事會家族參與程度高時，董事會會議頻率對企業市場績效有負向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董事會在決策的時候更多考慮的是非經濟目標，而且家族參與程度高會導致管理技能、知識等的缺乏，無法準確地識別投資機會，由于專業化程度地，無法吸引外部投資者，因而會降低企業的市場績效。具體調節作用如圖2所示。

在表4中，企業規模對董事會會議與運營績效之間的關系有正向調節作用（0.0637，p<0.01），假設3a得到支持，具體調節作用如圖3所示。在圖中明顯可以看出企業規模高要比企業規模低更能強化董事會會議與運營績效之間的正向作用?？赡艿慕忉屖请S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引入了正式的管理機制，董事會能夠更好地發揮“監督控制”的職能，從而提升企業的運營績效。

企業規模對董事會會議與市場績效的調節作用不顯著（0.0430，p>0.10），假設3b沒有得到支持?？赡艿慕忉屖潜M管家族企業規模擴大了，但是所有權比較集中，難以吸引外部的投資者，因而不會提升企業的市場績效。

4 結論與不足

本文主要研究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治理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結果顯示，家族企業的董事會會議頻率對企業運營績效和市場績效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說明增加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可以改善企業的績效。Jensen（1993）認為在公司中，由于交流時間的限制以及協調董事成本的原因，使得董事會更多討論的是公司日常性的經營事務，無法真正實施有效的監督作用，也即董事會會議有“形”而無“實”。本文得到的結論與之前有所不同，表明在家族企業中董事會會議可以有效的改善企業的績效，主要原因是之前的研究樣本取自于大型上市公司，董事會中股權較為分散，股東對管理層監督的激勵可能不足。在家族企業中，家族股東占有大量的股份，因此有足夠的動力去實施監督行為。此外，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可能充分利用了外部董事“提供資源”的優勢，因而對企業績效有正向促進作用。

在此基礎上，本文討論了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對運營績效與市場績效關系的邊界效應，即家族參與和企業規模的調節作用。家族參與負向調節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與市場績效之間的關系，企業規模正向調節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與運營績效之間的關系。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并沒有對家族董事會會議的前因變量進行研究，因為家族的一些事件可能會對董事會會議頻率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家族企業的傳承、家族創始人離開企業以及企業兼并等。另一個問題是本文沒有對家族企業董事會會議進行細分，例如分為現場會議、通訊會議，以及沒有考慮董事會下設的其他董事委員會的作用，例如審計委員會、戰略投資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后續的研究可以就上述問題繼續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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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2-02

作者簡介：趙向龍（1989—），男，內蒙古包頭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公司治理，E-mail：zhaoxianglongimu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