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與伊格爾頓的《簡·愛》批評

鄧鵬飛

摘要：本文闡述了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威廉斯和伊格爾頓的《簡·愛》批評，威廉斯認為小說是的創新是在于對激情的承諾，而伊格爾頓則剖析小說中模棱兩可內部分裂的價值觀之間的斗爭。

關鍵詞：《簡·愛》;馬克思主義批評;雷蒙·威廉斯;伊格爾頓

在閱讀小說時，讀者很容易忽視支持情節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以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說《簡·愛》來說，簡·愛繼承自馬德拉島的叔叔的錢，要賺到這些錢，必須依賴于誰的辛勤勞作？羅切斯特的錢又是從哪里來的？為什么羅切斯特社交圈里的紳士們“不習慣與他們的家庭女教師結婚”呢？而且，當我們沉浸于簡的故事中時也很容易忘記，小說是存在于特定的社會和經濟體系中的。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范疇。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認為，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文藝，參與傳播“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從而掩蓋了工人階級社會經濟生活的現實。因而，文學不可能是“純真”的娛樂，作家依賴于所生活的和所參與的社會結構，不管是否承認他們都在傳播意識形態，從而支持他們生存的社會秩序。當然，作家在社會批判方面和作品的意識形態傾向上，可能是非常復雜的，甚至是矛盾的。80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致力于探索這些復雜矛盾，思考文學作品如何反映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表現社會階級狀況，以及如何反映階級主義的。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馬克思主義就在夏洛蒂·勃朗特《簡·愛》的批評接受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在馬克思主義批評中，《簡·愛》是一部極為同情被壓迫工人和政治叛逆者的小說呢，還是本質上是一部最終支持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保守小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以不同方式提出和回答問題。雷蒙·威廉斯在《從狄更斯到勞倫斯的英國小說》（1970）中，特里·伊格爾頓在《權力的神話：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1975）中，重新評估了《簡·愛》的寫作和閱讀的背景，不僅關注小說內部和圍繞小說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也對簡·愛作為家庭教師的社會地位的模糊性和她的社會流動性表現出興趣，認為這掩蓋了勃朗特時代的悖論和意識形態分歧。

“移動的大地”：《簡·愛》的激進同情

雷蒙·威廉斯是一位具有工人階級背景和社會主義政治觀點的劍橋大學教授，他在英國文學批評中確立了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從狄更斯到勞倫斯的英國小說》一書中，威廉斯認為維多利亞小說的關鍵背景是工業革命，不少優秀的維多利亞小說是一種社會批評工具，回應了19世紀初工業化所帶來的人類危機：流離失所、異化疏離、階級沖突、不平等，以及許多人深陷物質生活困難之中。盡管勃朗特姐妹就在這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時期寫作，夏洛蒂的小說《雪莉》也確實直接處理勞資糾紛，但勃朗特姐妹的小說從整體上看并沒有涉及在蓋斯凱爾和狄更斯的作品中描寫到的這類問題。例如，蓋斯凱爾的《瑪麗·巴頓》（1848）和狄更斯的《艱難時代》（1854）都描寫了工人罷工。

盡管如此，威廉斯認為，《簡·愛》是小說中與“新興系統”發生沖突的積極趨勢的一部分。也許《簡·愛》不是一本明顯的政治激進小說，但這一時期的緊張既反映在欲望的表現上，也反映在我們看到的對孤立的恐懼上?！逗啞邸纷盍钊擞∠笊羁痰?，是通過敘述者和讀者之間的一種私人對話來傳達激情，對激情的承諾表達了一種革命性同情。在威廉斯看來，這就是小說的創新之處。

勃朗特姐妹在1847年和1848年近二十個月中差不多同時創作了《簡·愛》和《呼嘯山莊》，兩本小說具有獨創性，在某種程度上與狄更斯表現工業化城市的小說不同，它們彼此之間也不同。因為夏洛特和艾米莉是姐妹，所以兩部小說總是以一種普遍的方式聯系在一起，而且還有其他更具體的聯系：

強調強烈的感情，致力于我們必須直接所謂激情，這本身在英國小說中是非常新的……我認為，這屬于移動的大地，這屬于英國那些年代前所未有的動蕩……強烈的欲望不僅是對當時人類危機的反應，一種決定性反應，就像更明顯的政治激進主義一樣。事實上，把這種價值賦予人類的渴望和需要，賦予對另一個人的承諾的絕對強調，賦予對另一個人的存在的絕對之愛，是與新出現的系統、新出現的優先事項發生激烈的沖突的，就像對物質貧困的任何攻擊一樣。

威廉斯認為，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造成的核心損失，是人性和社區的損失。當人們在一個以利潤為導向的交換循環系統中被當作物品對待時，社區就碎裂成了原子化的工業社會。小說是對這一過程的有意義的介入，因為當它與社會的限制斗爭時仍堅持人類的需要和欲望的價值，因為它強調對另一個人的愛作為人類經驗的核心力量。小說的姿態在于朝向社區：“什么是社區，它曾經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此外，由于勃朗特姐妹被拒絕于平等教育之外，被迫從事少數可供她們從事的工作，都曾當過家庭教師，鑒于婦女在當時是被壓抑和壓迫的群體，被否認了平等，否認了機會，她們就通過藝術揭露社會的不公正。因此，勃朗特姐妹能夠從下層工人的角度洞悉受壓迫的滋味：“勃朗特姐妹們在她們的時代直接了解壓迫的整個結構;她們知道這種結構，并以自己的方式用力量和勇氣打破了它，使我們所有人都受惠于她們?！?/p>

總之，威廉斯把《簡·愛》解讀為一部帶有激進同情心的文本，這是一場打破傳統的文學改革運動的一部分，為被壓迫者的饑餓、反抗和憤怒發出聲音，并在讀者和人物之間建立了情感紐帶，在異化時代產生了一種新的社區意識。

擁有一切：《簡·愛》中的資產階級紳士

伊格爾頓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著作《權力神話：勃朗特姐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1975）中，對《簡·愛》的意識形態傾向采取了與威廉斯完全不同的方法。他堅持認為，閱讀并思考“文本內部的意識形態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在他看來，夏洛特所有小說的“深層結構”都涉及“兩種模棱兩可、內部分裂的價值觀之間的斗爭”。這種沖突和妥協的結構反映了主導勃朗特姐妹小說世界的，是工業資產階級（企業主）和地主或貴族兩個社會階級之間的緊張和聯盟：

一方面是理性、冷靜、精明的自私自利、精力充沛的個人主義、激進的抗議和反叛的價值觀;另一方面是虔誠、順從、文化、傳統、保守主義的習慣。我稱這些價值模式為“模棱兩可”，因為其中一種元素可能被替換或“轉換”為另一種;而這正是重點……我把夏洛特的小說解讀為“神話”，它們致力于平衡或融合直率的資產階級理性和張揚的浪漫主義，粗暴的舉措和優雅的教養，激情的反叛和謹慎的順從;這些交匯點體現了當代統治階級的土地和工業之間融合和對立的復雜結構。

伊格爾頓認為，勃朗特姐妹作品中資產階級與士紳之間沖突的根本原因，根源于她們家自身不明確的社會地位。父親帕特里克·勃朗特來自一個貧窮的愛爾蘭農民家庭，但努力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成為了英國圣公會牧師。帕特里克的生活是戲劇性的自我創造和自我實現，也深刻體驗到貧窮和統治階級的剝削，同時又適應了作為國教會教士之新地位的“虔誠、服從和保守”。勃朗特家族是一個政治上保守的家庭，但只擁有一個由事業型的社會攀爬者建立起來的微薄經濟基礎。

伊格爾頓說，和勃朗特家的經歷相仿，簡·愛的故事也將通過階級結構自我創造和進步的資產階級道德與繼承、權利和連續性的貴族道德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孤兒的簡，沒有社會身份，像一個資產階級事業家，只身一人在世界上努力，直到她合法地獲得地位和權力。但是，伊格爾頓也提醒我們，簡的命運和她繼承遺產一樣，實際上也是作為貴族成員的社會地位的恢復，是她暫時失去的與生俱來的權利的恢復。艾爾斯一家和里弗斯一家都是“老家庭”;女仆貝茜離開洛伍德時評論說，簡當然是一位‘夫人’。當簡在人生最低谷時，依賴里弗斯一家求得食物和住所時，她仍然責備仆人漢娜，因為她認為簡的社會地位是乞丐。就像伊格爾頓說的“即使在乞丐中，階級也很重要”。因此，簡在階級中的進步并不能被看作是攀登陌生的階梯，而是一個漫長的回歸之旅。事實上，桑菲爾德是書中她唯一覺得是“家”的地方。簡對羅切斯特本能的親緣關系和“靈魂平等”的感情，不過是建立在與低層階級同樣本能距離之上的，這畢竟不是一種激進的同情。相反，簡追求的是與上層社會聯系在一起的“激情的自我實現”，但不是以蔑視資產階級社會習俗為代價的?！逗啞邸肥菍ν瑫r代激情、浪漫的反叛和直率的資產階級倫理之間沖突的復雜和極其矛盾的反映。對于一個職業女性來說，在婚姻的限制之外屈服于激情將“最終弄巧成拙”，這點只要考慮一下被羅切斯特拋棄和鄙視的那些前情婦們的命運，就能看出這句話的意義所在。

因此，伊格爾頓稱夏洛特·勃朗特所有小說的核心人物，往往如簡一樣是一個缺乏或有意割斷了親屬關系的人物，“這給自我留下了一個自由的、空白的、‘前社會’的原子：自由地受到傷害和剝削，但也可以自由地進步，在階級結構中穿越，選擇和建立關系，努力利用自己的才能來蔑視專制或家長制的作風。這些小說深深地被這種資產階級道德所啟發，但還有更多東西涵納在內。因為被連根拔起的離開了家庭的人最終獲得社會地位，是一種立功而得，天生得體?！?/p>

盡管簡似乎試圖擺脫階級結構的束縛，走向基于精神平等的浪漫主義倫理，但她繼續遵守血緣關系和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她拒絕與羅切斯特結婚，直到他們在社會上平等為止。簡最終成為羅切斯特夫人，提升了社會地位，融合進一個“神話的統一體”——資產階級“假斯文協議”與“浪漫激情”之間看似相互競爭的話語。

因此，盡管曾經困頓貧窮，但在社會階級和權力方面簡·愛是擁有一切的。她實現了職業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自主，繼承了一項殖民商業的遺產，獲得經濟獨立，然后結婚成為紳士階層，并產生一個繼承人。伊格爾頓認為，簡所占據的不同地位的這個羅盤，反映出夏洛特·勃朗特小說中彌漫著一種模糊的權力態度，它出現在性領域和政治領域內。事實上，伊格爾頓暗示說，《簡·愛》和夏洛特的其他小說一樣，有一股施虐受虐的暗流，《簡·愛》的中心問題或關鍵主題是順從：“順從是好的，但只是一定程度的，這正是夏洛特·勃朗特小說所探索的，”在那個時代的社會和道德習俗與自我實現之間尋求平衡。

正因為如此，簡在這些對立的欲望之間進行了協商：“夏洛特的主人公想要獨立，但她們也渴望支配;而她們想要支配的欲望也只有他們服從于一種優越的性意愿的沖動相匹配。這種模棱兩可的基本形式是性的形式：既要尊崇又要敬畏，更要行使權力，這以一種奇怪的性別吸引和性別對立的節奏表現出來，也表現在性別角色的一系列逆轉中……這種吸引和對抗、尊敬和支配的同時性是和夏洛特小說中普遍存在的關于權力的模棱兩可相關的。它與被壓迫的被排斥者要求獨立、被動地服從安全的社會秩序、以及對這種秩序的自我毀滅進行報復的相互沖突的愿望平行并嵌在一起?！焙喞^承的遺產和她良好的行為，使她通過這種協商并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爬上了社會等級階梯。

在伊格爾頓的解讀中，簡與羅切斯特結婚的最后勝利，巧妙地將資產階級和貴族的價值觀結合起來，渴望社會變革和社會連續性，搬演了十九世紀初工業資本家和土地紳士階級之間鞏固成一個新統治階級而進行的實際協商。雖然它表達了包括反叛和遵從在內的相互競爭的價值觀，但小說的意識形態最終是鞏固現有的權力結構，而不是搖動它。

伊格爾頓對夏洛特·勃朗特小說的馬克思主義解讀，既贏得了許多人贊賞，也遭來了許多批評者。尤其是女性主義者反對他的分析沒有考慮勃朗特所經歷的女性所受的壓迫，被壓迫的體驗使她和她的女主人公的社會地位更加復雜。伊格爾頓決定將所有小說解讀為社會階級結構的“變異”，而忽視了它們的個體特征。

參考文獻

[1]羅伯特·帕克《文學詮釋方法論》，劉金波等譯，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2018

[2]Raymond Williams，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0

[3]Terry Eagleton，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s London：Macmillan，1975

[4]特里·伊格爾頓，勃朗特姐妹：權力的神話，中信出版社，2019